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文化的当代版图——从“青年文化消失论”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中国青年论文,版图论文,当代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清晰地描绘出中国青年文化的当代版图并非易事，这主要是因为：在各种社会群体中，青年往往是最有活力、最不定型，同时也是最难以言说的群体，一味对其唱衰或力挺都是冒险的事。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在当下中国，某些学者似乎成了坚定的青年文化的“唱衰派”！在他们眼中，当代中国青年似乎是许多问题的源泉和麻烦制造者，那些冠以“80后”或“90后”标题的文章要么对青年人冷嘲热讽，要么在对比和怀旧中感叹“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学者尖锐地提出：青年和青年文化已经消失了！周志强教授的《“青春文化”高开，“青年文化”低走》(以下简称《青春》)就是这样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在《青春》中，作者为青年文化的变迁深感痛惜：“当历史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突然遭遇到一个现实：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青年’，消失了！”“年轻人依旧年轻，但是，‘青年文化’独有的理想主义光辉、启蒙主义冲动和个性主义追求，却已经烟消云散。”“‘青年文化’已经被‘青春文化’替代。”①“青春”与“青年”(14-28岁)②这两个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有很大区别：前者强调的只是生命周期和年龄的自然状态，而后者却暗示着一种重要的社会角色。③《青春》一文对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可谓让人触目惊心！
作为青年文化的关注者，笔者对以周志强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对青年问题的敏锐把握充满敬意，但总觉得包括“青年文化消失论”在内的类似观点存在着不少问题，因而不得不把困惑提出来，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中国青年文化的当代版图
中国当代青年究竟怎么了？中国青年文化的当代版图真的已残缺不全了吗？我们不妨从《青春》一文说起。
对青年文化的“终结”原因，《青春》一文主要归纳出了两个：一个是经济基础：青年人的经济相对独立和物质的丰腴，另一个是文化的“侵蚀”，即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影响。前一点不免让人疑惑，经济相对独立并非当代青年的特有情况，而且也不完全与事实相符(比如青年学生的生活来源依然是父母，“啃老族”也大有人在)，但无论怎样，这与青年文化的消失没有必要的联系；第二点则不无道理(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讨论)，不过，仅仅如此就认为青年“一代不如一代”、“青年文化已经消失”，并将主要原因归咎于大众文化，这就值得商榷了。
这种“青年文化消失论”最大的问题在于：青年人的文化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一个整体，青年文化也从来不是一个单数，不宜进行全称判断。中国当代青年文化的版图是一个绚烂缤纷的景象，是一个多元混杂、相互渗透的结合体，涉及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将青年文化的变迁笼统地描述为“消失”，很可能会忽略青年文化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我们与其说青年文化消失了、大众文化侵蚀了青年文化，不如说是更为丰富的青年文化取代了以往看似单一的青年文化，大众文化正催生、影响和改变着某一种青年文化。
由于青年文化涉及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根据年龄之外的指标，对其进行细分和具体分类，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对青年的理解。这里我们不妨以现代社会中的理想青年角色为参照物，将青年文化分为不同的形态，以便更准确地勾勒出中国青年文化的当代版图。
在现代社会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普遍接受的青年观(即年轻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有不同，就中国现代青年而言，一种理想的青年角色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青年应该是纯洁的，纯粹的，充满生命活力的；第二，青年必须是学习的，为担当社会现代化的特殊角色而作好准备；第三，在个人——社会关系中，青年必须是奉献性的，为民族、国家战斗、献身；第四，青年应该是顺从的，顺应支配价值。④实际上，《青春》一文所强调的青年要具有“理想主义光辉、启蒙主义冲动和个性主义追求”，就是指的是这种青年角色。
如果以这一角色期待作为参照物，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群体)细分为认同文化、亚文化、反文化和负文化。
首先看青年认同文化。这种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对主导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生活观念基本认同，其主要文化资源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近代的民族/国家主义、西方近代主义精神(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个体价值)等，⑤现代中国的青年认同文化(群体)以五四青年、2008年的“火炬一代”、“鸟巢一代”(奥运志愿者)和汶川志愿者为代表。
再看青年亚文化。青年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的和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或支配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附属性文化方式。青年亚文化不是完全认同或者否定、反抗主导文化，而是补充或凸现其忽视的部分，在扮演青年角色时采取的接受方式是“抵抗”，但并不激烈和极端，而是较为温和的“协商”，主要表现在审美、休闲、消费等领域。中国当代的亚文化群体以文革地下写作、“今天”诗派、摇滚乐、王朔小说、恶搞文化、大话文艺、涂鸦文化、行为艺术、粉丝群、动漫迷、残酷青春写作、成长电影、独立电影、段子/短信文化、快闪族等为代表，与西方的亚文化(群体)如“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愤怒的青年”、摇滚乐、朋克、嬉皮士、光头仔、摩登族等遥相呼应。
青年“反文化”(counterculture)是对主导文化或支配文化采取的直接的、政治上的革命性的激进对抗，与“亚文化”相比，“反文化”的目标更明确、更直接，更容易解读，特别指那些富有政治性和革命性的行动，可以说是“亚文化”的极端表现，是对主文化的全面替代，以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2006年台湾地区的红衫军为代表。亚文化和反文化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它们对主导文化抵抗程度以及政治意味的层次不大一样。“反文化”的目标更明确，更直接，更容易解读，是主导文化领域中的一块“飞地”。而“亚文化”往往只提供象征性的抵抗，与父辈文化(parent culture)之间存在着潜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既是对主导文化的否定也是对其的补充，有时还盗用主文化(主导文化和主流文化)的符号形成自己的风格。⑥
负文化是丧失了价值、信念后处于绝望状态而表现出来的放纵的“反常行为”和失范，特点是颓废和放弃价值，以吸毒文化和犯罪文化为代表。
在上述文化形态看，无论哪一种青年文化在当代中国都没有消失，只不过有的属于主流，有的属于支流罢了。毫无疑问，中国当代青年中的反文化和负文化虽然依然存在，在某一个时刻和某些地区甚至有较大的声势和影响，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早已引起过学界的注意。但从整体上看，中国当代反文化和负文化的规模和影响要小得多，不足以代表青年文化。中国当代青年文化的主流是青年认同文化与青年亚文化。⑦
在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版图中，青年认同文化继续扮演着五四以来青年的社会角色。半个世纪以前，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战火中这样写到：“首先，我们得承认：青年总应该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富于正义感，最热情，最纯洁，生活力最充沛的一部分中坚。只要他们看清了事实，他们总是‘见义勇为’，见不义敢于反抗。”⑧这种洪亮而自豪的声音，至今仍然在当代青年中久久回荡。青年认同文化群体的表现，时常让试图用“80后”、“90后”等年龄和世代的标签来含含糊糊地描述青年的人大跌眼镜，看看一届届可敬可爱的青年志愿者，看看央视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节目中的年轻人，看看1999年和2004年反对西方霸权的当代大学生，看看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受挫后，中国留学生李洹在巴黎共和国广场的激情演讲，看看2008年西藏骚乱事件后反对无良媒体的愤怒的青年们，看看汶川地震后涌动的青春诗潮，他们的爱国热情与五四青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的同样是青春的热血，他们身上的理想主义的光芒依然璀璨夺目。《青春》一文对这些现象似乎是轻描淡写，不免让人遗憾。
从青年认同文化那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发现：尽管近三十年来当代青年面对的生存压力和社会难题(如住房、就业等)越来越大，他们所产生的认同危机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简单地用80后、90后这样的“世代”划分的标准来评论青年终究是不太可靠的。年龄确实可以造成一定的代沟，造成青年与父辈之间的隔阂，但这种论点只注重年龄这一维度，把青年文化看成是同质的文化，抹杀了阶层、阶级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其理论缺陷是明显的。正如文化研究学者赫伯迪格所说的那样：“强调代沟，认为青年人和老年人、小孩和父母之间的对立关系，这些说明的缺漏之处在于：我们在其中看不到任何历史特殊性的概念，这些特殊形式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也未做任何说明。”⑨这就是说，“世代”理论的最大弊病正在于对亚文化缺乏“历史特殊性”的说明，它把“文化”看作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特殊性以及意识形态的概念，因此它不能回答许多问题，如：同一世代中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对抗？为什么不同的世代却存在着很多相似性？所谓“80后”、“90后”和“鸟巢一代”其实是一代人，为什么前者被贬斥而后者被褒扬？为什么对同一世代的评价有如此大的差异？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是“世代模式”无力解答的，也是80后、90后等术语的最苍白之处。⑩因此，在评论当代青年文化时它们是应该首先被摒弃的标签。
青年认同文化积极而主动地认同和参与主导文化和政治层面，很大程度上起着稳定社会结构的作用，满足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容易获得主流社会和成人社会的认可、信任和赞许，有利于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理应得到高度重视和肯定。不过，青年亚文化体现了年轻人对青年角色的认同危机，反映了在社会期待和青年主体意识之间的角色冲突，揭示出主导文化的稳定性和青年的超越性之间的矛盾，也有难得的价值。多元的青年文化反映了青年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独立人格，拥有着不同的精神魅力，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其进行一体整合。青年认同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实践、建设、挑战和重建共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他们的浮躁、偏颇和失败都能引发人们的深思，都有可能成为新世纪需要的创造型人才。无论你是管他们叫“80后”还是“90后”，是叫愤青还是闷青，是新新人类还是达人潮人，是作为社会中重要角色的青年依然我行我素地存在着，并没有“衰”，更没有“out”。只不过，当代青年的角色与以往相比更为复杂，更耐人寻味。
需要强调的是，在现实中，青年文化的各板块之间并非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重叠、渗透。青年作为主动性极强的实践主体，在每个板块中的位置也并非是岿然不动，而是灵活多样的，鲜明而单纯的青年社会角色已经不复存在：一个为日本右翼教科书事件而上街游行的大学生同时也可能是日本动漫迷，一位热衷摇滚乐的青年也可能会在奥运志愿者岗位上挥洒汗水。我们在描绘中国青年的当代文化版图时，不应该将青年人的文化行为与作为实践主体的青年割裂开来，而应该尽可能“参与式观察”，多一些代入感，这样才能注意到其中的复杂因素。(11)
二、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的盛行
当代中国青年文化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可能是青年亚文化的盛行。青年亚文化是当代审美文化的奇观，它虽然没有青年认同文化那样获得人们的高度赞同，也没有反文化那样来势汹涌、极具破坏性，但它们惊世骇俗的另类风格同样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按照伯明翰学派的观点，青年亚文化并没有独立于社会政治语境之外，也不是无缘无故地就成了“局外人”(outsides)，它们关注和传达出了阶层、阶级、民族、社会性别等种种关系，是对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和集体经历的问题(贫富分化、失业、拆迁、权力失衡等)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12)因此，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讽刺的绝不仅仅是一部《无极》，而更多地是揭示了各种人群中尚未化解的社会矛盾：草根与大腕，普通观众与广告商、媒体，商贩和城管，中日民族纠葛，农民工与包工头等的矛盾，等等。网络改编歌曲《做人不能太CNN》、《全世界都在笑中国傻》也都从不同方面通过符号想象“解决”了很多社会结构中的家国难题：西方霸权、新殖民主义、国企垄断、腐败蔓延、国贼难防、血汗工厂、购买美国债券、稀土贱卖、国富民穷等等。如果对这些丰富的青年亚文化进行细致的风格解码，我们会有更多的惊喜。
不妨再看青年诗人魏风华的诗《六一：给孩子们》，这首诗歌也属于典型的青年亚文化：(13)
不要相信糖果的甜蜜/不要相信幼儿园里的阿姨/不要相信她们给你的笔/能绘出五彩的蓝图/不要相信星星/要相信第一次反抗/相信你的第一次哭泣/相信木马，它睁着纯洁的眼睛/永远那么大，那么大/在世界面前静静地失神
读罢这首诗不难发觉，诗中弥漫着怀疑、失望、拒绝和抵抗的气息，所体现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与主导文化对青少年的期待大不一样，具有青年亚文化的特征。对诗中的“孩子”来说，糖果、阿姨、画笔、星星无疑是传统、成人、规训、人生设计、前途方向的象征，承担传递主导文化的神圣使命。然而，诗人却连用四个“不要相信”，传达出一种拒绝和叛逆。什么才是值得孩子信赖的东西呢？是“第一次反抗”，对阿姨和成人社会的反抗；是“第一次哭泣”，对世界的失望和排斥；是玩具“木马”，尽管它无生命却有纯洁的眼睛。
这首诗让我们不由想起了北岛的代表作《回答》中那一连串振聋发聩的诗句：“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也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来黑豹乐队那首著名的《无地自容》：“不再相信/相信什么道理/人们已是如此冷漠/不再回忆/回忆什么过去/我不再回忆/回忆什么过去/现在不是从前的我/曾感到过寂寞/也曾被别人冷落/却从未有感觉我无地自容。”和《回答》和《无地自容》一样，《六一：给孩子们》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的某些特点：其一，抵抗性，即代表对主导文化的不认同和挑战，如这首诗隐约暴露出的教育体制中的僵化、刻板、功利以及诚信危机等社会症候所引发的抵抗。其二，这种抵抗是风格化的，主要体现为语言审美形式上的特立独行的象征性抵抗。其三，边缘化，即选择上述生活方式的群体多处在边缘和弱势的位置，这里的“孩子”就是其真实地位的隐喻。
还可以看看近年来兴起的亚文化：“快闪族”(Flash mob，也译作“摩客”、“快闪暴走族”)。这种亚文化的特点是：原本躲藏在电脑背后互不相识的一些年轻男女，瞬间聚集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到麦当劳跳芭蕾舞、到家具店里坐沙发、在购物中心忽然鼓掌起哄、喊口号，然后迅速散去、来去无踪，令旁观者一头雾水，完全摸不着头脑。“快闪族”有非法聚众和扰乱公众秩序之嫌，但由于他们只是象征性的挑战法律，出其不意，来也快去也快，所以又与反文化区别开来。“快闪族”之所以会出现，可以解释为出于对社会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腐败、黑暗的现象义愤而引发的集合行为。比如北京的一次规模不大不小的“快闪族”活动：2003年10月18日下午3点，在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的麦当劳王府井店，一群“快闪族”一起对着柜台大喊三声“我不喜欢”。这次行动，成为了全球化的反麦当劳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14)
作为一种象征性解决方式，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出现的原因比较复杂。青年亚文化有时是代沟的表现，是青年在教育、休闲和娱乐方面与父辈文化差距过大造成的；有时又是意识形态和媒体的产物，是权力阶层和媒体由于道德恐慌而对其夸大和妖魔化处理的结果。从根本上看，亚文化的出现有着深刻和具体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语境。从社会心理学看，青年亚文化来自青少年的认同危机。作为在儿童期与成人期之间的过渡期，青春期是最容易发生认同危机或混乱的时期，正处于自我探索的阶段。“认同”(Ideatity)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代表“青春期自我的最重要的成就”。(15)在不能或不愿解决问题时，一部分青少年采取回避态度，集体性地试图另创一套新的价值系统，如崇尚流行时尚和迷恋共同的偶像，以确认一种集体认同和争取文化空间。这也是亚文化迷(fans，也译作“粉丝”)出现的原因。从更深的社会文化层面看，青年亚文化是弱势群体抵抗霸权的结果，是社会变迁和危机的症候和隐喻，为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社会病灶提供了象征性的“解决方案”，对强势文化、权力阶层进行了符号层面的挑战。在被增长、被满意、被代表、被就业的时代里，只要社会的荒谬继续存在，只要强势文化对次属文化、弱势群体的压迫还存在，只要权力结构还有不合理的、不公正的现象，亚文化就会异军突现，风云再起。
如果从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书的逻辑看，青年亚文化所惯用的方式(如“恶搞”、“快闪”)是普通大众避免直接对抗权力者的反抗形式，是普通青年与权力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方式。因为公开的政治活动代价太高，大众可以用亚文化这种“弱者的武器”来参与公共生活，在日常生活进行“隐蔽”的微观的反抗，底层参与政治的危险性可以降到了最低值。(16)这也可能是青年亚文化在中国当代兴盛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17)
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风格化地揭示当下的文化症候和社会疑难，表现出被强势媒体忽视或不屑表现的普通人情怀，在想象层面上解决需要解决却难以解决的矛盾，无疑具有一定的认知价值。它是消费至上时代中的“噪音”，扰乱商业霸权的顺利实现，为弱势群体赢得文化空间，为“沉默的大多数”提供宣泄渠道，其戏谑的外衣下不乏人文关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青年亚文化出现以来，对美学观念的更新从来都是“希望和危机”同在。如美国学者泰勒？考恩所说：“局外人和被边缘化的少数派常常推动艺术创新。”(18)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分离、差距以及界定都是有时间限定的。今日是亚文化的事物，明天可能会和主流文化沟通、融汇、转化，对其进行文化反哺，被吸收到主导文化中来。任何容不下、不能吸收亚文化的社会是脆弱而迟钝的。
不过，我们也应当冷静地看到，有些青年亚文化由于过于追求搞笑、搞怪、另类，沉迷瞬间快感，肆意肢解传统，容易滑向和变为“负文化”，最终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创新无所作为、无所建树。这不能不时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不是所有的亚文化都具有进步意义和值得肯定的建构意义，都能够赢得敬意。如果亚文化是为解构而解构，在颠覆之后无所建树，以无意义的废墟代替创造性的承担，那么它只能是负文化。如巴赫金所说的“真正的狂欢节的笑”一样，值得赞同的亚文化也应该是“既欢乐兴奋，同时也是冷嘲热讽，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19)亚文化的内部从来不是同质的，特别是在消费文化喧嚣尘上的当下，亚文化的风格更需要区别对待，仔细考量。
三、大众文化：青年文化的终结者还是催化剂？
《青春》将大众文化的兴起作为青年文化衰落和消逝的主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这确实道出了大众文化对青年的强大影响力和改造力。青年无疑是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受众群体，大众文化从来不加掩饰的愉悦性、商业性对当代青年的审美观念、价值观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随着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大众文化的蔓延速度越来越惊人，其解构和建构的能力在中国的影响也与日俱增，也越来越明显地催生或改变着中国的青年文化和文化版图。不过，大众文化与青年文化的关系似乎远非侵蚀与被侵蚀那么简单。退一步说，即使青年文化真的消失了，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也绝非罪魁祸首和终结者，毁灭青年文化的只能是青年自身。
作为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具有强烈的娱乐性和商业性，这似乎与“青年”这一社会角色和青年文化构成了某种冲突。不过，大众文化与各种青年文化形态并非是水火不容，相反，它们常常相互借用和催生。如青年认同文化的杰出代表“情缘黄金少”，他是网络视频《西藏，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份》的作者，一位21岁的海外华人，被誉为“网络世代的民族英雄”，他为了反击西方媒体对“3.14”西藏骚乱的歪曲报道，借用了好莱坞大片《国家公敌》的主题音乐、网络语言等大众文化元素，将其和《新闻联播》的报道结合起来，制作出了震撼人心的网络短片，又依托Youtube这一影响极大的网络媒体传播开来，以一人之力，挑战了整个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西方媒体，短片在2008年3月25日发布后，感动了大量网友，短短20天就达到200万的点击量，一时震惊中外，他发起的这场反击战，被海外华人同胞惊呼为“一场中华民族宣传战线上的人民战争”！有网友认为：“情缘黄金少”比很多人更爱自己的国家，更知道怎么去爱这个国家，更知道怎么去维护这个国家的声誉，而且更有能量、更有战斗力、更有影响力和穿透力。此言不虚！试想，如果没有借用大众文化的元素和传播方式，这部短片很难获得如此的成功。
青年亚文化与大众文化更是密不可分、互动频繁。虽然亚文化起初和本质上属于“小众”文化，不过，这并不妨碍亚文化群借用、盗用大众文化的符号，把不同的文化商品作为未成品和原料，进行拼贴、戏仿和即兴改编。相应地，大众文化也常常从亚文化那里汲取灵感和资本，进行复制和大量生产，形成流行的时尚，如唱片公司对作为摇滚乐亚文化进行挖掘、包装、宣传，完成“收编”和“招安”，然后在市场上大批量推出，迎合青少年消费者的趣味并获利。大众文化也因此具有并增加了一定的抵抗性，成为主导文化和附属文化争夺的战场。如斯图亚特？霍尔认为的那样：大众文化既不是大众的、完整的、自足的和真正的文化，也不是统治阶级实行霸权的场所，而是大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对抗的文化场域，“对抗和斗争”的形式主要有“吸收、歪曲、抵抗和协商和复原”等。(20)亚文化的被收编、亚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相互渗透使得亚文化显得更为复杂而矛盾，也增加了青年文化的阐释难度。
有意思的是，将青年文化的“消失”(其实是多元化)归结于大众文化，这并非是周志强教授的一家之言，这种观点在西方学术史上屡见不鲜。文化研究的开创者——英国学者理查德·霍加特，在《素养的用途》(1957)一书中就曾经有过类似的忧虑。
上世纪50年代末，面对着来势汹涌的美国大众文化，霍加特为工人阶级青年文化的被侵蚀忧心忡忡，他这样挖苦和抨击以“自动点唱机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
“即使与街角上的酒店相比，这种生活方式也完全是一种特别浅薄的、病态的放荡形式，一种熟牛奶弥漫的香味中的精神腐化。”“他们是意志消沉的一族，绝称不上是工人阶级的典范；他们大部分人也许都比上普通人那么聪明，因而他们比其它人更加不加掩饰地破坏大众时尚，他们没有目标，没有雄心，没有防御，没有信仰。”他们是“是没有方向的、看管机器的阶级中驯服的奴隶……这些人是追求享乐的消极的蛮族，他们花3便士坐50马力的公共汽车，花1.8个便士看500万美元制作的电影，他们不仅是一群社会怪人，也是不祥之兆。”(21)
霍加特将美国大众文化看作是大批量生产和复制的东西，是流行一时的、千篇一律的文化，是一种单调的“噪音”，认为大众文化的输入使得工人阶级青少年耽于享乐、意志涣散、浅薄病态、举止怪异、精神空虚，失去了创造的自由，远离了具有活力的工人阶级背景的本真性。
不过，霍加特在严厉地批评“自动电唱机文化”时，他没有预料到，1950年代的自动点唱机对节奏布鲁斯和摇滚乐等新音乐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传播和催生作用，正是酒吧里“点唱机”播放的美国音乐催生了英国本土的工人阶级青年文化：英国摇滚乐(伟大的“披头士”乐队就是由一群利物浦的工人阶级子弟所组成)和著名的“大不列颠入侵”(披头士巡演)。霍加特否定了“点唱机文化”，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工人阶级在接受大众文化时的筛选、抵抗和创造的能力，忽视了青少年能够让大众文化“为我所用”，正如斯图亚特·霍尔后来批评的那样，霍加特“把青年文化的某些方面怪异地视为是再现了新兴的大众文化的最糟糕的结果——它倾向于认为工人阶级的行动和抵抗的活力已经一盘散沙。”(22)这一批评是犀利而到位的，霍加特将大众文化与青年文化对立起来，对受众对大众文化的偏好性、妥协性、对抗性等不同的解读类型估计不足，这一观点至少是保守的，称他为“左派利维斯”一点也不为过。
无独有偶，霍加特式的保守思想在美国学者波斯曼的《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等著作中也一再被发挥，波斯曼认为电视文化、电子媒介和图像文化使得文化精神枯萎，把文化变成了一场滑稽戏，一览无余的信息使得儿童无法被控制，童年存在的基础也被摧毁，童年因此而消逝。从根本上说，这些观点都属于霍尔曾批评过的“文化悲观主义”。中国当下的“青年文化消失论”，虽然和霍加特、波斯曼等学者所持观点的文化语境大不相同，但在保守和悲观这一点上，它们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不可否认，作为研究大众文化的青年学者，周志强教授不乏探索的锐气和理论的创新，(23)但令人奇怪的是，近来当他论述新媒介和青年亚文化时，他的开放立场似乎发生了变化，在后撤中趋于保守。这种姿态可能不只是周教授一个人的，而是一批研究大众文化和青年文化的中国当代学人所共有的。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青年文化的当代版图，如何看待当代大众文化与青年的关系？霍尔在《流行艺术》一书中讨论媒介文化时讲过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不妨一读：
一个原始部落居住在舒适的环境里，亘古不变。所有的孩子在父辈们的传统中被抚养成人，他们被传授如何在清流中摸鱼和猎杀剑齿虎。当下雪后，溪水变浑浊了，剑齿虎也向南迁移了，但部落仍保留着这些传统方式。他们清理出一方溪水，好让孩子们继续抓鱼；他们把老虎的头颅填充进东西，好让孩子们学会打猎。这时一个激进的年轻人去找部落的长老问：为什么孩子们不能被传授在浑水里摸鱼，为什么不能捕杀近来危害乡里的北极熊？但长老愤怒了：我们一贯传授如何在清水里摸鱼，如何打虎，这是经典的科目。况且，要学的课程已经够多的了！(24)
在这则故事里，“部落长老”固守着习俗和惯例，不愿“与时俱进”，也许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守住了“本真的”文化，但是，当“水”越来越混，当“剑齿虎”不再出现，当孩子们渐渐长大，“长老们”所坚守的文化传统是否还能够原封不动地传承呢？“长老们”是否会迷惑不解，既然他们一直在拒绝改变，为什么“传统”仍然在无法阻挡地发生着改变呢？他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和理解当代文化变迁呢？
综上所述，“80后”、“90后”等术语除了具有某种描述意义之外，对青年文化的阐释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当代中国青年文化并非消失了，青年文化的政治维度依然存在，青年文化的版图变得更为斑驳多彩，青年亚文化在其中在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大众文化并非是当代青年文化的终结者，而是更为丰富的青年文化的催生者。从中国青年文化的现状来看，当前中国青年文化内部的关系是复杂甚至混乱的，众多青年认同文化、亚文化、反文化的因子或潜滋暗长，或大肆扩张，都未在文化版图中定位，亟待我们继续追踪调查和坚持民族志式的实证研究。
注释：
①周志强：《“青春文化”高开，“青年文化”低走》，《东方早报》，2009年5月4日。
②国内外对青少年的年龄界定有较大差异，分别是：美国及北美大陆是12-25岁，联合国是15-24岁，港澳台是10-24岁，中国大陆是14-28岁。本文以中国大陆的界定为准。参见黄志坚：《谁是“青年”：关于青年年龄界定的研究报告》，《中国青年研究》，2003年第11期。本文以中国大陆的界定为准。
③人们在谈论“青年”的时候往往在期望着他们扮演某种特殊的社会角色，如我们一般不说“好幼年”和“好老年”，却可以说“好青年”。
④陈映芳：《在角色和非角色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⑤陈映芳：《在角色和非角色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⑥以西方的亚文化和反文化为例，在工作的态度上，亚文化把工作和休闲分得很开，工作就是工作，休闲就是休闲，对主导文化的抵抗主要发生在休闲领域中，但反文化却彻底放弃了工作，把工作视为游戏，这就彻底颠覆了坚持“克己、守时、勤奋”的资本主义清教伦理。Stuart Hall,Tony Jefferson,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Londer:Hutchinson,1976,p.70.
⑦有学者将亚文化和青年文化简单地画上等号，这显然夸大了亚文化在青年文化中所占的比例。于文秀等：《当下文化景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页。
⑧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我们的道路(代序)》，第1页。
⑨Dick Hebdige,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London:Methuen,1979,p73.
⑩参见拙文：《从“世代模式”到“结构模式”——论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2期。
(11)这一点受到了杨苏菲同学的启发，特此致谢。
(12)Phil Cohen,Subcultural Conflict and Woking-class Community,in Stuart Hall,eds,Culture,Media and Language,London:Hutchinson,1980,pp.79-80.
(13)王雪编著：《K文件—不用麻药的请举手》，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4)http://www.blogchina.com/idea2/mob/.关于全球反麦当劳运动，可见[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66页。
(15)[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16)[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17)以2010年中日“钓鱼岛纠纷”中的涂鸦亚文化为例。2010年9月13日早晨，位于天津的日本学校围墙上发现“中国人民不容侵犯”的油漆涂鸦，这属于典型的亚文化。其特点是：通过“仪式抵抗”的形式，不是去占领作为领土实体的“钓鱼岛”，而是占据位于中国大陆的日本学校的“围墙”，象征性地“保卫”中国自己的领土，从此在符号层面上解决悬而未决的“钓鱼岛问题”，以疏泄积郁心中的愤懑。
(18)[美]泰勒·考恩：《商业文化礼赞》，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38页。
(19)[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20)[英]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1981)，戴从容译，见陆扬、王毅主编：《大众文化研究》，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21)Richard Hoggart,The Use of Literacy,New Brunswick(U.S.A)Londer(U.K.),1998,pp 190-191.
(22)Stuart Hall,Tony Jefferson,eds,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Londer; Hutchinson,1976,p19.
(23)参见周志强的《民族认同的狂想与英雄神话的升腾——论萧峰形象的文化蕴涵》(《华文文学》2001年第2期)、《我点击，我存在：网络》(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及在《人民论坛》上发表的系列时评。
(24)Stuart Hall,Paddy Whannel,The Popular Arts(1964),Boston:Beacon Press; New York,Pantheon Books,1967,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