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经济增长与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财政支出论文,结构优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研究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关系时，除财政支出的总量规模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关系外，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与总量政策相比更具有重要的一面，财政支出结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增长效果。在巴罗建立的以政府支出为中心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把政府支出分为政府投资与政府消费支出，认为政府投资会形成资本存量，由于政府投资的存在使经济产生持续的内生增长成为可能；政府消费支出不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但能够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
其实，政府消费支出是否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生产性。在罗默所建立的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由于研究与开发的存在使经济产生持续增长成为可能，稳态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内生的研究开发效率，并且与人力资本成正比。这些消费性的公共物品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而弥补了市场失灵，如Kei Hosoya(2003)在Capoluvo(2000)所建立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上进行了扩展，建立了一个具有医疗卫生支出外部性的模型，在该模型中，稳态的经济率不仅取决于政府支出规模，而且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这种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大小，如果这种公共物品的外部效应很大，则可以实现以较小的政府支出规模实现相同的经济增长效果。在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中，存在纯公共物品与准公共物品之分，不同种类的公共物品具有不同的外部性大小，为此，财政在安排支出项目时，如果能够使支出结构优化，则能够以最低的税收扭曲成本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特别是在实行削减预算赤字时，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显得尤为重要，理想的政策是找出生产力最低的公共支出项目予以削减，对国内和国外私人部门投资具有最大正激励的公共支出项目给予保留。
1998年以来，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局面，中央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能是短期政策，它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已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积极的财政政策必在适时退出，因此，研究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
为研究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我们首先建立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设一个封闭的经济由代表性无限寿命家庭、同质充分竞争性企业与政府所构成，家庭以消费获得效用（不考虑闲暇对劳动的替代）。企业按照完全竞争条件雇拥劳动与租赁资本进行生产，并使其利润最大化。政府实行一次性的比例总税负，并为企业提供公共物品。
1.家庭部门
家庭是在家庭预算约束下最大化由人均消费c(t)（注：为方便，无时间的C与有时间的表示同意，以下变量同。）产生的效用u(c(t))贴现量：
其中：θ为不变替代弹性系数，ρ为贴现率，n为人口增长率，并设初始人口为1，在均衡中劳动力市场出清，家庭获得合意的就业数量，每人在每单位时间提供1单位的劳动服务，每个成人的工资收入等于w(t)，同时，家庭进行资本出租而获利息收入，这样一个家庭所获得的总收入等于劳动收入与资本利息收入之和。对家庭而言，其流量预算约为：
k(t)=w(t)+rk(t)-c(t)-nk（注：K表示资本对时间的导数，以下变量同。）
边界条件保证满足“非蓬齐博弈”(Non Ponzi Game)条件，即家庭不能无限借款以至产生无限效用。
2.企业部门
经济中典型的企业从家庭租借资本、雇佣劳动进行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公共基础设施、司法保障等公共物品由政府进行提供，企业按照一定的比例缴纳税收，税率为τ。
3.政府部门
政府按照一定的比例向企业收取税收，并为企业提供免费的公共物品，
。
在这种分权经济中，企业与家庭面临同样的利率和工资率，经济实现供给与需求平衡，代表性家庭的最终债务为零，根据家庭问题及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及零利润条件在此情况下的宏观经济均衡解如下最大化问题：
解得经济增长率（注：我们可以证明，消费增长率，资本增长率、经济增长以同一比率增长，证明略。）：
可见，长期经济增长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其增长率不仅受政府提供的不同种公共物品产出弹性的影响，而且受不同种公共物品占总支出的比重影响，这说明财政支出结构能够影响经济增长率，客观上，财政支出各个项目存在最优支出比。如果第一种公共物品的产出弹性大于第二种公共物品的产出弹性，但第一种公共物品的支出比重已超过最优值，提高第一种物品的支出比重则会降低经济增长率。我们还可以发现，税收在增长中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只要财政支出规模不超过最优值，正向影响将太子负向影响，提高财政支出规模将有助于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上述两种财政支出项目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扩展建立多种财政支出项目的经济增长模型。
二、长期经济增长与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实证分析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政府投资会形成资本存量，具有生产性，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科学与研究支出能够使技术进步内生化，能够改变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趋势，在其均衡中，经济增长率与研究开发部门的生产率成正比，也与人力资本成正比，教育支出作为科技进步的基础，为科技创新提供了知识积累和人才准备，并为提高劳动力素质提供了智力、体力、道德和健康等方面的培训，卫生支出同样有改善人力资本的特性，因此，这三部分支出在理论上也具有生产性，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但各国的经验分析证明，即使是同一项财政支出在各个国家也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促进作用，如REBELO(1993)利用1970-1988年100个国家的数据和1870-1988年28个国家的历史数据发现，公共交通和通讯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利用43个发展中国家1970-1990年的年度数据，发现资本性支出、交通与通讯支出、卫生、教育与经济增长要么是负相关要么是不显著，只有增加经常性支出份额才具有正而且统计显著的增长效应，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性支出已超过限度而成为非生产性的，这一点正印证了我们所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意义之所在，即理论上，某一项目的财政支出存在一个最优值，即使该项财政支出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很具有产出弹性，但即使超过了最优值，就会变成拥挤性公共物品，产出弹性下降，反而变成了非生产性的公共物品。
1.模型设定及样本数据
为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我们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其形式为：
等为产出弹性。在我国的统计数据中由于预算外支出结构数据不完整。且政府可支配性小，因此，我们这里只研究预算内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把财政支出分为财政投资，生产性财政消费与非生产性财政消费，以考察财政支出各项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中：财政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投资，生产性财政消费包括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卫生事业费、教育事业费支出，预算内财政总支出减去前两项支出为非生产性财政消费支出。我们对上式生产函数方程两边分别取对数，得到我们所估计的生产函数方程为：
其中：K代表资本，L为劳动力，Gl为财政投资支出，GCl为生产性财政消费支出，GC为非生产性财政消费支出。
2.平稳性检验
在具体应用时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为防止伪回归现象的出现，我们首先必须对被检验分析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即是否具有单位根(unite root)。本文采用增长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FuIIer,ADF)的方法进行检验。其主要思想是一个不平稳随机序列
。其变量检验结果如表1：
表1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值
AEG临界值
检验形式
单整阶数
(5%)
(C,T,N)
GDP
-3.1
-3.64
(c,t,2)1
△GDP
-3.14
-3.02
(c,t,1)0
Gi-3.1
-3.6
(c,t,1)1
△Gi
-2.9
-1.9
(0,0,1)0
Gc-0.45
-3.6
(c,t,1)1
△Gc
-2.0
-1.95
(0,0,0)0
GCI
-1.25
-3.6
(c,t,1)1
△GCI
-5.2
-3.0
(c,t,0)0
k -1.99
-3.64
(c,t,1)1
△k
-3.5
-3.01
(c,t,0)0
L -1.11
-3.6
(c,t,0)1
△L
-4.5
-3.01
(c,t,0)0
其中：C为常数项，T为时间趋势项，N为滞后阶数。
从检验结果可知，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而其差分是平稳的，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协整的可能性，即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协整检验
协整(Cointegration)分析是指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表现出平稳性，则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关于协整检验的方法有多种技术模型，主要有恩格尔格兰杰两步法、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JJ法等，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其结果如表2：
表2 协整检验结果
最大特征值
似然比
5%临界值
1%临界值
假设的协整方程数
0.991 240.84
114.90
124.75 None**
0.941 140.83
87.31
96.58
至少一个协整方程**
0.792 81.55
62.99
70.05
至少二个协整方程**
0.723 48.58
42.44
48.45
至少三个协整方程**
0.519 21.62
25.32
30.45
至少四个协整方程
0.258 6.26
12.25
16.26
至少五个协整方程
**代表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代表在5%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从检验结果可知，至少存在四个协整方程，说明这些变量虽然是非平衡变量，但它们却保持着共同的趋势，存在协整关系。
4.协整回归分析
利用SPSS做InGDP对其余变量的回归分析，并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除财政投资GI的VIF值小于10外，其余变量的VIF值均大于10，说明回归方程存在多重共性问题，为克服多重共线性，我们利用主成分技术进行因子浓缩，以减少多重共线性，经分析，可提取三个主成份因子，三个载荷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99.2%，这说明了三个主成分代替了原五个解释变量99.2%的信息，各个变量在三个因子的载荷值如下：
然后我们做对两个因子的回归分析，为克服一阶自相关，我们在方程中加入AR(1)项，回归结果如下：
由结果来看，方程总体解释显著，不存在自相关及异方差现象，各变量t检验在5%水平上显著。方程拟合程度较好。我们把原变量代入上述回归方程进行还原得：
InGDP=9.16+0.211InK-0.014InL-0.095InGI+0.238GCI+0.248GC
由回归结果来看，财政投资与长期经济增长负相关，生产性财政消费（科学、教育、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非生产性财政消费（公检法司支出、农业部门事业费支出等）也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利用我们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及对我国1978-2000年的财政支出项目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实证结论及政策建议：
1.财政投资支出、生产性财政消费、非生产性财政消费、资本、劳动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
2.财政投资（基本建设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说明我国的财政投资支出已超出了最优值，不再具有生产性。根据马拴友(2003)的估算，我国财政投资占GDP的比重最优值为2%，从历史数据来看，我国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占GDP的比重最高为13%，最低值为1.3%，平均值为4%，从政策取向来看，政府应该削减竞争性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增加基础设施等制约经济增长方面的公共支出。
3.生产性财政消费（科学、教育、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说明科学、教育、卫生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缺乏弹性。今后，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努力增加科学、教育、卫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弹性，如改善科研体制，促进科技成果讯速转化为生产力，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增加对农村及偏远地区的教育投入，完善职业教育等。同时，我们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公共卫生支出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如在非典期间所表现的问题正说明了这一点，今后，政府应该结合公共财政的建立，加大对农村医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
4.非生产性财政消费支出也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表现为生产性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说明如果财政增加对公检法、农业部门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等项目的支出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但非生产性财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样表现为无弹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项目的支出规模不足，如公检法方面的支出属于纯公共物品范围，能够为居民提供司法保障，而在我国的基层财政却存在干警发不出工资，缺少办案经费等问题；另一方面存在支出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出效益低下，如人员膨胀、人员经费支出过大等问题，为此，政府今后应该结合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逐步完善我国的分权财政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财政支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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