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试论论文,收益论文,知识经济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经济”从学术研究层面进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迅速演化为一种大众媒体话语被我国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所接受,甚至作为不同层面发展战略的一个现实选择。本文从知识经济思想来源和发达国家知识产业的发展角度讨论知识产业对高等教育地位与作用的影响,以及知识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特点及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从知识经济思想来源看知识要素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变化
知识经济作为一种以知识为基础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经济形态,从经济学史的角度看,是20世纪有关经济思想发展的一种综合成果。谢康等人在《知识经济思想的由来与发展》一书中把知识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启蒙阶段,从1912年熊彼特与1921年奈特分别提出各自的理论到20世纪60年代;初步形成阶段,60年代初以马克卢普、丹尼森、波拉特为代表从实证角度具体论证并发展了知识经济思想,这一发展过程又以素洛、罗默为代表从规范理论角度而告一段落;正式形成阶段,从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6年以来,在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等有关知识经济研究成果的推动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知识经济思想。虽然目前理论界在一些枝节上仍有分歧,但在知识经济的主流思想上基本是一致的,即经合组织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在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和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
从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角度考察知识经济思想的发展,至少可以得到三个基本印象。一是知识经济思想不是空穴来风,它是现实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经济理论上的反映,是基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而使得人们寻求另一种合乎逻辑并符合科学规律的理论假说。当然,它需要历史与实践的不断证实。目前,对知识经济的理论探讨就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延续。
二是知识经济思想即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以往以物质形态为主的农业和工业经济都假设技术条件不变,但以非物质形态为主的知识经济则强调由于教育导致的人力资源开发与技术进步的影响将不断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这一影响要素的作用日益突显,使经济增长的速度加快。因此,对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的重新认识和重新排序是知识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研究对象。
三是从知识经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知识经济形态的本质,即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知识作为一个变量被增加到生产函数中,并作为一种要素投入列入经济模型中,成为与劳动和资本变量(还应加入制度与管理)并列但又是最重要变量对产出发生影响。因此,判断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知识是否已成为第一位重要的生产要素,需要定量衡量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当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才算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但这并不排除知识经济形态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形态共存的事实。因此,知识经济不仅对发达国家,也对发展中国家有重要意义。
二、知识产业的存在及变化对以知识生产、传播、应用为主的高等教育地位与作用的影响
与知识经济萌芽相伴的是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重笔的两个重大转折点: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二战后,仅美国大学生就达到1300万人,占世界高校学生总数的1/3,当时它所投入的高等教育经费为世界各国经费的总和。(注:滕大春:《谈谈美国战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问题》,《外国教育研究》1981年第5期。)另一个是由政府和私人支持大学和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的资助大大增加,围绕大学周边的高技术工业园区纷纷形成。这就是人们熟悉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起步和硅谷的诞生,它们都是早期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产物。这两点引起现代高等教育功能与作用的较大拓展,使大学从近千年来以精英培养著称、以远离世俗为荣的象牙塔中走出,贴近大众,并在社会经济生活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引起这一角色变迁的直接影响因素则是马克卢普所称的“知识产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马克卢普从1900~1958年知识职业增加的研究中推断“生产知识”的职业在过去的60年中不断变化,并将在未来呈不断增加趋势。时间证实了马克卢普的论断。那些最显著的变化如知识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其动力来源和投入比重、从事知识产业的人员和收入比重对高等教育地位与作用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一)知识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按经合组织的定义,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除包括高技术产业外,还包括服务业中的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如教育、通信、信息部门。知识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主要受制于产业结构中的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产品中的知识和技术含量的比重、生产过程中的高质量管理和技术创新的比重等等,同时,高质量的知识劳动群体在整个劳动者总量中的比重也是重要因素。目前,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6%降至1995年的2%,同期工业比重由40%降至32%,服务业从54%增至66%,占整个经济的2/3。加上高技术对传统工农业的改造,尽管工农业比重不断降低,但同期工农业总量却大大增加。判断高技术产业,通常看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研发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例以及技术含量比例(指高技术产业如微电子、计算机、生物、新材料和航空航天技术和传统产业中的高技术含量)三个指标,请参见下表。尽管表中的绝对数在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还难以分辨,知识产业目前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未占据主导,但其增长速度惊人,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已拉开。
美中两国研究与开发若干指标相对比较
美国
中国
研发经费占国民
1995年2.46%1997年0.64%
生产总值比重
研发经费总量 1996年1847亿美元
1997年481.9亿元人民币
研发人均经费 1994年28.34万美元 1997年4.05万元人民币
研发人员总人数1993年96.27万人1995年119.54万人
高技术产品在制1994年20%以上
造业中的份额
注:本表为笔者摘录秦宝庭等著《知识与经济增长》一书,但其中数字来源的口径和标准无法查实。
(二)知识产业的动力来源和投入比重。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是主要以劳动和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形态,是以体力和简单脑力劳动或以资本积累方式、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其根本动力是劳动力和资本。过渡到知识经济的发达国家则优先首肯了拥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的重要作用,理性确立并选择了人力资本拥有者与资本拥有者具有同等地位,甚至前者优于后者,从而使知识化劳动成为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主要动力和主要来源。这使工业社会产生以来形成的动力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异:人们获得财富的基础从资本转向知识,知识可以变为财富并使财富(离不开制度和创新)增值能力不断增强。首先,这一动力机制的主要来源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它具有不断生产知识和不断输送人才的功能,它几乎成了知识经济的“永动机”。其次,在工业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资本所有者是主人。这一地位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发生了变化,由于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有着显著区别,它不能作为一种财产被占有,同时具有外溢性,需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获得。因此,经济增长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要素不再属于资本所有者,而是具有创新知识和研发能力的员工,他们构成了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开发、调动、保护、激励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人为本”只有在知识经济时代才真正显示出其本质意义。
知识的增长与知识的投入有关,也反映为知识的产出增加。因而,现实中对高等教育和研发人员与项目的投入大小已成为市场竞争、企业成败、国家实力的关键。1994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6%,比1991年提高0.6个百分点,社会教育投资与国内投资总额比例已调整为1:3.7。因此,高投入是知识产业的重要特征。高投入导致高产出(高技术与高级人才),高产出又导致高增长,高增长又会为新的更高投入,使知识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可能。2000年4月5日,克林顿在召开的由高技术巨头和金融行家参加的“新经济”专题会上说,“美国经济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我们目前经历的经济转变,其深刻性不亚于把我们带入工业革命的那次转变”。这里指的“最长的增长期”就是美国自90年代以来持续107个月的经济增长,它为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来自实践的证实。其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2.5%~3.5%的水平上,出现了财政赤字、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不断下降,股票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和美元汇率不断攀升,出口、企业利润和企业国际竞争力增加的态势。虽然形成“新经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大多数评论看,以信息技术和通信产业的发展与高度依赖对知识和技能的投资是导致新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知识产业的从事人员和收入比重。马克卢普的最大贡献是区分知识工作和其他类型的工作,使得后来的人们开始注意到从事“知识产业”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工作的新型职业。尽管对生产知识的职业的划分一直有争议,但是,随着知识产业的出现和急剧增加,整个经济活动中处理知识和信息内容的人员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者取代了其他人员。这一变化以及由此带给高等教育急剧扩张的事实已被世人所认同。在发达国家,20世纪20年代从事知识产业的人员超过了农业人员,30年代开始超过工业人员,80年代末这一比例占劳动力的52%。知识产业对人才需求的重心上移,知识与技能要求较高的职位正迅速替代低技术职位。经合组织国家1991~1995年间25~64岁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由55%迅速增加到65%,其中高等教育程度的比例由19%增加到25%。高收入国家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调整,1995年服务业占64%、工业占31%、农业占5%。劳动力出现这一转移,除了与人们研究知识工作者的划分有关,主要是出现了一个“控制革命,即赖以收集、储存、处理和发送信息的技术经济安排发生迅速变化的综合体”。据美国商务部1998年4月15日报告,在过去的5年里,信息产业发展为美国创造了15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但同时也相对减少了其它领域370万个就业机会。预测到2010年,美国经济构成只剩10%是制造业,其余全是服务业。这表明知识产业对知识产业生产者的需求增加与非知识生产者的就业人数相对和绝对地减少是同时发生的。
知识产业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收益较高。工业经济时代,财富积累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洛克菲勒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比尔·盖茨式的亿万富翁不仅很短时间就发家致富,而且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60年美国人的相对收入为1059.8亿美元,1980年增加到7549.1亿美元,增加了6倍。知识作为创造财富的主导因素,企业利润的70%~80%导向知识创新,知识已作为新的资本形态即资本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格局。从事知识产业的知识工作者的增加和其收入的增加带给劳动力市场的直接信号是,加速高技术人才的流动和资金流向,即增加往“新经济”部分流动的比重,这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的膨胀。所以,高等教育的加速发展既是知识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其动因。
上述对知识产业的主要变化特点的分析,使我们看到知识经济之所以根本有别于以劳动、资本为基础的农业与工业经济,是因为知识资源的导入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主体地位、动力机制和投入方向以及收入配置形式与内容的重大结构性变迁,最终导致“世界财富的又一次大转移”,即“转移到知识资源掌握者手中”。这一社会转型的实质是“由能量驱动的物质经济转向由人力资本驱动的知识经济”。因此,大学教育从它发展之日起,就以其人才培养、知识传播创新和推动知识应用的基本功能成为不同社会形态变迁中最具有生命力的组织,而且在知识经济形态下,大学“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基本功能于一身”,并作为“能够很好地整合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的机构,(注:闵维方:《发展知识经济的关键与大学的使命》,载《科教兴国动员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它的基本功能与潜在优势(指高科技研究与应用和无形资本的广阔前景)更加突显,在知识经济时代必将发挥其它社会组织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黑格尔所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恰恰提供了解释这一历史事实的视角:知识经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高等教育演进的历史必然性,是统一在寻求解决历史内在冲突的选择与对这一选择的理性化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三、人力资本理论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特殊贡献结论的主要理论依据
知识经济思想的发展和知识产业发展的现实性对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应用最集中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影响已显而易见。现在我们需要具体了解的是人力资本理论在解释高等教育投资对个人与社会具有较大收益方面的基本观点。因为,从自然资源或实物资本和单纯劳动力(自然形态)的角度,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原因,即著名的“成长剩余”(Growth Resridual)。由此,经济学家们不约而同地看到了技术与教育作为无形资产的作用,特别是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教育的作用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机制实现的?人力资源开发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有多大?如何测量?这些问题是解开教育贡献之谜的关键。西奥多·舒尔茨与加里·贝克尔等人关于人力资本理论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一部分。他们的理论作为理解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区别、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率等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一)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应的概念,是靠对人的投资(花费在教育、健康、训练、移民和信息取得等开支)形成的资本。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作用。舒尔茨测定美国二战后农业生产的增长,其中80%主要是教育以及与教育相关的技术的作用。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增长的速度一般比物质资本增长速度要快,人力资本投资的积累快于物质资本投资的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国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也已证实了这一观点。
(二)二战后,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的重点不仅开始从物质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而且在已实现普及义务教育与中等教育之后,将重心迅速转移到高等教育,即大力培养适应高技术领域和创新型组织研究与开发所需要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这是因为劳动者接受教育与人力资本有某种密切相关性:一个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所内含的人力资本存量要多于一个未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所内含的人力资本存量:同样,一个受过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所内含的人力资本存量要多于一个只受过较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所内含的人力资本存量。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等人使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授分析1960~1985年间58个国家教育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结果证明,教育显示出的经济效益,平均受教育增加一年,可使国内生产总值提高3%。(注:秦宝庭等:《知识与经济增长》,科技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因此,劳动者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社会人力资本存量会得到提高,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发展有较高的增长率。如果把教育作为一种投资,人们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作出受多少教育的选择。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高等教育人才和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机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在就业与收入方面的绝对优势必然导致两种趋向,一是投资高等教育的动力增加,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加大;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投资回报率的增加不断带来高等教育投资成本的增加,包括接受高等教育时间的增加和知识创新的风险投入加大。
(三)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表明,其一,教育投资的收益一般分为三类,见下表。其二,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的不同层次教育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比较得出了三个结论:(1)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成本相对低于、教育收益相对高于发达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高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2)由于义务教育费用均由政府承担,社会成本大于个人成本,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一般均高于教育的社会收益率。(3)发展中国家三级教育收益率依次降低,而发达国家则相反,即教育收益率高低顺序为大学、中学和小学。(注:王善迈:《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这恰恰证实了为什么知识经济先行在发达国家实现,并体现为“收益递增规律”。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发展的重要趋势是,高等教育已经成为高投资但又是高回报的领域,政府重视对社会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的不断投资与积累,并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足额回报的保障机制(如知识产权)来激励知识与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的快速和持续增长。
教育投资带来的收益
非经济收益
个人经济收益社会经济收益
1)人的全面素质1)个人未来较高
由于教育有外部
的提高的收入,一般而
正效应特征,具有
2)促进社会精神言,受教育越多, 对经济增长的促
文明建设
收入越高 进作用以及被社
3)促进生活质量2)个人未来管理
会其他成员共同
,健康消费,闲的支持
享有的收益。如
暇的质量
3)个人未来较健 重大发明对社会
4)有利于子女的康的身体 发展的影响。
教育与发展,以4)个人未来较大
及精神和心理上的职业机动性(选
的收益择和适应能力)
上述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在今天已成为许多政府战略投资的首选和指导人们理解理性行为的一个理论基础。但在半个世纪前,人力资本的研究者却不被同行和一般大众所接受,以至贝克尔为他的专著取了一个又长又拗口的,连本人都记不住的名字——《特别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以便降低风险。事实上,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领域,是一个不断被认识和不断发展的过程。由于目前知识经济理论体系尚不完备,特别是对知识体系和人力资本密集机构的知识贡献价值,如大学、研究院和企业开发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除通过人才培养外,其知识产出的测定,如知识成果的转化率、研究与发展投资的回报率和知识风险投资的收益以及无形资产等都面临着实际测算的困难。因此,仅仅靠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原有的测度方法已显然不完全适应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多种的方式。这是人力资本理论在知识经济时代面临的新课题。
四、知识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变化趋向
关于知识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除了经济增长理论对此作出解释外,也有人指出,目前在经济学理论和测度方法上并无充分依据证实这一影响的性质和趋势,从统计资料上很难“看到”生产率得到快速增长这一事实。(注:[美]戴尔·尼夫主编:《知识与经济的影响力》,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70年代以来,美国的年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为1.6%左右,而到90年代,劳动生产率增长也仅为1.26%,19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年平均增长为2.3%。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曾把此现象称为“生产力悖论”。为解释劳动生产率提高放慢的现象,国外经济学界形成三种不同假说。其一,GDP统计错误。认为传统的统计方法没有突出考虑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某些服务行业产业的变化。其二,信息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的提高存在时滞现象。比如电力自1880年被发现一直到1920年才对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但信息技术自60年代诞生已有40年了,且在发达国家也已扩散到大部分行业。有人认为是制度的或其他方面的因素阻碍了这种推动作用,如教育培训不足,软件难度降低了使用效率等。其三,仅仅认为信息技术所产生的效应是一种替代效应,如电脑等产品替代基本设备和劳动要素,电子商务替代了商业连锁,降低了信息与交易费用。加之信息技术的开发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投资加大等等因素。由此看来,知识经济的影响是一种现实存在,只是对这一影响还缺乏在科学实证之下的共识。但以下认识应该是无歧义的;亚当·斯密与萨缪尔逊的传统经济学是适应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理论,60年代产生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包括人力资本理论)对知识经济思想的奠定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跨入21世纪的知识经济已既不同于工业经济,也不同于知识经济的初期。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2000年4月5日在白宫召开的新经济研讨会上说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一段话:“这是未探明的地域。驾驭经济的人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旧的规则似乎都已过时,没有地图,没有向导。”知识经济的日新月异和发展前景不仅对现存的经济学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挑战,而且也引起了高等教育功能、内容、形式等一系列的变革。因此,关注并探讨这些“挑战”和“变革”则更为迫切。
从经济学理论的原有框架中可以发现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原理和概念在动摇。一是资源稀缺性与增长极限性。工业经济的资源基础主要是自然资源,绝大多数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传统西方经济的出发点是资源稀缺性,中心问题是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工业经济存在增长的极限。知识经济的资源基础主要是智力基础,具有丰富性和可再生性,提供了无限创造和开发的可能。因而不存在增长的极限,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收益递减性与经济周期性。传统经济学对收益递减的描述是商品的数量和从这些商品中获得的价值的关系,即“对一种商品消费的更多决不会降低由此带来的总效用,但随着绝对消费数量的增加,从增加的每一单位商品中得到的额外满足会下降”。(注:保罗·奥梅洛德:《经济学的死亡》,1994年版,第133页。)按照工业经济时代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观点,各工业部门、各种工业产品都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退出四个阶段,因而导致经济周期呈现复苏、高涨、衰退、低谷、复苏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状态,通常表现为经济危机。知识经济时代,“当消费者的边际效用随消费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上升时,收益递增就会出现”。(注:布雷恩·阿瑟:《收益递增与新的商业世界》,1996年版,第134页。)例如,使用传真机的消费者的效用在更多的消费者购买相兼容的传真机时就会增加,因为可供发送传真的范围更广了。由于信息技术导致了处理和传播知识的成本大大降低,技术进步加速,固定资产更新加快,产品生命循环被不断更新的产品所打破,使工业经济的周期性特征趋于模糊。如美国持续107个月的经济增长势头目前已无法用经济周期理论来解释。三是低风险投入与资本分配原则。传统经济学把风险小、回报高、安全可靠作为投资原则。工业经济时代剩余产品主要按资本分配。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从原有的追逐产品占据市场份额转由以追求更高更新更快的产品占领市场为目的,企业的竞争阶段被相对提前,知识占有和创新知识的研发成为企业成功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而,研究的投入成本非常大,复制产品的成本将变得非常小,且风险极大,如经营10年之久的巨型高科技企业——铱星公司的破产使这一投资高达50亿美元的高科技童话破灭。以知识要素为驱动力的新经济,是以知识分配(如股权等)作为激励机制来调动积极性和创造力,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保护知识产权、防止知识外溢的目的。
当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元素”发生根本变化时,对知识经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与“基本元素”息息相关的系统。高等教育作为生产、传播、应用知识的重要机构,受制于“基本元素”,必然也会产生一些有别于工业经济时代的新的特征。一是高等教育的供给将从稀缺转为相对丰富,这是知识经济的资源基础所决定的。高等教育从精英迈入大众并走向普及的过程,正是知识经济发生与发展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必然过程。当高等教育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再是一种奢侈品时,它就构成人自身生活方式的必需和自我享受与自我发展的手段。在这样一种功能之下,高等教育的价值多元和它作为知识生产的持续特性使终身教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教育特征。人们将普遍从高等教育乃至终身教育中得到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价值需要,不再仅仅是生存和职业性需求。二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知识“品质”发生了变化,它既有纯粹公共物品的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如数学定理,但又有排它性和竞争性。托马斯·杰佛逊曾生动地描述知识的非竞争性:“他从我这里接受一个想法,他自己接受了指导,并没有减少我的,就像他在我的蜡烛前面点燃他的蜡烛,他接受了亮光,并没有使我变暗”。然而,对今天的知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它是存在竞争性的。当你在互联网上等待下载信息时,证明了线上的信息也是竞争性的,会导致拥挤。他指出:“使知识具体化的过程(人要学习,物要运用),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资源上,其成本都是相当高的”。因而,“一定要有某种‘保护’形式——知识不能简单地被公开”。(注:托马斯·杰佛逊:《知识经济的公共政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5期。)知识产权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保护和激励知识生产者的一个重要制度形式,这意味着有价值的、持续性的知识创新和研发活动对生产部门是一种稀缺性行为,而具有创新思想和研发能力的人才则成为稀缺性资源。对这一资源的挖掘、培植和使用的一整套机制如投入、配置、激励、保护等等,都与传统经济时代所不同。现实中可以发现,一个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未必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经济持续增长的地区,关键还要看与这一教育程度相配置的制度约束的状况。因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将会与人力资本相适应的制度因素发生密切关系,呈现出收益极大,或收益趋零,甚至负值收益。这就意味着高技术所带来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背后,是对稀缺创新人才的需求,而这一需求又决定着高技术供给的能力,最终,高等教育将在结构性、创新性和持续性供给稀缺知识和人才产出方面保持竞争优势。能否使这一竞争优势成为现实的教育收益递增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关键是制度供给。因此,一切围绕创新人才供给的制度创新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显著特征,而如知识产权这样的制度供给则是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是目前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新兴制度学派的重要命题之一。三是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高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由于知识经济的主导产业主要处于整个知识创新前沿的技术开发领域,呈现为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所以,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基地,高投资与高回报也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但是,与研发机构和企业的知识与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和需求相比,高等教育的投入和回报都有一定的差距,这是由高等教育自身的多种功能和性质所决定的,它不可能以知识和技术创新为惟一任务。另外,与传统经济的实物和工资制不同,知识创新的回报形式也发生了较大改变,以更能体现“三高”的分配方式回报创新者,如年薪制或股权制等等。同时,回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且回报大小受到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重约束。尽管测定这一回报还需要走一个漫长的研究之路,但可以肯定,与工业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投资收益所不同的是,知识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也将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知识经济作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以不同形式和不同比重存在,特别是对后者而言,发展知识经济并非仅仅发展高科技,通过高科技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以及在所有领域增加知识含量则是我们探讨知识经济的重要意义之所在。所谓“鼠标加水泥”则是新旧经济资本与人才对接的最好应答。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应采取特殊政策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排除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重视制度因素在知识和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实现部分产业和技术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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