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文化视角看印度的大国地位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大国论文,视角论文,地位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根本上说，战略文化有助于一国提高把实际战略需求转变为概念的能力。尽管它提供的是一个有限的选择范围或有限的倾向性范围，作为干预性变量也只是以中介、温和的方式作用于那些影响战略缔造的独立变量，但它作为治国谋略所需的一般性知识，在战略缔造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探究印度在世界大国地位追求过程中的战略缔造与实施情况，明辨其南亚、亚洲和全球战略的主要走势，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析视角就是印度特有的战略文化。印度的战略文化造就了印度特有的婆罗门等级世界观，也深深影响了印度对南亚、亚洲乃至全球体系的战略判断和基本战略选择。
一、婆罗门等级世界观
——印度战略文化的内核
在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传统经久不衰，印度也不例外，印度对外政策显然也不乏现实主义思想和传统。古代印度孔雀王朝第一代君主的首辅大臣考底利耶①因主张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欺骗法则(the law of crookedness)，即主张以所谓非伦理方式实现目标而闻名于世。在其名著《政事论》(The Arthasatra)中，考底利耶十分明确地指出，在遵循“鱼的法则”(即大鱼吃小鱼)的世界里，国王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一个拥有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因为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情形的帝国，才能遏制大鱼或外来入侵者。
梅农(K.P.S.Menon)在1947年指出，考底利耶的现实主义是对印度在国际政治中的理想主义的有益修正。②但在整个尼赫鲁时期甚至其后的很长时间里，阿育王的传统充斥着印度的外交政策。阿育王思想传统概括起来就是：在战略缔造和实施中，不仅一国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正当的，而且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也应当是正当的。
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奠基人，尼赫鲁充分认识到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指导原则的重大意义，其国家利益思想被纳入世界合作和印度长远利益考虑之中。前者强调印度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之利益的协调，后者则着眼于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力。而最为重要的是，在国家利益追求上，“印度遵从甘地的原则，即用以实现目的的手段像目的本身一样重要，目的与手段二者都要遵从伦理的法则”，亦即用正当的手段追求正当的目的。③
然而，很少提及考底利耶并不意味着考底利耶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印度的重要性在减弱。一位研究者甚至这样认为，“除了甘地是个例外之外，印度所有的著名领导人都为考底利耶所迷倒”。尼赫鲁也不例外，他只不过是根据其政府的和平共处实践来重新建构考底利耶传统罢了。④考底利耶只是在历史演进中成了欺骗法则的同义语，故此几乎不可能在印度外交政策的相关问题上被公开提及。⑤
但是，印度也有学者不无失落地指出，印度尽管不乏作为大国的自然条件——战略位置、洲际规模、巨大的人口数量、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独立后很长时间里却缺乏强权欲望。这部分要归因于印度战略文化中的另一条主线——阿育王思想传统。另外，印度缺乏强权欲望还要归因于印度战略文化中英国殖民统治塑造的安全欲求。“安全欲求是反应式的、任务明确和内向型的，且仅当国家安全面临真正挑战时，才会激发起安全欲求，政府才清醒过来，采取本应有的一切措施来应对侵略。”⑥姑且不论这种些许失落感是否有其真实性，⑦至少是在1965年尼赫鲁逝世之后，为了获得更大的地区权势和影响力，印度的战略界便清晰地从道义语言转向现实政治，这在冷战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与之相伴随的是，印度俱有强烈的“天定命运”意识。一位研究者指出，像中国人一样，当印度的精英们论说其国家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时，他们都有同样的、关于其国家在亚洲或世界的“中心地位”意识。“中国人和印度人，无论个体还是整体，都从绝对中心地位出发进行思考和论说……从这种中心观出发来评估世界和全人类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某种优越感。”⑧一位战略评论家指出，印度人的等级社会观是他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他们相信，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世界观”。⑨
所以，冷战后，无论是国大党政府领导人还是印度人民党政府都坚信并且坚称：印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他们认为在即将到来的世纪里，印度将扮演一个伟大的角色。⑩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结果出现了下述情形：“印度人相信，全世界应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特别是美国，其行为应顾及我们的利益。不仅政治家们和普通百姓这样思考，整个知识界也这样看。没有一个人问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为什么要按印度的要求去做？”(11)
二、反对南亚均势政治
——地区战略的本质
“一国的地形和位置是决定一国决策者的战略思维方式的关键要素。”(12)印度既有很严重的地理上的不安全感，又有作为单一地缘政治区域、特别是其具有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地缘优势和战略抱负。这就是兰德公司著名的印度问题专家所说的二元思想——基于地理上的安全感、自豪感与强烈的不安全感、危机意识。(13)“可能比地理本身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和经常无意识地从地理中归纳出印度这一战略态度和思维方式。印度的战略地位、领土和人口规模有助于印度领导人相信其伟大前程，在印度洋地区首屈一指的地位及其全球重要性。”(14)
印度独立以来，其战略行为揭示出印度确实有一种充分体现其传统战略思维的安全观，即“曼荼罗”(mandala)思想。“曼荼罗”概念源自古印度孔雀王朝大战略家考底利耶的论述，意指一系列的圆圈，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征服者的直接邻国最有可能成为其真正或潜在的敌人，而紧邻直接邻国的国家有可能成为其朋友，紧接着友好国家的国家可能是一个非友好国家或敌人的友好国家，再接着便是友好国家或友好国家的友好国家，依此类推。像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一样，在“曼荼罗”体系中，每一国都假设其邻国是非友好的、贪婪的和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为此，一位印度国王要想获得成功，惟有明了怎样在针对邻国的各种方法中做出战术上的选择。
有哪些根本的选择呢？考底利耶提供了6种方案：一是和平共处，当一国处于劣势时，应谋求与强大的一方协调和共处；二是战争，实力占优的一方应发动战争；三是中立，认为敌人无法伤害我、我也不够强大到足以摧毁敌人时，应维持中立；四是进攻，拥有进攻所需手段的国家应对敌人发动进攻；五是联盟，缺乏防护自己所需实力的国家，应寻求他国的保护；六是双重政策，与一国实现和平，而对另一国发动战争，以实现其目的。考底利耶指出，通过单独或综合运用上述方案，就能建立足以确保生存的强大帝国。(15)前述印度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对考底利耶的推崇表明，考底利耶的战略思想在印度得到了广泛接受。
“曼荼罗”思想不仅提供了一个判断敌友的基本标准，更关键的是提供了一种整体战略观。在印度看来，正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印度安全的威胁可能首先来自地区内相对弱小的国家；最为严重的威胁则是南亚邻国不稳定可能导致的外部干涉，或者是小国成为外部势力的“代理人”。所以，作为印度次大陆的强权，印度把自己的安全视为南亚整个地区的安全，而地区安全要求印度发挥领导者作用。这是印度式的“门罗主义”。
此外，南亚地区一个重要地理特征就是印度中心特性。这不仅指在地理上以印度为中心，即南亚5个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和斯里兰卡并不相互接壤但大多与印度接壤，而且也指在历史与政治发展方面印度占据核心地位。
南亚地缘上的印度中心特性首先决定了地区问题的双边性质，且惟有印度与所有双边问题有染。这种“地区核心国家”的历史定位使得印度理所当然地把地理因素作为战略思考的中心因素之一。据此，印度极力宣扬其“地区核心国家”地位是其“自然权利”，尽管这一主张有着明显的殖民主义阴影和浓厚的帝国思想。
所谓“自然权利”，不过是印度政府在南亚地区推行的所谓“印度主义”外交政策的代名词，即一种南亚版的“门罗主义”。它宣称，整个南亚地区是单一的战略实体，印度且只有印度才是这一战略实体安全与稳定的保证，在地区安全决策上拥有最大限度的独断权，因而必要时印度有权对四邻小国采取干涉主义的政策。(16)所以，自尼赫鲁以来，尽管各时期理由各不相同，印度始终反对南亚的“均势”政治。
总之，印度战略文化传统与“地区核心国家”的历史定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印度的地区战略目标，即确保印度的地区领导者地位、使地区内其他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接受之、“说服”区外主要大国认可之。可见，作为对外总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地区战略成败的关键不仅在于印度与主要大国的关系，还在于印度的地区作为。冷战后，印度外交决策者中一个广泛的共识就是：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印度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致力于使南亚地区国家和区外国家、特别是大国接受印度的南亚主导者地位。所以，印度坚持其他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考虑到印度的利益和地位，或至少是在那些对印度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上不要与印度发生冲突。为此，印度希望南亚其他国家在地区问题上自加限制，不寻求或依附于任何外部势力。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说，印度是一个有着全球大国野心的“地区利维坦”(local Leviathan)。(17)
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双边主义战略手段赋予印度相对的优势地位，这有助于避免南亚问题的国际化，也排除了南亚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的可能性。当然，南亚其他国家广泛质疑印度的这种双边主义，称之为“霸权外交的隐含声明”。(18)从根本上说，印度的优势——规模、经济、工业、科技、军事和核力量优势，仍然是南亚大多数国家威胁观念的主要根源。
有鉴于此，印度一些有战略远见的人士和领袖指出，“我们外交政策的真正挑战在于我们在伊斯兰堡、加德满都、科伦坡和达卡的成功外交，而不是在大国首都的成功外交”。(19)“因为世界对印度的评判主要是基于印度邻国的视角。与邻国的敌对关系注定会妨碍印度追求其应有的世界地位。例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敌对关系就成为妨碍印度追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与邻国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印度的安全，包括军事和非军事安全。”(20)其中道理不言自明，为实现世纪性崛起，印度必须首先稳定南亚。
三、追求中印间均势——亚洲次体系层次上的根本战略关切
印度的战略家和国务活动家经受过“曼荼罗”传统思想的熏陶，从而充分认识到印度有几条排序不同的防线。用印度人民党领导人、曾出任印度政府外交部长的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的话说，就是要根据地缘政治来思考：(1)如何定位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2)如何处理印度与亚洲新兴大国中国的当前和长远关系；(3)如何处理与北部大国俄罗斯的关系；(4)如何定位印度与美国的关系。(21)那么，在亚洲次体系层次上，印度又是如何看待和谋划冷战后的中印关系的呢？无疑，这首先取决于冷战后印度关于世界的构想以及对印度前程的基本判断。
早在冷战结束前夕就有美国学者认为“单极时刻”已经来临，(22)印度对此却不以为然。1992-1993年度印度外交部的报告就指出：“尽管冷战后世界被认为是单极世界，美国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军事大国，但印度认为，国际形势不能用一维概念来界定。过去有、现在也正在出现多个力量中心，它们对国际关系有着长期的影响和作用。”(23)印度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世界也正式终结，但国际秩序的演变既不是单极化，也不是多极化。因为“前者假定惟一的‘一极’(即美国)拥有必不可少的实力，并愿意对世界上其余183个国家施加控制和影响力。但历史早已证明，世界权势的分化已超过20年。多极化概念假设实力大体相当的三个或更多‘主导性国家’作为其中‘一极’，对其他国家施加控制和影响。实际上，世界上头等国家的实力明显不对等。世界秩序正向多中心体系演变。这种趋势在未来20年还将继续下去”。(24)
在今天的印度，普遍主张“印度对主要全球性大国的政策必须与其自身关于其作为一个全球性角色——不管目前的困难和障碍有多大——的观点相一致。同时，鉴于全球秩序的复杂性和区外大国对其在南亚扩展地区影响力的持久兴趣，印度将不得不最优先地与这些国家就双边问题和全球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对话，以期达成一种共识。这不仅需要政策选择的更加多样化，也需要印度有一种更加主动的战略，以便与其直接邻国建立新的合作纽带”。(25)
那么，在这个多中心国际体系中，印度的世纪性前景如何呢？对此，最典型的观点来自印度政府前副总理、印度人民党创始人之一的阿德瓦尼：“把印度建设成为发达国家和超级大国的思想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思想，它能够激发每一位印度人——不分种姓、信仰、宗教、性别和阶层——的爱国情怀，它将释放出十亿人民建设国家的巨大能量，以实现这一伟大思想。”(26)他深信，作为“超级大国”的印度不仅会赢得世界的尊重，而且标志着人类发展进入崭新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可供一国选择的根本战略有哪些呢？印度前外交秘书拉斯戈特拉认为，主要有三种学说指导着一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选择：其一是帝国征服理论，在印度则表现为考底利耶的“曼荼罗”理论；其二是非暴力外交政策，在印度表现为阿育王的弃战和文化扩张；第三是源于欧洲的国家利益至上思想和均势思想。(27)显然，在冷战后，前两种战略形态明显不适用于印度。实际上，在亚洲，至少有三个理由说明了印度外交政策的长远趋势是寻求均势。第一，如果能与那些拥有强大军事、经济实力的国家构建起稳定的合作关系，与它们的联手便能确保印度沉着应对超级大国美国的颐指气使；第二，寻求均势是一项保险的政策，因为当世界多极化时，印度将在已出现的三或四个力量中心结构中确保占据一个有利地位；第三，均势也是国内的需要，因为印度的公众舆论一贯明确反对印度与任何大国结盟。(28)
在亚洲次体系中，印度首要的根本关切是中印之间的均势。出任过瓦杰帕伊总理防务与外交事务高级顾问、政府外长的贾斯万特·辛格曾强调指出，冷战的结束明显造就了美国的单极，但也导致其他权势中心的崛起。国际均势的支点已从欧洲转向了亚洲，亚洲均势伴随着新的同盟和新的安全真空的形成。他誓言，印度将为缔造一种稳定的亚洲均势做出自己的贡献。(29)在论及中印关系时，印度著名国务活动家迪克西特曾告诫说，中印关系是不对称的；中国更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使印度警觉地认为，中印关系不是基于相互尊重，印度对华关系的目的之一是营造一种稳定的氛围，以便改变这种不对称。(30)印度著名的防务问题分析家苏布拉马尼亚姆也露骨地说，印度如果拥有能够威慑中国的核武器和导弹，并且能够加强经济实力及扩大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就是有了抗衡中国的一个途径。(31)
与中国进行不言自明的实力竞赛，从而确保中印之间的力量均势，便成为印度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一种面向未来的历史使命。在印度看来，1998年的核试验至少是改变了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力量不对称，恢复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特别是因苏联从亚洲抽身而导致的有利于中国的亚洲力量对比状况得到了修正。所以，印度相信，在21世纪的亚太新安全秩序中，印度将能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多的尊重，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尼赫鲁大学的一位学者就指出：“如果说1962年的战争是中印关系中的一个分水岭，意味着两国关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及改变了次大陆的权势结构，那么，1998年印度的核爆炸则是第二个巨大的转折点，产生了几乎同样的效果。”(32)正因为如此，继贾斯万特·辛格之后出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亚西万特·辛哈才会自信地表示：印度的对华政策不是基于畏惧中国的强大，也不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33)换言之，它基于新的势力均衡这一现实。
四、“有限的挑战者”——对美制衡与搭车战略
印度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更不稳定。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一国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时，可选择“搭车”、均势、不结盟甚至“规避”战略。在两极格局中，印度选择了不结盟；在正向多极世界过渡的单极世界里，均势加搭车成为印度的根本战略选择。印度认为，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国家，搭车显然是一种理性的反应。所以，在有关海湾战争、核扩散和经济问题等各种议题上，新德里总是站在华盛顿一边，或者是软化其立场。尽管搭车无可厚非，但缔造均势则是根本之举。(34)
实际上，印度对美战略与印度关于美国的思想认识密不可分。按照史蒂文·霍夫曼的归纳，印度的美国观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流派。第一种观点是实用主义，主张承认这样一种现实：在亚洲建立一个健全的均势结构或大国协调结构不应该排斥美国，而应包括美国，以取代某种“俄印中反美三角”模式。最好是有一个美国能在其中做出贡献的亚洲均势体系，但它不能重复欧洲军事竞赛模式或导致均势战争。更为关键的是，多中心或多极化将自然出现。据此，印度不应成为一个不满现状的国家，而应该是一个“抵制”型国家(resistant state)，抵制美国强加的霸权。实际上，印度像美国一样，接受当今国际机制、规则和规范，但也寻求在国际体系内变革歧视印度、违背印度国家利益以及危及印度基本安全的、导致权势不对称的那部分内容。
第二种观点为“最高纲领主义”(maximalism)，主要反映印度军方和核科学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领导的反扩散体制有严重的问题，不能容忍对印度核能力的任何限制。美国所理解的语言是力量和权力，为此印度需要军事上特别强大，然后才是经济这类领域；(35)印度愿意以一种无须道歉的傲慢姿态与美国就不扩散进行谈判，以一个强国的身份加入国际政治体系之中。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公开走向核武化之后，印度外交政策已经经历了不可逆转的概念变化和政策再定位，其中印度政府对美政策的基调基于实用主义与最高纲领主义之间的互动，现实主义成为其基本价值取向，而战略手段则主要包括了制衡与搭车两手。(36)显然，最能反映印度对美制衡与搭车两手战略的当数两国在核问题上的较量。
对于世界秩序，印度没进行任何武力挑战，但对大国推行的几个国际规范却持不认可立场。印度的挑战局限于外交手段，突出表现为冲破不扩散体制而获得核能力和导弹能力。(37)印度与美国之间围绕核不扩散条约的冲突不仅仅反映了双方在核问题上的不一致，而且凸显双方在有关全球权势结构的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分歧。对印度而言，其“目标是避免在世界事务中处于二等地位，和获得与其作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拥有近1/5世界人口的大国相称的地位。因为核武器仍将是权势的主要构成要素，对这种平等地位的追求促使印度改善其制造和发射核武器的能力，除非有核国家在实现一个无核世界方面取得可信的进展。”(38)正是基于这种理念，1998年5月，印度政府公开进行核试验，严重挑战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因而招致美国的严厉制裁。
然而，美印之间的经济合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加强。这在印度燃起了一种希望：经济上的合作将“外溢”到其他领域，能对印度感到有可能损害其国家安全利益的美国行动施加某种制约。但当美国在经济与战略(至少是印度的关心部分)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后，印度感到极大的失落。印度还是认为，在21世纪，鉴于对美关系的至关重要性以及两国关系中不可忽视的特有困难，印度应以经济为基点，促进双边关系，发挥经济的“外溢”功能。(39)
所以，印度一直期望美国会对印度采取一种包容战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时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外长的亚西万特·辛哈就指出：“冷战时期，决定印美战略关系的向度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格言：如果不站在我们一边，就是反对我们。印度拒绝加入反共产主义军事同盟体系，并致力于不结盟运动，而这限制了我们在那个时期的关系。这或许可以解释，与美国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利益相比，为什么在印度的美国利益如此有限。值得高兴的是，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改变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已经走到了一起，而这在以前从未有过。”(40)
很多印度学者相信，“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说，不阻挠印度逐步实现其大国抱负将是有利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大体上不可避免，而且因为很大程度上多数印度人的基本价值观和利益与西方相一致。印度深厚的民主传统、它的市场经济、开放的文化和英语语言，以及它作为一个崛起的、强大的但本质上满足于现状的大国角色，为增进印度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打下了基础。”(41)显然，这绝非仅仅理论上的推断。实际上，随着冷战后美国和印度的战略关注点南移到印度洋地区，两国在确保海湾地区到马六甲海上航道安全方面有了某种战略一致性。结果，在印度洋地区，在战略和经济安排上，美印外交开始出现某种一致。(42)印度通过接受美国在印度洋北部的安全利益来换取美国更加温和的对印态度，鼓励印度在该地区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43)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在敏感的核问题上，2005年7月，印度与美国最终达成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借此进一步提升了印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且为印度取得合法的核国家地位铺平了道路。
总之，在全球体系层面上，印度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推动着其外交政策行为，这决定了印度与国际体系领导者美国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体系性质的。历史地看，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巨大、现实和潜在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但却很少融入世界秩序之中。国际体系中的大国、特别是美国也曾有过遏制印度的战略举措，采取过一种印度学者所称的对印“地区遏制”政策，如与印度的地区对手巴基斯坦结盟，或向其提供军事支持，以便利用南亚内部力量制衡印度，或抵消其优势地位；它也包括持续的经济和技术制裁；制定和维护国际机制以限制印度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在核与弹道导弹领域。(44)但是，至少从目前来讲，印度采取的仍然是一种温和的姿态，因为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素限制了其行动自由。
自1947年分治以来，印度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就是追求“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45)印度悠久而又独具特色的战略文化传统为印度的这一大国理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渴望扮演大国角色的印度，首先基于“地区核心国家”的身份定位，在南亚极力反对印巴之间的均势政治；其次基于多中心国际体系构想，在亚洲次体系主要推行对华均势政策；在全球体系层面上则对作为世界领导者的美国采取制衡与搭车的战略，因而被视为是美国的一个“有限的挑战者”。正是这种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看似截然相反但却有机一致的战略追求，使得冷战后印度的战略行为迥然不同于过去，即完全以印度为中心，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以现实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并由此开启了新一轮印度特色的世界大国地位追求。
注释：
①有关考底利耶地缘政治思想和策略主张的论述见Kautilya,The Arthasastra,edited,rearranged,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L.N.Rangarajan,New Delhi:Penguin Books,1992,especially Part X:"Foreign Policy" and Part Xl:"Defence and War",pp.541-579; Giri Deshingkar,"Strategic Thinking in Ancient India and China:Kautilya and Sunzi," and V.R.Ragavan,"Arthashatra and Sunzi Bingfa," in Tan Chung,ed.,Across the Himalyayan Gap: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New Delhi:Gyan Publishing House,1998,pp.357-366；晋劼：“《政事论》思想与策略”，《南亚研究》，1986年第4期，第10-17页。
②转引自Ashok Kapur,India's Nuclear Option:Atomic Diplomacy and Decision Making,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6,p.77.
③A.Appadorai,National Interest and India's Foreign Policy,Delhi:Kalinga Publications,1998,p.9.
④Imtiaz Ahmed,State and Foreign Policy:India's Role in South Asia,New Delhi:Vikas Publishing House,1993,pp.217-218.
⑤Ahmed,State and Foreign Policy,p.223.
⑥Bharat Karnad,Nuclear Weapon & Indian Security:The Realist Foundations of Strategy,New Delhi:Macmillan India,2002,p.449.
⑦实际上，这方面饱受批评的尼赫鲁政府也充满着强烈的强权欲望，只不过其借以实现印度大国地位的手段主要是不结盟政策而非军事和经济实力手段。
⑧转引自J.Mohan Malik,"Ind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The Continuing Rivalry," in Brahma Chellaney,Securing India's Future in the New Millennium,New Delhi:Orient Longman,1999,p.345.
⑨George Tanham,"India's Strategic Cultur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1992,p.130.
⑩Jaswant Singh,National Security:An Outline of Our Concerns,New Delhi:Lancers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1996,p.19.
(11)Ravi Shanker Kapoor,Failing the Promise:Irrelevance of the Vajpayee Government,New Delhi:Vision Books,2003,p.59.
(12)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和战争》，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8页。
(13)George K.Tanham,"Indian Strategic Thought:An Interpretive," in George K.Tanham,et al.,eds.,Securing India:Strategic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an Emerging Power,New Delhi:Manohar Publishing & Distrubutors,1996,p.32.
(14)George K.Tanham,"Indian Strategic Thought:An Interpretive," p.30.
(15)见Kautilya,The Arthasastra,Part X:"Foreign Policy" and Part XI:"Defence and War",pp.541-579; Ahmed,State and Foreign Policy,pp.220-221.
(16)Iftekharuzzaman,"India Doctrine:Relevance for Bangladesh," in M.G.Kabir and Shaukat Hassan,eds.,Issu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Bangladesh Foreign Policy,Dhaka:Bangladesh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89.
(17)Aditi D.Juvekar,Partners in Conflict-Perceptions and Realities of Indo-US Relations,Mumbai:Himalaya Publishing House,1997,p.31.
(18)Babhani Sen Gupta,Regional Cooperat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Asia,Vol.1,New Delhi:South Asia Pub.,1986,p.22.
(19)Jagat S.Mehta,"Revitalis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Monthly Commentary on Indian Economic Conditions,Vol.XXVI,No.5,December 1984,p.305.转引自Madhusudan Mishra,Bharatiya Janata Party and India's Foreign Policy,New Delhi:Uppal Publishing House,1997,pp.96-97.
(20)M.Dubey,"India's Foreign Policy:Arms and Strategy," in Nancy Jetly,ed.,India's Foreign Policy:Challenges and Prospects,New Delhi:Vikas Publishing House,1999,p.23.
(21)Jaswant Singh,Defending India,Chennai:Macmillan India LTD,Chapter 1,1999.
(22)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in 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Treverton,eds.,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and Company,1992.
(23)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Government of India,Annual Report,1992-1993,New Delhi,1993,p.2.
(24)Jasjit Singh,"India's Strateg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Discussion Paper for the Sixth IDSA-INSS Strategic Symposium,New Delhi:January 24-25,1996.转引自Chintamani Mahapatra,Indo-US Relations into the 21st Century,New Delhi:Knowledge World,1998,p.146.
(25)Jetly,ed.,India's Foreign Policy,p.XXIV.
(26)"History Has Elected the BJP to Lead India's March towards Becoming a Superpower," Statement by Deputy Prime Minister Shri L.K.Advani,at a press conference in New Delhi on March 2,2004,ht tp://www.bjp.org/press/mar-0204.htm.
(27)M.K.Rasgotra,"India's Foreign Policy:Some Perspectives," In Jetly,ed.,India's Foreign Policy,pp.26-27.
(28)Kanti Bajpai,"India's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South Asia," in Jetly,ed.,India's Foreign Policy,pp.83-84.
(29)Jaswant Singh,"Against Nuclear Apartheid," Foreign Affairs,Vol.77,No.5,Sept./Oct.1998.
(30)J.N.Dixit,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Neighbour,New Delhi:Gyan Publishing House,2001,p.248.
(31)路透社新德里1997年7月6日电。
(32)Alka Acharya,"India-China Relations:An Overview," in Surjit Mansingh,India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Delhi:Radiant Publishers,1998,p.190.
(33)Inaugural Address by Mr.Yashwant Sinha,India's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at the Fifth Asian Security Conference,orgnised by the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is,New Delhi,4 February 2003.
(34)Kanti Bajpai,"India's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South Asia," in Jetly,ed.,India's Foreign Policy,pp.83-84.
(35)Darshan Khullar,Security,Peace and Honour,New Delhi:Manas Publications,2000,p.32.
(36)Steven Hoffman,"Indo-US Strategic Worldview," in Sahok Kapur,et al.,eds.,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a Changing World,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2.
(37)Baldev Raj Nayar and T.V.Paul,India in the World Order-Searching for Major-Power Statu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0.
(38)Nayar and Paul,India in the World Order,p.77.
(39)有关这方面的观点见S.S.Mehta,Launching India into the 21st Century,New Delhi:Minerva Press,1999,p.112.
(40)Speech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Shri Yashwant Sinha at Harvard University,http://meaindia.nic.in/speech/2003/29ss09.htm.
(41)Ross Babbage,"India's Strategic Development:Issues for the West Power," in Ross Babbage and Sandy Gordon,eds.,India's Strategic Future:Regional State or Global Power? New YorK:St Maetin's Press,1992,pp.166-167.
(42)有关这方面的观点见Ashok Kapur,Regional Security Structures in Asi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pp.132-134.
(43)K.K.Katyal,"New Fields of Cooperation," The Hindu,October 23,1987.
(44)Nayar and Paul,India in the World Order,p.2.
(45)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