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续写“进京赶考”的新答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续写论文,治党论文,答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6-0181-06 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大战略举措，具有统领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认真探索全面从严治党规律，是对新形势下党如何治国理政的新探索。它延续了历史话题的内涵，展现了党执政的现实意境。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踏上执掌全国政权的历程，他用“我们要进京赶考”的比喻，寓意着新考验的开始。60多年过去了，这个“赶考”话题仍在延续。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以“赶考远未结束”，赶考永远在路上的告诫，深刻揭示了应对执政考验是始终不能懈怠的永恒课题，号召全党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续写“进京赶考”的新答案。 一、打破历史周期律要有政治定力 作为一个历史命题，“进京赶考”是中国共产党人驾驭命运的自我警戒。考试可能成功通过，也可能砸场失败，因此，“进京赶考”蕴涵着风险的担当。离开西柏坡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领导民主革命的考试，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考场，去做一份全新的试卷。这份新试卷的主题就是如何维系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进京赶考”之前，党的应考准备集中体现在关于周期律问题的思考。众所周知，直接切入周期律讨论的是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在窑洞里的谈话，但我们更应该把周期律问题视为“进京赶考”思想准备的系列话题，此前此后相关思想都是周期律问题的思考。 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分析明末李自成起义军进城43天就垮台失败的历史案例。此文在毛泽东那里转换成为一种忧患意识，他觉悟到作风腐败、精神懈怠可能成为党取得胜利和获得政权以后的大患。毛泽东立即在党内推荐郭沫若的文章，并指示将该文补充列入整风学习文献供全党学习，就是告诫必须警惕李自成“赶考”失败的历史教训。1944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1](P242)这里，无论是对李自成还是太平军的关注，都可以看到毛泽东思绪中“后革命问题”的酝酿。 历史资料反映，毛泽东对李自成还有很多的关注。他阅读了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的李健侯撰写的历史小说《永昌演义》，该书反映的也是李自成起义兴衰始末的历史。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写给李鼎铭的信中，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借阅；今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毛泽东后来多次说我们决不能做李自成的话，是对“将来之用”意思的诠释。 毛泽东与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已为人们所熟知，他们两人的谈话旨意显然不是针对中国革命问题，而是讨论革命后的政权兴衰存亡。在当时的形势下，黄炎培把周而复始的历史现象作为“周期律”概括出来，实际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拷问。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民主”这个答案从更高意境上表现了毛泽东对“后革命问题”的思考，它是李自成话题的延伸。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中虽然没有拿李自成说事，但作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一个典型案例，明末农民起义军上演的悲剧是毛泽东头脑里摆脱不了的影子。如果说防止骄傲自满和精神懈怠是决不做李自成的答案的话，那么，“民主”则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决不会重蹈历史覆辙的对策。两个答案一个具体，一个宏观，都与周期律相关。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疑问胸有成竹，以“民主”两字来答题，坚信找到了跳出周期律支配的一条新路，是李自成话题思考的提升。 在离开西柏坡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做报告全面阐述了促进和组织革命胜利的方针，这个报告是“进京赶考”的思想动员。毛泽东指出，我们将要从偏僻农村转向进入大城市了，战场发生了变化，危险同样存在。敌人的武力征服不了我们，枪林弹雨没有摧垮共产党，但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却可能被糖衣裹着的炮弹击倒毁灭。为此，他向全党提出了“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毛泽东后来几次提到七届二中全会时，把这些思想以及“两个务必”的号召概括为“防止腐蚀的方针”。[2](P190)我们不妨把这个方针看作“窑洞对”的演变，它使两个人范围的对话变成全党范围的对话。从周期律系列话题看，毛泽东直接提出了“后革命问题”。他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认为，取得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夺取革命胜利已经不要花很久的时间和很大的气力，“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3](P1438)这些思想已经将“进京赶考”的漫长之路清晰地展示在全党面前，对于回应“其兴也勃焉的，其亡也忽焉”历史现象无疑是敲响了警钟。 以上阐述表明，研究周期律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从“进京赶考”的思想准备看，它构成的系列话题蕴含着不断延伸的内容，并有着常说常新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两次重提“周期律”的往事旧话，一次是2012年12月底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他们分别座谈，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另一次是2014年7月中旬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周期律话题历久弥新，它传递的是同一个信息：共产党执政能不能跳出周而复始的历史覆辙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失去意义。 黄炎培先生从执政的“兴勃”、“亡忽”揭示周期律其实并不准确。“律”，法则也，指规律。政权兴衰存亡自有规律性的东西，然而，用一定周期的循环来揭示它的兴衰存亡，不具有规律意义。世界上任何政党制度都没有执政周期大限的规定。从政党政治实践看，国外多党或两党制规定一定期限进行大选，轮流执政的含义是政党竞争，而不是执政周期的制度安排。大选的功能是由选民通过投票选择由哪个党执政，不意味着哪个政党到了期限就不能继续执政，多党制或两党制下大党老党长期执政的事实很多。中国不搞多党制或两党制，共产党长期执政是制度性安排，这从理论上说就是并不认为执政有周期性的规律。执政周期有长有短，决定执政周期长短的因素有很多，我们可以说，执政有周期但不是政权兴衰存亡的铁律。黄炎培先生所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而复始其实只是一种历史镜像，而不能说是规律意义的周期律。 否认周期律的规律性，丝毫没有否定黄炎培先生提出周期律命题的重大意义。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它所衍生和激发的忧患意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和将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个命题提出的拷问是共产党执政如何不走向垮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盛发达的一段时间里，没有政党竞争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面临和警惕国外挑衅的威胁外，共产党根本没有执政可能垮台的意识。20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这些事实的发生说明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但东欧和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并不能用周期律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汲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失败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大党老党长期执政落到垮台结果的经验教训，是为了不断提高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周期律话题的讨论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语境里，已经成为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不认为执政兴亡有固定的周期规律，但坚信打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必须有政治定力。这个政治定力就是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使党在应对各种挑战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进京赶考”始终面临执政风险 革命与执政是两种不同的使命，面对的风险不一样。革命战争时期，外部风险比内部风险更为严峻，虽然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但战胜各种外部挑战是第一位的。执政条件下，风险主要来自内部，虽然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但从严治党的内部治理则是战胜各种风险的前提。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4](P380-381)这个结论点出了要害，保证共产党不出事，必须全面从严管党治党。 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四种考验”和“四种危险”，归根到底就是执政风险。解决不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问题，执政业绩无从谈起；不能有效克服四种危险，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动摇甚至丧失。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党对执政风险的认识在不同阶段都有体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思想是执政风险最早的认识。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突出强调脱离群众是执政党最容易发生的危险，体现出对执政风险认识的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执政风险意识进一步树立，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5](P52)历届党中央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不断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考、研究、应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动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进京赶考”试卷上不断交出新答案。 “进京赶考”始终面临执政风险，战胜执政风险就是“进京赶考”主题的核心内容。提到“考试”，离不开审题、答题、批卷、评分的基本环节。围绕战胜执政风险的核心内容，把握这些基本环节的完成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做好“进京赶考”这份大试卷的主要特点。 “进京赶考”是一个过程性考试。它既不是一次性完成，也不是用一个答案就可以交卷的。1949年毛泽东强调应对执政考验要花“很久的时间和很大的气力”，经过60多年的磨炼，党对“进京赶考”漫长过程的艰巨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党的事业的艰巨性决定了执政的长期性，夺取政权不易，巩固政权更难。在同一个考场里做如何维系和巩固执政党地位的同一道题，一代人交出的答案划上的只是分号，下一代人还要继续交出新的答案。“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6] “进京赶考”是一局整体性考试。战胜执政风险是整个政党的组织行为，党中央领导集体肩负重任，各级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对考试至关重要。然而，“进京赶考”不是个体在做试卷，而是全党整体参加考试，是共产党员个体行为的总和，交上的试卷给出的是集体成绩。个别领袖、“关键少数”是党的整体的一部分，虽然他们具有重要地位，但毕竟不能决定结果，把党建设好需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努力。 “进京赶考”是一场延伸性考试。尽管赶考做的是同一份试卷，考试的主题是同一个，但随着执政过程的延伸，不同阶段的答题要求不同。时代环境、世界形势、国内情况总在不断发生变化，执政风险由于可预料和不可预料因素的增加而不断扩大着外延。“新问题每时每刻都在出现，而且多数又是我们过去不熟悉或者不太熟悉的。”[7](P401)答题首先要准确审题，审准题就必须清醒地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然后才能按照新情况新问题谱写“进京赶考”试卷的新篇章。延伸性考试要求不能满足于既有的成绩，赶考之路不到终点，党的执政地位是不是和能不能巩固就永远没有最后答案和最终结论。 “进京赶考”是一种挑战性考试。一方面，党的执政安全面临经济风险、政治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外部干扰风险、内部治理风险等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党的执政实践随时随地在接受检验，“进京赶考”批卷、评分不会因为其过程性特点而跳过时段。考试过程中，一次回答不好，就会减分，一个答案欠妥，就会降级。执政风险的多样性要求“进京赶考”必须成功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以卓越的执政能力化解和战胜各种风险。执政实践的历时性要求“进京赶考”的每一次成绩达到合格，批卷、评分的标准就是党的执政实践是否实现人民期待，人民满意不满意。“进京赶考”挑战的严峻程度不会因为既有的成绩而降低，也不会因为已交的答案而减弱，任何应对挑战的不成功都会影响“进京赶考”过程的顺利推进。 “进京赶考”是一次历练性考试。过程性、延伸性考试检验的是意志和毅力，警惕思想麻痹的考试疲劳是对中国共产党持久的历练。执政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思想麻痹；精神一旦懈怠，“进京赶考”就容易走神，答题就会出错。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垮台了，中国共产党至今执政才66年，虽然也可以算得上长期执政的大党，但在“进京赶考”的路上还只走了一小步。党的执政使命需要通过数十代甚至上百代人才可能实现，“进京赶考”更复杂更困难的题还有待求解。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双百愿景”是答好战胜执政风险这道题的要求，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49年执政一百周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都是“进京赶考”的历练。完成“进京赶考”的接续奋斗，需要不断经受住“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考验。 三、用全面从严治党新答案继续做好“进京赶考”试卷 “进京赶考”之路已经走了60多年，毛泽东当年提出这个命题时不可能预料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因而也不可能为60多年后党的建设提供现成的答案。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党对执政风险的认识无疑要比毛泽东的感受更加深刻，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党的十八大后又开启了新的历程，习近平总书记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续写“进京赶考”的新答案。 首先，坚定理想信念，扎牢思想篱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理想信念有两个说法，一是“总开关”、“总闸门”，二是“精神之钙”，指出“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强调只有理想信念坚定不动摇，才能防止患“软骨病”。“从严治党，首先就要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8](P159-161)要在战胜执政风险的考试中不断交出优异的答卷，理想信念是决定意志和毅力的精神力量，“进京赶考”历练的就是时代变化和形势变动下理想信念的坚定性。 其次，严字当头，管党治党要动真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严字当头”，抓党的建设必须“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管党治党必须“认认真真管，实实在在严”，“管到位”、“严到份”。松松垮垮管不好党，管一阵放一阵、严一阵松一阵就会使小矛盾积重难返、小问题酿成大患，危害的是党的事业，加剧的是执政垮台的危险。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证党始终以健康的体态和饱满的精神投入战胜执政风险的考试。 第三，加强权力监督，经受各种诱惑考验。“进京赶考”路上权力关是最紧要的险口，执政风险最大的就是滥用权力造成严重后果。“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9](P594)党的十八大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成为加强权力监督的新思想，推动了“打老虎”、“灭苍蝇”反腐高压态势的形成。权力是把双刃剑，领导干部手中掌握大大小小的权力，既为党提供了为人民服务的机遇，同时也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主攻目标。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权钱交易、权物交易等腐败现象，根本违背党的宗旨，严重玷污党的形象，肆意糟践党的本色，在“进京赶考”试卷上留下的只能是丑恶肮脏的败笔。 第四，贯彻党的宗旨，书写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的新篇章。党的事业离开人民群众必将一事无成，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全部历史经验证明的一个结论。毛泽东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共产党人战胜执政风险考试的法宝。党的十八大部署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转变党的作风为重点，标本兼治，凸显了群众路线决定党的生命的价值。人民群众是评判“进京赶考”试卷的主体，中国共产党要交出优异答卷必须始终牢记和坚持党的宗旨，把坚定不移地践行群众路线视为呵护党的生命的行动。 第五，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本领，顺应时代要求。执政能力和执政本领是战胜执政风险的基本功底，缺乏卓越的执政能力和高超的执政本领，“进京赶考”必然遭遇失败。不同历史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本领具体要求和表现方式不同，世界变化、国家发展和人民期待的提升，不断地形成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本领的新要求。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条件给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本领增添了极大的压力，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崭新任务。在赶考试卷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等衍生的就是回答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主题的新要求新内容。答好“进京赶考”的这道题，必须使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本领体现在领导实施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 第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着力构建长效机制。党在执政实践中，制度以其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特点而具有保障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和构建长效机制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突出强调的一项重要任务，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必须寻求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改革创新。党的十七大提出：“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0](P38)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部署，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列入主要任务之一，提出必须“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11](P20)。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的一部分，它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相联系，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管理包括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进京赶考”必须交出一份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出色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