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理论空间与哲学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性质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而言，任何有重要影响的著述都包含了一定的哲学思想，因而我们都可以对其做哲学的分析。但是，就《资本论》而言，当我们试图将其视作哲学巨著时，却并不仅仅由于它内在地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更在于它本身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环节，是贯穿于唯物史观建构完整历程中的理论要求、环节的产物。这就需要我们破除这样一种误解，即认为在理论的基本性质上“早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是断裂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弥合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裂隙”，从而站在唯物史观之思想史的高度，确证《资本论》实则为历史哲学的巨著。这将是我们讨论《资本论》当代意义的前提性工作。
一、“双重断裂”视域中的《资本论》
所谓“双重断裂”视域，指称的乃是一种主要发生于国外学术界，同时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的对待马克思及其学说的理论视角。在这一视域影响下，《资本论》被解读为：尽管《资本论》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它本质上不过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文本；无论是《资本论》直接呈现出来的经济学理论范式，还是它内在蕴含的哲学原则，都与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有着根本性的界限。前者表现出来的是作为理论巨著的《资本论》在哲学与经济学思想性质之间的断裂；后者则意味着作为马克思成熟期著作的《资本论》所体现的思想与其早期思想间的断裂，或者说“早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断裂。这种“双重断裂”视域必然造成对《资本论》以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双重误读。
第一，如果仅仅把《资本论》作为纯粹的经济学文本，并因而制造出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断裂，那么，不仅马克思哲学将成为脱离人类最鲜活的现实——经济活动或经济生活——的抽象教条而丧失其生命力，而且《资本论》也必将成为一个纯技术性的经济理论著作。毫无疑问的是，对于《资本论》，我们当然是可以、也应当提出技术性的要求，因为它毕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并且通过这一研究，旨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它作为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性理论体系，那么，在《资本论》诞生近150年后，在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呈现出鲜明当代性特征的今天，在讨论《资本论》的当代意义时，就一定会面临一个让我们非常被动的挑战，正像许多国外学者以及一些国内经济学家不断公开表明的那样：《资本论》已经不再能够科学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因而已经过时了。
从总体上看，长期以来，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眼中，马克思的确更多地是被视作经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资本论》也更多地被看作是经济学著作，而不是哲学巨著。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外专注于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学者是非常少的，他们更多地把对马克思的研究聚焦于《资本论》，并仅仅围绕《资本论》所蕴含的经济理论设计的严密性进行纯粹的经济学分析。其中，最有代表意义且产生重要影响的乃是俄国学者拉迪斯·冯·鲍特凯维兹发表于1907年7月的《论〈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结构的改正问题》，该文指出，马克思关于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型的计算有误。英国学者本·法因和劳伦斯·哈里斯在回应对《资本论》的技术性指责——其中就包括了这一指责——时撰写的《重读〈资本论〉》(1979)，也同样是仅仅围绕《资本论》的经济理论设计展开的。纵观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待马克思和《资本论》的基本理论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庞巴维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批判，到20世纪50年代吉尔曼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统计检验并得出相反的结论，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获得迅速发展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科恩、布伦纳、罗默、艾尔斯特等人，分别从技术决定论、财产关系决定论、理性选择决定论的角度，试图推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们无不仅仅依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规律的技术性理论设计及其与当下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之间的间距和张力，试图从整体上或局部上证伪、推翻马克思的《资本论》。不论是主观上的故意为之，还是客观上的误读，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把《资本论》视作单纯的经济学文本，就总是可以便捷地得出他们所需要的《资本论》“过时论”的结论。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来说，如何科学地回应这一挑战则是一个严峻复杂的理论课题。事实上，自《资本论》诞生至今，这一挑战不仅从没有消失过，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这一挑战已经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陷入被动，而其根源之一就在于：作为马克思经济学说捍卫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不自觉地落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设定的理论陷阱，即仅仅把《资本论》作为诠释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运行机制的技术性理论设计，并因之或者被动地坚持与捍卫，或者依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这一技术性理论设计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前者而言，我们看到以多布、曼德尔、内格里等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以反批判的方式，通过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等，去论证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性以及资本主义由于自身内在矛盾而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就后者而言，我们看到与他们同时代以及稍后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基于对《资本论》核心理论的再诠释，以确保《资本论》的当代效用。如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代表人物巴兰、斯威齐主张用“经济剩余”来代替“剩余价值”，用经济剩余增长的规律代替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分析，用外延更广的概念取代“工人阶级”以有效剖析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美国学者奥康纳主张用“双重矛盾”理论与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因及其性质；“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学者借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发达资本主义与经济落后地区在二战后差距扩大的原因，形成了垄断停滞理论(巴兰)、依附论(弗兰克)、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不平等交换论(伊曼纽尔和阿兰)、边缘资本主义理论(阿明)等等。
毋庸讳言，他们的理论应战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推进与发展是有意义的。但遗憾的是：他们的所有努力却都本质性地缺失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维度与理论视野，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理论视域，因而只是或只能被动地应对挑战，却无法从根本上驳倒由来已久的《资本论》“过时论”。实际上，对于这种断裂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已经有所意识和警觉。譬如，随着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复苏，国外学者们围绕《资本论》研究，成立了一个重读马克思的小组，已经开始有哲学家介入其中。但是，从其研究成果《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2009)来看，除了一些有关哲学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外，其研究重心依然主要聚焦于《资本论》的经济学思想，因而依然为《资本论》“过时论”保留了理论存在的空间。
第二，当另一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试图超越《资本论》的纯粹经济学性质，赋予其哲学意义时，却陷入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断裂论”泥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于1932年被发现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关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与成熟期著作之间关系的争论，此争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潮。某些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把《手稿》的哲学立场完全归结为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并视其为马克思思想的顶峰，而此后的著作则意味着马克思思想的退化。这是一种以人本主义重新解释马克思，用“青年马克思”否定“成熟马克思”，进而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断裂论”。它在苏共二十大后的“非斯大林运动”中也有所反映——在批判斯大林教条主义、个人迷信的口号下，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黑格尔主义理论传统的复活成为理论热点。
正是在这种时代和理论背景下，阿尔都塞撰写了《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著作，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人道主义化，极力捍卫马克思的《资本论》，并认为“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的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①但是，阿尔都塞却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用成熟马克思否定青年马克思，用《资本论》否定《手稿》。在阿尔都塞看来，“在1842至1844年间，不仅马克思所使用的术语是费尔巴哈的术语(异化、类存在、整体存在、主谓‘颠倒’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显然是：他的哲学总问题在本质上也是费尔巴哈的总问题”，而关于马克思的“新的总问题”，我们“可以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②在这里出现的同样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意识形态哲学)与后期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手稿》与《资本论》的对立，只不过真正有价值的思想不再是早期思想，而是后期思想而已。这也就难怪阿尔都塞要通过阅读《资本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已经把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思想归结为意识形态的乌托邦，那就只能在后期著作中去挖掘与重建《资本论》的哲学基础了。③然而，对于这一断裂论而言，严重的后果在于，即使赋予《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哲学性质，作为《资本论》前史的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事实上也已被排除在理论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资本论》则成为一个没有理论前提和理论准备的论著。对于任何严肃的理论探索来说，这显然是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这必然无助于对《资本论》当代意义的科学呈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上述双重“断裂论”思潮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首先，就第一重断裂来说，即作为理论巨著的《资本论》在哲学与经济学思想性质之间的断裂而言，在国内主要表现为两个特点。其一，在形式上，即在学科设置上，哲学与经济学长期以来被归属于两个界限分明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尽管人们并不否认马克思的哲学与经济学、《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甚至我们还非常强调这种内在关联的本质重要性，但却无法掩盖它实际上被割裂的事实。近年来，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界的理论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萧条，哲学与经济学的学科界限不仅没有缩小，反倒空前地扩大，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二，从内容上看，即从哲学与经济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视域看，僵硬的传统学科划界造成了教学科研主体“哲学—经济学”知识结构的断裂和理论视域的狭隘，加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高深莫测”，使得我们在有效应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质疑《资本论》的时候，面临着空前的理论无奈：哲学工作者由于不懂得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只能回避必不可少的技术性环节而抽象地讨论《资本论》的哲学寓意；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由于缺乏深厚的哲学素养，则无法呈现《资本论》作为哲学巨著的哲学品格和唯物史观立场，只能把《资本论》作为纯粹的经济学著作，仅仅纠缠于琐碎的技术性环节，被动地疲于应对来自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步步逼近”的技术性挑战。
其次，就“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断裂而言，用“青年马克思”否定“成熟马克思”或者用“成熟马克思”否定“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倾向，在国内理论界也都有所反映。可以说，把以《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早期思想“人道主义化”，就是典型代表。这其实也是制造“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思想断裂的共同根源。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中，一部分学者竭力把马克思人道主义化，并试图用《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填补马克思后期思想中所谓人学理论的空场。也正因为如此，萨特的存在主义在当时的国内理论界盛行一时。尽管这一理论态度对于反思“文革”之惨痛历史教训，重新认识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但却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出现：用“青年马克思”否定“成熟马克思”。与此同时，更多学者坚守传统立场，他们也把《手稿》中马克思的理论立场人道主义化，但却把它作为批判与反思的对象，并试图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且主要地体现在《资本论》中的作为革命家的“成熟马克思”立场否定《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的抽象人道主义。迄今为止，这一争论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各种理论变形——“复调逻辑”、“以海解马”、“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以及“回到马克思”、“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等等，呈现出日益激烈的争论格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基本判断：(1)对《资本论》当代意义的科学讨论，决不可以在哲学与经济学断裂的视域中，仅仅围绕《资本论》所蕴含的经济理论设计的严密性及其当下可行性进行纯粹技术性的经济学论证，必须引入关键性的哲学分析的维度，把《资本论》同时视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巨著，彰显《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品格。(2)深度呈现《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的内在思想关联，把《资本论》的理论缘起回溯到作为唯物史观理论发源地的《手稿》，由此赋予《资本论》之作为哲学巨著以合法性根据，并据此彰显《资本论》的当代意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理论创新。
二、思想史空间中的《资本论》
对《资本论》基本理论性质的判定，必须植根于马克思思想史行程的完整理论空间中；基于这一理论空间，如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资本论》的理论缘起回溯到《手稿》，就不仅能够弥合所谓“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思想断裂，而且将从根本上打通马克思的哲学与其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理论通道；只要我们充分地展示出《资本论》研究的理论诉求在《手稿》中的缘起以及这一缘起如何经过《形态》、《哲学的贫困》(以下简称《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的逐步发展，就足以本质性地呈现《资本论》之作为唯物史观哲学巨著的理论根据。这将是嵌入《资本论》“过时论”的旧观念棺材上的最后一颗、也是最关键的一颗“铆钉”。
(一)《资本论》研究总问题的初始表达
如果我们借用阿尔都塞“总问题”的说法，那么《资本论》的总问题就可以表述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为自己所设置的目标：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④如果把《手稿》归置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前后相继的理论空间中，那它的总问题将毫无疑问地表现为“对国民经济学的哲学批判”。《资本论》的总问题就孕育或发源于这一哲学批判。
从本质上来说，正如我们试图论证的整个《资本论》研究乃是一个哲学事件一样，作为《资本论》总问题之缘起的“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本身就是一个哲学事件：它在一开始提出问题并开启批判道路时的焦点与路向就是哲学的。与一般理论家基于私有财产的当然事实去思考或批判当下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在一开始指向的则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本身——作为事实的私有财产，⑤并把揭示私有财产的起源作为批判的任务。显而易见的是，这是一个只有置身于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空间才能根本解决的任务，因而是一个唯物史观的任务。整个《手稿》，尤其是其中的“异化劳动”学说，就是围绕这一根本任务展开的。并且，正是在这一研究中，在异化劳动学说逐步递进的理论逻辑中，诞生出作为初始表达形式的《资本论》总问题的理论诉求。
我们看到，马克思首先是从国民经济学已经看到的如下经济事实，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出发的，异化劳动首先表现为劳动产品的异化。其次，劳动产品对劳动者之所以是异化的存在，原因在于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⑥再次，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也就意味着人的本质的异化，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乃是现实个人的本质所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⑦最后，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前三重规定性推导出第四重规定性——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⑧所谓“人同人相异化”，乃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异化，而这种异化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表现不过是现实的私有财产关系。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国民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理论分析范式的诞生——私有财产并不是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而是异化劳动的结果。私有财产并不是一个有人类存在以来始终如一地存在着的事实，因而也不能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当然理论前提；私有财产是有来历的，它是一个以异化劳动为根据的历史性存在；只是在由于异化劳动而导致了私有财产关系从而表现为经验性的共存，并且当私有财产发展到它最后的最高阶段——“资本”或“工业资本”⑨的时候，它们之间才表现为相互作用的关系；只有这时，我们才可以说，在经验的层面上，私有财产(资本)既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又是劳动异化的根据。正是基于全新的理论分析范式，马克思合乎逻辑地提出：“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⑩
在这里出现的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思想事件——因为正是在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对《资本论》研究总问题的初步自觉，即间接地但却是本质地说来，是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出发，以异化劳动和资本为前提，揭示出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规律。作为对现实经济过程之理论表达的国民经济学，由于把私有财产关系预设为既定的历史事实，从而造成了一系列的理论困难，以至于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经济过程的规律。在本质地达成对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科学理解后，马克思也就奠定了研究现实经济活动的科学理论前提，并因而能够从全新的理论前提和理论范式出发，呈现现实经济过程的客观规律。其实，在此23年之后的《资本论》，就是这一研究诉求的真实表达，就是以工人的异化劳动和资本逻辑为前提，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1)
当然，从《手稿》到《资本论》的理论过渡尚有着遥远的距离，并因而存在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基础性课题。事实上，对此马克思也是意识到了的。因而，在提出这一理论诉求之后，马克思至少已经意识到有两个任务是必须首先给予解决的。马克思指出：“但是，在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以前，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12)
当然，对马克思来说，这样两个任务在《手稿》中还是不可能完成的。对于私有财产的本质来源问题，马克思试图给予初步性的思考，但是这一思考还仅仅局限于经济学说史的分析；至于它如何生成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中，马克思尚无力展开分析；对于异化劳动发生根据的问题，马克思的讨论则根本没有展开，他只是提示性地写道：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这一提示意味着异化劳动发生于人类历史上的某一时期，因而对这一任务的解决就必须到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探寻；在这里出现的既是《形态》的必然性，更是《资本论》研究愈发鲜明地成为一个哲学事件的必然性。
(二)对“工业资本”来历的唯物史观追问
众所周知，《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草创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但是，时至今日，它在《手稿》与《资本论》之间承上启下的历史性作用却依然是暗晦不明的，以至于它反倒成了一些学者做出判断——指认存在“早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马克思的哲学与经济学发生断裂——的依据。当我们把《资本论》研究总问题的历史性缘起追溯到《手稿》时，这一判断将失去效力。我们将看到：一方面，整个《形态》不过是围绕《手稿》所遗留的这两个任务深度展开的理论结果，是作为《形态》总问题的以唯物史观的草创为代表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由于《手稿》中所言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本质上不过是“机器大工业生产”与“工业资本”的代名词，因而《形态》中依据人类历史宏大叙事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之本质来历的分析，实际上聚焦于对工业资本主义来历的分析，是对工业资本主义之前史的探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形态》才一方面表现为唯物史观草创的重要作品，同时又成为《资本论》研究必不可少的根本性环节，即成为从《资本论》研究总问题的初步自觉到对资本主义前史的梳理，再到即将到来的对资本主义本身经济活动规律的研究的过渡性环节。
具体说来，我们在《形态》第一章看到如下基本理论环节：(1)“现实个人的劳动”是人类历史的前提。这一前提的生成绝不像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意味着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断裂，实际上它恰恰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继续与完善。如果说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初步达成了对劳动的本质以及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的伟大创见，那么历经《神圣家族》的思想沉淀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本质性确立起的实践唯物主义原则，使得其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这一理论原则，并空前巩固地把劳动作为把握人类历史的一把钥匙了。(2)“自发分工”既是“劳动”蜕变为“异化劳动”的条件，也是异化劳动创生出私有财产关系的根据。马克思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又译为‘而是自发的’(13)——引者注)，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4)换言之，正是自发分工，使得人类劳动活动成为异化劳动。马克思又指出：“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15)据此，马克思认为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或“相等的表达方式”，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就活动而言的分工或分工活动乃是“异化劳动”，“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就活动的产品而言的分工乃是劳动产品的不平等分配，就是“私有制”。(16)与“自发分工”所导致感性活动或劳动的分裂即异化劳动的生成相适应的，必然是一部分人使用和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权力，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现实活劳动的统治权，即作为社会权力的私有制。(3)“工业资本”是“自发分工”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7)为此，马克思详细展开了分工形式的历史进展——“自然分工”的扩大、“工商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分工、“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的分工、“商业”和“生产”的分离以及“机器大工业”所导致的广泛的全面的社会分工——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展开——“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希腊与罗马)、封建的或“等级(资本)”的所有制(日耳曼)、中世纪末期的“活动资本”的所有制以及作为“工业资本”的现代所有制。(4)据此，马克思认为，决不能把私有财产的权利视为“一个错觉”，“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18)私有财产的社会权力发源于由于分工所导致的现实个人劳动活动的异化，而一切政治权力、法的权力不过是对私有财产的社会权力的理性表达，即“意识形态”，(19)共产主义则表现为对一切以往的理性科学有关社会权力之理性出身的神话学本质和理性主义意识形态之虚幻性的彻底颠覆，而这又只有通过自发分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现实扬弃才是可能的。
这就是马克思在《形态》中对《手稿》所提出的两个理论任务的解答。我们从中不仅看到了马克思草创中的唯物史观的《资本论》性质——发端于《手稿》中的作为《资本论》研究总问题的“两个前提性任务”成为贯通整个《形态》的理论红线，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本质来历的追问成为《形态》的核心线索，对“工业劳动”和“工业资本”本质来历的说明成为《形态》的理论聚焦点，也看到了《资本论》研究总问题的唯物史观性质——借助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这两个范畴阐明国民经济学一切范畴的来历或者对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只能置身于人类历史宏大叙事的唯物史观视域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手稿》中对私有财产起源的追问本质上是一个哲学事件，《资本论》研究总问题的缘起乃是这一事件的理论后果，因而本身就具有哲学的禀赋，那么在《形态》中对异化劳动本质来历的追问则把这一哲学事件决定性地导入对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即导入唯物史观的理论建构，那《资本论》研究则已经成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建构的理论要件。因此，在《形态》之后，摆在马克思面前的重大理论任务就是，基于已经形成的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宏大叙事，以初步奠基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把对资本主义前史的研究推进到对资本主义本身经济运行规律的探索，揭示由“工业资本”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运行机制及其内在规律。
(三)对《资本论》研究哲学性质与哲学定向的再确认
如果说《资本论》研究的总问题萌发于《手稿》，聚焦于《形态》，那它的公开宣示则是在《贫困》和《宣言》中。在此一研究的历史推进中，《贫困》与《宣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哲学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形态》所草创的唯物史观基本理论框架以及《资本论》研究课题的理论聚焦事件尚未公开问世；蒲鲁东经济学理论哲学立场的国民经济学已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造成恶劣影响。为此，在全面进入《资本论》课题研究之前，马克思还有两个工作是必须要完成的：
第一，通过对蒲鲁东经济学理论的哲学批判，公开申明即将展开的《资本论》研究工作的哲学性质与路径。早在《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给予蒲鲁东以原则高度的批判，明确指证了蒲鲁东“强制提高工资”与“工资平等”主张的国民经济学本质——“强制提高工资……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工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20)这种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看待私有财产，并以其为基点反对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主张，其实完全分享着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理论预设——作为原始状态、当下事实和永恒存在的私有财产及其在哲学立场上的错误。然而，由于此时蒲鲁东的经济学主张不过表现为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碎片，因而对国民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实际上已经涵盖了对蒲鲁东的批判。然而，随着《贫困的哲学》的出版以及蒲鲁东经济学主张在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影响的不断扩大，马克思意识到了认真对待蒲鲁东的重要性：在其现实性上，蒲鲁东经济学立场的国民经济学性质决定了他只能给工人阶级提供资产阶级的理论工具，并把工人运动引向歧途——马克思的这一担忧在后来的《哥达纲领》中变成了现实。在其理论意义上，对现代经济运动规律的探寻必须植根于不同于国民经济学的全新哲学立场。任何经济学家只要像国民经济学家一样“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并且“把这个基本前提当做确定不移的事实”，(21)都不可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规律和实质——马克思的这一担忧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国内的某些经济学家那里其实依然在延续。
据此，通过对蒲鲁东经济学理论的哲学批判，再度确认并公开申明发端于《手稿》，并在《形态》中初步奠基的《资本论》研究的哲学性质，就成为一个必要的工作。这就使得《贫困》成为《资本论》课题研究演进历程中的又一个关键性环节，它之区别于《手稿》、《神圣家族》和《形态》的特殊性在于：如果说后者主要地是围绕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而展开的对国民经济学哲学立场的批判，并最终呈现出《资本论》课题研究的唯物史观前提，那么《贫困》则聚焦于《资本论》课题研究的哲学路径。
因此我们看到，尽管《贫困》对蒲鲁东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多有涉及，但这些批判无不从属于对蒲鲁东经济学研究路径的哲学迷误的批判，并紧紧围绕“蒲鲁东先生和其他经济学家有什么不同”和“黑格尔在蒲鲁东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中又起什么作用”(22)这两个问题展开，而马克思的如下论断则可以作为这一批判精神的集中表达：“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23)具体言之，就蒲鲁东低于经济学家的水平而言，乃在于“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24)尽管“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25)在这里出现的是，马克思对即将展开的《资本论》研究的如下哲学路径的基本界定：以鲜活的经济事实为依据，通过对支配着这一经济事实的“生产方面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6)由此呈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性和历史性。就蒲鲁东低于社会主义者而言，是由于在马克思看来，“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27)因而，在马克思这里，不是就贫困讨论贫困，而是要探讨贫困的根源，以揭示出“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和“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28)在这里出现的乃是马克思对即将展开的《资本论》课题研究之哲学定向的根本要求，也是在全面进入《资本论》研究领域之前，这使得马克思必须去完成第二个工作。
第二，基于对蒲鲁东经济学理论的哲学立场的批判，《宣言》公开申明即将展开的《资本论》课题研究工作的哲学定向。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把为人类解放提供哲学头脑作为哲学工作的最高目标。(29)在《手稿》中，以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为前提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诉求，被明确界定为国民经济学哲学批判的理论灵魂，因而自然也成为基于国民经济学的哲学批判而萌发的《资本论》课题研究初始诉求的理论旨归——既然工人所遭受的奴役根源于由异化劳动及其所导致的私有财产关系，因而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前提阐明国民经济学一切范畴之来源的工作，就是为了论证使“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30)是何以可能的。此后，从《形态》到《贫困》，从对“工业资本”本质来历的唯物史观追问到对蒲鲁东私有财产立场的国民经济学本质的集中批判，从《资本论》研究课题成为理论聚焦点到它的公开宣示中，无不贯穿着这一根本性的科学价值指向。正是在《宣言》中，马克思不仅明确地把“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作为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而且依据《形态》中发生的对资本主义生成历史的分析，去讨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31)由此指证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2)
据此，我们认为，无论就其缘起与演进，还是就其直接研究对象的理论归属、研究路径和根本旨归，《资本论》课题研究都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哲学事件。然而，《宣言》依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即资本主义社会如何由于它自身内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必然灭亡呢？换言之，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作机制何在，以至于它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呢？显然，这一问题只能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之内在秘密的直接探讨中给予决定性的解答。《资本论》就是解答上述问题的扛鼎之作。
三、《资本论》的哲学性质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如上完整历史视野中，双重“断裂论”已无立足之地。在其理论前史的意义上，《资本论》课题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贯通马克思思想演进的早期与后期、哲学与经济学的重大事件。在其即将全面展开的意义上，《资本论》也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作品，而是一个同时具有哲学性质的，甚至主要地或本质地表现为唯物史观禀赋的哲学巨著。
(一)《资本论》既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阐释，因而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同时还是唯物史观建构中的重要内容组成及其科学论证环节，因而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巨著
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就是致力于破解人类历史之谜的唯物史观，那么《资本论》就是唯物史观的理论主干，即作为洞悉资本主义生产之谜与社会之谜的“资本哲学”，并因而表现为“浓缩版”的唯物史观。
首先，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看，当马克思在《形态》中草创出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体系时，摆在马克思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就是对这一基本理论体系所展开的人类历史宏大叙事中的当下环节，即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基于其上的社会运行机制给予透彻的分析。这种分析的必要性在于：如果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做出科学的说明，那么《形态》所提供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就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其内容也是空虚的，因而还只能是一种理论设想，而作为这一宏大叙事之本质旨归的共产主义诉求也就只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空想了。这决定了马克思必然要走向《资本论》研究的理论逻辑。并且，旨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33)的《资本论》研究，就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具体论证，因而本质地表现为唯物史观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其次，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看，作为唯物史观理论主干的“资本哲学”，同时还是一个浓缩版的、具象化了的唯物史观，它不仅严格地遵循着本源于《手稿》、草创于《形态》、宣示并发展于《贫困》和《宣言》中的唯物史观原理，而且完整地蕴含了唯物史观的所有核心理论要素：(1)劳动。正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一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劳动的分析，也是从“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一般劳动”，即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和“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34)的劳动出发的。(2)分工(自发分工)。它是人类劳动向商品生产活动进展的根本性因素。正是“自发分工”而不是亚当·斯密所谓的人类交易的禀赋，使得起初作为偶然事件的商品交换成为必然性的现实，并逐步推动着使用价值的生产向交换价值的生产，即“产品生产”向“商品生产”的历史性跨越。(3)私有财产关系的历史演进：从货币到资本。作为一系列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后的历史性产物，资本的产生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而对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陈述与实证分析则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的秘密——它同时就是剩余价值的秘密。(4)资本无限增殖的生命驱动及其内在否定性，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奠基于其上的整个政治制度的消亡。据此，我们认为，《资本论》绝不仅仅是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它本身就是真正的哲学巨著。并且，正是由于它，马克思的“大写的”唯物史观才真正成为现实的科学。
(二)作为唯物史观理论巨著的《资本论》，其唯物史观的哲学性质本质地表现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
事实表明，对资本的历史性肯定从属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而对这一逻辑的批判直接地表现为基于特定理论前提与理论归宿而发生的对资本现实罪恶的控诉，内在地表现为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范式对资本主义的病理学诊断。
第一，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着对资本逻辑历史生成的必然性、合理性及其历史功绩的确认，但所有这些确认无不从属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资本论》的本质立场并不是“一方面”肯定了资本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又有对资本的批判，而是正如《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表明的那样，是作为其整体性特质的对统治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资本原则或资本逻辑的批判。澄清这一本质，就彻底杜绝了貌似完整理解《资本论》、实则淡化《资本论》批判立场与批判意义的种种折中主义企图；明确这一本质，就彻底拒斥了貌似全面把握《资本论》、实则把《资本论》曲解为对资本存在永恒性证实的实证主义倾向；指明这一本质，就坚决划清了与貌似丰富发展《资本论》、实则已经蜕变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35)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现代经济学的界限；申明这一本质，就彻底回击了貌似科学地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实则是“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36)立场之再现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资本论》的歪曲与指责。
第二，《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既是经济学的批判，更是哲学的批判，而且经济学的批判从属于唯物史观的哲学批判。就《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而言，它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7)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历史前提的东西则是雇佣劳动与资本逻辑。在这里出现的必然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技术性分析。但所有这些发生于经济理论层面上的技术性分析无不从属于《资本论》的研究宗旨，即揭示以雇佣劳动和资本逻辑为直接历史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及其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放弃了《资本论》的这一活的灵魂，即使对资本主义局部经济活动作出了正确解释，它也只能是单纯的实证主义和目光短视的实用主义的表现。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手稿》中给自己提出这一研究任务之前严厉批判蒲鲁东“强制提高工资”和“工资平等”的主张——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一概拒斥工人生存条件的改善，而是由于把它设定为唯一目标则只能意味着“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38)为什么当德国工人党在其纲领中以“劳动价值论”作为争取无产阶级利益的斗争武器时，马克思却在《哥达纲领批判》一开始就给予无情的批判了——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赞同“劳动价值论”，而是为了鲜明地指出作为“劳动价值论”之主体的“劳动”本质上乃是“雇佣劳动”，《哥达纲领》却使得雇佣劳动合法化了。
(三)只要资本逻辑依然在人类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作为唯物史观理论巨著的《资本论》的批判性立场及其科学性，就绝不会因为其个别理论判断的现实局限性而有丝毫动摇
这就意味着，虽然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有赖于《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规律的技术性论证，但所有这些经济学层面的技术性说明都本质地从属于作为《资本论》理论内核的唯物史观的本质立场，即资本逻辑统治人类社会的历史性与暂时性以及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即使《资本论》的某些理论判断不再适用于当下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现实，它也并不就直接证伪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恰恰相反，在这里出现的乃是要求我们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哲学立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动向、新特点给予新的科学说明，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我们坚信，马克思既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他也永远是一位哲学家。当萨特试图用人道主义去填补马克思理论中的所谓人学空场时，海德格尔犀利地评论道：萨特根本无法与马克思对话，因为只有马克思深入到那历史的一维中去了。(39)不懂得历史，没有历史的观点，这是萨特的理论症结，也是当今某些自负的经济学家的症结；当他们仅仅纠缠于对当下经济事实的证实而坚决拒斥任何宏大历史叙事，失去了历史方向而迷失于实证主义迷宫时，我们有必要再度申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理论症结的诊断：“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40)这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底线，是马克思提供给这个世界的、并且不会由于《资本论》某些理论判断的现实局限性而发生改变的唯物史观的理论精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卢卡奇的如下观点：“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41)
立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完整理论空间，彰显《资本论》的哲学性质，把《资本论》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巨著，对于推进当代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正确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包括哲学研究在内的任何学科学术理论创新必须植根于对丰富多彩的生活现实的理论反思。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话语。在哲学的圈子里思考哲学，在其最好的意义上得到的依然不过是另一种较好的哲学而已。把哲学的利器指向对现实经济生活的深刻反思，这是马克思能够实现伟大哲学革命的全部根据所在。作为哲学巨著的《资本论》就是这一“哲学—经济学革命”的象征。在马克思思想史的理论空间中，还原并呈现《资本论》的哲学性质，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的哲学研究始终指向对现实经济生活的高度关注，并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哲学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更要求我们今天的哲学研究必须摆脱封闭的文本解读，密切关注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在思想史与现实的双向互动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创新。
第二，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必须坚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立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毫无疑问包含着技术性的理论创新，但所有这些创新都必须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立场为前提。因此，当人们仅仅试图通过设定技术性约束条件去回应国外学者对《资本论》中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等问题的挑战，并给出如下解释——利润率下降特指由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造成的经济事实，劳动价值论回答的是商品价值的来源而不是价值分配问题，因而不能因为生产要素有权参与分配就等于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等等——时，当人们仅仅从国有资产流失，或者从私有企业并购中的产权交易并不都是有效益的角度反驳私有化的主张时，他们恰恰忘记了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忘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技术性角度对《资本论》发起的所有挑战，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推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们没有看到，劳动价值论是否依然有效等诸如此类的《资本论》问题，已经主要地不是一个单纯技术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资本逻辑的本性以及如何看待资本逻辑的历史哲学立场问题，是一个是否依然坚守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立场的原则性问题，是一个既需要给予技术性论证，但又必须跳出纯粹的技术性环节，时刻清晰地意识到所有这些理论性争议的历史哲学立场的本质性归属问题。只有立足于并继续毫不动摇地坚守《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立场，才能以世界历史的眼光和全球化的理论视野，直面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鲜活事实，推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时代性创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当代政治经济学。
第三，《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精髓，依然是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利器。作为唯物史观的哲学巨著，《资本论》的理论精髓可以概括为资本逻辑的历史性以及基于这一判断的对共产主义的科学指认。然而，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由于调整改良经济组织手段而来的暂时繁荣，由于我们引入了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而来的经济大发展，一些人开始质疑起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历史性的指认，并倾向于认为资本逻辑将是一个支配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不可替代的永恒原则，而共产主义则不过是早在人类历史初期就已经存在的历史目的论的现代翻版。这是严重的理论迷误和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难道因为计划经济在一个历史错位时期的暂时性失败，就可以据此断言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永远不可行吗？难道因为我们今天不能给出未来社会不同于资本原则的资源配置的具体方案，就只能意味着资本原则的永恒性吗？难道仅仅由于共产主义似乎与历史上的乌托邦、理想国——甚至宗教意义上的“千年复国”具有形式上的可比性，它就是一个历史宿命论的东西吗？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历史性和共产主义历史现实性的指认绝非单纯的价值判断，而是一个基于事实判断，即基于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历史宏大叙事的科学论断。只有完全无视《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禀赋，并从根本上推翻《资本论》或放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可以非历史地谈论资本逻辑的历史永恒性。反之，只要我们坚持《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精髓，就一定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资本逻辑的全面统治，也一定可以清醒地认识到，资本逻辑本身不是目的，它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手段。
责任编审：孙麾
注释：
①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②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8、31页。
③需要注意的是，阿尔都塞所理解的需要给予重建的、作为《资本论》基础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由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组成。既然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思想被归结为“意识形态哲学”，而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给我们提供的是作为科学的“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因而在阿尔都塞看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哲学落后于科学，需要通过《资本论》的阅读，重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10页。
⑤对此，马克思指出：“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做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7、18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1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7—16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6页。请注意，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所有制”其实就是指“私有制”。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5页。
(19)对此，马克思非常经典地表述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55—25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9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9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3—14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1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6页。
(2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5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4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4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7页。
(39)“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83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8页。
(4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7页。
标签：哲学论文; 资本论论文; 异化劳动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