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中共建国目标的调整（1935—193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共产国际论文,中共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09）12－0105－06
从1935年华北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逐步调整了自己的建国方案，实现了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再到民主共和国的转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并在抗战初期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组织的共产国际发挥了较大的指导作用，以往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建国方案的转变过程论述已较为充分，但对共产国际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则说明不够，笔者试图根据近些年新发现的档案史料，对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互动过程作一探讨。
一、土地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以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实现中国统一
研究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抗战初期建国方案的调整，必须对土地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作一回顾，不然很多问题就无法表述清楚。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举起苏维埃的旗帜，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各地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纷纷建立起来。到1931年10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产生中华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此，中国共产党就以工农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担负起指导和组织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责任，赋予了这个工农共和国以“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和奠定的先声”① 的重大意义。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数次“围剿”，苏区范围不断扩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它在大革命后的革命低潮时期为全国劳苦大众树立了一面胜利的旗帜。这一新生国家政权一诞生就代表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成为工农革命的柱石，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第二，它统一了对全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领导与指挥。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使各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有了共同遵循的章程。第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共产党执掌政权、治国安邦的初步尝试，它不仅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且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
但是，随着日本侵略中国野心的逐步暴露，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越来越上升为主要矛盾。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在中日矛盾逐渐激化的大环境下，工农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显然不能容纳更多的爱国者。这是因为：第一，苏维埃运动的口号，不能适应九一八以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情况下，国内阶级矛盾的地位已经下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第二，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内各阶级的立场也在发生变化，在民族矛盾不明显时不支持革命的阶级、阶层同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大部分都有抗日的要求。包括国民党上层官员在内，思想状态也在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下发生变化。第三，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从本质上来说，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产物，它在建立的时候有其合理成分，但从根本上说，是不适应中国国情的。所以，以上多种因素表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旗帜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但是，直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用以号召国人的革命目标仍是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这从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几次会议可以明显地看出来。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沙窝会议上，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任务，是要不断扩大苏区，强调要创造稳固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个根据地“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它的存在，是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取得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②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取得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还没有改变以苏维埃来统一全中国的愿望，还没有提出能够号召最大多数国人的建国建政的目标。
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问题上一直坚持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旗帜，没有作出改变，这是有其原因的。主要是：第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队伍，以蒋介石为首的大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节节上升的情况下，国民党政权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不断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即使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长征到达陕北以后，蒋介石仍然在日本大军压境、华北危急、中国危急的情况下，调集重兵继续进攻中共军队。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放弃苏维埃政策，转而提出与国民党政权联合的建国方案。第二，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主张是中共从1927年以来就确定了的建国方案，要实现这个大方针的改变必须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谨慎作出决定。而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来，中共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即告中断，几乎无从了解周围世界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长征到达陕北以后，虽然我党已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成功召开了遵义会议，实现了领导班子的调整，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于全局性、方向性的大政方针的改变，毕竟还是要和共产国际商量决定，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是由斯大林决定的指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方针，对于这个方针的改变需要一个较充分的论证，这个政策还会有一段时间的延续。
但是，毕竟民族危机的严重现实摆在代表了中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面前，毕竟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能够容纳的民众空间是有限的，这个建国方案必须作出调整。这种调整随着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共产国际改变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而顺理成章地得到了解决。
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方案
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法西斯势力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起点的出现，从1934年起，共产国际开始重新思考用以指导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第三时期”理论，重新审查以前对东西方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开始从中国革命的教训中认真反思我们党苏维埃的各项政策。在这种大背景下，共产国际开始执行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之相适应，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主张也有了调整。
1935年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作出的决议《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其中第五条规定，“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为此，必须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以反对帝国主义日益加剧的剥削、反对残酷的奴役、驱逐帝国主义者、争取国家的独立；积极参加民族改良派所领导的群众反帝运动，力求在具体的反帝纲领的基础上，同民族革命组织和民族改良组织采取共同的行动。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③ 在这个决议中针对中国反帝统一战线的核心思想是要在中国建立以苏维埃为中心的人民统一战线。
与共产国际策略改变的大背景相适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了更为详细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前的1934年10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给中共中央的信的草稿中，就已经在反思中共在反帝斗争和统一战线方面的政策，提出了在武装保卫祖国的口号下，“利用一切可能的反帝的和诚实的‘爱国’力量、组织和人士”，与一切可能的阶层包括暂时的不稳定的以后可能会退出革命队伍的阶层联合起来的策略④。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战略转变的正式完成。这个宣言公开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包括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在内的一切中国同胞呼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响应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的号召，“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⑤ 虽然在这个宣言里，还是把蒋介石排除在外，但从宣言的整个精神来看，提出建立各党派联合的国防政府，是不可能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排除在外的。这也就预示着中共的建国方案在以后会有更大程度的调整。
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中国共产党逐步调整自己的建国方案，提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方案。
为了尽快向中共中央传达国际的最新指示，还在共产国际七大结束之前，1935年8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遣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即张浩）带电码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国，传达会议精神。1935年11月中旬，林育英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这是自红军长征以后，中央第一次见到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员。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林育英的到来，及时纠正了党的“左”的关门主义政策。瓦窑堡会议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形势最基本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日本侵略的不断加剧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深，国内的各阶级都有抗日爱国的要求；同时中国的苏维埃运动转入了一个新时期，面临新的局面。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会议确定了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定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⑥。这个过程毛泽东曾经提到。毛泽东在1936年1月1日复电朱德，说到国际代表林育英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的指示，“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⑦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对“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设想又作了进一步说明。他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充分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联合的可能，明确提出要改变原来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与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据此以适当地修改我们过去的政策。”⑧
人民共和国仍然由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农为主体，以红军为坚强柱石，其性质与工农共和国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是，人民共和国的阶级基础更加广泛，它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还包括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抗日的分子。“人民共和国”突破了“工农共和国”的阶级构成，阶级基础扩大了，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政权的性质。它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也就是说，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容纳了除蒋介石及其政府和军队以外的所有中国的各个阶级和阶层，这就改变了原来工农民主专政的性质，所以，虽然“人民共和国”前面还冠以“苏维埃”的限定词，但在实践上已经突破了苏维埃政权的思想体系。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背景下，力图不但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而且希望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愿望。这就为团结全国最广大的群众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民主共和国的建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了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目标作为统率全国革命运动的号召，但这个方案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它很快就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共产国际对在中国实行苏维埃政策的否定而被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所取代了。
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共产国际内部及季米特洛夫等人一直在思考对中国的指导方针的问题，根据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及对中国国内各种力量对比变化的分析，共产国际逐步改变在中国实施苏维埃的指导方针。这个重大转变是一步步实现的。而这一转变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如何处理统一战线内部与蒋介石的关系。1935年10月29日，王明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说到，由于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矛盾在加深，蒋介石确信中国共产党“真正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并想改变自己的战线”，为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斗争而努力⑨。在这里，王明向季米特洛夫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是有可能的。时隔半个月之后，1935年11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给吴玉章的信中，要求吴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声明，“号召全国同胞、一切忠诚的爱国者和所有军队不管党派属性和政治信仰的差别，立刻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同斗争！”⑩ 在这个声明以及于本月在莫斯科发表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呼吁书》中，已经不再有反蒋的文字。在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不断研究讨论的基础上，1936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针对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通过了一份专门文件。这份文件分析了中国的形势，指出“组织全民抗日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中心任务，其余的一切都应服从这一任务。”在执政的国民党内，“不能排除国民党内不仅是单个人而且是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整个团体以及国民党的一些组织”，有可能“加入到强大的全民族解放斗争战线中来。”(11) 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正确而彻底地实行统一战线策略，要根据新的形势修改苏维埃宪法，改变苏维埃的一系列政策，使中共的一切政策和活动都服从于武装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捍卫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革命统一的民族革命战争利益。在这里，共产国际建议中共主动调整苏维埃的政策以适应建立统一战线的需要，还注意到了蒋介石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其内部的分化，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原来苏维埃的政策限制，可以说距离苏维埃方针的正式放弃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中，最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在中国实行的苏维埃政策进行了明确的否定。他在1936年7月23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现在在中国，“任务不是扩大苏区和扩充红军，而是要寻找一些机会、一些途径、一些合适的口号和合适的方法，争取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12) 根据季米特洛夫的发言写就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则对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否定表达得非常清楚。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对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的建立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方针提出了异议，建议中共提出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来统一全国的政权。这份电报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同意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强调，建立统一战线的前提是共产党和红军的巩固和扩大。第二，放弃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提出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因为在现阶段只有民主共和国才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保卫中国领土完整和防止中国人民完全沦于殖民奴役。建议中共声明：“主张成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基础上召开全国议会和成立全国国防政府”，“在成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苏区将成为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将参加全国议会并在自己的地区实行为全国确立的民主制度。”(13) 第三，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主要的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该服从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中共的力量不够强大，不可能“同时顺利地进行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14) 还有，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和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
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调整了自己的建国方案，放弃了苏维埃的方针，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建国目标。
在共产国际建议中共中央改变策略的电报发出一个月左右之后，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书中提出，“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向国民党承诺，“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15) 在这里，中共已正式改变了由苏维埃来实现中国统一的意向。中共所主张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16) 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中共中央也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调整，不再提“反蒋抗日”的问题，但也没有完全照搬共产国际“联蒋”的指示，而是加以变通，实行“逼蒋抗日”的总方针，“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17)
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情况下，为集中全国力量抵抗日寇的侵略，推动国内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和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抗日斗争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形势下，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18) 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将成为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在这之后，中共灵活变通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一步步地成熟和完善了民主共和国的思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逼蒋抗日方针的成功实现。1937年2月和3月，共产国际又电告中共中央，建议中共不再提组织各党派联合的国防政府的要求，而是“在承认南京政府为全中国的政府的基础上调整南京中央政府和苏区政府的关系，”(19) 对于三民主义，建议中共提出“愿意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实施而奋斗”。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建议中共改为“真诚渴望与中国各阶层人民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20) 停止内战，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上述建议得到中共中央采纳，1937年2月，中共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团结抗日的建议，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根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形势，对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又作了解释，同意把苏维埃改为中华民国的特区政府，以更适应团结国民党抗日的需要。1937年5月苏区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批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改为民主制。1937年9月22日中共发表宣言，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与国民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12月25日，中共发表愿与国民党合作建国的宣言，表示“共产党不仅诚意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地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地共同建国。”(21) 在国共合作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展一年之后，在1938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抗战的前途是与国民党及各党派共同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22)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为了在抗战时期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与国内第一大党国民党维持团结抗日的局面，对自己的建国方针做出了何等巨大的改变，不但放弃了坚持十年之久的苏维埃方针，提出民主共和国方案，而且按照国民党更易于接受的形式和内容，提出与国民党合作建设一个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的建国策略。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结合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主动放弃了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苏维埃政策，将既定的以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统一中国的目标改为与国民党等其他党派齐心协力赶走侵略者、和衷共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建国目标，将原有的苏维埃工农政权，转变为既包括工农也包括其他抗日阶级和阶层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调整适应了团结国内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促进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调整作出高度评价，号召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土地革命后期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段时间内，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和谐的相互关系。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不再像大革命和苏维埃时期那样采取命令的方式，更多地采取了商量的口吻。中共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也已不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建议采取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态度，而是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灵活地加以变通运用。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共产国际与中国支部实现了比较良性的互动。正是在这种良性互动的过程中，中共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顺利实现了用以号召国人的政权建设总体目标的调整，团结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中国最广大的民众，调动起全民族的抗日力量，最终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
注释：
① 《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1页。
②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529页。
③ 《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载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④ 《王明就党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一事给中共中央的信草稿》，《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68页。
⑤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22页。
⑥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04—610页。
⑦ 《毛泽东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2页。
⑧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⑨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62页。
⑩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吴玉章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64页。
(1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的指示文件草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56－157页。
(12)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31页。
(1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42－243页。
(1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43页。
(15)(16)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3页，第84页。
(17)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9页。
(18)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95页。
(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484页。
(2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就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事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485页。
(21)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12页。
(22) 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33－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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