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对策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3)02-0096-04
纵观我国50年来的职业教育，成绩不小；对照发达国家，问题也不少。为使我国职业教育能够更好地发展，特简论如下：
一、发展的历程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有很大的发展。据统计资料显示，1949年至1999年数量发展40倍有余。此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把中等师范教育也纳入职业教育。一方面，是统计资料在一些年头，把中等师范教育并入中等专业教育统计[1]，无法将二者分开；另一方面是，接受过中等师范教育，也可算作已受过相关职业教育。把中师毕业生算作没有受过相关职业教育，也不大合适，因此，本文中的我国职业教育统计包括：职业中学、技工学校、中等技术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四类。
1949年，我国职业教育招生数量是：中等技术学校招生4.3万，中等师范学校招生5.5万[2](p26)，合计9.8万。这在当年5.4亿人口[3](p270)的中国，万居民中才1.8人，实在少得可怜。当然，这也与连年的战乱有关。职业中学在1949-1957年的统计资料是空白[2](p26)。原因是私立的职业学校被取消了，而公立的还没有办。到1958年，农业中学和职业中学才异军突起，当年招生就达200万。仅此一项招生，万居民中就达30.3人。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与当年时局完全一致。加上当年中等技术学校招生69.4万，中师招生20.1万[2](pp26-27)。当年职业教育招生就达28.5万，在6.6亿人口[3](p270)中，万居民中达44人。这个水平，在当时世界也算中等水平了。只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大跃进的退潮，农业中学、职业中学的招生迅速下降，详见表1：
表1 1958-1965年我国农业中学、职业中学招生统计[2](p27)
（单位：万人）
年度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招生 200 105.2 95.3 29.7 14.9 16.7 88.6 306.5
从表1可以看出，最低的1962年降到了14.9万，仅为1958年的7.45%。但是，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的过去和政府对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形式的提倡，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又恢复了生机。1965年的招生达到历史最高点——306.5万。加上中专、中师招生20.8万[2](pp26-27)，共327.3万，万居民中招收达45.1人，为1949-1999年的最高点。
可惜，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农业中学、职业中学的招生骤然停止，并且一直停到1979年。1980年，农业中学、职业中学恢复招生30.7万[2](p27)，以后逐年增长，到1998年，达217.6万[4](1999,p140)。以后，受高校扩招的影响，1999年招生降为194.1万人[4](2000,p94)。
1949-1999年，我国农业中学、职业中学累计招生3548.24万。中等技术学校和中师的发展不如农职业中学大起大落，相对稳定。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中，1966-1970年，虽然每年招生均少于1949年，但也没有完全停止。最低的1967年，中专、技校、中师也招了生。详见表2。
表2 1966-1976年我国中等技学校、中师招生统计[2](p26) （单位：万人）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专、技校、中师的招生逐渐增长。1985年起，中专、技校招生增长较多。1999年的招生数是：中专134.3万，技校51.6万，中师29.1万[4](2000,p94)。
1949-1999年，我国中专、技校、中师累计招生3556.4万。加上农业中学、职业中学，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总计招生7014.64万。
从发展角度看，1999年中专、技校、中师、职业中学年招生是409.1万，为1949年的41.7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以万居民计算，1999年约32人，是1949年1.8人的17.8倍。
二、发展的趋势
从已有的发展情况看，我国职业教育并没有一个稳步发展的趋势。20世纪50-70年代，受政治影响而大起大落。此外，还有一些小的起落，是波浪式，而不是稳步发展，参见表1、表2、表3。
表3 1950-1965年我国中等技术学校、中师招生统计[2](p26)（单位：万人）
从表3可以看到，1952年是一个波峰，1954年是波谷，1956年又是一个波峰，1957年又一波谷。1958年，狂飙突起，中专、技校招生比上年10倍不止，但次年又大降。1960年，再上一个次高峰，然后，迅速衰落。1962年，落到比1949年还低。中师招生此次没有与中等技术学校同步。1958-1960年，连续3年大步前进。然后大落，1962年也比1949年还低。然后，1964年，中等技术学校、中师的招生又上一波，1965年又落下来了。到文革初期的1966-1970年，表2则显示比1962年更低的数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职业教育才比较稳步地发展。农职业中学的招生从1980年的30.7万逐渐上升到1998年的217.6万，中专、技校、中师招生从1977年的36.6万[2](p26)上升到1998年的224.7万[4](1999,p140)。但是，1999年由于高等学校的大扩招，中等职业教育开始减少，农职业中学招生194.1万，较上年减少23.5万；中专、技校、中师招生215万[4](2000,p94)，减少9.7万。有人预言，中等职业教育将逐步萎缩。形势似乎确实是这样。一些中等职业学校因为生源枯竭而停办。
三、问题
我国职业教育在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如：数量、质量、时间、规范、法规、经费等。比较严重的是数量、法规和经费问题。
（一）数量太少
1949-1999年，我国职业教育招生总数7014.64万，仅占1949-1999年小学招生总数11.5亿的6%。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小学招生至今没有达到100%。早年就更低。接受过正规学校职业教育的人数实际不到劳动大军的6%。再加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中小学辍学的学生，他们比接受职业教育的同龄人更早加入劳动大军，更晚退出。例如：在边远山村，辍学的少年可能10岁就参加农业劳动，直到近70岁才退出。即使初中毕业才参加劳动者，也比进入职业教育的同龄人早3-5年。一名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劳动时间不过30-40年，因此，一个未经正规学校职业教育的劳动者，其劳动时间至少也多10%。因此，劳动大军中的未经正规学校职业教育的实际比例，估计超过96%。
当然，以上的计算是1949-1999年的总的情况。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情况在逐步好转。每年新增劳动力中，受过职业教育的比例在增高。但是，情况也不容乐观。即使是1999年，我国农职业中学、中专、技校、中师招生409.1万人，也只占对应的1990年小学招生2064万[1](1986-1990,p7)的19.82%。也就是说，1990年进小学的2064万人中，到1999年，就有80%多进入社会，没有任何形式的学校职业教育。他们成为劳动大军中低素质的劳动者。1990年小学招生不到100%，巩固率、毕业率、升初中都不是100%，许多儿童不到义务教育结束，早已离开学校，成为文盲和半文盲级劳动者。
1999年，我国进入职业教育的409.1万人，在万居民中的比例仅为32人。与之对照的数字是：1985年，人口6200万的西德，中等职业学校有266.85万[5](p32)学生。万居民中有430人。后来德国人口负增长，1997年统一的德国有254.99万[5](p32)职业学校在校生，万居民中有311人。德国职业教育平均3年，平均每年万居民中也有104人进入职业学校，为我国的3倍。此处尚未计算我国人口正增长与德国负增长的差，以及我国统计数字中还包含了中师生。
瑞士人均收入是世界首富，1995-1996学年，瑞士仅职业高中在校生在万居民中就高达273人[6]，平均每年招生达万居民中91人。
（二）时间太短
近年来，由于正规职业学校教育的数量太少，而国家又号召“先培训，后就业”，多种形式的非正规的职业教育应运而生。这些学校的名目繁多，特点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时间很短。能坚持3个月教学的，已算佼佼者。大多不足一月。有些学校宣布随时入学，学会为止；有些宣布每月3次开学，暗示一期10天或更少。有些个人开办的致富培训班，甚至只教学1天。这样短期的职业教育，大多只教了一点入门的实际操作，没有理论教学，更没有为提高学生道德品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的普通课程。
（三）质量太低
由于我国正规学校职业教育太少，不到6%；非正规职业教育的时间太短，不到3月；绝大多数人接受的只是师徒相传或父子相传的职业教育；因此，综合教育质量实在太低。这个“太低”是以整个劳动大军所受职业教育与国际职业教育比较后的结论。在德国、瑞士，每个要就业的青年，必须先受过3年正规职业教育，持有证书，方可就业。在美国，职业教育的重心已上升到社区学院。在日本，1999年新就业人口中，初中毕业者仅占1%[7]。
如果我们把接受过中等和以上职业教育看作质量合格和良好，未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看作不合格。这样，国外劳动者多为合格和良好，极少不合格；而我国劳动者则少数合格或良好，绝大多数不合格。相形之下，我国劳动大军的质量实在太低。所以，发达国家的产品可以在我国轻易占领市场，工业品、农产品均如此；而我们的产品能占领对方市场的则寥寥无几。
（四）规范不足
造成我国非正规职业教育时间太短的原因是职业教育的规范不足。所以，许许多多的以营利为目标的职业教育利用人们需要培训证书，也需要一点实际的职业操作能力的机会，大办短平快的培训。一些个人也利用人们学习致富技术的愿望大办短期培训。甚至一些不法分子也利用规范的不足，钻政策的空子。以营利为目的的培训班月收学费逾千元，个人的培训日收学费上百元的到处可见。
（五）法规不足
规范的不足主要来自法规的不足。国家没有足够的法律来规范职业教育。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经公布6年。但是，其中并没有规定每个劳动者都必须接受职业教育，也没有规定起码的职业教育时间和程度等问题。只规定了“从事技术工种的职工，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从事特种作业的职工必须经过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资格。”[4](1996,p94)其他人就不是必须接受培训的了。这些不足之处，使得短期的、低水平的职业教育也不受约束。法规的不足将使全体劳动者具备3年以上基本职业教育的实现遥遥无期，也使我国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速度缓慢，产品质量的提高更不知道要等到何时。这使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难以实现，也使我国能源、原材料高消耗，产品低质量、没有竞争力的状况难以结束。大批低质量的产品无法销售，生产者要么降价处理，要么假冒名牌欺骗消费者。降价是死路，假冒可能成功，因此，假冒必然猖獗。职业教育不搞好，打假将无止境。
（六）经费太少
我国教育经费太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低，已是老生常谈。国家曾计划2000年使教育经费总额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结果还不到3%。职业教育经费更低，1997年，我国职业中学生均经费1084.8元[4](1999,p1000)。在一些落后地区，仅生均200余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教育经费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高。1997年，德国教育经费3303亿马克，占国内生产总值9.06%，其中，职业教育经费702亿马克，占国内生产总值1.93%。摊到每个职业学校学生身上的是2万多马克。此外，德国中小学教育经费871亿马克，分摊到1014.69万[5](pp129-9,pp30-2)中小学生身上是8584马克。德国职业教育学生的双重身份：在校学习，是学生；在企业受培训，又叫学徒。德国职业教育系列的学生有如此高的经费，自然可以有最好的设备条件，学习最新的技术与理论。
四、对策
鉴于对以上问题的粗略分析，相应的初步对策大致为：
（一）提高数量
针对数量太少，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提高数量。数量的提高目标应是每个人在就业前，接受过相应的职业教育。数量提高中，可以包含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但是，应该以中等为主。有人认为，现在，趁国家扩大高校招生之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这种想法的愿望无可厚非，但是，现实条件不允许。一方面是国家不可能投资到凡是愿意上高等职业教育的人都能如愿的程度。我国人均GDP才800美元。而且，愿意上高等职业教育学校，但没有相应的学习能力者也大有人在。这些人，即使免试入学请他上高职，他也无法通过考试，达到合格毕业水平。
但是，人必须经过职业教育，才能合格地从事某种职业。其水平，至少应该是中等职业教育。因此，中等职业教育需要大发展。那种让中等职业教育萎缩，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世界尚无一个国家做到人人都接受高等教育。即使在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的瑞士（3.83万）、挪威（3.28万）、日本（3.22万）、丹麦（3.2万）、美国（3.06万）[8]也没有做到。在美国，中等职业教育还占相当比例。在瑞士、德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中等职业教育仍是主力。我国则只能是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才有可能实现。
（二）延长职业教育时间
个人接受职业教育的时间，是学习程度的一个标志。根据我国国情、个人学习一门职业的历史惯例和国际惯例，2-3年的时间是必需的。这应该是每个从业者的起码的职业学习时间。尚未就业者，必须先接受2-3年的职业教育，然后，才进入职业生涯。国家应该从现在起，就严把新就业者的职业教育关。已经就业者，也应该逐渐补足尚缺的职业教育。
（三）提高质量
延长职业教育时间，就是提高质量的一个方面。提高接受职业教育者的数量也是从整体上提高就业者的质量。在提高新就业者质量的同时，现有就业者的质量也应想法提高。针对绝大多数就业者没有接受过学校职业教育的情况，应该设法弥补这巨大的空洞。各级地方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和团体，应该利用各种条件，特别是现有各种职业学校进行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对大量的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更是要抓紧职业教育和文化补习，以提高现有劳动者的质量，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四）加强规范
现在，国内是各种花样的职业培训都有，良莠不齐、菽麦难辨。国家应该加强职业教育的规范，严格规定办学的起码条件。场地、师资、设备、经费、课程、考试、证书颁发等，都应该有国家规范，不能是谁想办，谁就办。在国家规范没有出台之前，各地应积极拟定地方的规范。地方规范更能够切合地方实际，同时也可为国家规范提供参考。
（五）加强法制
规范职业教育，可以是各行业协会。但是，行业协会的力量仍然有限。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应该运用法制的力量。国家应该详细立法，规定所有从业人员必须接受的起码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种类、学校的名称、办学者的资格、经费来源、数量、证书名称、颁发、考核等各个方面。特别是规定个人接受职业教育的义务。这些规定在发达国家早已有了。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陆续完成了有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9]，在21世纪初，也该提上中国日程了。
（六）增加经费
巧妇难为无米炊。这个道理不需论证。要加强职业教育，必须增加职业教育的投资。国家、地方、企业、个人均可投资职业教育。国家应该制定政策，鼓励各界为之投入。虽然，我国的职业教育投入不能与发达国家比数量，但是，职业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是可以比的。如果我们因为穷，就不为或少为职业教育投入，那么，我们将因投入少而得质量差的结果，而质量差将导致竞争力差，因此更穷，陷入恶性循环。我们需要的是，加大的投入、提高的质量、较强的竞争力，较好的收入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