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文化遗产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3)01－046－050
文化遗产蕴含着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创造能力、地域特色。生物遗传的基础是生命质的基因，文化、社会、自然遗传的基因是遗产，正是这些遗产记载了人类社会变迁和自然发展变化的信息，遗产的保护，与动植物基因的保护一样极为重要，事关一个民族的传承和强盛，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是民族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基础，是民族认同感提升的前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指物质性的、物态化的、凝固静态的文化遗存，是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石刻、壁画、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的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的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非物质的”、“口头相承的”，有时甚至是无形的，如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民俗文化、民族艺术等，是指以各种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代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及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如歌吁、庙会、传统节日庆典等)。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尤为重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相互宽容、协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于1998年通过决议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目前，我国的昆曲、古琴艺术、中国书法、新疆的木卡姆和与蒙古国联合申办的蒙古长调、《格萨尔》史诗、端午节、中国剪纸、京剧等34个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世界上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最多的国家。从2006年起，确定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文化遗产日”。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远见，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2011年6月11日是我国第六个文化遗产日，活动主题为：“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从2006年6月10日，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提出的“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到今天的“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我国文化保护已从“根”的唤醒提升为“美”的追求。
然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现象比较严重，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后继乏人，资源流失状况严重，许多遗产处于自灭状态。同时，一些遗产虽然得到了政府、社会、学界的重视，但“重开发轻保护”现象严重，过分包装和无度无序地开发表面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更是一种破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大声疾呼：“在我们快速融入世界而文化重心发生倾斜的时候，如果没有‘唐装’与‘中国结’，我们从哪里去寻找心理重心？从这点上说明民间文化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有多大。一个地方流失了自己的民间文化，便会失去历史的根脉与精神；因为真正的历史是最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民间文化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根本的性格和情感。”[1]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对于文化遗产的论述
细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关于文化遗产的论述并不是很多，但却表现出了鲜明的立场和观点。
(一)认同和保护文化遗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遗产的总的责任
恩格斯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中说到工人总有一天要暴力夺取政权时，警慎地提醒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各个国家的制度、风俗和传统。”[2]18卷，179
马克思对民间诗的态度非常珍重，艾希霍夫的《斯拉夫人的语言文学史》表现了对民间诗的不敬态度，马克思对此表示憎恶，认为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对《伊戈尔远征记》则大加赞同，认为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在1856年3月5日于伦敦与恩格斯的信中说到“我从民间诗(除了《阿德尔贝的祈祷》对圣母的之外，波兰人根本没有民间诗)里还找到：格策、卡佩尔的作品。”[2]29卷，23表现出对民间诗发现的喜悦，从用词上可看出对民间诗的珍惜态度。
恩格斯亲自把英国民歌《布雷的牧师》译成德文全文写出，认为它之所以在英国备受欢迎一直流传主要是因为其出色的调子，而且“对于我们德国的情况来说，这首歌也丝毫没有过时。”[2]19卷，344
恩格斯十分关心手工行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其他劳动部门》[2]21卷，475中专门对“陶器工”、“缝纫工”、“花边工”、“剪绒工”等手工行业的生活状况、身体状况、收入状况、医疗状况等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分析，给予关照。还设立了“纽沙特尔各行业的支部——细木工、套匣制造工和雕刻匠和花饰瓦工的支部。”[2]18卷，47为民间工艺的发展提供组织保障，这是至今都难得的。
列宁赞同手工艺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说道：“首先使她们醉心的是各种色彩鲜艳的印花布、头巾、毛织花披巾之类的美丽什物……”[3]1卷，971918年9月19日，列宁颁布苏维埃政权《人民委员会关于禁止把有特殊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物品运出国外和向国外出售的法令》：“为制止有特殊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物品运出国外，以免使人民的文化珍宝受到损失，人民委员会决定：如果没有国民教育人民委员会彼得格勒、莫斯科博物馆管理和艺术品文物保护委员会的许可，或者该委员会授予全权的机构许可，禁止任何人从共和国内任何地方把艺术品和文物运出国外和向国外出售。外贸人民委员会只有经过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长会的预先批准同意，方可发给文物和艺术品运出国境的许可证。……不执行本法令者，应严格根据革命法律追究责任，直至没收全部财产和处以法律。”(《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三卷，第352—354页)
(二)批判地继承和吸收文化遗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遗产的总的纲领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恩格斯这里讲的是哲学，实际上任何一个文化领域都是这样，它们的发展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资料出发，都必须把前人的思想资料作为发展的前提。
(三)改造与创新文化遗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遗产的总的原则
列宁说过：“艺术不是博物馆的艺术，而是有实效的艺术——戏剧、文学、音乐，所以应该用细心的态度来推动他们快速地向前发展，使之符合新的需要。对新现象有所选择。”[4]1卷，97
斯大林在《论东方民族文学的政治任务》中说道：“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赋予它内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5]7卷，117
毛泽东重视推陈出新，注重民间文化的保护与创新，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明确提出：“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还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加以改造。”[6]3卷，1012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加以超越而发展起来的。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引导
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朱立元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基本思想提出了六个字：选择、激活、对接。有学者提出“我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所以无法令人满意，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不是直接关注当下的文化以及社会现实。”
今天，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成为当下的社会现实，选择马克思文艺理论，与其对接从而激活，这是我们应探索的路径。应该把马克思主义放在文化保护的当今语境中进行研究，挖掘其民间性、民族性，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性，不仅仅是革命性，同时也能够提高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水平，提升大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高度，从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保护和建设理论。
(一)从不平衡理论看文化遗产面临困境的必然性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在中国逐渐兴起并成为一种时尚。然而，这里的文化主要指时尚文化、媒体文化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新媒体的竞相争锋，新时尚的不断涌现，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追新逐奇，遭受着影视、网络、动漫、电玩、MP3等电子器械的围攻下，对非物质文化却是无知、漠视。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提出“两种民族文化的学说”，不仅有体现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民族文化，而且也有一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而且是占支配的地位。被统治阶级文化必然受统治阶级论的支配，打上统治阶级思想的烙印。”
今天我们国度的文化可以对应列宁提出的两种民族文化，尽管性质不同，但有相似之处。相比而言，流行时尚文化在国人的视线中明显占有优势，属于强势文化。之所以强势，是因为新潮，研究人之多，规模之大，竟然形成一种“热”。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其传统，似乎保守则往往遭国人漠视，属于底层的弱势文化。尽管现在政府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得很响，但从事于民间文化的人仍然是少而又能少，尤其是年轻人则更多地倾向于流行时尚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坚守难以保证。有些人即使身在民间文化，而心却也在流行文化中，使文化的传承难以进行。
从不平衡生产理论来看，马克思指出：“关于艺术，大家都知道，它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非但不促进艺术的繁荣，反而阻滞和妨碍艺术的发展或造成艺术的堕落和畸变。另一种情况是经济落后、物质生产发展水平低下的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内却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原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轨迹，它们典型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从其总的历史发展线索来看，非物质文化其所谓的繁荣绝不是物质生产水平较高的当今社会，而是较多地出现在生产力落后的过去。新的世纪，随着传媒形式的多样性，有些艺术形式几乎绝迹。早期节庆时日，社戏活动丰富多彩，演员表演到位，观众看得入迷，场面之大，人数之多，成为城镇，尤其是乡村娱乐的最重要形式。现在许多的戏团早已解散，有的也是名存实亡。大同地方“耍孩儿”剧团，现在是“天下独一团”。许多小戏早已沦为公园小亭的片断式娱乐，更难说有后继之人。很明显，它们的存在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手工作坊式的劳动方式，娱乐媒介形式少，各类生产工种单一等。“手工业的资本化排挤了家庭工艺品的生产。”[3]1卷，98当今社会是高科技的社会，信息化、媒介化、时尚化、机器化，人们是要紧跟时代的，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尽管也可谓是艺术创造，但似乎总给人一种落伍之感。所以，一些非物质文化被淘汰也是必然的，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
(二)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看文化遗产发展的可能性
“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看，生产为消费提出和创造对象，生产还使消费得以完成。从消费对生产的关系来说，只有在消费中才能使生产的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而且消费还为生产提出新的需要，通过培养和树立消费观念上的内在动机，为生产创造出新的动力和目的。现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这种艺术生产的人少，但消费的人更少，如一种传统手工艺，一种地方剧种等，从内容到形式、从技巧到方法，都难以创新，难上规模，难以与时俱进。所以，难以消费也难以促进生产。更何况在当今知识爆炸、新信息不断出现的时代，人们从心里愿意接受新潮思想，目光更善于聚焦新的现象。
中国有一个魂，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之魂！保护她，发扬她，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活着的理由。把非物质文化放在大众的视线中任其自流是不负责任的。如何让其走进时代，社会保障、学术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可以提升文化保护的理念，提高文化的品位，促使文化的传承，确保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对于非物质文化作为艺术生产的性质，保持其个性，可以保护其生产的传承性，更要保护其开拓性，不要为保护而保护，必然焕发出活力，因为它是活的文化。新的生产决定新的消费，而新的消费必将促进更新的生产。
面向大众的宣传普及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工作。要通过广泛、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使更多的人了解、喜爱传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改造和发展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风俗、礼仪，充分发挥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功能，开展丰富多样、健康有益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使用高新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图文声像相结合的全方位记录、普查、传播、整理、分析、储存，建立专门的数据库，使其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载体。
如2008年奥运会，在五环旗下，充分展示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新面貌。从大方面看，把古代与现代结合，把传统文化与高科技手段融会。在激光照映下，光影数字推出倒计时的别致；在电子画卷中展示华夏文明。从小的方面看，颁奖礼服借鉴青花瓷的图案与色彩进行创造，把古代瓷器与现代服装结合起来，美观典雅、古朴时尚。首都博物馆曾举办了《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全国26个省市的55座博物馆献出169件镇馆之宝，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流长与博大。“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以300多件珍贵文物再现中国古代在丝绸织造、瓷器制作、造纸印刷和青铜铸造四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展现中国古代发明创造对世界文明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其他如祥云小屋、老舍茶馆，都充分体现了文化保护、传承与弘扬的意识。流行歌曲《北京欢迎你》，从演唱风格、视频图像制作，糖人、剪纸、风筝、皮影等，都烙下了“中国印”。
(三)从关于希腊神话的论述看文化遗产保护的规范性
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大家都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可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结合我国文化保护现状，马克思关于希腊神话的论述给我们文化遗产保护合理性的启示。
文化遗产由于其独有的性质，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不能忘记它，漠视它，要充分利用它，创造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同时，要充分认识到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这里的“规范”让我们要尊重文化遗产本真，文化保护和创造要把握一个“度”，在保护遗产原貌和真迹的基础上进行开拓，不能歪曲、破坏式地“改造”、仿冒。“高不可及的范本”则要求我们对文化遗产产生敬畏之感，一切神圣的东西是不能随意被亵渎的。这样才能在“真善美”的基础上达到“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的追求。但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恰恰存在突出的问题：借文化遗产保护之名追求经济利益、追逐政绩虚名。于是便往往造成不良结果：一是“申遗热”出现，重金打造，政府荣光；二是对文化遗产做过度的包装性开发，致使所要保护的对象越来越失去其原生状态；三是一旦不能从包装性开发中获利，尤其是在经济投资损失较大的情况下，便会放弃对相关项目的开发和保护，使之重新流入自生自灭的状态。于是一些乱象出现：抢占“名人故里”，修建“山寨”文化。不管是现实还是小说，无论历史还是神话，只要能吸引眼球，吸引投资，拉动GDP，就把他们纳入“文化产业”。网上总结为：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到处安家，女娲遍地开花，诸葛四方显灵。过度商业化改变了保护传承的理念，实际效果是不仅劳民伤财，还有文化伤害、文化贫困和文明愚蠢。我国于2011年6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传承传播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2012年6月9日第七个文化遗产日提出“活态传承、重在落实”。冯骥才先生说：“把遗产挖掘出来进入名录并不是终极目标，真正的保护其实是刚刚开始。这之后，我称之为‘非遗后时代’，这时的重要任务就是科学保护、广泛传播、利用弘扬和学术理论支撑之四方面的工作。”[7]
20世纪末，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文化全球化和同质化的危机日益加剧。在这种形势下，捍卫各民族或族群文化平等、文化独立和文化尊严，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中国政府目前处于文化保护强烈意识中。但树立这种意识不是简单的。中国自20世纪初开始就树起了破传统，追现代的理念。进入新时期，所谓的新，某种程度上，就是以现代性和先进性为最基本的价值和目的。使用洋品成为身份的标记，新新人类成为个性的张扬。我们正处于一个没有文化耐心的时代，否定传统文化，颠覆传统思想，扭曲传统文化名人成为某种时尚。似乎一切都可以娱乐，一切都可以调侃。一个民族必须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不能随随便便地糟蹋自己的文化先贤。任何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和心态健康地民族，都总会有几个不能被恶搞的核心价值人物，总会有几座不能被戏说亵渎的历史丰碑，总会坚守着一些不能移易的原则。我们一定要立足马克思主义思想，立足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和语境原则，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我国文化实践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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