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的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科论文,思想史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0年前，我曾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和《应当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分别刊于山东大学《研究生通讯》1988年第1期、《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两文中提出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的建议。现在看来，重提这一话题仍有必要。
第一，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应在中国民族关系史深入研究基础上占有一席之地，受到重视。只有给予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以应有的位置，才能更好地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只有深入发掘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才能更加丰富中国思想史的内容。
第二，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有助于解决中国民族史及中国民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民族战争的性质、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民族英雄与民族败类、游牧民族南侵之原因、汉族与少数民族相处的模式、历史上疆域的界定、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和亲的类型及特点等若干问题始终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究其原因，除了学者们理论水平的差异、对史料取舍的不同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研究的方法。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仍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建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民族观的具体研究，就会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逐渐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
第三，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可以更好地为当前制定民族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巩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历代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政治家、思想家，几乎都对当时的民族关系有切身体验和深刻认识，形成了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并在民族关系思想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关系思想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积极开展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当今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一些理论借鉴，必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巩固。
第四，繁荣学术研究事业的需要。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思想史等学科受到比较普遍的重视，而作为认识民族关系、民族史以及指导民族政策制定的民族关系思想却没有受到应用的重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还不是太多。这种状况，与大力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形势极不相称。无论就繁荣学术研究事业而言，还是从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需要而言，都有必要建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这一学科。
二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历史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认识的历史，是各个时期几乎所有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大致萌芽于华夏族的形成，成型于春秋战国，发展、丰富于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成熟于隋唐，完善于以后的各个朝代。
尽管比较系统的民族关系思想形成时间略晚一些，但在汉族的前身华夏族（或称夏族、诸夏、华族）形成前后，即有对华夏族与其他部落或部落联盟关系的初步认识。《尔雅·释语》云：“夏，大也。”《尚书正义》释“华夏”一词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这其中已经透露出民族分别的信息。历西周文、武、成三代的史佚所提出的“非我族类，其必心异”（《左传》僖公十五年、《左传》成公四年）的观点，则从另一方面认识当时的民族关系。西周末或稍后的春秋时，华夏族与其它民族的分别更加明显，形成了华夏与“五方之民”的概念。《礼制·王制》云：“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南方曰蛮。“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正义》卷12）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民族战争或民族交往的日益增多，以及夷夏之别的愈益严格，汉族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几乎都对民族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见解，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民族关系思想。如管仲等人提出了“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的观点；孔子等人既提出了“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四年）又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伦语·颜渊》）貌似对立实则统一的观点；孟子等人则提出了东夷之人与西夷之人“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的观点；即使在《吕氏春秋》中，也出现了“善为君者，蛮夷反舌、殊欲、异习皆服之，德厚之”的见解。在这一时期，最典型的民族关系思想莫过于魏绛的和戎论。在魏绛看来，和戎有五利：“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左传》襄公四年）。
两汉时期，一方面在《淮南子》一书中出现了夷夏一圈的思想，班固等史学家的民族关系思想日臻完善，另一方面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政治家也对历史及当时的民族关系进行反思，提出了“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汉书·匈奴传》）等理论见解，说明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得以丰富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时期。这时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对民族关系的认识比汉族政治家还要深刻，既出现了如苻坚所提出的“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以及对夷狄应以“羁糜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晋书·苻坚载记》）等理论观点，也出现了如姚苌所阐述的诚信理论。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以江统为代表的《徙戎论》等深入阐述民族关系的理论文章，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隋唐时期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以隋文帝为代表的建立在民族关系基础之上的君臣一体及威服德怀理论；以长孙晟为代表的“离强合弱”的理论；以唐太宗为代表的“爱之如一”及“诚信”理论；以褚遂良为代表的“先华夏而后夷狄”及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以刘祎之为代表的“皆患夷狄”观；以张柬之为代表的蔑视夷狄观；以陈子昂为代表的“以夷制夷”理论；以魏元忠为代表的“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理论；以狄仁杰为代表的不事四夷、适度而治及“推亡固存”理论；以郭元振为代表的“顺其情，分其势”、不妄受夷狄之惠以及兼顾各方情绪的理论；以唐玄宗为代表的多事四夷理论；以苏颋为代表的灵活羁糜及无为无事理论；以王晙为代表的安置降户理论；以韩愈为代表的以是否知礼仪作为区分民族的理论；以裴光庭为代表的“化流天外”理论；以唐德宗为代表的威信并立理论；以陆贽为代表的理戎之要最在均齐理论；以李绛为代表的和亲理论等等。上述理论既丰富多彩，又有一定深度，突出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成熟程度。
宋元明清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完善及理论总结的时期。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对夷夏之别、诚信、正统与非正统、民族战争、互市、和亲等问题都作过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见解，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明清的帝王也在民族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深刻见解。如明太祖所阐述的“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明太祖实录》卷53）及“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明史·贵州土司传》）等理论观点，明成祖所阐述的“蛮夷与中国无异”（《明太祖实录》卷126）和“华夷本一家”（《明太祖实录》卷264）等理论观点，清雍正帝所阐述的“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大义觉迷录》，载《清史资料》第4集）的理论观点。
三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是一个边缘学科，它作为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一个分支，同时和民族学、社会学、思想史、民族史、边疆史、文化史、宗教学、儒学史、中外关系史等密切相关，因此，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研究范围也比较广泛。举其要者，有如下几个方面。
1.研究各个时期各个阶段民族关系思想形成的条件。如先秦时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与当时民族矛盾比较尖锐、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斗争比较激烈有一定关系。
2.研究各个时期各个阶段民族关系思想的流派。如赵国围绕是否实行“胡服骑射”而展开的大讨论，前秦苻坚时期关于诚信问题、出兵东晋问题的大讨论，北魏孝文帝时期关于迁都等问题的大讨论，唐太宗时期关于安置突厥降户问题的大讨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思想流派。
3.研究各个时期各个阶段民族关系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在当时被接受的程度。
4.研究民族关系思想渊源、发展脉络及演变轨迹。如“爱之如一”、“诚信”及“大一统”等理论都有其思想渊源及演变轨迹。
5.研究民族关系思想的特点、实质、影响及历史局限。无论是汉族政治家、史学家，还是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大都具有一定的特点，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6.研究民族关系思想的深化与完善的过程及方式。
7.研究民族关系思想的实践成效。如传统的羁縻思想、怀柔思想，以夏变夷思想、爱之如一思想、诚信思想等等，都对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及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8.研究各个民族历史人物民族关系思想的矛盾、统一及统一的基础。如唐太宗一方面认为“夷狄亦人”、“亦有人心”，另一方面又认为“夷狄人面兽心”（《资治通鉴》卷197），应对他们时刻保持警惕；一方面强调对少数民族“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资治通鉴》卷198），另一方面又主张对少数民族政权应分化、瓦解，大施离间计；一方面强调“使四夷如一家”、“胡、越一家”，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中国，根本也；四夷，枝叶也”（《资治通鉴》卷195）的命题。唐太宗思想矛盾统一在大一统理论上面。
9.比较各个时期各个阶段民族关系思想的异同，并比较不同民族中民族关系思想的异同。
10.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历史价值及时代意义。如唐太宗民族关系思想的价值，首先在于维持了以唐朝为中心囊括周边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大一统局面；其次唤起了少数民族自尊的觉醒，重现了少数民族人的价值；第三，把当时的道德水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它的时代意义也是多方面的，此不赘述。
11.研究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各个民族政治家、史学家、军事家等代表性人物的具体民族关系思想。这些人物基本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汉族代表人物，二是少数民族代表人物，三是汉化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四是胡化的汉族代表人物。
四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是一个新兴学科，研究方法自然没有固定模式。那么，如何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研究呢？笔者认为：
第一，首先弄清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确切含义，弄清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弄清民族关系思想史与民族学、民族关系史、历史学、思想史等学科的关系。
第二，努力发掘、整理有关民族关系思想史的资料。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可资利用的资料很多，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汉文古籍和档案资料，如各个朝代的正史、野史、杂史、诏书、会要、类书、诗文及变文等。二是少数民族古籍及档案资料，如古突厥儒尼文献资料、回纥文文献资料、藏文文献资料、粟特文献资料等。三是西方、波斯及阿拉伯的文献资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虽然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国内少数民族，但也有如康居、
哒、坚昆、宁远等一部分域外民族，还有如匈奴等跨国民族（匈奴盛世所据地区大部分属于前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匈奴分裂后，南匈奴属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而北匈奴照旧是域外民族，以匈奴整体而言，只能划为跨国民族；突厥的情况同匈奴情况非常类似。参见薛宗正《突厥史》第31页）。所以，国外文献也留下了一些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方面的有价值资料。四是考古材料，包括出土文物和简牍、文书、碑铭等文字资料，如宋元丰七年（1084年）立于今甘肃岷县一通题为《广仁禅院碑》的碑石，碑文不仅提到“传曰用夏变夷，信哉其言乎”，而且总结了历代统治者以夏变夷之理念，内云：“恭惟圣主之服远也，不以羁縻恍忽之道待其人，必全以中国法教驭之。故强之并弱，大之凌小，则有甲兵、刑罚以威之；擅山泽，专障管，则或赋或禄以易之；鸟兽惊骇，则文告期会以束之；闲田沃壤，则置兵募士以耕之；书劳告勤，则金帛爵命以宠之；争讼不决，则置吏案法以平之；知佛而不知戒，则塔庙尊严以示之；日计之不足，岁计之有余，必世而后仁，尽在于是矣。”（张雍：《陇右金石录》卷3）五是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和民间流传的歌谣传说等，这类材料可以生动、真切地反映民族关系思想史的大致面貌，以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客观地说，有关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的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如果将上述几类资料配合利用，必会挖掘出民族关系思想史的丰富内容。但是，眼下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这些资料还没有加以系统的收集与整理。近年来虽然整理出版了一些关于少数民族史方面的资料，但迄今却未见到关于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方面的专题资料问世。因此，努力发掘与整理有关资料，实乃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建立与学科发展的奠基性工作。这需要学术界与实际工作部门做大量工作。
第三，按照汉族和少数民族两个方面详细列出在民族关系思想史领域的代表性人物，然后对这些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从汉族方面来说，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魏绛，鲁国的左丘明；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墨子及其子弟；秦朝的秦始皇、吕不韦；西汉的汉高祖、刘敬、吕后、樊哙、汉文帝、汉景帝、司马相如、晁错、汉武帝、汲黯、刘安、张骞、解忧公主、司马迁、汉元帝、王昭君、甘延寿、萧望之等；东汉的光武帝、邓太后、孟云、班固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统、徐光、杜预、陈寿、常璩、祖逖、桓温、殷浩、范晔、萧子显、冯跋、高欢、崔鸿、魏收等；隋唐时期的隋文帝、长孙晟、高颍、隋炀帝、裴矩、唐太宗、房玄龄、长孙无忌、窦静、魏征、颜师古、杜楚客、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李延寿、刘祎之、陈子昂、狄仁杰、郭元振、唐玄宗、苏颋、王晙、韩愈、杜佑、卢俌、于休烈、裴光庭、唐德宗、李泌、陆贽、李绛、李德裕、高骈、崔安潜等；宋元明清时期的欧阳修、薛宗正、张载、司马光、朱熹、郑樵、文天祥、许衡、胡三省、马端临、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明太祖、明成祖诸帝等。从少数民族这方面来说，两汉时期匈奴的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壶衍鞮单于、虚闾权渠单于、呼韩邪单于、颛渠阏氏、车犁单于、蒲奴单于等；南北朝时期柔然的社
、大檀、吴提、予成等；吐谷浑的伏连筹、夸吕、世伏、诺曷钵等；突厥的木杆可汗、佗钵可汗、沙钵略可汗、启民可汗、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射匮可汗、统叶护可汗、默啜可汗、暾欲谷、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忠、苏禄等等；回纥的菩萨、怀仁可汗、英武可汗、登里可汗、武义成功可汗、保义可汗、崇德可汗等；吐蕃的松赞干布、名悉猎、乞立赞、尚结赞、论恐热等。其他如乌孙的猎骄靡、肥王、乌就屠等；南诏的皮罗阁、异牟寻、酋龙、阁罗凤等；契丹的李尽忠、孙万荣、李失活、可突于、郁于等；奚的李大辅、李鲁苏等；铁勒的夷男等。此外，有一些虽为少数民族，但他们在中原建立了政权，这些人的民族关系思想也颇有特色。如十六国时期的石勒、石虎、慕容、苻坚、苻融、慕容垂、姚苌、姚兴、赫连勃勃等；辽的辽太祖、辽太宗、萧太后等；金的金太祖、金太宗、金世宗等；西夏的李元昊等；元朝的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列、耶律楚材等；清代的世祖、圣祖、世宗、高宗诸帝。另外，一些本为汉族人后来又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他们的特殊经历以及所处的特殊环境，
他们对当时的民族关系也有一些独特认识。如滞留匈奴的中行说，先后投降匈奴的卫律和李陵等。只要我们对上述代表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逐一深入挖掘与研究，就会重现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光辉。
第四，加强学科之间的整合。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作为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分支，又与民族学、思想史、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史、边疆史、文化史、儒学史、中外关系史等密切相关，那么，建立和建设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既需要借助上述学科的研究成果，又需要吸收上述学科中的研究力量。只有依靠上述学科的配合与协调，才能较快地建立起并建设好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换言之，科际整合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建立与建设的捷径。当然，科际整合并非简单切割上述学科的有关部分而加以拼凑，而是要在吸收、消化上述学科的有关理论、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目前，有两条途径可以进行比较有效的科际整合。一是在综合大学或社会科学院建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研究中心”，集中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在有关的系、所开设“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课程，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为这一学科的发展与繁荣打下坚实基础；二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把各个相关学科中有志于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热心于这一学科的实际部门的工作者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一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专家学者在内的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并定期举行有关的培训班、学术研讨会，组织协调专家学者研讨重大的学术问题，以推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进一步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