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政策创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富裕论文,制度论文,根本途径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2)03-0034-03
一、当前贫富差距的实际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贫富差距呈现扩大的态势，这不仅表 现在城镇居民之间，也突出地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至于行业之间的差距的扩 大。
1.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经济学中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工具是基尼系数。基 尼系数越大，收入差距就越大。根据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收入绝对 平均；在0.4以上表示收入绝对不平均。据测算，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96年 为0.424，1997年为0.425，1998年为0.455，已进入绝对不平均区间，且有逐年扩大和 加速之势。据统计，到1999年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59622亿元。在6万亿元存款中，20 %的高收入者拥有了80%，即4.8万亿元；而80%的人口只拥有20%，即1.2万亿元。另据资 料，中国目前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而最贫的29%家 庭收入仅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我国现在仍有约5000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 题。
2.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前，城乡居民的收入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差 距，90年代前期城乡差距明显反弹，中期略有缩小，但1999年城乡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据粗略测算，若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约为3∶1，若只考虑货币收入，差距扩 大为4∶1，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5—6∶1。不仅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其生活消费差距和储蓄存款差距也在扩大，1998年，城镇居民人 均生活消费支出为405元，相当于农村居民的(138元)的2.93倍。
3.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存在扩大趋势。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我国实行的是东部 沿海优先开放开发的战略，东部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相对较好的经济基础，依靠国家 政策的扶持和中西部的支援，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也确确实实拉大 了东部与中、西部之间、沿海省市与内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1986—1999年，全国城 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900元上升为5854元，增长了5.9倍，中部地区增长了5.1倍，西部 地区最慢，增长了4.7倍。增长最快的五个省市依次为上海、广东、北京、浙江、天津 。增长幅度依次为：7.3、7.1、6.8、6.6、6.1倍；增长最慢的五个省市依次为黑龙江 、辽宁、甘肃、宁夏、青海。增长幅度依次为：4.5、4.4、3.9、3.6倍。1998年东部地 区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省份与西部地区收入最低省份的收入之比为2.38∶1，收入最高 的城市与收入最低城市的收入之比为4.88∶1。
4.行业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从职工工资水平来看，行业间工资水平的差距呈逐年 扩大的趋势。1978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达850元 ，是最低行业社会服务业的2.17倍。1999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保险业，最低 行业是农林牧渔业，高低之比为2.49倍。最低行业与最高行业职工工资的绝对差距由19 78年的458元扩大为1999年的7214元，扩大了14.8倍。
上述情况说明，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的趋势已十分明显。正如平均主义背 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样，贫富两极分化也同样背离了按劳分配的 原则，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威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
既然贫富分化问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而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以达 到预防和解决的目的，乃是当今中国经济学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二、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对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贫富悬殊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两部分 人是率先富裕的；一是那些思想观念能跟上时代节拍、不因循守旧，有一技之长的专业 户、科技人员、学者、外国代理、文体特殊人才和高风险领域的执业者等群体(即所谓 的“时代弄潮儿”)，他们合理合法地获得了高收入，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二是 一些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钻政策的空子，通过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偷税漏税、走 私贩私等非法活动而暴富的人们。对于前者应予以保护，对于后者则必须取缔，打击黑 色收入。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调整的加快，社会的贫富问题也在积累，尤 其是那些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而无力自保的贫苦农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甚至连 温饱问题也还未解决；另一方面是那些家庭负担沉重的城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和一部 分退休人员，生活却非常艰难。
当前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改革分配制度的必然性、经 济改革与发展过程的政策真空以及政府宏观调控不到位的因素，而更重要的是各种权钱 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获得的非法收入加剧了贫富悬殊的扩大。
1.贫富差距与分配方式的改变有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分配关系发生了变化。一方 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克服了形式上是按劳分配，实质上是平均主义分配的现象。另 一方面，由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我国的分配方式经历了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 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再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演变过程。特 别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观念的确立，使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逐渐成为个人收入分配 的基础性调节机制。经过这种理论、观念、方式的变革，我国居民收入来源呈多元化， 收入差距也逐渐扩大。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这种使收入差距交替地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个人财产可以作为 生产要素进入市场，能够带来新的收入的条件下，财产占有差距，呈马太效应，即穷者 越穷，富者越富，但这又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
2.贫富悬殊与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的政策真空以及政府调控不到位有关。首先，贫富 悬殊是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的政策真空造成的。从计划经济体制解体到市场经济体制的 正式建立，大约要经过两个阶段，一是过渡阶段，二是建立阶段。前者是以“破”为主 的阶段，计划经济还起主要作用；后者是以“立”为主的阶段，市场经济机制开始发挥 主要作用，市场经济的作用空间不仅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而且开始逐步扩大到公有制 经济范围。一些最早的富翁如个体户，他们凭借良好的机遇，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及政 策的真空而获得较高的收入。并成为当时社会关心的热点。此外，有些改革与发展目标 也与公平目标相冲突。某一改革目标的完成是牺牲另一发展目标为代价。如职工内部股 ，人为地造出一部分高收入者。其次，贫富悬殊是由政府宏观调控不到位而产生的。最 主要的是个人所得税征收流失严重。财税部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个人收入统计资料 ，1998年个人所得税征收300亿元，据有关专家估计漏收600亿元。
3.贫富悬殊扩大的不正常因素。首先是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平等竞争。不平等 竞争表现很多，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一些个别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 或竞争初始条件的不平等分割，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群体或个人则不能， 最终形成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从现实的情况看，影响平等竞争的因素很多，核心问 题是因改革不到位，旧体制遗留的“行政权力”因素严重干扰甚至直接限制市场作用， 此外某些改革政策偏差，如在产业、地区发展方面的差别政策以及在某些领域的“一刀 切”改革，也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不平等竞争，进而形成贫富差距的不合理扩大。
其次，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一是对高收入调节不力。主要原因是缺乏 对收入监控的基本能力，税制及征收、处罚手段也相当无力，致使高收入群体的“逃税 ”或“避税”极为普遍。二是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尽管初步建立了各种扶贫、 基本生活保障、就业援助及最低工资保护等制度，但投入严重不足，管理和执行过程也 存在不少问题，致使相当多贫困者难以获得有效援助。三是许多形式的再分配存在“逆 向调节”特征。这一问题的最突出表现在住房、医疗等福利分配体制。此外，一些税赋 政策的实际结果也不是在缩小差别，而是在扩大差距。
4.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寻租和腐败获得巨额收入的人虽然 只占人口比例的极少数，但是各种寻租、腐败所攫取的收入却占新增居民收入量相当大 的比重。据有关专家估算，仅仅在1990年到1995年的五年间，金融机构流失的利差约为 3000亿元；土地批租中流失的国家应得的减价收益为4000亿元；证券市场中寻求上市、 公款炒股、买卖额度等大约2000亿元；基建工程项目审批，进出口批文倒卖以及一些交 易、采购中行贿等，造成国家、机构、法人的收益或资产流失约5000亿元。其流失主要 是经管公有资产的那部分人手中，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腐败包括的 种类繁多，其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政治腐败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使腐败的领导成为“富豪” ；二是使非法经营者成为暴发户；三是使部分工人沦为贫困户。从近年来破获的领导干 部经济犯罪的重大案件来看，案件所涉及的贪污受贿数额让人触目惊心，不少犯罪干部 侵吞国家财产达几千万亿元，毫无疑问，这类犯罪必将让大批民众的利益受损。
第二，执法部门的领导干部腐败，是影响贫富分化和社会公平的重要因素。当这些干 部利用手中持有的公共权力进行市场交易时，那么无形中将会纵容另一批不法分子的非 法经营，以及非法收入或者偷逃税款等现象。这些不法分子不仅直接危害公共的利益， 而且严重干扰社会再分配的正常秩序，因为大量国家税收收入流入私人的口袋，伴随执 法机关和企业领导的腐败而产生的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对民众的公平承受力打击最大 ，因为它直接动摇了社会公正和信任的最基本准则。这将使民众感觉到迷茫和无所适从 ，无法理解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合法的，一旦这种社会心理蔓延，社会关系将难以协 调，社会秩序的基础也会受到严重冲击。
三、实现共同富裕，制度和政策创新是关键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核心就是一切 为了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也就是要带领人民走共同富裕之路。我国推 行改革开放政策，实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不是要拉大贫富差 距，也不是要通过两极分化的途径来达到经济效益的提高；改革开放和引入市场竞争机 制、最基本的目的是改革以往生产关系中不合理的部分，大力解放生产力，最终实现共 同富裕。它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要实现普遍富裕；二是这种普遍富裕是在不断发展生产 力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我国今后无论是出台发展战略，还是制定调节收入差距的政 策，无疑都要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今后我国宏观层面的基本课题，作为新的制度和政策 投入的重要着力点。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全国可持续均衡发展，达到 共同富裕最终目标的重大战略举措，具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意义。
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机制在缓解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主要 的问题是缺乏一个全国统一的收入再分配的机制和与此相关的系统的有效政策。实现共 同富裕，就要在制度上、政策上进行创新，调节过大的居民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1.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运行进一步市场化。市 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居民收入差距调节的作用机制在于：一是会进一步提高经济 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将“蛋糕”做大，从而增进全体人民的整体福利。二是会进一步 打破不必要的行政垄断，最大限度地消除垄断行业或垄断企业造成的不合理的行业收入 差距。三是会进一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最大限度 地消除“寻租”行为，调节因权钱交易而造成的不平等。四是会有助于进一步加快国有 经济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从而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调节因不同所有制而造成的 收入差距。五是会有助于创造比较公平的市场机会，从而推进人们的机会平等，调节因 机会不平等造成的收入差距。六是会有助于形成比较规范的市场秩序，从而堵住各种市 场漏洞，调节因获取不合法收入而造成的收入差距。
2.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律监督。加强法制和法律监督是当前制度创新的突出重点。要大 力整顿当前不合理的分配秩序，打击非法致富，坚决取缔非法收入，清理灰色收入(合 法不一定合理的收入)。应当说，从我国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看，对违法、非法收入 的界定是清楚的。但近年来，不正当致富、非法致富的问题日益突出，愈来愈引起人们 的不满却得不到有效解决。问题之所以如此甚至更趋严重，也许主要是因为不正当收入 往往与其他灰色收入及合法合理收入裹在一起，甚至与权力本身以及各种复杂的关系网 联在一起，因而对这种收入从真正判定到实施限制(如公款消费)乃至取缔的整个过程( 这一过程当然包括各种管理监督制度的建立健全)可能受到权力、关系的干扰和抵制。 另一方面，对收入分配的这种整合不仅需要加大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力度，还需 要直接进行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此外，也与我们对这种成本的认识不足密 切相关。其实，无论是从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还是从维护市场经济社会 的有序运行考虑，与价格欺诈、偷税漏税、走私贩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为经济社 会秩序乃至政治秩序所可能带来的破坏和损失相比，政府适量增加这种成本投入无疑是 值得的。因此，要依靠法制来治理不正当或非法手段攫取财富的行为。一是通过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减少“权钱交易”和寻租活动；二是进一 步完善打击经济犯罪的法律法规，并提高执法效率，取缔非法收入；三是制定反垄断法 ，整顿不合理的垄断收入，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建立健全财产保护制度。一个经济的增长需要有财富和储蓄积累的支持，而财富和 储蓄的积累来自于社会富裕阶层的形成和扩大。在收入正当的前提下，富裕阶层越大越 好，这也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和目的。中国有着长期的小农经济平均主义的社会心 理和文化观念的积淀，平均主义浪潮很容易冲刷掉财富和储蓄的积累，使经济增长难以 达到“起飞”的临界点，进入不了持续稳定增长的轨道。所以，应当在理论上、文化上 合理解释靠合法收入致富的富裕阶层的社会功能，并在制度上切实有效地保护所有公民 的财产权。这是建设一个民主、富强国家的基础条件。
4.在政策上既要确保合理致富，又要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以维持改革开放与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政府通过合理的税收、财政、产业政策等对居民收入进行调 节是抑制收入差距趋于扩大的重要手段。税收政策可以显著影响个人收入状况，因而税 负公平对于人们的合理致富极为重要。对居民收入直接有调节作用的：一是征收个人收 入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的有力杠杆。但在目前，个人收入所得税依然是 我国税收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从我国缩小居民差距的需要来看，必须强化个人收入累进 税制。二是建立个人财产税制。由于个人现金收入易于隐瞒，造成工资外收入难以统计 和管理，加之目前对现金流量收入统计加以完善的方法和技术相对有限，因此，在一定 时期内，应将个人收入的管理与个人实物财产管理结合起来，逐步开征财产税。三是开 征遗产税、高消费税等措施，对以前由于分配不公造成的财产收入差距逐渐进行调节。 征收遗产税对于避免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缓解并弱化社会成员之间的过分不平等，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四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据测算，目前我国国民收入转 移支付的调节力度不到2%，而发达国家则在20%—30%之间。虽然两者不完全可比，但仍 表明我国财政调节分配的潜力很大。
5.要建立、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解决贫困人员的低收入是一项长期工作，因此必 须从制度上入手，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 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要大力倡导全社会对贫困者的扶持和救助，进一步强 化各项扶贫济困政策措施，以最大的努力帮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先富起来 的地区和个人更有这个责任，要在社会公益事业和扶贫济困上起先富者的作用。
总之，我国当前出现的居民收入贫富分化，必然引起更充分的关注。缩小收入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对我国当前正在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分配制度、分配政策等 进行深入的研究，加强制度、政策创新，加大制度、政策的投入，充分发挥制度、政策 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及其调节机制。否则，要实现 共同富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社会主义优越性也就无法体现。
收稿日期：200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