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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1)03-0034-09
李唐开国后，为巩固政权以求久安长治，十分重视从各个朝代的治乱兴亡中总结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制定方针大计的借鉴。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修史。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秘书丞令狐德棻上言倡议：“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1]（《令狐德棻传》）唐高祖很快赞同了这一主张，于武德五年（622年）十一月诏命中书令萧瑀等十七人分工撰写魏、周、隋、齐、梁、陈诸史，并提出了“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通变，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的修史目的和力求真实、“书法无隐”[2]（《苏绰传》）的具体要求，然“瑀等受诏绵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3]（卷六三）。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复勅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继其父德林之业）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继其父察遗稿）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1]（《令狐德棻传》）。至贞观十年（636年）初，《北齐书》五十卷、《周书》五十卷、《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隋书》八十五卷等五史相继告成。贞观十八年（644年），房玄龄又“与中书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至二十年，晋书成，凡一百三十卷”[1]（《房玄龄传》）。而差不多同时，李延寿在其父李大师遗稿之基础上私家著述，删补“宋、齐、梁、陈及魏、齐、周、隋等八代史，谓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1]（《李延寿传》），并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获准流传，列为正史。通常人们所说的“初唐史家”，就是指上述在唐初撰定《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这八部正史的主要编者。史书包罗万有，文学自在论叙之列。唐初史家沿承南朝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的做法，在其史著的文学家专传或合传（即文苑传或文学传）前后的序论中，评述历代文学，发表关于文学的意见。此外，《隋书·经籍志》集部和《梁书》、《陈书》中的帝纪总论也有关于文学批评的论述。各家言论，虽彼此不无小异，然大体相同，在几个重要问题上看法一致或接近，可归入同一思潮。而代表这一文学思潮的主要人物，《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的作者令狐德棻和《隋书》序论及梁、陈、齐三史总论的作者魏徵[1]（《魏徵传》），既雅尚斯文，具有写作才能，于文艺颇为内行；又直接参与政事，是重要的决策人物，与李世民关系甚为密切，秉承了其“以史为鉴”的明确修史目的。因此，他们对于文学的见解，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强烈的现实功利性、透彻的历史纵深感和严格的道德正统性，常常从政治角度立论，而就总体说来，又比较开明通达，不乏远见卓识，看问题比较全面，能注意到文学本身的发展和特点，实质上是唐太宗对文学问题基本看法的进一步发挥和完善，代表着最高统治集团的观点，有直接的“资治”作用。其不仅影响着当时文风的变化，还为有唐一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良好的思想基础，是初唐时期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十分重要的文献。探其壸奥，论其大旨，盖如下述。
一 考论得失，强调文学裨助教化
史家历览成败兴衰，偏长经验总结而短于理论抽象，注重事功和致用。其论文亦率常如此。作《汉书》的班固称，赋的价值是“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4]（《艺文志·诗赋略》）；作《宋略》的裴子野说，宋以后的诗赋“淫文破典，斐尔无功”[5]（《雕虫论》）；作《梁典》的何之元批评梁简文帝的妖艳文章是“政教之厚疵”、“非关政忽，壮夫不为”[6]（《梁典·总论》），并皆具有总结政教得失的意义。唐初的史家因其更兼政治家和文士等多重身份，尤其随时随地把文学问题和政治利益联系起来考虑。即使小而言之，他们也把文学看成是君子志士成人之美、襄益教化的一种“立身之道”[7]（《文学传论》）。《隋书·文学传论》云：“夫文学者，盖人伦之所基欤？是以君子异乎众庶。昔仲尼之论四科，始乎德行，终于文学。斯亦圣人所贵也。”又，同传之序说：“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坎坷而未遇，志郁抑而不伸，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自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写作能力被视为“君子”必须的修养，文章被视为求取知遇、自致青云以至垂世不朽的一种手段。而当他们检阅历史，具体地总结历代文学的得失是非时，自然更加强调文学在“裨赞王道”[8]（《文学传序》），影响社会政治、人心风俗方面的巨大作用。《隋书·文学传序》云：“文之为用，其大矣战！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晋书·文学传序》云：“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梁书·文学传序》云：“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又《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亦云：“范围天地，纲纪人伦，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矣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此外，《北齐书·文苑传序》和抄撮诸史相关序论而成的《北史·文苑传序》等亦有类似的意见，兹不赘复。这些论述虽详略有别，但都普遍一致地以儒家的思想和经典作为根据、归依，认为文学是关系到“经纬天地”和“匡主和民”的大事，不能等闲视之，听之任之。而且，绝大多数史家在强调文学为巩固中央集权制的政权需要服务的同时，大都十分强调正统的礼教观念。
显然，文学为政教服务，这是他们所共同强调的中心论题，其醒目特点是：考虑文学问题的是非得失，主要的并非从文学自身出发，而是着眼于政权的利益，过分看重文学对政治的影响。从而在理论上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魏晋文学自觉后二百余年间，特别是梁、陈之世，被抒写一己情怀、追求娱乐倾向的创作实践严重削弱了的儒家功利文学观的典型形态的高位复归，故变少而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唐初史家所说的“文”，是一个包笼自然万物、五经六艺、词赋风谣的大概念，故曰：“日月扬辉，天文彰矣”[2]（《王褒庾信传论》）；“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9]（《文学传序》）；“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2]（《王褒庾信传论》）；“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9]（《文学传序》）；“小则文理清正，申纾性灵”[8]（《文学传序》）；“制礼作乐，腾实飞声”、“言之不文，岂能行远”[10]（《文苑传序》）。这些言论，认为大自然是文的本源，人的生活、实践、创造是文的另一本源，人的精神世界是“文”的表现对象之一，以及“文”不能脱离一定形式，必须是文与理，声与实的统一，从而对文学与自然、政教及人的精神世界作出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概括的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以此为基础，他们并不把文与道、文与德的问题当作文学的根本问题，而是把“经礼乐，综人伦，纬国家，通古今，述善恶”[8]（《文学传序》）当作文学的本质来论述。换言之，他们既不把“文”看作简单的“载道”、“明道”的工具，也不把“文”看作纯粹的经国治人的手段，而是把“文”的政治性，看作“文”的特殊本质。因而文学为政教服务就不是人为的要求，而是“文”的一种本质表现。“君临天下者”之“敦悦其义”，把它作为治国之术，只是对它的本质、规律的认识和应用。此外，唐初史家对儒家政教的理解，亦更为灵活宽泛，且更多指向现实的社会政治，与李谔、王通等人的狭隘复古教条鲜明对立。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称屈宋以来荀况、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傅毅、张衡、蔡邕、曹植、王粲、陈琳、阮瑀、潘岳、陆机、张华、左思等“斯并高视当世，连衡孔门”。上述表明，唐初史家对文学与政教关系的看法，固多承袭少创新，然其以现实政治为基点所作的理论发挥，仍显示出认识的深入，也反映出建立不久的唐帝国对文学的迫切要求。
二 贻鉴将来，指斥梁陈淫丽文风
唐初史家既视文学为政教之裨助，则用于纵欲、妨害政治、有碍治道，与腐败政治连在一起的文学自在摈斥之列。姚思廉《陈书》卷六《后主本纪》云：“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不存国计，是以朝经堕废，祸生邻国。”并在《文学传》中称道褚介的“不好艳靡”，将为文“不尚浮华，而温雅博赡”的杜之伟列于传首，以资表彰。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云：“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沾滞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原夫两朝（梁、北齐）叔世，俱肆淫声。而齐氏变风，属于弦管（指齐后主高纬爱好哀婉动人的俗乐）；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赞语中又说：“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宁资刊勒。乃眷淫靡，永言丽则，雅以正邦，哀以亡国。”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子山（庾信）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杨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在所有这些批评中，对江左文风指斥得特别深切，并为别的史家广泛称引的是魏徵的批评。他在《梁书·帝纪论》中说：“太宗（萧纲）聪睿过人，神彩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虽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公旦之才，适足以益其骄矜，增其祸患，何补金陵之复没，何救江陵之灭亡哉！”[11]（《敬帝纪》）又，《隋书·经籍志》四《集部总论》云：“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隋书·文学传序》亦云：“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魏晋以来，五言诗成熟、七言诗渐兴、山水诗产生、新体诗（永明体）出现，加之声律说的流行，文笔的区分，文学相对于学术的独立，《文选》、《文心雕龙》、《诗品》等著作的影响，凡此种种均刺激文学之士注重文学本身的特性，造成反动儒家诗教的纯文学观念的形成，造成文学思想、文学形式特别是诗歌体制的更新与改善，以及诗歌艺术上的创作经验的成熟与丰富，文风日趋绮丽。梁武帝萧衍天监（502-519年）末、普通（520-526年）初，徐摛、庾肩吾等变本加厉追逐形式之美，内容由空虚而至于堕落，已存宫体之实。中大通三年（531年）萧纲入主东宫，遂有“宫体”之名。唐初的史家们认为，六朝文学之出现倾斜、发生偏差以致堕废朝经、助促亡国，主要是梁大同（535-546年）以后萧纲萧绎提倡宫体，徐陵、庾信等又大力加以发展。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更是出于纵欲享乐的需要，引狎客对贵妃共赋新诗，采尤艳者被声歌之持以相乐（事见《陈书》卷七《后主沈皇后传》及下引《后主本纪后论》），在文学上追求淫丽。虽然，宫体之作在形式和技巧上“不拘旧体”[11]（《徐摛传》），巩固了永明以来在格律、声韵上取得的成绩并有所发展，而其内容上的“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闱之内”又古已有之——如屈原《招魂》、《大招》，宋玉《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美人赋》等，其中都有侈陈女色以至男女情事之处。即如名儒蔡邕，亦有《协和婚赋》、《青衣赋》；高士陶潜，亦有《闲情赋》。虽然，梁朝之亡实系由于萧衍及重臣朱异之流的昏庸和宗室之间的倾轧残杀所致，萧氏兄弟和徐、庾二人并非不能作壮语、只知道纵情声色的荒淫之君和贵胄文士，他们亦并非风格单一、一成不变的作家，“宫体”一类诗文更不是其作品中的唯一内容——除“宫体”外，萧纲有气格流宕雄浑的《陇西行三首》及清新精致、流丽圆熟的《采莲曲》、《金闺思》、《夜望草飞雁》、《玩汉水》等；萧绎有幽怨婉丽、语浅意深、形式灵动的《荡妇秋思赋》；徐陵有清新自然的写景送别之作《新亭送别应令》，朴实苍老的闲适之作《山斋》，宛转雄劲的边塞乐府《关山月》（其一）；庾信更是“暮年诗赋动江关”[12]（《咏怀古迹》之一），“凌云健笔意纵横”[12]（《戏为六绝句》之一），有《哀江南赋》、《枯树赋》、《咏怀古迹二十七首》等抒写乡关之思、家国之恨的苍凉悲慨之作。但由正统的眼光看去，如萧氏兄弟那样，以“副君之重”、“皇子之豪”[7]（《梁武帝诸子传》）的特殊地位正面提倡，与臣下此倡彼和，大量写作，如人称“跨灶之儿”的徐陵、庾信那样，在声韵格律、对偶用典方面踵事增华，趋于极致，青胜于蓝，以大其体，以至“春坊尽学”[11]（《徐摛传》），一时间蔚为风气，“且变朝野”[7]（《梁本纪总论》），却是史无前例、有伤风化的。至于萧纲写作此类作品如《见内人作卧具》、《咏内人昼眠》、《美人晨妆》、《倡妇情怨》乃至《娈童》这样的性变态色情诗时态度之大胆直率，且公然为之张目，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提出“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放荡”是不受拘检，任性而行的意思，和“形式主义”、“色情”等等了不相涉。单纯的理论意义上的“放荡”主张并无错误，但具体到萧纲本人来说，这种主张又建立在苍白的生活基础和脆弱的思想基础之上，提出这种主张，正在于为其提倡的宫体诗风作理论上的辩护），则更是前所未有，大乖典则。何况梁以后的陈后主既爱好艳诗，又荒淫放纵，其文学上的淫靡与政治的败亡如此广泛地长时间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学思想史上也是第一次。历史以它活生生的事实，为唐初史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鉴戒。于是唐初史家在以共同的历史观来审视文学发展的过程、总结前朝覆亡的教训时，便自然想到“声音之道与政通”、“亡国之音哀以思”[13]（《乐记》的儒家古训，将文运与世运结合起来，不约而同地对大肆煽动“宫体”之风的萧氏兄弟、徐陵、庾信和陈叔宝等大张挞伐，以示儆戒。
唐初史家对江左文风的批判，吸取了刘勰、钟嵘以来的主要意见，有效遏止了宫体的堕落与淫放，对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在思想上有积极的启示意义。有三点值得注意。
1.与政权得失紧密联系在一起
前朝覆亡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辅佐明主、建立万世基业的雄心壮志，决定了唐初史臣考虑问题的态度与方法。面对历史，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这几乎是他们考虑一切问题的思路。因此，他们在批评六朝绮丽文风时，更强调它和那些王朝覆灭的关系，特别是政治家魏徵对于这一点更是反复强调。五史正在修撰过程中的贞观五年，魏徵就在《〈群书治要〉序》中说：“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传闻，饰雕虫之小技，流荡忘返，殊途同致。虽辨周万物，逾失司契之源；术总百端，弥乖得一之旨。”[14]（卷首）这已经透露出了他将要在史书中阐述的对绮靡文风与政权得失关系的看法。在史书中，他更是反复征引前朝败亡的教训作为反对绮丽文风的历史依据，把这个问题表述得更为具体。除了前面提到的外，其《陈书·后主本纪后论》云：“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谈及文风，就谈及国家兴亡问题，把文风和政权的关系，概括得既生动明快、深刻空前，而又雄辩有力，充满哲理与睿智。与此同时，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对六朝之外的隋代文学颇具策略性的批评，则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了同样的态度。《传序》肯定了隋文帝“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的革除南朝文华的措施，对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的实践加以赞扬，并特别指出其《拟饮马长城窟》等诗“并存雅体，归于典制”，“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对炀帝诗本身及其影响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一味阐扬其“词义贞刚”、“归于典制”的“雅音”特色，但对隋炀帝晚年的轻侧艳歌及隋代文学作为南北文风的初融时期“宫商发越，贵于清绮”的“郑声”风调，却有意避而不及，用意乃在于以隋代帝王为太宗皇帝重塑一个在文学方面最为切近的典范。抑正抑反，目的都十分明确，就是为唐太宗政权得失提供有关文学的历史借鉴，希望他不要再蹈梁、陈文学的覆辙，不要再尚淫丽之文，长浇俗之风，以遭乱亡之祸。不独魏徵，令狐德棻、李百药和姚思廉等亦有同样的观点，只不过要表述得委婉些而已。由此可见，唐初史家们都是从政权的角度，即从皇祚永固的角度来考虑文风问题的。他们考虑文风，首先考虑的是刚刚建立的皇朝的利益。这正反映了唐王朝统治阶层对于前车之鉴的深深警惕，这也就是他们反对浮丽文风而要求文学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根本原因，从而就使他们的反对六朝以来的浮丽文风，具有了鲜明的具体的历史内容和特点。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反对绮靡文风，实际上不仅是一个文学的问题，也是其国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唐初史家的上述对于文学与政权得失关系的观点，具有独特的深刻性和新鲜感，比前此文学思想史上的类似观点是一种发展与创新。在他们之前，还没有人把淫放文风和政权得失的关系强调到这么重要的地步。孔子的诗“可以观”[15]（《阳货》）的观点，《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的记载，都只说明从诗风可以看出政治的得失，是以文观政。刘勰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暐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为文则“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16]（《时序》）。他涉及到了文风与社会风貌的关系，十分精辟地论述了文学的时代风格问题。但是，他们都还没有把用文学于纵欲生活与国家的败亡这么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们还没有梁、陈这样的历史教训可供总结。无疑，这是历史为唐初史家提出的独特课题。在文风和政权的得失的关系上，在文学对政权的影响上，初唐史家比他们之前的理论家们的感受要深切得多，认识也深刻得多。
2.与李谔、王通等人对梁陈乃至整个六朝文学的全盘否定有原则区别
历史是复杂的，也是前进的。梁陈文学，一方面存在“舍意问辞，因辞觅态”（注：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一，转引自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243页。），“尚词而病于理”[17]（《诗评》），更无意兴，甚至内容贫乏、情调低下、风格柔靡和艺术上偏重词藻、典故、声律等具体技巧而忽视对审美意象的整体塑造等不良倾向，一贯被后人视为轻绮华靡文风之标本。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重要阶段的六朝文学的一个关键环节，它的重视文学“缘情”本质、讲究艺术形式的华丽、注意多样化的表现方法的运用，又总结了魏晋以来三百余年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新成果和新经验，毫无疑问地对文学发展特别是对近体诗的形成、咏物诗的发展、艺术描写的细腻等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显然，同淫丽文风搅在一起的，是艺术表现手段和技巧的丰富与发展。而文学又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任何力量也无法让它回到独立成科以前的状况去。所以，在反对淫丽文风时，无论是像宇文泰和苏绰、隋文帝和李谔那样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无视建安、正始文学的进步社会内容，置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许多优秀诗人于不顾，持否定一切的态度；还是像王通那样否定文学之审美特性，严重混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以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去取代文学，都是以一种偏颇反对另一种偏颇的倒行逆施，都不能正确反映六朝文学发展的实际，只能使文学发展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重新成为经学的附庸。
唐初史家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在面对和解决既要反对淫丽文风，又必须承认文学发展的事实、汲取艺术上的成就这样一个历史课题时，以实事求是、圆融通达的态度，对梁、陈文学采取了批判、净化、汲收和发展即扬弃的稳妥的方法，既坚决地反对六朝“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的淫丽文风，却又正确区分了重视艺术的形式技巧和片面追求形式美、忽视作品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之不同，能恰当地估计到六朝文学中“缛采郁于云霞，逸响振金余石”的形式美的必要性，把对梁陈文学的批判严格限制在梁大同之后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为代表的“宫体”一类创作内容上的“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闱之内”，从而一方面制止了淫丽文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又给文学艺术技巧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广阔的天地，顺应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避免了李谔、王通否定一切的偏激片面。所以，唐初史家和李谔、王通们虽然同样都是从儒家的政教观点出发批判淫丽文风，但在理性把握的分寸上却不同，因而实质迥异，结果殊悬。
3.与其创作实践和当时人的审美趣味存在矛盾
《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新唐书·陈子昂传》又云：“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陈书·江总传》云：“（江总）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后王所爱幸。多有侧篇，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指唐初）不绝。”可知此类艳靡诗作在唐初仍为人们所爱赏，南朝文学创作的遗风，在那时势力仍很巨大。又，高士廉受诏与魏徵等集文学之士，撰类书《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1]（《高士谦传》），褚亮“贞观中奉敕与诸学士撰《古文章巧言语》以为一卷”[18]（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为属文者提供饾饤獭祭之资；虞世南撰《北堂书钞》一七三卷[1]（《虞世南传》），许敬宗、上官仪等人“采摘古今文章英词丽句，以类相从，号《瑶山玉彩》”[19]（卷五四）五百卷，供当时作文吟诗采摭词藻之用。由这些规定各种题材惯例、汇集各种典故词藻的类书在唐初的勃然兴起，亦可窥见当时文坛之风尚。
唐初史家们虽然从思想上深知绮靡文风的危害，但能言者未必能行，自身却也未能摆脱南朝遗风延播的影响。于修史而言，诚如《旧唐书·房玄龄传》所云：“史馆多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八史的作者几乎无一不是文人，他们好尚词采，除《梁》、《陈》二书纯用散体外，修史多用华美的骈体文字，故闻一多先生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作者！”[20]（2页）不过，姚氏的著作同样是讲究文采的，他的史论也仍未脱尽四六骈文的气息，并对六朝文学颇多推崇。至于文学创作，史臣中也不乏与其超越个人趣味、立足于政治教化的高言谠论相悖者。何焯评云：“郑公（魏徵）立论，虽颇裁大同之淫放（指《隋书·文学传序》批判梁简文帝等的宫体，其语见前），至连绝所长（指诗歌创作），未有不以南朝词人为尸盟耳。”[21]（《严氏纠谬》）而其他唐初史臣，写过宫体诗的亦大有人在。《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即作有《少年行》、《妾薄命》、《火风词》、《寄杨公》、《戏赠潘徐城门迎两新妇》等宫体艳情诗，且屡屡出现“挂缨岂惮宿”[22]（《妾薄命》）、“自有横陈会”[22]（《火风词二首》之二）之类格调低下之语。其《笙赋》写吹笙女之姝丽，又写她奏毕事寝，也全然是宫体格调。赋中还为郑卫之音辩护，说雅郑各有攸宜：“清庙象功，则《韶》、《武》播于金石；良辰欢宴，则郑卫流于管弦。岂无求于变俗，将区分而在焉。”此外，《隋书》诸志的监修之一长孙无忌也是其中之一。
刘师培在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五课丁节“总论”中曾说：“要而论之，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缛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至当时文格所以上变晋、宋而下启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声律说之发明，二曰文笔之区别。”[23]（92页）明乎此，则知醉心形式之风既久既炽，积重难返，而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的进一步发展，又为绮艳文风的继续存在留下了一定空间。唐初虽有史家们理性批判的节制和魏徵《述怀》之类“笔力遒劲”[24]（徐增《而庵诗话》），“骨气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25]（卷一），亦不可能立变其势，移易风气。初唐文坛正忍受着产生新作和新风前的阵痛。
三 裁成义类，肯定文学审美价值
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本身的特点和审美价值也逐渐被史家认识和承认。这主要反映在他们对历代文学的评价和对文学发展未来走向的论述中。如，魏徵《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类的评论，对屈原作品在指出其“冀君觉悟”的讽谏目的和“言己离别愁思，申抒其心”的舒泄愤懑作用的同时，所给予的“气质高丽、雅致清远”的评价；《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谓潘岳、陆机“清辞润乎金石”，以“高致之奇”称（谢）灵运山水兴会之标举，“错综之美”表（颜）延年综缉藻彩之丽密，以“辉焕斌蔚”赞谢玄晖之“藻丽”并沈休文之“富溢”；《隋书·文学传序》称江淹及“北地三才”刑劭辈“缛采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等等，显然都是从审美角度出发的。至于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谓“曹、王、陈、阮，负宏衍之思”，“潘、陆、张、左，擅侈丽之才”，仍然是基于对他们作品审美性质的肯定。又如，令狐德棻提出文学应该“以气为主”、“调远”、“辞巧”[2]（《王褒庾信传论》），就包含着对魏晋六朝发展起来的文学的艺术特征的认识；在魏徵提出的合南北之两长的文学理想中，也要求“掇彼清音”[9]（《文学传序》），并没有摒弃清绮文辞。此外，由唐初史家对宫体诗的谨慎批评，也可间接求证他们对文学审美价值的肯定态度。如魏徵《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谓宫体“清辞巧制”云云，虽意在贬斥其描写艳情、格调低下，但以“清”、“巧”概括其艺术表现，却颇为恰当。固然，宫体诗一类的作品文饰过甚、华艳至极，有“淫放”、“轻险”之弊，有庸俗低下者流，但在艺术上也并不是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有许多只是描绘女性服饰之美丽、歌舞之精妙、神态之动人而已，它们“虽风兴或缺，而篇翰可观”[26]（《序》），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在文学史上有开拓意义。其由讲究声律、对偶，用典不多且避僻，不以使事逞博相高所形成的“清丽”的语言风格，较好地体现了齐、梁文学家如谢脁提出的“圆美流畅”[7]（《王昙首传》）、沈约提出的“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27]（《文章》），以及“言尚易了”[7]（《文学传论》）的审美要求；其对人物的细致观察、体会和描绘，更是创造性地负载着齐梁诗歌理论描写自然风景要求“直寻”、“自然英旨”[28]（《序》），追求“不加雕饰（指雕饰藻彩），而曲写毫芥”[16]（《物色》）的审美追求。可见唐初史家对宫体诗语言运用的优点是有认识的，只是既斥之为亡国之音，对其艺术表现上的长处也就无暇顾及了。
唐初史家毕竟不是文学批评专家，他们对文学审美价值的肯定，固然不及《文心雕龙》系统深入，但比之刘勰时代持相同见解的人还不多的状况，仍然显示出文学思想的发展。其侧重有二。
1.重视“缘情”本质
唐初史家对文情关系、情的涵义及情与政治关系的解释，继承了秦汉儒家所阐明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29]（《乐论》），“发乎情，止乎礼义”[13]（《毛诗序》）等情性与政教统一的原则性观点，并像刘勰、钟嵘那样，肯定、吸收并改造了六朝以来论文、情关系的理论成就。所以，他们固然强调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却没有把文学同经史著作混为一谈，抹煞文学与“情性”（人的思想情感、精神世界）的关系。李延寿《南史·文学传论》引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又，魏徵在《隋书·经籍志》中解释“别集”之名时说：“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在集部总论中又说：“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十分重视文学畅达情志、表现人心灵世界的特点。姚思廉也指出：“夫文者，妙发性灵，独拔怀抱。”[11]（《文学传后论》）强调文学是人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的抒情本质。其他各家论之尤详。例如：“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穷，形言则条流遂广。”[2]（《王褒庾信传论》）“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30]（《文苑传论》）“文之所起，情发于中。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斯固感英灵以特达，非劳心所能致也。”[10]（《文苑传序》）他们不仅认为文学以情为本，文学的风格、体制、艺术构思的情状、特点也都是由“情性”决定的，而且认为“情性”“禀五常之秀”、“顺四时之序”，无所不包，与理相通。从而把“达幽显之情”与“明天人之际”[10]（《文苑传序》）联系起来，在根本上赋予情性、性灵以鲜明的政治内容。因此，在唐初史家看来，人的情性的本质和表现情性的文学作品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为一定时代的政治所决定的。文学本于情性与文学为政教服务，不仅不相矛盾，而且前者是后者的补充和深化，只有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才算全面掌握了文学的本质、规律。
2.好尚文饰之美
唐初史家反对“轻险”、“淫放”的文学，反对文学的形式主义和“华诞”，但也好尚文采、反对忽视形式美的必要性，不赞成质俚无文。如，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虽对传主诋諆甚力，谓为“词赋之罪人”，但同时也指出：“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粃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2]（《王褒庾信传论》）反对苏绰仿古制言的不合时宜和矫枉过正的质木无文。姚思廉虽不止一次指出宫体诗伤于“轻艳”[11]（《简文帝纪》）、“浮艳”[8]（《江总传》），但在论及徐陵时，还是承认其“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8]（《徐陵传》）。可见，唐初史家虽然和苏绰等人一样，也把儒家的六经作为文学的源头、最高范本和理论准则，但他们并不认为六经以后文学日益退化，而是继承刘勰的观点认为文学在不断发展。“时运推移，质文屡变”[2]（《王褒庚信传论》），时代在变，社会风尚在变，个人遭遇不同，因而文学就不能不变。这是文学发展的客观依据。由尚质到尚文，蹈事增华，文体日繁，词采日富，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文学进步的标志。汉魏以后，文体屡变，辞人才子，标能擅美，不仅没有妨碍文学发挥其政教作用，相反，“譬犹六代并凑，易俗之用无爽；九流竞逐，一致之理同归”[2]（《王褒庾信传论》），其精神实质同六经是一致的。因此，文体繁变，词采华茂，风格多样，如同“得玄珠于赤水”，“成万宝于秋实”[10]（《文苑传序》），是前无古人的重大收获。他们这样认识文学的历史，不仅得出了较全面的合乎实际的结论，而且其方法也是可取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方法论，他们才能够比较正确地指出文学改革的方向。
四 究尽通变，要求建立新文风
国家的复归统一和对梁、陈文学的批判，使文学革新开始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要求和普遍的社会要求。顺应这一要求，唐初史家对文学改革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相互提出了建立新文风，创造唐代新文学的意见。
1.斟酌古今
在古今问题上，他们不但主张打破宗经、征圣的框框，“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2]（《王褒庾信传论》），学习、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而且认为“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2]（《王褒庾信传论》），认为继承不是模仿，而是要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熔铸古今，创造新的文学。
2.兼顾文质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抛弃了李谔、王通重质轻文、重道轻艺的观点，既重情志内容、反对淫靡文风，又接受六朝已经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追求文采风华。《南史·文学传论》“放言落纸，气韵天成”，以质文统一为高。《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途，而撮其旨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尚巧。然后……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不单指出文学创作“以气为主，以文传意”的正确途径和“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的美好理想，更提出了调远、旨深、理当、辞巧的全面要求。这些要求，虽然主要的部分并没有超出魏晋六朝人之所论（以气为主的主张，始自曹丕，陆机有所论列；旨深、理当、辞巧、调远亦为刘勰所曾批述），但其文气、辞采、声律并重，则承继了文学自觉之后对文学特质的种种认识，几乎包举了六朝审美理论的全部精华，更显平妥周全。而且，仍不乏富有创意、颇可关注之处。如，“调远”，个中之“调”，本为声调、曲调。魏晋六朝由声中含情、听声察情而及于情调，指声气情貌，仅用于评人。《世说新语》谓“桓宣武平蜀”而“音调英发”[31]（《豪爽篇》）；《诗品》论鲍照“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又论郭泰机、顾恺之、谢世基、顾迈、戴凯五子“气调警拔”[28]（卷中）；《文心雕龙》称阮籍“响逸而调远”[16]（《体性篇》），皆是。令狐氏移之于文，作为对文学的要求提出来，以目前所见史料，似为最早。后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论唐诗发展，即云“景云(710-711)中，颇通远调”[32]（卷四三六），以此为盛唐文学之一重要特征。
3.融会南北
在风格问题上，他们提出了更具时代意义的刚柔相济、南北融合的主张。南、北朝文学，因社会政治状况及历史文化传统等的差别，而形成不同的风格和发展的不均衡，唐初史家首先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他们认为，造成文学发展北不如南的原因主要是由“时运然也”[2]（《王褒庾信传论》）造成的“彼此好尚，互有异同”[9]（《文学传序》）。南朝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较为发达，山水园林亦复秀美，贵族阶级绰有余裕以文学写作和欣赏满足其精神享受的需要。故“宋齐之世，下逮梁初”，有灵运、延年、玄晖、休文“辉焕斌蔚，辞义可观”[9]（《经籍志·集部总论》），江淹、任昉等“学穷书圃，思极人文”[9]（《文学传序》）。与此同时，北方则是“中州版荡，戎狄交侵，僭俗相属，士民涂炭”[2]（《王褒庾信传论》），兵乱积年，戎马倥偬。燕赵文士“迫于仓卒，牵于战争”[2]（《王褒庾信传论》），以写作实用性文字为当务之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9]（《经籍志·集部总论》），少有余暇从事美的文学的创造，是以“竞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文章黜焉”[2]（《王褒庾信传论》），“道尽”[9]（《文学传序》）。加之北朝文学发展较迟，文人的审美修养、创作能力（包括文辞雕琢工夫）相对而言不如南朝，虽有“后魏文帝，颇效属辞”仍是“未能变俗，例皆淳古”[9]（《经籍志·集部总论》），其作品过于简直，尚处于初级阶段，“罕值良宝”[2]（《王褒庾信传论》），未可希风江左。但同时他们又指出了北朝文学的可肯定之处，以政治上的大一统实现之后人们观察、思考问题的新视角，首次对二百余年来南北朝文学的异同得失进行了合乎事实的分析比较：“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实用，文华者宜于歌咏，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9]（《文学传序》）认为南朝作品具有声律谐美、风格清丽的优点，北方文制则以坚确有力，爽直朴实见长，南北文学各有所长。而且，他们还深刻地认识到正是北朝文人或自以为是不足的是其雕琢功夫不如南朝，客观上却避免了过分的堆垛涂饰，形成了“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特色，在一定的场合（尤其是写作公家文书时）反倒成了优点，于南朝某些文人文饰太过之弊有补偏救失的矫治作用。于是他们称赞由南朝进入北朝而“穷南北之胜”[33]（《庾子山集注题辞》）的王褒、庾信是“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2]（《王褒庾信传论》），提出“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9]（《文学传序》）。即取南朝之华美清丽，加之北朝的意理气质，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文质半取、刚柔兼具、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的，与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前所未有的新文学的理想前景。无疑，这是一个洞悉文学发展趋势，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折衷的主张。“折衷也就是转变”[34]（110页），合南北之两长发展起来的盛唐文学正好揭示了这一主张的正确性和预见性。
明人林鸿曰：“上自苏、李，下迄六代、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殊欠秋实。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35]（《凡例》）唐代文学发展历史表明，魏徵们提出的建立新文风的主张，虽然还只是在总结吸收前代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一般原则，对于行将到来的理想的新文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并不清楚；而进一步提出符合它的时代需要的具体要求，也有待于“四杰”和陈子昂等作家的创作实践提供经验，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的逐步完善与成熟，但它确实反映了文学发展的趋势，有效地指导了有唐一代的文学创作。
要之，唐初史家既主张文学有益于政教，反对丽靡文风，遵循儒家诗教传统；又反对对梁、陈文学的全盘否定，重视吸收魏晋以来文学发展、尤其是艺术技巧方面的新成果，尊重文学自身的特点，具有开创进取精神。他们在对待文学的教化作用与艺术特征的关系上，要求斟酌古今、兼重华实、融会南北，持一种比较积极、全面和稳妥的有利于以后文学发展的观点。
前辈先生有言：史家纵览古今，横观各派，他们的见解既注重作历史的变动的探讨，又是由成败兴衰的总结归纳得来，故往往“偏重事功”，“平淡是其所短，宏通是其所长”[36]（98、99页），“史家修史……不重在论文……可是，如果论到的时候，所论的倒是真的文学”[34]（110页）。甚是然也。事实业已证明，作为唐代文学的首次思想准备，唐初史家立足于现实、站在时代前锋位置，以其独到的观察深度、宏通眼光和辩证方法对文学创作中面临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作的理论探讨，以及对文学发展历史所作的总结、对新文学创作的要求，不仅为有唐一代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也给了唐代文学繁荣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认为，没有初唐史家们建设性、先导性和卓有成效的努力，灿烂辉煌的盛、中唐文学的到来是不可想象的。因而，他们的历史功绩应该得到确切的评价和足够的尊重。
收稿日期：2001-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