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地区经济学家论东亚及中国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盛顿论文,东亚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学家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11月至12月本人在华盛顿访问期间，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农业部研究部和美国财政部东亚处的经济学家就当前东亚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一，关于东亚经济危机问题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东亚经济危机自1997年7月爆发， 其后以东亚国家的货币再次大幅度贬值为标志不断加深，从而对全球经济带来了深刻和复杂的影响。引起了华盛顿地区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首先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的关注，在去年两大国际经济组织联合举行的例行年会上，世界银行总裁Wolfenson 就国际货币基金和美国财政部处理东亚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首次公开批评IMF， 指出该组织忽视了东亚国家特殊的结构问题和社会现实，其推行的高利率政策和紧缩的财政政策非但无助于东亚国家问题的解决，而且还进一步恶化了该地区解决危机的环境条件。尤其是高利率政策加剧了该地区的紧缩和失业问题，导致社会的严重不稳定；紧缩的财政政策削弱了该地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为了吸收世界银行批评中的某些正确因素，IMF 在本年度的处理东亚危机的方案中开始放松对危机地区的贷款条件，这首先体现在当年11月份IMF 对印度尼西亚的危机事务处理方面，但要求印度尼西亚当局在降息的过程中采取渐进式的策略。鉴于东亚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客观存在的现实影响和未来的潜在影响，美国政府和美国经济学界对东亚经济危机的走势给予充分关注。据美国财政部东亚处国际经济专家Chin Yin博士介绍，美国为此在一年内数次降息，同时，还劝说欧洲国家降息，甚至不惜向90年代以来一直面对通货膨胀挑战的德国施加压力，推动其带头降息。Chin Yin博士预测，东亚金融危机还将持续5年， 在这期间可能会出现若干小的循环，但很难改变东亚金融危机的长期趋势。因此，美国已经做好应付东亚金融危机的长期准备。
尽管美国经济从总体上受到的影响甚微，1998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保持3.7%的经济增长率， 这同美国经济学家运用产出差距分析法（Output GapAnalysis ）得出的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临界经济增长率高出1个百分点，失业率则降至4.4%的较低水平。 但美国经济依然未能摆脱东亚金融危机对其产生的结构性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在一些同东亚经济关系密切的大公司，尤其是美国西部企业影响最为深重。例如，美国西雅图的一些同日本企业有供货关系的大公司，在1998年10～11月期间，由于受日本经济衰退的影响而大幅度裁员。但是，这些结构性的影响被美国培育起来的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实现的强劲经济增长所抵消。尤其是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劳工的再培训工作，使其顺利地转移到新兴部门，以至于东亚金融危机未能从总体上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从美国经济同东亚金融危机的互动关系来看，90年代以来业已形成的内生型经济增长机制在克服东亚金融危机中开始担当起重要角色。由于计算机及其相关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些产业尽管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但这些产业及其带动的关联产业均属高技术产业，甚至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在经过改造之后大大提高了技术含量，例如美国生产的在感恩节期间上市的Forbear玩具。这些产业本身属于新兴产业， 其发展拉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即便是面向传统产业，但却可以将其纳入内生型经济增长机制。许多美国人士认为，美国走的就是这条“头脑国家”的道路。由此看来，在西方国家主要依靠内生型经济增长机制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如果发展中国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在“肌肉国家”的位置，依靠外延式增长，不仅会内在地产生东亚金融危机式的经济衰退，而且还难以避免东亚金融危机式的外部振荡的影响。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毗邻危机地区并同西方经济保持着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自然引起起了华盛顿地区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于受危机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少学者和学术机构曾作过预测。比较典型的就是IMF 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Chine的预测方案。IMF预测中国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5.5%， Chine的方案为7%，现在看来，后者更接近中国1998年经济增长实绩。但是华盛顿地区经济学界中不少人对中国公布的经济统计指标尚存许多疑虑，甚至有一些机构规定在官方的研究部门应当采用国际组织的统计数据，而不直接采用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应当百倍警惕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时加快改革，从内部消除产生东亚金融危机的体制根源。 世界银行金融发展部高级金融部门专家Hiroshi Tokumaru博士认为，中国的金融系统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将是系统性的，因此应当进行彻底的改革，重点是根据中国金融体制运行的实践，借鉴日本银行的改革经验，通过股份制方式对国有银行进行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提高银行的营运效率，以期从根本上消除中国金融体制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第二，中国加入WTO前景及其他问题。中国加入WTO既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因素，又是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议题。中国加入WTO 的前景和面临的主要障碍，同中美贸易关系又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因此，华盛顿贸易经济学界人士对中国加入WTO问题也怀有浓厚的兴趣。 美国农业部研究部的经济学家王直博士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增强，对外开放无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和技术水平的升级以及国内体制的转轨。但是，中国目前正处在转轨和体制调整期，这一时期国内的各种矛盾相互交错，利益格局变动频繁，任何在开放市场方面走的过快或太远的承诺，都有可能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该学者在相关研究中，运用两个经济模型作为主要的研究手段。第一个是包括中国41个生产部门和10类居民家庭的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第二个是包括由17个国家和18 个生产部门组成的世界生产和贸易的动态递推CGE模型， 用来分析中国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对世界贸易和世界主要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中国没有加入WTO相比，在2005年，即中国加入WTO的各项承诺实现后，中国的实际GDP和福利收入将分别增加1955亿元和1595亿元。 这一收益来源于根据比较优势而重新配置资源所导致的效率提高。另外，中国还可从MFA纳入WTO的框架中获得丰厚的贸易收益。还可通过介入全球性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从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竞争性效益的提高中获益。当然，中国需要在加入谈判中，做出令主要成员满意的承诺。为此，中国可以根据比较优势的原理，扩大部分进口产品的市场准入，以换取中国在出口产品市场上的巨大商业利益，从而解决中国加入WTO问题， 启动几乎陷入停顿的谈判进程。该学者的一项有关中国农产品贸易的计量经济研究显示：中国若根据WTO 关于农产品贸易协议的要求开放中国农产品市场，扩大中国农产品市场准入，可能会导致中国农产品在本国市场的占有份额的下降，由现有的98%下降至92%，减少6个百分点， 而中国可以在加入谈判中索取有出口潜力的工业制成品的商业利益回报，尤其是中国在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出口市场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重大的商业利益，可以在中国加入谈判中采取综合性补偿的方式，求得在市场准入和出口扩大之间的商业利益均衡。
不少美国学者承认中美贸易问题的确构成了中国加入WTO 的主要障碍。因此，处理中美贸易摩擦是解决中国加入WTO的关键问题。目前， 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香港因素。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济学家James Tsao博士曾经作过粗略的匡算，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同香港的贸易总额大体上相当于美国同香港的贸易总额。他认为：这说明中国同美国的贸易关系显著地受到香港因素的影响，而且还说明中国同美国的贸易摩擦不能不考虑香港因素。IMF 的经济学家Thomas Dorsey博士也感受到中美贸易摩擦中香港因素的重要， 并尝试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计算香港因素的权重，但在计算过程又遇到数据获得方面的困难。因此，他建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设计和采用统计指标时，尽可能按照国际普遍使用的标准，主要是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而且还应使统计数据的分类更详尽。这样，便于贸易专家在分析中国同一些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时，通过贸易流量的计量分析，更加科学合理地寻找产生贸易摩擦的根源，为观察和分析贸易摩擦提供更详尽的科学依据。
在探讨中国应付当前东亚金融危机在贸易政策工具方面所作的选择时，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目前采取的是在不贬值名义汇率的同时，贬值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做法是符合实际的。美国农业部经济学者赞同笔者于1998年上半年所作的分析，中国面对东亚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贸易政策的应对措施，在汇率方面应主要运用实际汇率和名义有效汇率政策手段，而非名义汇率手段，它不致带动国际收支中贸易收支之外的其他项目波动。
第三，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企业改革问题。我国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商品市场出现了买方市场的长期发展趋势。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开始重视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的调节作用，几次大幅度发行国债，以期带动最终需求。针对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这一重大转变， IMF财政事务部经济学家马骏博士表示赞同。他认为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有可能对实现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起到积极作用，但应注意实施扩展性财政政策的长期效应，和长期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应具备的环境条件。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繁重的改革任务，改革的最终效应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减少财政收入或扩大财政支出。据IMF 经济学家的粗略计算，仅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就有可能形成沉重的财政包袱，而解决国有银行的财务问题，必须由中国的公共财政注资。假定在不考虑这一因素的前提下，中国的政府财政预算始终保持平衡，而通过政府注资的方式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那么， 政府发行的国债将占中国当年GDP的20%。同时指出，由于中国国有银行的财务资料缺乏透明度，这一计算或许还有不少误差。新西兰政府前财政部长、世界银行“全球改革与公营企业民营化”培训项目“新西兰改革经验主讲人”Ron. RuthRichardson赞赏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同时提醒中国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注意保持政治稳定同经济绩效之间的目标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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