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婆媳矛盾的变迁——以河北省N村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北省论文,转型期论文,婆媳论文,为例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10－0052－08
婆媳矛盾是在家庭生活场景中婆媳之间发生的争端与冲突。婆媳关系在整个家庭关系中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而重要作用。婆媳矛盾则完整地反映了媳妇由“外来者”逐渐融入家庭的过程，体现着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家庭制度方面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家庭关系与家庭结构的改变。一方面，夫妻关系代替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轴心，父母的权威普遍衰落，家庭成员关系呈现民主化趋势，并开始出现尊重个人隐私的观念[1](P97－111)；另一方面，外出务工潮的兴起造成了家庭结构的散失，经济理性也随之成为人们处理日常生活的重要维度。这种经济理性同时也渗透到家庭关系中来，如家庭养老观念的理性化[2]。有学者提出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形塑和改变着个人的生命历程，对他们的观点和行为产生持久的影响[3](P127)。我们由此不禁提出疑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剧烈的社会变迁，尤其是家庭制度的变迁，对农村婆媳的观念与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使当前的婆媳矛盾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在河北N村的参与观察以及对该村最年轻一代的婆媳进行深入访谈①，尝试在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解读社会转型期婆媳矛盾的新变化，并探讨引起这些变化的社会条件。
一、以往相关文献的回顾与述评
(一)婆媳矛盾的原因分析
婆媳矛盾自古以来就是影响家庭关系和谐的重要原因，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婆媳矛盾是婆媳关系的常态。婆媳关系是由婚姻产生的附带关系，而男婚女嫁又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费孝通先生曾讲到，结婚、生育和抚育子女是一套社会活动的体系，婚姻的意义在于以社会力量来确立抚育子女的双系结构[4](P129－132)。因此，婚姻绝非由个人喜好决定的一己私事，而是社会试图通过各种力量维护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行为。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也都在按照结婚、生育和抚育子女的轨迹生活着。当然，婚姻这一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意义并非引发婆媳冲突的原因，只是当婚姻加上了“近亲通婚”的伦理禁忌以及“从夫居”的制度限制后，婆媳矛盾似乎就在所难免了。在外婚和从夫居的制度要求下，新娘来自与夫家“密切合作的生活团体”之外，以“外来者”的身份嫁入婆家并在婆家生育和抚养子女，终其一生。
以往学者对婆媳矛盾原因的分析多侧重于强调婆媳双方对“有限权利”的争夺[5]。客观上讲，媳妇的嫁入打破了婆家已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均衡，引发了婆媳间的矛盾。媳妇嫁入婆家的过程，也是媳妇作为“外来者”闯入并试图成为婆家既有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一员，从中争夺资源、确立自身地位并最终建立起新的均衡的过程。在“男主内，女主外”的传统性别分工体制下，媳妇嫁入婆家前，家庭资源的控制权②(包括对家庭的日常事务、经济及人力资源的支配权等)通常掌握在婆婆手中。媳妇的这种行为在婆婆看来，无疑是对自己女主人地位的威胁和挑战，因此必然会极力维护自身已有的权力和地位，并对媳妇表示不满甚至反击。因此，自婆家社会关系网络的既有均衡被打破到新的均衡重新建立这段时间里，婆媳矛盾最集中也最激烈。但从总体上看，婆媳双方对家庭资源控制权的争夺是一个长期反复的动态过程，争夺的结果与冲突的激烈程度取决于双方力量随家庭生长周期的消长。一般来讲，媳妇初入婆家时，婆婆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主导；随着婆婆的衰老及其核心家庭的衰落，媳妇的核心家庭得以建立和巩固，其优势地位也愈发凸显。当然，宏大的时代背景也对我国的婆媳矛盾产生着重要影响，改革开放前，婆婆在家庭权力结构及社会舆论中普遍处于有利地位，而改革开放以后，婆媳间的地位则趋于平等。
缺乏感情基础所导致的沟通障碍是导致婆媳矛盾的主观因素。“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使整个家庭的良好运转尤其需要婆媳间的密切配合。尽管婆媳间的和谐共处，只需双方能够行动上配合，而并不强求其情感上的体贴[4](P136)。但实际上，这一要求对婆媳来讲仍有难度。要实现相互的配合与默契，共同的生活经验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但这一点对于外婚制下的婆媳双方来讲至少在婚姻初期基本是不可能的。此时，良好的感情基础就成为实现婆媳和谐关系的唯一可能。同为女性，母女间的分歧总是更容易达成共识，这虽与双方共同的生活经验不无关系，但其根源在于母女情深，双方更容易沟通并愿意为对方作出妥协。而媳妇的处境则如费老所说：“女性成年后不得不加入一个陌生的社会圈子，与那些素不相识的丈夫的朋友亲戚们发生频繁的接触。”[4](P199)而这些不同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以至价值观念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疲乏甚至病态。婆媳既然“素不相识”，便谈不上感情基础，这就导致双方不仅在行动配合上缺乏默契，更重要的是缺乏寻求默契、作出让步的情感动机，加上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上的差异甚至冲突作为导火索，婆媳间的矛盾便无法避免。
(二)婆媳矛盾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上述婆媳矛盾原因的分析，我们便不难理解婆媳矛盾为何会成为婆媳关系的常态。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婆媳间就完全无法和谐相处。
既然婆媳双方对家庭资源控制权的争夺不可避免，那么缓解由此而引发的矛盾就需要保证控制权在婆媳间的平稳更替。家庭既以生育为其功能，孩子长大了，男婚女嫁，结束抚育功能，家庭中由夫妇与孩子组成的三角结构也就实际宣告破裂[4](P213－214)。换言之，无论分家与否，从家庭生长周期来看，婆婆的核心家庭必然将被媳妇的核心家庭取代，婆婆的主导地位也终将让渡给媳妇。但若要婆婆甘心让渡手中权力，则媳妇至少要与其势力相当。这种势力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人能力。“巧媳妇”总能获得婆婆的喜爱。拥有融洽的婆媳关系。尽管各时期“巧媳妇”的具体标准不同，但勤俭持家、通情达理等始终是最重要的方面。第二，影响权力中心的权力。父权制下男性是家庭的权力中心，能否获得影响权力中心的权力，也影响着婆媳双方的势力对比。家庭的权力中心若是公公，婆婆无疑占据优势；若为儿子，媳妇便享有便利条件[6]。第三，娘家的势力。娘家的支持贯穿媳妇在婆家生活的始终。结婚时的嫁妆使新娘能够在初到婆家时拥有自己的“小金库”，从而降低了对婆家经济上的依赖。而娘家将新娘作为珍贵的“礼物”赠送给婆家时，对新娘生命和福祉关注权的保留[6](P96－100)，又使“娘家”成为庇护媳妇一生的最重要力量③。因此，娘家势力的大小(涉及财富、权力和社会威望等各个方面)极大地影响着媳妇在婆家的地位。
而婆媳间感情的培养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有效沟通是解决婆媳日常纠纷、促进双方达成共识的最重要途径。就其性质而言，婆媳关系属于家庭关系，成员间深厚的情感是这一关系的灵魂。尽管婆媳间没有先在的血缘或情感联系，但她们拥有一个重要的情感中介——儿子/丈夫。对儿子或丈夫的深厚感情是她们寻求相互体谅与理解的出发点。儿子/丈夫与婆婆和媳妇都有着最亲密的关系，通过沟通可以获得婆媳各自真实的想法和要求，这就意味着儿子/丈夫有促进双方沟通的绝佳优势。因此，儿子/丈夫是否通达沟通与调节的艺术，是影响婆媳感情培养的关键因素。而婆婆对孙子女的关心与照料以及媳妇对婆婆的养老，则为增加婆媳间的沟通与交流，进而建立感情和默契提供契机。若婆媳能够相互理解与包容，双方由于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而引发不快与矛盾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综上，以往学者的研究大致从资源控制与人际沟通两大视角展开对婆媳矛盾原因及影响因素的论述，这无疑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婆媳矛盾提供了帮助，但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大都只是对农业时代背景下婆媳关系的一般性论述，而普遍缺乏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愈发重要的分析维度——社会变迁。我们的疑问是，在传统婆媳矛盾框架下所进行的一般性分析在当前的社会场景下仍然适用吗？改革开放以来剧烈的政治经济变迁，为婆媳矛盾带来了哪些影响，又导致其发生了何种变化？针对以上种种疑问，笔者尝试通过对河北N村的参与观察与研究对象的深度访谈来加以回答。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N村情况简介
N村位于河北省的南端，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约850人，耕地1100亩，距其隶属的县城40多千米，且交通便利。村民的居住形态总体可概括为“大聚居、小杂居”，即家族成员聚居，由于历史原因，偶有外姓人家杂居在家族聚居区域内。N村就是以聚居的家族姓氏冠名的。农业生产是村民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全县农村于1981年12月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④。近些年来，随着村民外出务工的兴起，务工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村里基本形成了一种“男工女耕”的家庭经营模式。另外，农闲时到村边开办的废品回收站或服装加工厂做工，成为部分妇女家庭创收的方式。虽然大部分村民的外出务工经历给传统村庄注入了不少现代因素，并体现在生活习惯、消费观念等诸多方面，但就整体而言，该村是较为典型的传统北方农村，村民们普遍有着较强的家族意识以及彼此熟悉的邻里关系。
(二)研究方法说明
1.案例选择。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村内40－55岁之间的婆婆与20－35岁之间的媳妇⑤。出于研究需要与实际情况的考虑，笔者采用了立意抽样这一非概率抽样方法选择访谈对象。抽样标准包括年龄、家庭规模以及家庭的经济状况等。家庭规模(尤其是儿子的数量⑥)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婆婆在劳动、经济与情感等方面对媳妇及其核心家庭的投入，而婆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决定婆婆掌握资源的多寡，是婆媳权力结构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推动婆媳相处模式变化的重要动力。本研究意在探究婆媳矛盾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的一般性转向，因此笔者在抽样时保证了独子与多子、经济状况良好与较差，以及有无外地媳妇的家庭均有样本入选。
为保证样本的多样性，样本特别纳入了个别外地媳妇的家庭(指婆媳至少一方是外地人)。笔者共选出32位婆婆和媳妇进行深度访谈(其中婆婆19人，媳妇13人)。另外，笔者还对村里的5位年老妇女(70－90岁)进行访谈，以了解当地婆媳关系的传统模式。
2.调查方法及内容。调查采用了深度访谈的方法，并辅以对村庄的参与观察。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家庭经济资源的分配以及婆媳在对家庭事件作出决策时的权力地位；第二，婆媳对家庭劳动(包括家务与农活两方面)的分工合作情况；第三，婆媳及儿子相互间的感情状况；第四，被访者对最近或自己认为重要的几次婆媳矛盾的回忆与感受等。
三、向子代倾斜的资源分配模式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和方向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村民的家庭收入大大增加，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下的农民外出务工潮彻底改变了该村以往愁于生计的贫苦状态。经济上的宽裕与商品的丰富供应，也使村里婆媳间由于“争吃为穿”产生的矛盾大大减少。这点在人们关于改革前婆媳矛盾原因的记忆中得到证实。
“穷是尖尖饿是吵”。以前越是没有争得越红(厉害)，你反正这会儿没有啥就去买咧，这还有啥吵吵的。那会儿的人成天的吵吵到大街咧，这会儿的人不吵吵了，吵吵咧少了。要不弄得啥你不叫俺吃了，弄的锅炉的窄了(指做的少了)，你弄了(棉)花不叫俺穿啦……分家你的多了我的少了，你要这呢，我要那呢，都吵吵。
不难看出，在物质严重短缺的条件下，愁于生计是引发婆媳矛盾最普遍的原因，而且那时的婆媳矛盾无论是频繁程度还是激烈程度都明显更高。在结婚初期，分家是明显有利于儿子与儿媳所组成的小家庭的，因为此时其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数的比例达到峰值，而因为要失去儿子这一壮劳力，分家对婆婆所在的核心家庭来讲则是一个惨重的损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分家所引发的婆媳矛盾从实质上讲仍然是婆媳双方对家庭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等)的争夺。而家庭收入增长所带来的生活条件的改善，无疑会对此类婆媳矛盾的解决产生成效。
就笔者的访谈资料来看，村民们在家庭收入的分配上相比以前有了明显的变化。这表现在大多数的家庭虽然并未分家，但婆婆们都反映“挣了钱都是人家媳妇的”。儿子外出务工所挣到的钱大都交给妻子，并不上交父母以贴补家用，年轻媳妇在平时也因此拥有甚至比婆婆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现金。这点不但得到了父母的默许，而且父母还会在必要时对其小家庭进行贴补，唯一的条件是小家庭要因此承担起自己的人际交往支出。换言之，尽管并未分家，但媳妇在日常消费方面享有较高的自主权。这种自主形式也体现在情感方面，婆婆对小家庭一般持观望态度，仅限于日常生活的关心和照料，而极少直接干涉儿子与儿媳的情感及其他隐私。
他出去挣了钱是他们的，家里不花他们的钱。要是愿意给呢，就给个儿，给多给少那是他自己的心意。他们的亲戚朋友有事都得他自己管，老亲戚俺管。真碰着事儿了，他钱不够，家里还管。
相比以往的大家庭中家长掌握几乎全部资源来讲，大家庭资源开始向儿子的核心家庭分散，家长的权力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也大大降低。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大大降低了由于“争吃为穿”所导致的婆媳矛盾。村里受访的年轻媳妇是自小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代，也是村庄中自出生起就完全告别了物资紧缺的一代人，优越的生活条件以及外出务工的经历对她们消费观以及价值观的影响，造就了她们崇尚消费和享受生活的个性特征。一方面，民主化的家庭氛围使得婆婆有意识地不过多干涉媳妇的日常生活，而且在重大家庭事件中媳妇也享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另一方面所调查的媳妇群体作为注重享受和消费的一代人，对家庭琐事的管理并无太大兴趣。因此，在村庄尚未分家的家庭中婆婆照料家庭的情况居多，由于财产和家庭决策权而引发的婆媳矛盾大大减少。
四、家庭结构的散失与家庭关系的民主化
1.媳妇对婆婆的依赖
市场经济对自由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与户籍制度的松动，引发了农村的外出务工潮，直接导致了农村家庭结构的散失。尤其是近年来，年轻一代的村民越来越多地选择夫妻一同外出打工，这种就业方式造成的家庭结构散失对婆媳矛盾也产生较大影响。虽然婆媳双方在空间上的分离，有效减少了矛盾发生的频率，但更重要的是，对媳妇来讲，夫妇外出务工，婆婆无疑成为替他们抚养子女的最佳人选。而对婆婆来讲，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行使这一代婆婆的子女数量大大减少，而较早地从生育子女的压力中解脱，当子女成婚时，绝大多数的婆婆已经完成了哺育子女的任务。再加上机械化的农业耕作方式以及大机器生产下丰富生活用品的供应，将村里的女人们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婆婆从而有机会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对子辈生活的照料以及对孙辈的抚养上。经验材料也显示，相比以前，年轻一代的婆媳之间有更为频繁的情感互动。村里一位外地媳妇开心地向笔者述说了婆婆对自己的照顾。
她(指婆婆)总觉得我自己嫁这么远，不对我好，我就想家了。对我特别好，比对自己的孩子还好。有一次下雨的时候，我去赶集没带雨伞，她跑着往家拿把雨伞给我送去，自己也没拿伞，回来都淋湿了，挺感动的。她几乎是什么能自己干的就都干了，就是自己吃点苦，也不麻烦我。
在村里，婆婆应当照料年轻儿媳的生活起居并帮忙照看孙子女已成为共识，尤其是那些常年外出打工的媳妇，往往因为婆婆帮忙抚养其子女而对婆婆产生依赖和感激之情。云婶的儿子儿媳一同去天津打工，她们的一对儿女就交由云婶照顾。
(孩子)都给你丢家喽人家走啦，天天给人买着穿、吃，伺候人家(指两个孙子女)。晌午这不是，买一片东西叫人家吃。俺的孩儿(指孙子)的达达裤的(指棉裤)我都管做，俺这个妮儿(出生)的时候，我给她做(了)七条。
不过有这一样，都是人家(媳妇)拿钱。人家妈怕孩子受屈，来电话了还说，“可别叫孩子受屈，给你打喽钱，你吃点儿叫孩子吃点儿，孩子不吃你也吃不成，你吃喽你也不舍得不叫孩的吃。”……我这衣裳，那都是天津回来人家给我买的，人家一个劲儿地给我买。
照顾孙子女对婆婆来说无疑是件劳心劳力的苦差事，在笔者的访谈中也经常会感受到她们的抱怨与无奈，但儿子与儿媳外出打工挣钱，婆婆在家中照顾上学的孙子女，这是对家庭利益最有利的安排方式⑦，婆婆们对此也普遍积极配合。这种安排间接使媳妇更频繁地与婆婆发生互动，并主动关心婆婆的情绪与日常生活安排，当然这种行为背后一方面是对婆婆的感激之情，而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能让孩子得到更好照料的考虑。但这从结果上都增进了婆媳双方的感情。由此，虽然照顾孙子女加重了婆婆的负担而难免令婆婆有所抱怨，对孙子女管教上的分歧也不免造成婆媳间的不快，但就总体上看，对孙子女的共同爱护以及为整个家庭利益通力合作的经历，为婆媳间的相互理解和良好沟通提供了契机。
另外，村里绝大部分的男性都外出务工，只在农忙时回家帮忙。平时地里的农活(如浇地、除草等)自然就交由留守家中的女人们负责。在笔者对该村的调查中，地里的农活基本上都由他们尚且年轻的父母承担，不少年轻夫妇分家时都不再接受自己名下的份地，而交由父母耕种。一位年轻媳妇向笔者说起她与婆婆在做农活上的分工，反映了村里的普遍情况。
有时候她(指婆婆)浇地，直接天不亮就走了，她不告我我也不知道。有时候她浇地，我就帮她撒撒肥料，中午送点儿饭。别的活儿她也不让我干，再说我也不会。……孩子大些了，我再出去几年，打打工或者是做个买卖啥的，肯定不会在家种地的，挣不到钱还那么累。要是俺婆的他们还能种就让她们种着，她们种不动了就给别人种，管我们吃的就行。
农业技术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村女性的闲暇时间大大增加，为了整个家庭的和谐以及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婆婆们主动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并帮助媳妇抚养孙子女成为村中的普遍现象，另外，她们对年轻人相对懒散的生活习惯也普遍采取隐忍态度，村内婆媳因家务分工而发生的争执也因此减少。
2.婆婆对媳妇的示好
(1)结婚的成本：盖新房、备彩礼和摆宴席。村庄中，为儿子准备结婚所需的新房与彩礼被村民们认为是为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也因此每一个有男孩的家庭一早就要为儿子的新房和彩礼积攒积蓄。农业收入毕竟有限，绝大多数的家庭都选择外出务工以提高收入，由于村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且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他们从事的一般都是一些低报酬的体力活，平均月收入在2000～4000元不等。近些年来，建筑原料价格的增长以及工人报酬的提高，都大大提高了建房的花费。而物价的增长和农民素来的攀比之风，使得结婚时女方向男方索要的礼金数目飙升。几十万元的结婚费用对村里绝大多数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经济压力。
这不才盖起来房子，两口子就带着大小儿出去打工了，二孩儿给我还有恁大爷丢家了。……这会儿娶个媳妇到家得好几十万，盖房子得一二十万，娶娶、摆桌啥的又得十几万。等给大小儿娶到家媳妇喽，又该给二小儿准备房子，就是没个头儿。
结婚成本的提高也抬高了媳妇的身价，这无形中影响着婆婆对媳妇的看法以及媳妇在婆家的地位。婆婆对媳妇在生活上的忍让、在经济上的全力供应成为当前村庄中婆媳相处的主流模式。
饭管煮、孩的管看、棉衣裳管做，地不用她下……娶个媳妇得十几万，谁舍得撤伙也。你这个媳妇啊不管咋的跟婆的叨叨跟婆的吵吵，婆的哪怕是搭个庵的出去嘞，也不能逼人家媳妇走喽，逼的人家走了你就娶不起啦。
婆婆对媳妇的诸多照料甚至忍让，一方面出于母亲不愿因生活琐事而破坏儿子婚姻的心意，另一方面也是迫于村庄的舆论会对那些不能为儿子娶到媳妇的人表示轻视和谴责的压力。外地媳妇香兰由于夫家贫困，儿子比村里其他男孩子结婚晚了几年。香兰向笔者提到了她与某村民的一次谈话，在香兰看来这次谈话正是这位村民对她的否定和轻视，也令她至今耿耿于怀。
就说邻居他的孩儿跟我的孩儿都是一门样儿大的，(有人)就说为啥人家的小孩跟你的孩子一门样儿大的，人家的小孩儿都七八岁了。他就是拿这话来刺激你的，说别人的孩子连小孩儿都那么大了，你的被子娶不上媳妇。
(2)现阶段家庭关系轴心：母子关系让位夫妻关系。我国农村的土改与集体化运动，以及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人人平等”观念的宣扬，成功地将农民个人从家庭、亲属和社区所构成的传统网络中抽离出来，并摆脱了以儒家和父权为主的传统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的束缚。个体主义观念的盛行与传统“孝”道的日趋衰落，使家庭关系呈现民主化趋势。而父母权力和权威的势弱、女性社会地位的崛起以及个体对家庭内部私人空间的追求，又促进了夫妻关系超越亲子关系，成为家庭结构的轴心(杨善华，2009)。这一转变最明显地体现在婆媳矛盾中儿子立场的戏剧性转变中。如今婆媳发生冲突时，儿子不再坚决地站在母亲一边以示尊敬，而是更多地采取或明或暗的策略来支持妻子[1](P91－111)。简言之，在当前的婆媳矛盾中，媳妇普遍赢得了丈夫的坚定支持，婆婆则往往被儿子孤立。
承认并认可儿子与儿媳间更深厚的感情在作为本文访谈对象的婆婆们那里已经形成共识。这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家庭结构由父子轴向夫妻轴的转变，以及人们对这一转变的明确感知与接受。本文所访谈的婆婆们是这一趋势的受益者，或者说，在她们的生命历程中夫妻关系从来就是整个家庭关系的核心，这种相同的生命体验有助于她们对儿子与儿媳夫妻间深厚情感的理解和支持。一位婆婆在谈及这一情况时讲道：
人家想干啥只要他两口子商量好了就行，咱管不着也不管，他俩不生不气的，咱这做大人的也省心儿也。要不是三天两头的吵吵打架，你不费点的劲哦。
农业机械化、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村女性的生活压力。农村家庭结构的散失，媳妇或与婆婆留守家中或将子女留给婆婆照料，这种生活与情感上的相互依赖都为婆媳问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所带来的农村养老观念理性化，促使婆婆们出于对自己养老的担忧而更积极主动地预先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又注意不过分干涉儿子与媳妇间的深厚感情与日常决策，这种现状减少了婆媳间因家务分工(尤其是子女照料)以及对儿子/丈夫在情感上的争夺所引发的矛盾。
五、婆媳在消费习惯、风俗及价值观方面的差异
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传媒的发达以及到城里打工的经验，使村里的年轻媳妇们有机会更近距离地接触与农村生活方式迥异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追求消费与享受，崇尚个性与独立的生活态度受到该群体的普遍推崇，而她们的婆婆所普遍坚持的仍是农业社会短缺经济条件下强调的节俭、勤力务农等，由此，城乡之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和冲突集中体现在这婆媳两代人的身上。
而农村外地媳妇的大量出现无疑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社会转型期，我国人口在城乡、地域以至国家间的大规模迁移，使相对封闭的传统通婚圈被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全国性的婚姻市场[7]，这给婆媳间的和谐相处提出了更大挑战⑧。传统通婚圈内的双方家庭在地理空间上的接近不但意味着媳妇可以便利地获得来自娘家源源不断的支持和庇护，婆媳双方也得以共享当地的基本习俗观念及行为规则，从而更容易达到情感上的亲近以及行动上的配合。与之相反，外地媳妇不但大多缺乏娘家的支持和庇护，而且与婆婆在习俗、观念方面往往有着更大差异，进而引发更为频繁和激烈的婆媳矛盾。
笔者所问及的村民普遍认为当前婆媳间激烈的冲突在村里已经很少见到。从对访谈资料的分析来看，当前的婆媳矛盾更多的是出于双方在生活习惯与行动配合上的不一致，以及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念上的冲突。
首先，日常生活中婆媳两代人消费习惯的差异是引发双方矛盾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小亮是在天津打工的时候与丈夫认识并追随丈夫来到村里的。问起在婆家的生活情况，她最先向笔者提起的就是城乡差异造成的心理与生活上的种种不适，“这儿也没吃的也没玩的，可没意思了。以前星期天不上班还能去逛逛街啊、K个歌啊啥的，这儿啥也没有”。而这些城里的娱乐活动在小亮的婆婆看来确实完全没必要的，她认为“那都是瞎花钱，不当吃不当喝的”。
两代人对风俗习惯理解和遵从程度上的差异也是引发婆媳矛盾的原因。一般来讲，婆婆对村庄的各种行为规则和风俗习惯的遵从程度较高，也更注意在公众场合的行为举止以免遭到非议。媳妇则并不过多计较他人的看法，对乡村的种种习俗有自己的一套解释逻辑。小亮的经历十分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
村子里死人了……我对象那意思非让我去吃去，吃点好吃的。那去就去吧，我对象(也)在那儿帮忙。(吃饭的时候)我婆婆就说，“亮，别吃了咱回家，让人家笑话”。我感觉咱们也花钱了，有啥不能吃呢。但我婆婆就觉得家里去那么多人让人笑话。
如果说小亮与婆婆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是因为对当地风俗习惯理解的差异，那么，蕊儿与婆婆的矛盾则涉及了更深层次的价值观问题，尽管婆婆对自己在生活上百般照料，但在孩子问题上婆媳间似乎总有着难以名状的隔阂。
我怀孕三个月，检查出来是个女孩儿，她(指婆婆)就说如果是个男孩儿就好了。就听着很不舒服。还是老观念，还是重男轻女。(后来)我婆婆找我说了一次，想让我再生一个，后来她又让别人劝我。其实我觉得男孩女孩儿都行，还是女孩子知道心疼妈妈。男孩儿长大了，脾气又不好，也不知道照顾也不知道心疼你。
综上，婆媳双方由于在生活习惯、消费观念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所引发的沟通问题成为现阶段婆媳矛盾最普遍的原因。一方面年轻媳妇在生育和抚养子女方面对经验丰富的婆婆有着较大的依赖，而婆婆积极承担家务、主动抚养孙子女等行为又为婆媳间情感的培养提供了机会。但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讲，一方是注重享受和消费的媳妇，一方是仍在强调勤劳节俭的婆婆；一方是试图突破传统的媳妇，一方是固守旧习的婆婆，双方在生活习惯尤其是更根本的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依然是阻碍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
六、经验材料的延伸：一点讨论
行文至此，我们发现经验材料所反映婆媳矛盾的具体状况，与上文分析得出婆媳矛盾的影响因素，如个人能力、影响权力中心的能力以及娘家的势力等，并不完全吻合。现实较之理论推断总是异常丰富的，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最根本的原因要归结于当前农村的非农化进程，农业不再成为农民家庭的主业。而随着家庭(农业)生产功能的日益萎缩，农村的家庭制度从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转向夫妻平权的家庭制度，这一转变进而导致了家庭其他功能、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化[8]。正是由于这一家庭制度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的根本性转变，才导致了推论中各变量发挥作用的方式与效果的不同。
具体来讲，传统所强调对媳妇个人能力的评价标准如勤劳节俭、持家有方等，对笔者所调查的媳妇群体不再完全适用。农村生活条件的提高与我国消费时代的来临，注重享受和消费成为年轻媳妇的群体性格，“爱吃爱穿爱花钱”是婆婆们对年轻媳妇的整体评价。另外，农村工业化进程、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农村的外出务工潮的影响，都使得农业社会中传统女性的优秀品格不再适合于评判年轻一代的农村女性。
影响权力中心的能力这一说法的解释力也有所下降。家庭内部关系的平等化，夫妻轴替代父子轴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年轻女性权力的崛起[1](P195)使得家庭的权力中心较之传统时期并不十分明确⑨。随着家庭关系的民主化，婆媳间的争端与冲突更趋向于成为双方单纯表达不满与宣泄情绪的途径，通常并不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如争夺资源)，协商合作而非支配对方成为解决婆媳矛盾的主要方法。
娘家势力的影响虽在特殊案例中有所体现，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因素并无表现出显著影响。笔者所调查村庄同时出现了通婚圈扩大和缩小两种现象。但对婆媳矛盾的影响上并未发现有显著不同。笔者认为这应当归因于村民们所达成的普遍共识，即婆婆应当更多地担当起照顾媳妇及其孙子女生活的责任。
七、结语
沿着生命历程的理论视角出发，本研究探寻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的剧烈变迁所带来的婆媳矛盾的新变化。研究发现，在当前农村社会中婆媳矛盾的最主要原因是双方在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与冲突，而以往导致婆媳矛盾最为常见的原因，即物资紧缺与分配不公则由于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而不再突出，这体现在那些因争夺财产和家庭决策权而产生的婆媳矛盾的减少。另外，婆婆对媳妇的小家庭在家务劳动方面主动施以援手，但同时又不过多地干涉其夫妻的感情生活，使由于家务分工以及对儿子/丈夫在情感上的争夺而引发的婆媳矛盾也大大减少。
虽然当前的婆媳矛盾相对隐晦和缓和，人们普遍认为以前那种公开的“吵到街上”的婆媳矛盾已很少见；但婆媳矛盾的解决却并没有因此变得明朗，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成为婆媳矛盾最主要原因的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现阶段婆媳矛盾的化解面临比以往更为艰难的困顿局面。究其原因，这一状况虽与媳妇的“家庭外来者”身份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我国近四十年来所经历的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带来的人们在行为与观念上的差异化无疑才是这一现象更深刻的历史根源。因此，对婆媳关系的分析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当前我国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具有借鉴意义。意识到在社会转型期间人们在行为及观念上的多元化及多变性，并将彼此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作为与人相处的根本要义是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人们提出的普遍要求。
本文在生命历程的研究视角下探讨了在我国社会转型尤其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剧烈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婆媳矛盾发生的新变化及其时代特征。文章一方面指出了现阶段婆媳矛盾的真正症结所在，搜集到的丰富经验材料也对此予以支持和验证；但另一方面，定性访谈方法的局限性在本文中也有所凸显。首先，笔者针对婆媳关系进行的访谈对婆媳双方来讲都是敏感的，对已存在的婆媳间矛盾和冲突的重提是被访者给予研究者充分信任的慷慨表现，而对婆媳关系中的另一方绝对保密是被访者的普遍“期待”(更确切讲是“要求”)；其次，基于经验，对同一家庭的婆媳进行同样内容的访谈很容易引起双方间的猜忌，会给当前的婆媳甚至家庭关系带来风险。限于上述原因，笔者未能对同一家庭的婆媳进行深度访谈，也就无法实现双方就某些观点的相互印证，这是本文的一大缺憾，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找到更好的测量手段来解决这一伦理难题，达到对婆媳矛盾这一亘古不变的难题既全面丰富，又具历史厚重感的认识。
注释：
①关于这一访谈群体的选择依据在后文“研究对象”一节中有详细说明。
②详见陈俊杰：《话说婆媳之间》，《妇女研究论坛》，1995年第1期；朱东丽：《婆媳冲突的社会学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也有学者提出，在父权制度下，男性是家庭的权力中心，而婆媳所争夺的控制权只是作为权力中心的男性下放或让渡的有限权力，即包揽日常事务的实际权力与对权力中心的影响权力(详见李博柏：《试论我国传统家庭的婆媳之争》，《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另外，学者Levy(1968)也认为婆媳关系反映了父权家族制度中女性等级制，同时体现着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引自笑冬：《最后一代传统婆婆》，《社会学研究》，2002第3期。
③人类学的观点认为，“娘家”将新娘作为一份珍贵的礼物赠与“婆家”，但赠与的内容并非新娘的全部，而只是新娘的劳动力和生育力这一部分，“情感”作为不可赠与的部分被保留下来，同时保留的还有“娘家”对新娘生命和福祉的关注权，正是这种关注权使得“娘家”获得了对新娘提供庇护的合法性。同时作为礼物赠送的回馈。娘家获得了相比婆家更高的仪式地位，换言之，在婆家的各种仪式中，娘家被奉为最尊贵的客人。详见李霞：《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6－100页。
④引自《魏县志》。
⑤对访谈对象在年龄上的限制主要是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变迁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对农民产生的不同影响，如1978年－1991年期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村民生活条件的改善；1992年－1999年，农村社会进入市场转型期，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开始了非农化进程；2000年以来则是市场化加速发展时期，经济理性成为人们处理日常生活的重要维度(参见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家庭三十年》，《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作为调查对象的婆媳分别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市场化加速两个时期开始时正值青年或尚未成年，由于不同的生命历程不仅造就了婆媳两代人不同的群体性格，而且决定了当前婆媳矛盾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时代的印记在这两个群体身上将体现得更为显明，同时也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婆媳关系的发展方向。
⑥从村庄的整体情况来看，由于国家在农村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本研究调查对象的婆婆一代人中拥有一儿一女成为主流，有两个儿子的家庭甚至在第二个男孩出生时就感到不小的经济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源于在该村父母有义务为儿子在不远的将来娶妻盖房做好积蓄，否则就会丢很大的面子。
⑦在调查中，笔者也发现有婆婆外出打工，媳妇在家照顾子女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均是发生在那些孩子仍在哺乳期或年纪太小，且经济压力相对较大的家庭，可以说这种婆媳分工的安排同样是出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且这些媳妇通常只需照顾好自己的子女，而并不需要承担地里的庄稼活，这些活计通常由婆婆的婆婆来做。这也正符合了村中婆媳分工的一般模式。
⑧对于我国社会转型期传统通婚暖的变迁，学界有三种不同意见：通婚圈缩小，呈内卷化；通婚圈变化不大；通婚圈呈扩大趋势。详见唐利平．人类学和社会学视野下的通婚圈研究[J].开放时代，2005,(2).
⑨阎云翔将“在过去五十年里，农村的几代年轻女性利用国家政策和社会实践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机遇改变了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从无地位的外人到家庭政治的新主角”这一重要现象称为“年轻女性权力的崛起”。(见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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