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为纪念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北大论文,周年论文,为纪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大学于1898年戊戌百日维新运动中建校，初名京师大学堂，其前身是国子监，（注：关于北京大学的前身，迄今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季羡林先生说：“北大所传的正是国子监的衣钵，前身是国子监。”（见《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序》载《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我赞同季先生的说法。参阅拙作《漫议北大的历史定位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民国元年(1912)改名北京大学。从建校至今已整整一百年了。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科学思想体系，从上一世纪末传入中国，至今刚好也有了一百年的历史。（注：中国书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是1899年2月出版的《万国公报》所载《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按我国农历计算，到今年刚好是一百年。）在这一百年的行程中，马克思主义强劲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改变着中国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在中国开始传播、生根、发展的？它又是怎样与中国的国情，与中国的文化、教育结合，发生影响的？这不能不说与北京大学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一、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源头
如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在上一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的。从那时起，在本世纪初和辛亥革命前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写文章和出版刊物等形式，都曾向国人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他们并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篇经典文章（注：见《新世界》1912年第1、3、5、6、8各期所载施仁荣译文，题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注：《民报》、《天义报》等都刊登过《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的译文。）（登载这种译文的原版报刊，在今天北大图书馆中，还能够见到）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条件，马克思主义还只是在一个很狭小的知识分子圈子中流传，它并没有和中国社会相结合，并不为广大中国人民群众所知晓，因而也就谈不上它产生过什么影响。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之后，由于当时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急于求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才从第一次大战的悲惨事实和十月革命胜利的辉煌中，猛然惊醒，看到了隧道尽处的闪光，看到了希望。这正如当时已进入北京大学任职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所说：“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注：《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7、608页。）只是在这时，马克思主义才经由俄国的炮声（注：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来到中国扎根、安家、落户，并急遽地在全国传播开来。而北京大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第一家、第一户，从而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源头。
北京大学为什么会成为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呢？这是因为当时的北大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具有鲜明的开放包容精神，又有一大批怀有强烈求索意识的爱国先进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是一方文明沃土。作为一种新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科学思想体系、必须经过知识分子才能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会很自然地融入北大这一方沃土中，融入北大知识分子群体中而受到广大进步师生的关注与欢迎。马克思主义正是借助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强劲势头，迅速播扬于全国，这是不值得奇怪的。
北京大学第一个（也是中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是李大钊。李大钊于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科，听过日本著名社会主义学者安部矶雄讲授的“社会政策”、“都市问题”等（注：参阅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103页；金安平：《近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浸润，心理上早有了社会主义思想之铺垫；同时，又由于李大钊传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品德，亟具国家民族兴亡的忧患意识，“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注：《李大钊文集》（下），第889页。）因此，当他从日本回到国内，进入北大，置身于这样一个新旧思潮角逐激荡十分剧烈、信息传递极其迅速的校园环境，一旦获悉俄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就立即以其超常的敏感、过人的洞察力，感知到了这次革命的世界性意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实用价值，而发出了欢呼。1918-1919两年间，李大钊连续写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著名论文，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文章中，《庶民的胜利》是李大钊在由北京大学为庆祝协约国胜利而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举行的讲演大会上的讲演（注：《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6日。），刊登在《北大日刊》上；其他几篇，除《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刊登在《言治季刊》外，都分别刊登在由北大师生主编出版发行的《新青年》、《每周评论》上。这样，马克思主义一时成了北大校内一股强劲的思想激流，成了一门时尚的学问。尽管它遭到了旧势力的诋毁、仇视，但却受到了北大广大进步师生的欢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校园内迅猛兴起，北大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正是在李大钊的大力倡导和影响下，从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北京大学学生积极分子和领袖人物，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不少人后来并逐次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聚集在李大钊的周围，对马克思主义作潜心的学习、研究，进行热烈的讨论。一位参与其事的北大学生，对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形，曾作过如下描述性的回忆：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想的发祥地”；“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馆主任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认真。……一九二零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注：张国焘：《我的回忆》(1)，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11月印刷，第81－83页。）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真实可信的。
为了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引向深入，北大一批精英学生，在李大钊指导下，经过长时间秘密酝酿，于1920年3月，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有组织有计划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无论在北大、以至全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北京共产党支部为了征集会员，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决定把这个“研究会”在北大校内完全公开，并在《北大日刊》上刊出《启事》。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今录全文如下：
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注：《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7日。）
马克斯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底价值，用不着这里多说了。但是我们愿意研究他的同志，现在大家都觉得有两层缺憾：（一）关于这类的著作博大精深，便是他们德意志人对此尚且有“皓首穷经”的感想，何况我们研究的时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究是件比较不甚容易完成的事业了。（二）搜集此项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重要的先务。但是现在图书馆底简单的设备，实不能应我们的要求；个人藏书，因经济底限制，也是一样的贫乏，那么，关于书籍一项，也是个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们根据这两个要求，所以各人都觉得应有一个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祛除事实上的困难，上年三月间便发起了这一个研究会。
现在我们已有同志十九人了。筹集了百二十元的购书费，至少要购备《马克斯全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各一份。各书现已陆续寄到，并且马上就要找定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会、讨论的用。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
现在谨致意校内外的同志们，盼望你们热心的赞助，并欢迎你们加入共同研究。今将我们暂拟的几行规约写在下面：
一、本会叫做“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
二、对于马克斯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情愿，但须经会中认可。
三、研究的方法分四项：
——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
——讨论会；
——讲演会；
——编译、刊印《马克斯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
四、本会设书记二人，担任购置、管理和分配书籍事务。
五、会员有分担购置书籍费的义务。
六、本会书籍，会员得自由借阅，但须限期缴还。
如会外人想借阅时，须经本会特别许可，并交纳保证金。
通讯处：（一）北京大学第一院王有德君
（二）北京大学西斋罗章龙君
发起人：高崇焕 王有德 邓中夏 罗章龙
吴汝明 黄绍谷 王复生 黄日葵
李骏 杨人杞 李梅羹 吴容沧
刘仁静 范鸿劼 宋天放 高尚德
何孟宏 朱务善 范齐韩
这则《启事》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扎根北大的情况。《启事》昭示了如下几个思想要点：
第一，《启事》公开宣告：“本会叫做‘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这就同当时打着社会主义研究旗号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互助社会主义者、伯恩斯坦修正社会主义者，以及日本的新村社会主义者等流派，严格区分开来了；发起者表明所要研究的是正宗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北大历史上一直保存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没有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传统，这决不是偶然的。
第二，《启事》公开征集会员，认为马克思著作“博大精深”，“单独研究”“不甚容易完成”；提出应“分工互学”，采取讨论、讲演等方法，进行“共学”；并提出筹集资金，购备外文原版马克思著作，加以翻译、刊印。这表明了发起者扩大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意向。
第三，列名《启事》的发起者宣称：“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什么“理想中应有的希望？”《启事》没有明说，但其中的意蕴应该是很清楚的，即由“研究会”“这个单纯的组织”，进一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对中国进行根本的改造。后来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列名《启事》的发起者共19人，都是北大学生。其中何孟宏（即何孟雄）、吴汝铭、吴容沧、宋天放等4人是旁听生，其他15人均为本科生；有读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也有读自然科学的。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当时之深入北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已非同寻常小可；而这样一则《启事》能在《北大日刊》上公开刊出，则显示了五四时期北大文化包容和学术研究自由的一种恢宏气象。
《启事》刊出后，“研究会”发展很快。征求会员，募集图书，定期学习，组织讨论，专题讲演，集会纪念，支援罢工等等，（注：参阅1922年至1925年间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工作十分活跃，影响迅速扩大。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研究会”建立了一个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语Das kammunistsches Zimmer的音译，即“共产主义小室）。今天北大图书馆还保存着盖有“亢慕义”印章的8本德文原版马列文献。这8本是：
Lenin:Die gnosse Initiative
Lenin:Der Radikalismus die KinderkranKeit des Kommunismus
Clara Zetkin und Henri Walecki:Dem Reformismus entgegen
E.Brand und H.Walecki:Der Kommunismus in Polen
G.Sinowjew:Die Roll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in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G.Sinowjew:Zwolf Tage in Deutschland
G.Sinowjew:Alte ziele Neue Wege
L.trotjki:Die Fragen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译成中文，书名、作者依次是：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蔡特金和瓦勒齐：《反对改良主义》；布兰特和瓦勒齐：《共产主义在波兰》；季诺维也夫：《无产阶级革命中共产党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在德国十二天》；季诺维也夫：《旧目标，新道路》；托洛茨基：《法国工人运动问题和共产国际》。八本书的封面盖有“亢慕义”印章，图文如下：正方形，边长约三厘米，印章字体为篆字，颜色为天蓝色，极精美。这是国内极难见到的珍贵马列文献资料。1979年我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首次作过披露。（注：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扎根北大的又一份生动证明。
“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在北大历史上存在约7年。1920年3月建立，1926年还有活动。7年中，会员发展很快，达到三百人左右。据“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五四时期北大经济系学生罗章龙保存的一份152人会员名单（注：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5页。），其中有北大学生44人，教授3人（李大钊、陈启修、高仁山），印刷厂工人2人。其余103名会员，从职别看，有大学生、中小学教师、铁路工人、报社记者、军校学员、国会议员等；从会员工作单位所在地区看，达到21个省市，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有远至云南昆明和台湾省基隆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发展会员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不言而喻，在某个地方发展一名会员，就等于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那个地方。因此，这就不难看出，北京大学之作为传播的源头，乃是不争的事实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之火，最早正是从北大点燃，而后渐次传播于祖国四面八方的。
此外，如果从当时国内几座大城市相继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情况来看，也不难说明“北大源头”这个问题。
以上海为例。上海于1920年5月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比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建立时间晚两个月。上海“研究会”的建立，诚然是由于活动在上海的一批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如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他们三人都是五四前后日本留学生，留学日本期间就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注：参阅金安平《近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等所推动，但与1920年初离开北京、南去上海的陈独秀，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陈独秀为逃避被北京军阀政府再次逮捕的危险，带着在北大工作期间所赢得的巨大声誉，来到上海。（注：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这时，他被认为是北大进步势力的主要代表，是以“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维经斯基语）（注：《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的身份开展活动的。他的到来，为上海进步力量的凝聚，提供了契机和动力。这有如许德珩回忆所说：“到了上海，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更激进了，他和上海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继续主办《新青年》，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注：许德珩：《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正是在陈独秀的影响和推动下，随后不久，“1920年5月间，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综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研究会”的负责人就是陈独秀。
再以广州为例。“在广东，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杨匏安。”（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综述》，《共产主义小组》（下），第675页。）杨在1919年10-11月间，就写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注：见《广东中华新报》1919年10月、11月。）几篇名文，在广州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同时在广州进行这种宣传活动的还有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人。但是，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广州广泛传播开来，特别是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除了上述杨匏安等人的功绩外，它与1920年12月离开上海、南去广州工作的陈独秀，与1920秋刚从北大学成毕业回到家乡广东的谭平山（注：谭平山，1920年北大哲学系毕业。）、谭植棠（注：谭植棠，1920年北大史学系毕业。）、陈公博（注：陈公博，1920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参加中共“一大”后不久，即被开除出党。）等人，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谭平山、陈公博是五四时期北大哲学系的学生，谭植棠是史学系的学生，都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都受过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学习期间，谭平山就在北大学生刊物上写文章，旗帜鲜明地主张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他说：“我个人的意见，实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必先要革了现在军阀的命。”（注：呜谦：《军阀亡国论》，《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6号，1920年2月8日。）他和谭植棠回到广州后，创办《广东群报》，“宣传五四精神，并从中传播马列主义”（注：谭天度：《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下），第752页。）。1920年12月29日，陈独秀应时任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偕同北大学生袁振英（注：《陈独秀年谱》（第134、135页）：“1920年，12月17日晨，乘轮船去粤，袁振英随同。……12月29日，抵广州。”袁振英，1918年北大英文系毕业。），抵达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利用这种合法身份，在广州指导谭平山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宣传。这有如抗战中堕落为汉奸、五四时期却是北大学生活动分子的陈公博后来回忆所说：“其中更有仲甫（注：仲甫，陈独秀字仲甫。）先生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注：陈公博：《我与共产党》（节录），《共产主义小组》（下），第777页。）于是在1921年上半年，就成立了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由此可见，广州“研究会”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陈独秀的直接推动和谭平山、谭*
棠等人积极参与的结果。它和“北大源头”的联系是难以割断的。
“例不十，法不立。”今再以济南为例，进一步说明“北大源头”这个问题。
济南是山东省会，是引爆五四运动的敏感之区，又是北大师生北上南下一般要经过的要冲之地。它很容易受到上海的影响，也能很快收到北京的信息。五四运动中，不少学生领袖人物从北京南下，或从上海北上，往往都到这里休息，进行联络和宣传。“五四”高潮中，北大学生代表许德珩、黄日葵，为倡议成立全国学联，就来到济南，会见济南学生代表。当时，济南一师学生王烬美、济南一中学生邓恩铭，和山东省议会议员、进步文化人士王乐平，深为北大新文化运动的气势所感染，他们主办的齐鲁书社，积极销售北大出版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杂志》等各种书刊，宣传新文化。（注：参阅“济南齐鲁书社广告”，《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王烬美曾赴北京大学参观学习，并参加过该会的活动”（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研究征集委员会：《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综述》，《共产主义小组》，（下）第608页。），“成为该会的通讯会员”（注：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8页；参阅罗章龙《我对山东建党初期情况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第652、653页。）（王烬美入会名字为王瑞俊）。王烬美时常去北京会见李大钊、罗章龙等，讨论如何在山东开展革命运动问题，1920年冬，王烬美、邓恩铭在济南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完全可以这样说，它与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成员的指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在长沙的传播，是由于毛泽东的倡导，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最初是得益于李大钊、陈独秀的教育与帮助。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受到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洗礼，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了。（注：参阅萧超然《一个可信的自我判断》，《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3期；《从图书馆助理员到共和国缔造者》，《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其他，还有一些城市和地区，如山西太原、陕西等地，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也都是由于一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北大学生所推动，其源头仍是北大。
山西太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高尚德（即高君宇）。高是山西静乐人，于1916年入北大理预科学习，1919年结业后进入地质系本科学习，在北大学习、工作共9年。他是五四时期北大学生中的领袖人物，是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夏天，他回到家乡太原过暑假，邀集当时太原的进步学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成员有彭真（当时名傅茂公）、贺昌（当时名贺其颖）、纪廷梓等人。随后，高君宇又帮助在山西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
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最初应归功于五四时期在北大学习的一批陕西籍学生积极分子，其代表人物为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等人。（注：刘天章，即刘云汉，1918年入北大理预科学习，1924年北大化学系毕业。 李子洲，1917年入北大文预科，1920年北大哲学系毕业。 杨钟健，1923年北大地质系毕业。）刘等三人都是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五四时期，他们以北大为依托，遵循“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的宗旨，在北京创办《共进》半月刊，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夏，李子洲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回到原籍陕西，先后去渭北中学、榆林中学任教，1924年出任陕北绥德第四师范校长。在此期间，他通过与李大钊的联系，从北大聘请了“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王濡廷（注：王濡廷，1918年入北大文预科，1920年升入法国文学系。）（发起署名王复生）及其弟王懋廷（注：王懋廷，又名王德三，王濡廷之弟，1921年春入北大理预科，是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话跃分子。）（也是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到绥德师范任教。他们兄弟先后在华县咸林中学、渭北中学、绥德四师宣传新文化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在课堂讲授《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部分内容，给学生介绍《中国青年》、《政治生活》、《向导》、《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注：汪涵清：《王德三》，《北大英烈》第二辑，北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并接受邓中夏的指导，在绥德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了绥德工会。（注：参阅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大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15～316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秦川大地的传播，其源头也是北京大学。
还可以举出一些地方，如内蒙古、天津、东北等。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地区的传播，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与北大都有难以完全割断的联系，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具体论列了。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源头活水在哪里，那么，我们可以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源头就是北京大学，这是历史的真实，是无可置疑的。
二、最早讲授马克思主义的高等学府
“马克思的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的科学（官家科学和自由派科学）的最大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有害的宗派’之类的东西。也不能期望资产阶级科学会抱别的态度。因为在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8页。）马克思主义在旧中国的命运，正是如此。旧中国的统治者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有害的宗派”，并视之为“洪水猛兽”、“异端”、“新毒”，诬为“过激主义”。但北大广大的进步师生，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伊始，却抱着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排除干扰，顶住压力，反对迫害，坚持讲授、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这已成为北京大学的一个光荣传统了。
诚然，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教授胡适、陶孟和等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不满意的；（注：李大钊说：“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札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札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李大钊文集》下，第35～36页）胡适曾发出一种不调和音，说马克思主义是“进口”的，“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注：《胡适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北大进步师生，则对马克思主义表示热诚欢迎，同胡适进行了驳难和抗争。李大钊坦言：“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注：《李大钊文集》（下），第35页。）在李大钊推动下，北大迅速出现了多个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注：从1918年到1921年的几年间，北大进步师生先后成立了“马尔克斯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等团体。参阅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2版，第100、283、285页。）一批又一批进步师生团聚在李大钊周围。从1920年起，李大钊并把马克思主义搬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堂，首先在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课，今录注册部有关通告如下：
注册部通告（注：《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日。）
李大钊先生担任史学系唯物史观研究，自来周始授课。此布
从这时起，北大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系等的课堂上，开出了多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现实性很强的社会科学课程，其中有：“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的将来”、“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劳农政府”、“中国劳工现况与现代各国劳工组织之比较观”、“现代各国之社会党”、“现代普选运动”、“印度问题”、“人种问题”等，担任这些课程的教授，除李大钊外，还有陈启修、高一涵、张慰慈等。（注：见《政治教授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0月7日；《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9月29日；《政治学系课程指导书》，《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7月19日。）把马克思主义正式搬上课堂讲授，国内高校中北大是第一家。这不应仅仅看作是教师的个人行为，还应认为是学校行为。这在旧中国那种黑暗的历史条件下，确属惊世骇俗之举，它反映出北大人的学术襟怀与胆识。
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效果如何呢？一份保存至今的1923年“北京大学唯物史观试卷”提供了生动的证明。这是一份很难见到的历史资料，今照录全文如下：
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注：这份“唯物史观”考卷，是我于1978年暑假从北京市档案馆（当时称档安局）查出抄录，在1979年我写的一篇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文章中首次作了披露。原件存北京市档案馆。）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判的序文里，正式发表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马氏的意思，似欲把历史和社会对照着想。按他的大意，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推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又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更，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和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马氏又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与上层，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他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等，他称之为观念的态度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便是马氏唯物史观的大意。今日持政治历史观的历史家，受马氏的经济历史观的影响很大，亦渐知从历史学的学问的性质，加以研究，依他们的主张，历史学亦与自然科学相等，以发见因果法则为其目的，于此一点，与马氏的历史观实无异意。总之，马克思和今日的一派史学家，均以社会变迁为历史学的对面问题，以于其间发见因果法则，为此学目的，二者同以历史学为法则学。此由学问的性质上讲，是说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此种见解，结局是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科学。自有马氏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历史界开一新纪元。也是影响于史学上最大之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历史者，研究历史原因的人很少，他们多以为历史家的职分，不外叙述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史实，那以伟人说或天才说解史实的还算深一点的，其余的不是受神学观念的支配，便是主张宗教是进化关键的人，还有些迷信君主万能的历史家，把君主的动作言语，看成历史。自马克思唯物史观出世后，这些唯心解释的企图，都一一失败了，不得不进取于唯物的解释，史学的价值，才日日提高，日日昌明，全都是受马氏的影响。所以有历史眼光的人，都说马克思是辟新路的持刀者，是历史上最大的新纪元。由他影响观之，马氏真不愧为纪元人！
《试卷》的封面印有六个套红大字：“北京大学试卷”。有四个墨印字：“唯物史观”。《试卷》用纸为竖红条十行纸，两面折合。在折合处也印有套红“北京大学试卷”六个字。《试卷》上还有“北京大学政治系二年级（贺廷珊）评定 玖拾伍分 第26号 民国十二年学科试验”等字样，记明了《试卷》主人的身份和所得成绩。《试卷》准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阐释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批判了英雄史观、宗教史观；并论述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革命性意义及其对历史学的伟大贡献。《试卷》的回答无疑是很出色的。《试卷》没有教师的签署，也不知是谁评定的成绩。但可以推定，这是李大钊主持的考试，也是他阅卷评给的分数。理由为：其一，只有李大钊当时在北大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其二，《试卷》中回答的内容，与李大钊此时所写的文章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精神完全一致；《试卷》中使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专门术语如：“表层构造”、“基础构造”、“精神构造”、“经济构造”等，也与李大钊在一些文章中使用的完全相同。（注：参阅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因此，这就不难确定，这是一份经过李大钊之手，由李大钊亲自评阅、打分的试卷，它从考试的层面把李大钊在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情况，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来了。
北大开设“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情况，立即遭到了北洋政府的仇视。1924年6月，北洋政府京畿卫戍司令部给内务部发出“咨文”，内务部又转发至北京大学，内称：“李大钊充北京大学教员，范围所关，宜乎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分别依法判决外（注：1924年5月，张国焘被北京军阀政府逮捕，遭监禁。在审问中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发生后，被释出。），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资行贵部（按指北洋政府内务部——作者）查明，转令严速拘拿，务获归案讯办，以保治安，而遏乱萌。”（注：《晨报》1924年6月28日。）但北大并没有被这种高压手段所吓倒，一个月后，1924年8月7日，北大评议会函请北大校长给北洋政府教育部发了一封公函，对上述“咨文”进行了批驳，公函称：“查李教授大钊从事本校，颇称稳健，就令平时于言论或著作上有所主张，然大学为讲学之地，研究各科学问，实为大学教授应尽之责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缉，事关国家学术前途，为此函请校长转函教育部，咨行内务部，请将通缉李大钊明令，迅予取消，以维学术。”（注：原件存北京大学档案馆。《公函》全文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2版，第264页。）表明了维护学术的严正立场和坚决抗争的无畏精神。正是由于这种“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注：鲁迅语，见《我观北大》。）精神，因此，北大在历史上，即便是在文化围剿的30年代恐怖时期，讲授、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从未止息。据统计，30年代，北大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系就开设了“社会主义之理想及其系统”、“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制度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研究”、“劳动运动及社会主义史”、“唯物主义与教育”、“中国社会经济导论”、“社会学概论”、“中国现代经济史”等多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课程，主讲教授有陈启修、许德珩、高一涵、陈翰笙、尚仲衣、赵廼搏、邱椿、秦瓒等。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千家驹，1932年毕业于北大经济系，他的毕业论文选题就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注：见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北大出版社1988年版，第296、470页。）。
完全可以这样说，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旧中国的统治者，尽管实施严酷的文网制度，对进步思想百般箝制，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声音，在北大校园内和讲台上从未绝响。1949年建国前夕，北大师生利用每年纪念“五四”的营火集会，宣讲新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政治学系还分别开设了《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思想》等课程。(53)建国以后，历史进入到一个崭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备受国人重视。北京大学，如同国内其他高等院校一样，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讲授、学习、研究、宣传，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1991年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成立（全国高校中成立最早的第一所马克思主义学院——作者），最近“邓小平理论”课程的开设，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今天，在北大的校园文化中，马克思主义早已成为一枝报春的奇花，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里就不具体论列了。
三、率先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地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实践性”（注：《毛泽东选集》（竖排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3页。）。北大不仅有最早传播、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有率先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同19世纪后半叶的俄国把马克思主义作纯学理研究、传播不一样，在中国研究、传播与实践是同步的。李大钊最早在北大举起了传播的旗帜，也最早阐明了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注：《李大钊文集》（下），第34页。）。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动下，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建党，把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
1920年10月（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在去年十月产生时。”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在北大成立，（注：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105页载：“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成员3人，都是北大师生：教授李大钊，讲师张申府，学生张国焘（注：参阅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节录）（1979年17日），《共产主义小组》（上），第331页。）。随后，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批又一批北大进步学生相继加入。1920年11月，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将这个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注：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108页。）。这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也是北京和中国北方的第一个中共支部，支部书记是李大钊，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注：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108页。）据考订，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中共北京支部的成员共有12人，他们是：“李大钊、张国焘（注：张国焘，1916年入北大理预科学习，1919年至1922年在北大转读哲学。）、邓中夏（注：邓中夏，1917年入北大国文门学习，1920年转入哲学系学习，1923年毕业。）、罗章龙（注：罗章龙，1918年入北大法预科学习，后转入文预科，又升入经济系学习，1924年毕业。）、刘仁静（注：刘仁静，1918至1920年在北大理预科学习。1920年至1923年升入哲学系学习，1923至1925年又转入英文系学习。）、高君宇（注：高君宇，1916年入北大理预科学习，1919年升入地质系学习，1922年毕业。）、何孟雄（注：何孟雄，1919年入北大政治系学习，1925年离开北大。）、缪伯英（注：缪伯英，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结识何孟雄，加入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1921年秋与何孟雄结婚，常随何在北大活动，经常受到李大钊的教诲。）、范鸿劼（注：范鸿劼，1918年入北大理预科，1920年升入化学系学习，1922年又转入英文系学习，1925年毕业。）、朱务善（注：朱务善，1919年入北大法预科，1921年升入经济系学习，1925年毕业。）、李骏（注：李骏，1918年入北大理预科，1920年升入化学系学习，1922年又转入英文系学习，1926年毕业。后叛变。）、张太雷（注：张太雷，1915年秋以同等学力考入北大法预科，学习半年。1920年3月，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张太雷加入，是通讯会员。）。”（注：中共北京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综述》，《共产主义小组》（上），第218页。）基本上都是北大的师生。
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年轻的北京学生党员，在李大钊领导下，以北大为基地，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为实践马克思主义而献身。他们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0月底，中共北京支部成员、北大学生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负责发起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团的第一次会议……假北大学生会办公所举行”（注：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106页。），参加会议的有北大学生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范鸿劼、朱悟禅、罗汉（注：罗汉，五四时期的学生活动分子，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后是中国托派组织重要成员。）、李骏、王有德（注：王有德，1921年入北大预科，1923年升入德文系学习，后又转国文系学习。王有德是云南人，与同一时期在北大学习的云南籍学生王濡廷、王懋廷号称“北大云南三王”。）、吴雨铭、（注：吴雨铭，又写作号汝铭或吴汝明（见《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五四时期北大法科学生，是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后叛变。）、高崇焕（注：高崇焕，五四时期北大法科学生，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杨人杞（注：杨人杞，即杨东莼，1919年入北大预科，1921年升入本科，是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黄绍谷（注：黄绍谷，五四时期北大学生中的活动分子，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1925年北大英文系毕业。）以及北京女师大学生缪伯英、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郑振铎（注：郑振铎，五四时期北京学生中的活动分子，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文学史家。）等共约四十人。张国焘在会上致了开幕词。会议一致选举北大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高君宇为书记。（注：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106页。）这以后，北京青年团即以北大为据点，积极开展活动，进行革命斗争。
第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前面我已经提到，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即旨在要“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以示与其他各种思潮流派相区别。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这种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党性原则”是进一步增强了。这时，“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十分活跃，我们今天还可以从《北京大学日刊》上看到“研究会”的各种《通告》、《启事》，内容都是紧紧围绕着如何学习、研究、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就是加强了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如罗素宣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梁启超宣传的改良主义等）的斗争，其中尤以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更具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在国内十分流行，“据不完全统计，1919～1923年，全国有无政府主义团体90余个，刊物有70多种”，（注：汤庭芬：《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北大是其滥觞之地。“当时北大同学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比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还要多些，也很活跃”（注：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71年），《共产主义小组》（上），第335页。），其代表人物有黄凌霜（注：黄凌霜，五四时期北大外文系学生，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注：区声白，1920年北大哲学系毕业，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陈德荣（注：陈德荣，1918年入北大哲学门学习，是旁听生，宣传无政府主义。）、朱谦之（注：朱谦之，1917年入北大哲学门学习，五四时期宣传无政府主义。）、张伯根（注：张伯根，五四时期北大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1927年北大哲学系毕业。）、陈友琴（注：陈友琴，五四时期北大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1925年北大经济系毕业。）等。区声白、黄凌霜组织过“实社”，失朱之组织过“奋斗社”等团体，分别宣传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和巴枯宁的虚无主义，并出版《实社自由录》和《奋斗》等小册子，鼓吹无政府主义。当时北大的一些进步青年如毛泽东、何孟雄、魏建功（注：魏建功，1919年入北大文预科学习，1921年升入中文系，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倾向进步，曾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后脱离。语言学家。）等都受过影响。甚至由北大学生会主办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面也充满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端民主自由观点的文章。（注：参阅《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第2号至第17号各期内容。）学生会的机关刊物，几乎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工具，更为严重的是，当中共北京支部成立时，陈德荣等几位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进来。曾代表北京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张国焘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会的共九人，除李大钊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首由李大钊说明发起的意义，再由我简略的报告在上海与陈独秀先生商谈的经过。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组党，并自愿为党员。”“我们讨论到工作如何进行分配，黄凌霜等根据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主张各项职务不必用多么确定的名义，小组决定在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担。结*
决定由李大钊先生担任联络的任务，我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黄凌霜、陈德荣创办一个《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的责任，罗章龙、刘仁静和我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担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注：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106页。）几个无政府主义者进入组织，并掌握了宣传部门的权力，这对于刚刚建立的中共北京支部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于是一场严肃的斗争随后就开始了。
关于这次斗争的具体情况，并没有留下详细的文字材料，但其结果，有关文献是这样记述的：
在去年十月产生（按指北京小组产生——作者）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13页。）
亲身经历了此事的张国焘有较为具体的相似回忆：“十一月间，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这是对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联合’主张的一个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有两个主要分歧：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的领导，以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交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注：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107、108、113、114页。）
尽管人们对这次斗争的情况，仍然还不能清楚了解，但这已足够说明问题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它使中共北京支部从一开始建立就保持了自身组织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明性和思想的纯洁性，这无疑对中共后来的建设具有直接的影响。
第三，开展劳工运动。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北大学生党员进一步加强了与劳工运动的联系。1920年冬，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杨人杞等曾多次去长辛店与铁路工人接头，筹办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1月1日正式开学，入学者全是工人及其子弟，由邓中夏主持校务，杨人杞、朱务善、罗章龙、吴雨铭等轮流讲课。办学经费主要由北大学生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捐助，李大钊是主要捐助者之一，“每月拿出百元上下”，时任北大庶务主任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元，俄文教员柏烈伟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注：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107、108、113、114页。）。一批北大年青党员和进步学生住在劳动学校，与工人生活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开始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知识分子与产业工人的结合，并推动北大进一步面向社会，面向劳动，这是有重大意义的。正是在这批北大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推动下，1921年5月1日，以长辛店为中心，以参加劳动补习学校学习的工人为骨干，北京举行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注：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6页。），以纪念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工人们散发了大量传单，一张传单写道：
北京劳动界的伙伴们：现在社会上吃的，穿的，住的，哪一样不是我们劳动界的朋友们辛苦劳动用血汗得来的东西？
回看我们自己，甚么都是没有享受，只得着痛苦和饥饿，这难道是平允的事吗？
今天是三十一周年劳动纪念节，是全世界劳动界朋友们奋起图强的日子，我北京亲爱的伙友们，也快些起来救救自己吧！（注：《“五一”劳动节传单》，《晨报》1921年5月5日；转引自《共产主义小组》（上），第290页。）
传单的沉痛呼吁和表现出来的强烈愤慨，反映了中国工人新的觉醒。因此，如果说，头年（1920年）的5月1日，北京出现了中国第一次用游行示威的形式来纪念国际劳动节，是5位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很深的北大学生和3位工读互助团团员的一次感情冲动；（注：1920年5月1日，北大学生5人和工读互助团团员3人分乘两辆汽车，上街发传单，纪念国际劳动节，全数被捕。关于这次“汽车游行”情况，《初次的赤旗》（载《景山之东》，1924年5月初版）一文有详细具体的描述。《北大生活》（1921年12月17日）上有照片。）那么，这一年(1921)1月1日，北京举行大规模集会示威游行来纪念国际劳动节，则是由北大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自觉组织领导、理性选择的结果。就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北京长辛店工会宣告成立，它是建立最早的中国北方第一个工会，是“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注：《共产党》第6号，1921年7月7日。）；是中国北方现代劳工运动的起点。
第四，参与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如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召开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之前，中国的土地上已有了六个共产党地方组织，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的成立和由各小组派出代表到上海举行“一大”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主要是由上海小组的发起和推动（注：参阅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综述》一文，《共产主义小组》（上）第45～47页。），因此，在中共的创建过程中，上海小组堪称筹建发起组，是功不可没的；但同时也应指出，北京小组曾参与了发起筹建，贡献亦不小。我们或可称之为参与发起组，今谨申述理由如次：
（一）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有两位主要创始人，即陈独秀与李大钊。陈独秀是上海小组的创始人，而李大钊是北京小组的创始人，是他们两人最早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其时间和地点是在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化装送陈独秀离京往天津南行途中。“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按指李大钊，下同——作者）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注：着重号黑圆点是笔者加的。）这是刊登在1927年5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上高一涵在武昌各界“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介绍李大钊生平业绩报告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中的“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一句，13个字，可谓字字千钧，它帮助我们解决了党史学界的一个大问题，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迄今还被认为没有完全落实的历史悬案。高一涵讲这个话时，离建党只有六年多一点时间，离李大钊被害还不到一个月，因此，所说李大钊与陈独秀两人“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应是真实可信的。这条材料，过去并未被人们所知晓，80年代初期，经我从汉口《民国日报》上发现抄出，写入拙著《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1986年版），首次作了披露，以后才逐渐引起了注意。建国以后，时隔三十多年，1963年10月，高一涵作过类似的回忆，他说：“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帐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注：王星拱，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教授。）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帐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注：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高一涵的这段回忆，同三十几年前1927年他在武昌追悼李大钊会上的讲话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就是这段回忆却没有提及李大钊和陈独秀相约建党的事，这原因迄今还不是很清楚，但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和李大钊共过事关系密切的朱务善，在建国后却有一段和1927年高一涵在武昌讲话内容相同的回忆，他说：“一九二零年一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他们化装成下乡讨帐的商人，坐骡车出朝阳门，走了好几天才到天津。……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注：《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81页。着重号黑圆点是笔者加的。笔者曾就这段材料于1998年2月9日、10日两次电话询问《李大钊传》作者之一朱乔森教授，朱告笔者：1960年他曾三次访问朱务善，记录了大量有关回忆李大钊的材料，他把这段朱务善的回忆材料写进《传》中，是经过斟酌，很郑重的。因为是访问材料，当时未注明出处。我问朱教授，这是否是高一涵的回忆？朱教授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访问过高一涵，他记得这是朱务善的回忆。我又问朱教授：朱务善回忆材料，现在是否还保存着？朱教授说：“文革”中，因为李大钊同志被打成“叛徒”，写李大钊传被诬蔑是在为叛徒翻案，因此凡是与《传》有关的材料（当时称作黑材料）都烧了。）这里所说“商讨有关建党”，自应是指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和高一涵1927年在武昌会上讲话中所说“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完全一致。两相映照，十分明白。由此可见，李大钊送行陈独秀出京，途中两人商议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件事，在当时李大钊的同事和学生中，还不只一个人知道。这就完全坐实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确有其历史依据。他们两人相约于1920年2月中旬，地点是从北京到天津的骡车中。于此有必要指出，这和北大是不可分的。应该说，是陈独秀、李大钊两人在北大共事时期，凭借北大的舞台，演出了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等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而两人却共同遭受北京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不得不离京出走，南去上海，李大钊被迫化装为陈送行，两人在骡车途中，相互郑重道别。“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两人在患难中相互达成一致共识，一个庄严的承诺——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尔后两人就运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巨大号召力，分别在上海、北京两地，迅速把建党付诸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人有诗曰：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北李南陈，两大星辰；
茫茫黑夜，吾辈仰承。
这决不是偶然的。
（二）李大钊送走陈独秀后，仍然和陈独秀保持紧密联系。1920年7月、9月，张国焘、张申府分别离开北京，南去上海。他们曾把李大钊关于建党的意见报告陈独秀，陈独秀也通过他们把在上海的建党计划转告李大钊。（注：参阅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二章“北京小组的组成”；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79年9月17日），《共产主义小组》（上），第330～331页。）连党组织的名称定名“共产党”，也是陈独秀在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而后确定下来的。（注：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共产主义小组》（上），第330页。）因此，客观地说，筹建中国共产党，除去陈独秀、李大钊是主要发起者外，时是北大学生的张国焘和讲师张申府，也是参与了的。
（三）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最明白地公开呼吁，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新型共产党组织。他指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Communism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各国的C派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页。）这是对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作组织舆论准备。因此，在筹建中国共产党问题上，如果说，上海的陈独秀行动上最快、最果敢；那么北京的李大钊则在思想上最鲜明、最坚定。他们两人紧密配合，南呼北应，共同奏出了中国20世纪一曲最壮丽的乐章。
（四）北京小组为中共创建提供了强固的组织基础和卓越的领导骨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全国有党员53人（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据统计，其中正在或曾在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党员有21人，他们是：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张太雷、李骏（以上属北京小组）；陈独秀、沈雁冰（注：沈雁冰，即茅盾，1913年秋入北大文预科，在北大学习三年，1916年毕业。作家。）、李季（注：李季，1918年北大英文系毕业，1929年加入中国托派组织，后退出。1949年后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袁振英（以上属上海小组）；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以上属广州小组）；毛泽东（长沙小组）；包惠僧（注：包惠僧，1919年北大中文系毕业。）（武汉小组）；张申府（注：张申府，1914至1916年在北大物理系、数学系学习，毕业后，入北大文研所作研究，1920年任北大哲学系讲师。）（巴黎小组），几占了全国党员人数的一半。这21人中，有一多半是在北大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后走上革命征程的。像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是党的主要创建者，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何孟雄、张太雷、范鸿劼、谭平山、沈雁冰等，则是党在早期的重要领导骨干。出席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13人中，在北大学习或工作过、与北大发生过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有6人，他们是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陈公博、王烬美、包惠僧。中国共产党从召开“一大”到“三大”，每次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其成员“出身”北大者不少。第一届临时中央局委员3人，“出身”北大者2人（陈独秀、张国焘）；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5人，“出身”北大者4人（陈独秀、张国焘、高君宇、邓中夏）；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出身”北大者5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罗章龙）。由此可见，北大进步师生为实践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中，曾提供了多么强固的组织基础和多么卓越的领导人，为民族和国家作出了多么重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北大是其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北京地委、北方区委均先后设在北大，北京小组机关刊物《劳动音》、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都在北大编辑、出版、印刷、发行。（注：《劳动音》第一期封面印有“通讯处北京大学第一院李哲夫君”一行字；《先驱》和《政治生活》的封面也分别印有“发行通信处北京大学第一院收发课转院励甫”和“通信处北京大学第一院刘呜先收”等字样。）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一度也是在北大印刷发行的。（注：参阅刘鉴堂《回忆〈向导〉周刊在北京印行的经过》，《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5期。）这个时期，北大党组织发展很快，据统计，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的六年时间内，北大共发展党员125人（注：王效挺、黄文一主编《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而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大进步师生为实践马克思主义而献身的烈士，有姓氏可考者则达83人，其中共产党员70名（注：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第一位革命烈士就是在五四运动中因参加游行示威而被殴伤致死的北大文预科学生郭钦光（注：郭钦光，1919年北大文预科一年级学生。5月4日游行当天，因受军警逼迫，劳累过度，又遭殴伤，吐血住院，5月7日不治身死。上海、北京两地都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当时社会舆论、各大报刊即称之为烈士。见《学生之牺牲》，《晨报》1919年5月8日。）。五四以后，发生在北方的历次重大政治斗争，如二七大罢工、首都革命、三一八惨案、一二九运动、抗暴运动等等，在这些斗争中，北大进步师生都是站在最前列，为实践马克思主义而英勇奋斗。北大不仅是率先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也是后来在长时期内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之一。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北大已度过了自己的百年寒暑，即将进入下一个世纪，下一个千年。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与北大同步共进，也有80年的历史了。（注：1918年李大钊首次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一组宣传马克思的文章，到1998年刚好80年。）在这不太长的日月代序中，中国发生了巨变，北大也发生了巨变。“十月旧事随流水，但神州芳草凝绿。”历史的道路还会是不平坦的，但今天的生活比昨天好，明天的生活会比今天更好，这是可以预期的。
北大精神永存！
马克思主义真理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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