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吟香的乐善堂在中国的图书出版和贩卖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图书论文,岸田吟香论文,乐善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社会的动荡和维新后价值观的变化，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古书及汉籍和刻本从古寺、旧家中流散而出。这些古书后来有不少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杨守敬从日本带回大量善本古籍的事例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除了像杨守敬这样有机会前往日本的学者文人的访书活动以外，活跃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书商的商业活动也是汉籍回流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阐明这一时期中日两国书商的活动，对于我们理解杨守敬等学者在日本访书的历史背景、意义以及了解近代中日两国文献资源的流通状况具有重要意义。本稿主要研究岸田吟香与他经营的乐善堂在中国的图书出版和贩卖活动，并通过乐善堂，对汉籍回流现象中的商人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岸田吟香和乐善堂上海分店
岸田吟香（日本天保四年，一八三三——明治三十八年，一九○五）是日本近代史上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人物。他曾协助美国人平文（James Curtis Hepburn）编纂了日本第一部日英辞典《和英语林集成》，又和班里德（Eugene M.Van Reed）一起创立了日本早期报纸《横滨新报もしほ草》。他还曾担任大报《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者、编辑和主笔，是日本当时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明治七年（一八七四），日本出兵台湾，岸田随军到台湾观战，是日本近代第一位从军记者。关于岸田吟香在日本近代新闻事业方面的业绩及其生平事迹，日本学者曾有不少研究，近年也有他的传记出版（注：岸田吟香的传记有若山甲藏《岸田吟香翁》（宫崎县政评论社，一九二五年）、土师清二《吟香素描》（东峰书院，东京，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杉山荣《先驱者·岸田吟香》（岸田吟香显彰刊行会，一九五二年）等。近年出版的最新研究有杉浦正《岸田吟香—资料から见たその一生》，汲古书院，东京，一九九六年七月。）。但是，这些研究中关于岸田在中国活动的部分一般不够深入，对他在中国的出版活动和贩卖图书的情况虽然多少有所涉及，但一般语焉不详（注：关于岸田吟香在中国的活动，可参看杉浦正的传记。关于他出版的图书，王宝平《岸田吟香出版物考》（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合编《中日文化论丛—1997》，杭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曾根据部分现存本做过一些疏理。）。
庆应二年（一八六六）九月到翌年五月，为了协助平文校对、印刷《和英语林集成》，岸田吟香有半年多的时间居住在上海。在此期间，他和上海的商人、文人有广泛交往，在深入观察中国社会的同时，也注意寻找在中国的商业机会。回到日本以后，平文为报答岸田在《和英语林集成》编辑印刷工作中的贡献，把自己研制的眼药水“精锜水”的调制方法传授给他。明治元年（一八六八）一月，岸田吟香带着精锜水再赴上海，与瑞兴号、万祥号两商号订立契约，在店头挂起“东洋岸田吟香先生鉴制眼药精锜水寄卖”的招牌，开始了他在上海的商业活动（注：土师清二《吟香素描》第七二页。据岸田吟香撰写的《功验书》，瑞兴号、万祥号分别在上海小东门外和杨经桥。根据岸田《吴淞日记》，两商号均为岸田初到上海以来的旧相识。）。明治八年（一八七五）九月，岸田吟香在东京银座二町目一番地开设了精锜水乐善堂药铺。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岸田第三次到上海，在上海英租界河南路开设了乐善堂分店（注：杉浦正《岸田吟香—资料から见たその一生》，汲古书院，东京，一九九六年七月。关于在上海开店的时间，《吟香素描》第一一六页认为是在岸田四十三岁，即一八七七年之事。），后来，这个乐善堂上海分店作为在沪日本人的聚集点而广为人知。在此前后，岸田吟香积极扩大印刷和书籍贩卖方面的业务，在向日本输入新出版的中国书籍的同时，也出版一些在日本有销路的加有训点的汉籍。与此同时，把日本市场上大量廉价的中国古籍、和刻本汉籍及日本人用汉文编撰的书籍等运到中国进行贩卖。
让我们来看两幅有关乐善堂的图片。图一是明治时代锦绘中描绘的乐善堂店铺。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坐落在东京银座的乐善堂是一栋西洋风格的红砖瓦房，张挂在店头的广告牌上的汉字有些是药品的名称，有些则显然是书名（注：《东京商工博览绘》，日本·三井文库藏。）。图二是上海乐善堂分店的照片，店门口招牌上写“乐善堂书药房”（注：金丸健二编《支那大观》第一集《中部支那》，大正九年，东洋文库藏。），可见当时乐善堂是兼营药品贩卖和书籍出版贩卖的业务的。
附图
图一 东京银座乐善堂药铺（东京商工博览绘）
附图
图二 上海乐善堂大药房
当时住在上海、曾与岸田吟香有过一面之交的文人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写道：
日本岸君吟香旅沪上垂十余年，家富藏书，尤精医理。设药肆四马路口，颜曰乐善堂。门外乞刀圭者履恒满户外。更出其慧思，制为铜版袖珍书。细若牛毛，明于犀角。盈尺之书，可缩成方寸一二本。殆人巧而夺天工者欤？甲申春，予在弢园先生处一见之。恂恂儒雅，不愧前辈风流。与之谈诗，颇有见到处，亦彼国中翘然负异者也。
对乐善堂的铜版书和岸田吟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注：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翌年出版的记录上海风俗的《春江灯市录》中也赞赏乐善堂药品的疗效以及岸田吟香的风雅好文和藏书之富说：
岸君吟香风雅好文，尤精轩岐之学。家中藏书甚富，云签七笈，金匮秘方，几满珊架。故所制药丸殊多奇效。余于弢园先生处偶一见之，暖暖姝姝，诚古之长者也。
可见岸田吟香及乐善堂的药品当时在上海的口碑（注：《春江灯市录》题潇湘馆侍者撰，即邹弢撰，四册小本。日本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有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文人依田学海旧藏本，乃岸田吟香所赠。依田学海在关于岸田吟香的这段文章的书眉上批注道：“吟香大得意。”此外，这里提到的弢园先生，当是已经从香港回到上海的王韬。）。
二、乐善堂的书籍贩卖和《乐善堂书目》
如前所述，关于岸田吟香在中国的活动，特别是乐善堂在中国的图书出版和贩卖活动，中日两国学界至今都没有深入的研究。究其原因，是缺乏进行考察的基本资料。近年，笔者注意到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分别藏有乐善堂在上海印发的销售目录《乐善堂书目》，通过对这两种目录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乐善堂在中国的图书出版及贩卖的具体情况（注：除了贩卖目录以外，乐善堂还印有各种药品目录和广告，鉴于本文主要讨论书籍出版及贩卖活动，故略去有关药品贩卖资料的介绍。）。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乐善堂目录（以下略称北图本）为一册线装小本，书皮左边有墨书“日本乐善堂书目”七字，右边墨书“精刻铜板附旧板/古书仿宋板经史”。观其内容，有甲申（一八八四）仲春乐善堂主人叙（a），乙酉（一八八五）初夏凡例（b），《乐善堂精刻铜版缩印书目》（c）和《乐善堂发售书目》（d）等四个部分。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所藏《乐善堂书目》（以下简称东大本）乃明治时期的著名汉学家岛田重礼双桂楼旧藏本，一册线装小本，书皮墨书“乐善堂书目”五字。由上卷的《乐善堂发兑铜板石印书籍地图画谱》（E）、《乐善堂发兑东洋本新旧书籍》（F）和下卷的《乐善堂发兑书籍目录》（G）等三部分构成。卷首有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重刊乐善堂发兑书目叙（A）和甲申（一八八四）仲春乐善堂主人叙（B），乙酉（一八八五）初夏凡例（D），丁亥（一八八七）仲春凡例（C）和无纪年的乐善堂主人识语，卷末有《乐善堂藏板书目》（H）、《上海乐善堂药房发售各种妙药目录》（I）。其中《乐善堂发兑铜板石印书籍地图画谱》按图书种类顺番排列，栏外标注铜版、石印、铅板排印和铜刻等印刷方式。《乐善堂发兑东洋本新旧书籍》、《乐善堂发兑书籍目录》和卷末的《乐善堂藏板书目》记书名、价格，间或标注著者名、册数以及“三层附五经图汇”等简单的说明。将北图本和东大本加以比较，其构成略如下表：
表一 《乐善堂书目》构成对照表
中国国家图书馆本
东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A.重刊乐善堂发兑书目叙（光绪十
a.叙（甲申仲春， 三年丁亥二月，一八八七）
一八八四） B.同左
C.凡例（丁亥仲春，一八八七）
b.凡例（乙酉初
D.同左
夏，一八八五）
c.乐善堂精刻铜
E.乐善堂发兑铜板石印书籍地图画
谱（卷上）
版缩印书目 （包括c的全部内容）
F.乐善堂发兑东洋本新旧书籍（卷上）
G.乐善堂发兑书籍目录（卷下）
H.乐善堂藏板书目（附丁亥花朝后三
d.乐善堂发售书目 日乐善堂书房主人识语，一八八七）
I.上海乐善堂药房发售各种妙药
目录
由表一可见，东大本比北图本多出了一八八七年的《重刊乐善堂发兑书目》（A）和同一年的《凡例》（C）、《乐善堂藏板书目》（H）以及乐善堂贩卖药品的广告（I），而北图本《乐善堂精刻铜版缩印书目》（c）的内容，全部包括在东大本《乐善堂发兑铜板石印书籍地图画谱》（E）之中。此外，北图本《乐善堂发售书目》（d）在东大本中改编为卷上的《乐善堂发兑东洋本新旧书籍》（F）和卷下的《乐善堂发兑书籍目录》（G），销售图书的书名也有一些增减变化。从目录内容及总体构成来看，可以推定东大本是在北图本的基础上增删改订而成，而且，从东大本包含的各个部分看，这些改动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在一八八四年以后经过若干次增删调整而成。
北图本和东大本的卷首都收有一八八五年撰写的《凡例》，其内容如下。
一、日本古传有徐福携来之籍，在祖龙劫火之前，是以唐时曾有献《孝经》者。然古籍秘藏内府，不可得而稽。惟国人性嗜蓄书，且二千余年来，升平相承，未遭兵革，所存唐宋元明〔历〕（历）朝旧书而在中国反罕见者甚夥，间有仿宋明椠翻刻者，亦多精本。
一、日本儒术夙尚汉学，自古伊今，著述颇富。发明奥义，往往有中国理学家所未及道者，不妨择尤备采。
一、日本古籍仿刻宋明书版种数极繁，间有年久原版业已毁失者，或原版系绅宦家藏者。其书皆不易多得，其价均难以廉求。
一、日本所行旧式书籍，其纸张皆用构木皮所制（注：“构木皮所制”五字东大本改为“绵纸”。），洁白坚致，最能经久。惟价值较昂，故书价亦因此而贵。然日本古书之多及珍藏家之得以永保而贻留子孙者，未始非嘉纸之所致也。
一、铜版精刻珍帙缩本，创自本堂。新出初印，尤更明晰。且悉用佳纸香墨，较之西法照印，油墨绝无臭气晕退诸弊，实尽善美。但价目稍昂，非图罔利。
一、本堂所刊铜版诸书，皆延聘名流，周详校对，挑选技匠，印订精工，久蒙高明鉴赏。无如近有射利之徒，专以劣工仿刻，贱价冒销，不无鱼目混珠。购者慎诸。
一、本堂收藏古今秘籍卷帙甚奢，间多原版毁失者。兹拟次第重刻，以广流传。俟有续出，再当随时补列。
凡例先述日本人嗜好藏书，两千余年未经战火，翻刻宋明古版书中又有不少精本，强调日本保存的中国古书的价值。其次谈到日本古来有不少有关汉学的著述为中国理学家所不及，对日本人的儒学方面的著述加以介绍。但是同时，凡例中又指出，日本仿刻宋明古版虽然数量较多，但其中不少版木已经不存，难以廉价求购；日本纸的印本虽然洁白结实，但这也是其价格较贵的原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岸田吟香一方面自称乐善堂拥有很多中国罕见的唐宋元明的古本和优质的宋明刊本的翻刻本，一方面又在强调这些翻刻本的版木难以得到。这一方面说明乐善堂确实有大量中国旧刊本和日本翻刻本古书的库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岸田吟香对当时中国人比较重视版木已经亡失的书籍这一心理比较熟悉。此外，对日本人著述的评价，反映出岸田准备积极向中国学界推销这类图书的姿态。
凡例中还专用两个条目对自称是乐善堂发明的铜版本进行宣传。由此可知，与流传日本的中国古刊本、汉籍和刻本一样，乐善堂出版的铜版本已成为其在中国经营的主要品种之一。凡例中列举铜版本印面明晰、纸墨精良、校正精密、印刷及装订精细等种种长处，特别是和“西法照印”即石印技术相比较，强调铜版本没有油墨味道和油渍等缺点。从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便利而廉价的石印本大量问世的上海出版界的动向。
凡例的最后说，乐善堂准备从他们收藏的古今秘籍中选择若干版木已经亡失的书籍陆续翻刻。同年撰写的序文中也说乐善堂“上稽荣府，下访旧家，得古今遗书数十百种，可备士林考习者，次第刊行”。可见当时乐善堂正在有计划地进行面向中国读者的出版活动。
北图本《乐善堂精刻铜版缩印书目》中除了地球仪一种、扇面三种以外，共收录了三十六种出版物，而仅仅三年之后印行的东大本的《乐善堂发兑铜板石印书籍地图画谱》中，除了扇面三种不计外，共收录了二百一十三种。虽然我们还不能确认东大本收录的图书是否全部为乐善堂的出版物，但是其中大部分可以认定确是乐善堂出版的。从这个变化也可以窥见乐善堂在图书出版事业方面的发展情况。
《乐善堂书目》是我们今天了解乐善堂在中国的书籍出版和贩卖活动的重要资料，但是，关于该目录先后出版过几次，并没有明确的记录。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的叙文中说：
顾方今文运隆盛，人材蔚起。加之近时铅版盛行，新编大著，日成月刻，相竞问世。是以此刻虽不能无沧海遗珠之憾，然俟嗣后采备，再行补刻，亦无不可也。
表明编者认为目录的阙漏可以有待后日的增补。但是，究竟这个目录后来是否又经过改订，现在已不知其详。除了这里介绍的两种目录以外，笔者还曾见到过日本东京大学明治文库、无穷会图书馆等处收藏的若干种乐善堂的销售目录，但都是岸田吟香回国之后、由他的侄子在中国主持乐善堂上海分店时的资料。下面，我们主要根据北图本和东大本，对乐善堂在中国的书籍出版和贩卖活动做一些考察。
三、关于乐善堂的书籍出版
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下乐善堂出版的究竟是哪些方面的著作。
根据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印行的北图本所收《乐善堂精刻铜版缩印书目》，当时，乐善堂出版的主要有以下这些书籍。
（三层）五经体注 五经图汇附
（三层）五经备旨
（三层）五经揭要
四书合讲
（两层）四书味根录
（三层）四书备旨
四书典林
寸本四书全注
诗韵合璧
翁注困学纪闻
困学纪闻目录
康熙字典（直行六本）
康熙字典（三层二本）
佩文韵府
日知录集释
策学总纂大成
广治平略
角山楼类腋
纲鉴易知录
唐宋八大家文抄
耕织图
中外舆地图
地球五大洲全图
锦字笺
吟香阁丛画
水浒传
诗句解题汇编
诗律大观正续
亚细亚东部图
大日本舆地图
李氏历代沿革图
支那历代沿革图
上海城厢租界全图
朝鲜舆地图
安南舆地图
大清一统图
改增订后的东大本目录中的《乐善堂发兑铜板石印书籍地图画谱》收录二百一十三种著作，其中《四书》《五经》的解说书和科举考试的参考书、试题集等有六十二种，辞书、韵书、类书、尺牍和一般的学习参考书共三十一种，两者之和约占总数的44％。从这一点可以窥见，乐善堂的出版物主要是面向中下级知识阶层的袖珍版科举考试参考书和日用书。
除了这些一般学习和科举考试的参考书以及日用书外，乐善堂还利用从日本运来的和刻本的版木，经过修版后在上海印刷出版。与此同时，针对当时读者的新的需求，出版了一些介绍西方法律、经济、地理、历史和科学知识的书籍。东大本目录卷末附有《乐善堂藏板书目》，对这些重点出版的书籍分别加以介绍，除了书名、册数、价格以外，关于各书的著者、内容和版本也有一定的说明，可据以了解各书的基本情况。以下，我们从这些解题中抄出一部分，看看岸田吟香是如何为这些书做宣传的。
※重刻仪礼经传通解：近时诸仿刻家已无此板，实士林中所深惜也。本堂遍采名山，旁搜石室，觅得此书，如获奇珍。爰仿是编，以附手民。
※仪礼图：此编东都松伯泰先生所著。考证精确，议论通明，则微者显，隐者明，向之失于难解者而俱可解矣。
※朱子文语纂编：四库全书总目已收此书，而世久失传。近在东瀛求得学板，速付刷印，出以问世。
※老子通考：此书世多板本，本堂所藏系在二百余年前用明板翻刻，故其字大而少舛讹耳。
※文子：余外祖江聒园先生遵信此书，考订授梓，以藏于室。今板存本堂，刷印数部，亦以应博古者之探索云耳。
※通雅：兹刻悉遵建溪原本，不敢擅改一字，恐以违雅志云尔。
※清嘉录：此书成于道光初年，距今殆阅年五十矣。其间世运之变迁，风俗之隆污，后学者抚而观之，亦将有今昔之感也夫。
※万国公法：斯书系美国惠氏原著，前在同治甲子年，京都同文馆总教督丁韪良先生译以华文。（中略）本堂藏有翻板，固非图私利，庶有裨于后学云尔。
公法会通（铅印）：立约通商以来，各国交涉事务日盛月繁，近又国家简派使臣，各国通好，以是公法之学不可不讲也。《公法会通》一书系德国法学名士步伦氏原著，凡于外国交涉事务，无不博采备载，实为留心时事者之要典也。
富国策（铅印）：《富国策》一书本系英国法思德氏原选，凡三卷。初讲生财之道，中说用财之法，终论贸易之要。其文简约，其理明晰。凡在泰西所讲究者，无不悉载。顾其意欲广发财源，究不违吾儒仁义之旨也。若弃仁义而逞私见，无论何策，终难富国耳。世有留心财务者，必须以先睹为快也。
※筹海篇：《筹海篇》一书系邵阳魏默深先生所著，收在《海国图志》中，世无单行本。今适值海疆多事之秋，边圉正急需防维，则此书诚为有补于世。本堂藏有此板，印行出售，其亦可当救时之良策也乎。
※明季遗闻：本堂久藏此板，兹特刷印，出以问世。
※日本外史：方今中外辑睦，四海一家。泰西诸国各有国志。日本距中国仅隔一苇之间耳，岂可无史乘哉！亟付翻刻，以公海内。
安南志略附大越史记：惜板久失传，而书亦罕见。顷得钱竹汀少詹手校之五砚楼旧藏本一帙，亟付聚珍印行，以公海内。
英吉利国志/俄罗斯国志/欧北五国志：三书俱系林文忠公原著，后经魏默深先生考订增补，辑为成书，收入《海国图志》俄罗斯国志中，较他新译诸编尤为精详。方今海甸诸邦交涉事务纷纷以起，兹以三书刊行，彼司中外之职者，一披此简，而列邦气习性情亦堪详悉。岂得斥为夷志而藐视哉！
※伤寒古方通：诚千古不刊之妙剂。医士只究此一编，而诸家伤寒之书可不再觏也。
※原版玉机微义：是编因年久无书，板亦磨灭。本堂由东瀛运来旧板，印刷出售，固诸坊家所未有也。
※针灸素难要旨：凡习针灸者，即是编而穷之，技已精矣。将诊治之时，按穴以施，各得其宜，断不至于误试以伤生命。此诚不可少之书。此系本堂由东瀛镌刻，诸坊家所未有也。
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本堂有泰西医书四种，一《全体新论》，二《西医略论》，三《内科新说》，四《妇婴新说》，共系英国医士合信先生所著。于穷腑脏血脉之理论，内外施治之法，可谓曲尽其精微者矣。其镌版绘图俱极精明，并无舛讹模糊之病。
博物新编：其所论者，天文地理、各种机器以及草木虫鱼、禽兽异物，皆闻所未闻者也。倘即是编而历览之，可以广识见，可以开知觉，亦可因此而得大利。则斯编亦岂可少哉。
※东瀛诗选：俞荫甫太史所辑《东瀛诗选》四十卷，业经刻成行世。（中略）兹选共得名家五百余人，古今体诗五千首有奇，诚可谓集大成矣。
※玄对雅谱：此册虽系木版，雕刻精妙，刷印工雅，直与真迹不异。诚可为绘事家之矜式。
※耕香堂画剩：一帙共有四卷三百四十页，系东都泷和亭先生所著。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诸体格无美不臻。（中略）至于木版雕镂，尤极精细。渴笔渲染，一与真迹不异。
吟香阁丛画（铜版）：余不善画，而好画之心则莫余过也。自宋元以迄近时诸名家真迹，几搜罗无遗。（中略）爰仿泰西照相法，将诸画缩小，拣择良工，刻以铜版。（中略）雕镂之妙，与原本毫末不差也。
（※乃可以确定为木板印刷者。）
在这个书目中收录的二十九种书籍（如将地图、扇面等计算在内则为四十二种）中，能够确定为木版印刷者十七种，可见当时木刻本在乐善堂出版业务中的重要位置。事实上，东大本目录的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凡例中特别将“家刻木版”提出来宣传说：“本堂藏板除铜版缩刻外，又有家刻木版，兹于卷尾附载，以供便览。如有合意者，幸赐惠顾，其价比别家格外公道。”显然，乐善堂是把这批刻本做为出版和销售的重点项目的。
在十七种木版书的解题中，只有《朱子文语纂编》、《老子通考》和《玉机微义》三种明确说明是用日本原有的旧版木印刷的。但是，通过对乐善堂出版物的实际调查，凡例中所强调的“家刻木版”的大部分其实并非乐善堂新刊的刻本，而是利用江户时代的刻本版木刷印的。例如，《重刻仪礼经传通解》解题中说：“近时诸仿刻家已无此板，实士林中所深惜也。本堂遍采名山，旁搜石室，觅得此书，如获奇珍。爰仿是编，以付手民。详加考订，一无舛讹。”从这段解题的内容看，该书应该是乐善堂根据稀觏本重加校订后刊刻的。但是，如图三所示，只要将乐善堂本和江户时代的刻本仔细比较，就会发现，卷前刊有“上海四马路乐善堂藏板”的所谓乐善堂本，实际上是利用日本宽文九年刊本的版木削去日本人读汉籍时需要借助的训点后印刷的。
附图
图三 日本宽文九年刊《仪礼经传通解》
上图左：修版前印本·目录首页（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上图右：上海乐善堂印本·目录首页（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下图：上海乐善堂印本·牌记·卷尾（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与《重刻仪礼经传通解》类似的例子还有《通雅》。图四之上图是日本江户时代白河藩藩校立教馆刊本的初印本，图四之下图是乐善堂在上海的印本。上海印本显然是利用立教馆刊本的版木印刷，只是在印刷时挖掉了版木上的训点，可以看到，有个别地方还遗留了一些没有挖干净的痕迹。《乐善堂藏板书目》的《通雅》解题中说：“兹刻悉遵建溪原本，不敢擅改一字，恐以违雅志云尔。”给人的印象好像该本是乐善堂根据建溪本忠实地翻刻的。但实际上这个本子根本不是重新翻刻，而且，白河藩立教馆本是以清康熙本为底本，并订正了一些误字后刊刻的。所以解题中所谓“悉遵建溪原本，不敢擅改一字”的说法只是推销商品时的广告，不可引以为据。
附图
图四 日本文化二年白河藩校立教馆刊《通雅》
上图：立教馆刊本初印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下图：上海乐善堂印本（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汉籍中心藏）
在乐善堂利用江户时代和刻本版木印刷的图书中，除了上述两种以外，还有用天明八年（一七八八）版木印刷的村松安撰《新定松氏仪礼图》二卷，用宽文二年（一六六二）刊、文化元年（一八○四）观文堂修版印刷的《明季遗闻》四卷，用天保八年（一八三七）安原宽校本印刷的《清嘉录》十二卷，用宽文四年（一六六四）版木印刷的《玉机微义》五十卷，用宝历三年（一七五三）大阪弘昭轩书林本版木印刷的《针灸素难要旨》三卷，以及私刻时代不详的《朱子文语纂编》、《老子通考》、《文子》、《日本外史》等等（注：《乐善堂藏板书目》收录《伤寒古方通》六卷，关于该书，《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著录为“清光绪上海乐善堂据雍正九年板补刻本”。估计该本可能也是用宽文八年的和刻本印刷的。关于此书，因笔者尚未经眼，留待后考。）。
把明治维新以后在日本逐渐失去读者的江户时代的汉籍和刻本版木运到中国，这在当时并非绝无仅有的例子。比如大阪的商人三木佐助就曾收买和刻本版木，通过华侨商人卖到中国（注：《玉渊丛话》卷中，《明治出版史话》，书志书目シリ一ズ四，ゅまに书房，东京，昭和五十二年三月。关于三木佐助收集古书及木版运到中国贩卖的情况，请参看拙著《明治前期日中学术交流の研究——清国公使馆の文化活动》第三部第一章第二节，汲古书院，东京，二○○三年二月。）。岸田吟香的特点在于，他利用自己在上海拥有分店的优势，将这些版木运到上海，在当地印刷后直接销售。由于中国读者不喜欢和刻本上的训点等对中国人来说属于蛇足的部分，所以，在利用日本的旧版木印刷时，先将这些部分挖掉。从这一点也可以窥见，岸田把当时中国人挑选书籍时的心理掌握得非常清楚。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乐善堂的出版物中也包含了如美国人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及英国人合信（Hobson，Benjamin）的译著、从魏源《海国图志》中抽出的《筹海篇》等适应当时读者新的需求的书籍。北图本目录中的《乐善堂精刻铜版缩印书目》中收录《中外舆地图》、《地球五大洲全图》、《亚细亚东部图》等十种地图，三种扇面中有两种是彩色的《亚细亚东部地图》和《地球五大洲地图》。东大本目录中的《藏板书目》收录的四十二种出版物中，有关外国历史地理等内容的西学书籍和地图类共有十五种，其中包括丁韪良译著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富国策》和合信著《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博物新编》等。丁韪良和合信的这几种著述在当时都是拥有广泛读者的畅销书，在中日两国都不断再版。解题中说“本堂藏有翻板，固非图私利，庶有裨于后学尔”，否认翻版的营利目的，但实际上恐怕还是想借这股畅销风有所收益。另外，《筹海篇》、《英吉利国志》、《俄罗斯国志》、《欧北五国志》等书都是从《海国图志》中抽出一部分编成的单行本，从篇幅和定价看，《筹海篇》二册售价五角，《英吉利国志》三册售价六角，《俄罗斯国志》二册售价四角，《欧北五国志》一册三角，都是比较廉价的小书，和定价十二元的《海国图志》形成鲜明的对照（注：册数及定价均据东大本《乐善堂书目》乐善堂发兑书籍目录下卷。）。很明显，这一出版策划的对象是那些需要比《海国图志》那样的大部头著作更廉价、更轻便、更加方便阅读的同类著作的读者层。
乐善堂出版的明季野史《明季遗闻》、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和有关越南地理历史的《安南志略》《大越史记》等，也都充分意识到了当时读者的需求。如《安南志略》和《大越史记》二书都是越南学者的著作，前者记录越南的制度、山川、风俗、物产、文艺，后者是有关越南历史的著作（注：《安南志略》二十卷，黎
撰；《大越史记》三十卷，黎文休撰。）。这两部著作原来在中国传本很少，历代藏书家目录所著录的也只是几部抄本。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法两国在该地区的纷争，历来“无志乘可征”（《安南志略》解题语）的越南越来越引起中国士大夫们的注意和关心（注：例如，明治十七年访问中国的日本汉学家冈千仞在苏州拜见俞樾时，俞樾就曾经询问他对中法两国谈判前景的看法。冈千仞《观光纪游》卷二。）。特别是中法战争前后，围绕着越南问题，中法两国间的关系不断紧张。在这一背景之下及时出版《安南志略》和《大越史记》，显示出岸田吟香锐敏的商才（注：《安南志略》传本甚少，因此，虽然乐善堂活字本误字颇多，但长期以来仍是越南研究者使用的基本图书。一九九八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安南志略》整理本也是以乐善堂本为底本的。）。
在岸田吟香根据读者需要策划出版的书籍中，最为著名的是他邀请当时在中日两国都广为人知的大学者俞樾选择编纂的日本人的汉诗选集《东瀛诗选》。
《东瀛诗选》正编四十卷、补遗四卷，是一部收录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日本汉诗人五百四十余人作品的汉诗选集。俞樾在选择作品的同时，尽量为每个诗人撰写略传，对不合诗律的作品，也做了一些修改。该书虽然不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纂的日本汉诗选集，但是，由于是由俞樾这样的著名学者亲自选编，所以长期以来，在中日两国均有极大影响力。特别是俞樾将为《东瀛诗选》撰写的诗人小传另编一书，题为《东瀛诗纪》，既以单行本行世，也收入他的全集《春在堂全集》，更扩大了该书的知名度。在介绍日本的书籍尚还寥寥无几的当时，《东瀛诗选》、《东瀛诗纪》和赖山阳《日本外史》、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等书一起，成为中国人了解日本情况的重要参考书。另一方面，由于《东瀛诗选》是中国知名学者俞樾选择、编纂的日本汉诗集，所以在日本汉诗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日本金泽的常福寺中至今还保留着俞樾在一八八二年三月到翌年九月之间写给该寺原住职北方心泉的十四封书简，可以从中了解《东瀛诗选》编纂的前后经过（注：关于北方心泉和这些书简的内容，可参看吉田三郎《北方心泉：人と艺术》（二玄社，东京，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李庆编《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和王宝平《流入东瀛的俞樾遗札》（《文献》二○○一年第二期，二○○一年四月）。）。当时，身为京都东本愿寺僧侣的北方心泉为了在中国传教，经常往来于上海和日本之间。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七月，岸田吟香通过与俞樾有交往的北方心泉的介绍，邀请俞樾编选日本人撰写的汉诗选集。此后，为了俞樾编书的参考，他通过北方心泉，给俞樾寄去了大约一百七十种日本人的汉诗集。当时，俞樾正处于夫人和长子刚刚相继亡逝的悲痛之中，已下决心三年之内不为任何人撰写文章。但是，为日本人编选日本汉诗集的邀请激发了他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让他破了自己的誓言。俞樾原来就对日本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次编选日本汉诗，在他看来，是了解日本的极好机会。他在给北方心泉的信中说：“弟学术粗疏，何足握词人之秤。惟东瀛文物，企仰素深。果能探其渊海，撷其精华，何幸如之。”（注：李庆编《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这些话应当说并非单纯的应酬之词，而是表达了他的真实想法。就在编书的过程中，俞樾又失去了一个女儿，但他仍然忍着悲痛之情，集中精力，用五个月完成了选编工作。
岸田吟香在致北方心泉的信中曾经强调，从销售的角度看，他希望编成的诗集是价格在一、二元左右的小型、轻便的读本（注：冈井慎吾《北方心泉上人（三）》，《书菀》第七卷第九号，三省堂，东京，一九四三年九月。）。但实际完成的《东瀛诗选》却多达十六册，《乐善堂书目》中标出的价格是五元，显然不太符合岸田吟香原来的计划。此外，如俞樾自己所说，他的选择标准是“就余性之所近录而存之”，“谓此为东国之诗一巨编则可，谓此编所选足以尽东国之诗固不可也。”（注：《东瀛诗选》卷首《凡例》。）也就是说，该书还不能算是一部客观、全面地反映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日本汉诗史的著作。当岸田吟香向日本汉诗人征求对《东瀛诗选》的意见时，也确实有人认为其选择有不太适当的地方。仅就这两点来看，俞樾的《东瀛诗选》并未完全满足岸田吟香最初的要求和日本汉诗人的期待。但是，从结果看，该书作为近代中国人了解日本的重要书籍，发挥了其他著作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明治十七年访问中国的日本汉学家冈千仞在上海见到岸田吟香时，岸田告诉他说：“中人渐用心东洋大势，《东瀛诗选》、《朝鲜志略》、《安南国志》等书盛售。”（注：冈千仞《观光纪游》卷一，东京，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年）版。）这一现象说明中国人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状况在当时正在改变，人们正逐渐开始关心中国以外的广阔世界。从以上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岸田吟香是如何注意中国顾客的嗜好与需要，并针对其需求选择出版物的。
四、乐善堂的书籍贩卖活动和乐善堂分店的发展
《乐善堂书目》一八八七年重刊叙文中说：
本堂向与药房合开，专卖新刻铜版缩本并日本旧书画谱。后因赐顾者日多，应接不暇，因于去年丙戌春间在四马路中市分设乐善堂书局，专以书籍出售。其所储者，不但家刻铜版与东洋旧书，且自京畿各省以及江浙闽粤楚蜀诸家藏版秘笈，无不极力搜罗，以应四方士林访求。
据此可知，上海乐善堂的书籍贩卖最初是在药房和药品一起进行的，直到一八八六年才在上海四马路开设了专门贩卖书籍的分店乐善堂书局，经营种类也从日本的铜版袖珍本和日本古书、画谱等扩展到中国国内的出版物。
下面，我们考察一下乐善堂在书籍贩卖方面的活动。
首先，先看乐善堂经营的书籍中最重要的品种——铜版本的贩卖情况。如前所述，乐善堂出版、销售的铜版本主要是科举考试的参考书、试题集和读书人的日常读物、工具书等，因携带便利、印面明晰而大受欢迎。这些书籍不仅种类较多，而且发行量也相当大。岸田吟香自初到上海时便极为注意观察中国社会，他非常了解当时科举考试在中国读书人生活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乐善堂利用当时在日本已经普及的铜版印刷技术印刷的袖珍本科举应试参考书轻巧便携、笔画清晰，赢得了科举考生的青睐。途经上海进京赶考的考生不仅为自己使用而购买，还买来作为送给朋友的礼物。岸田吟香这一商法大获成功，据说最顺利的时候曾经在一年之内卖出十五万部。《乐善堂书目》一八八五年的《凡例》中说：“近有射利之徒，专以劣工仿刻，贱价冒销，不无鱼目混珠。购者慎诸。”东大本卷首还专门刊登了乐善堂主人提醒读者警惕盗版的启文说：“无奈世有射利之徒，将本堂各书翻印铜版。装潢虽仿本堂式样，而字画卤莽，行列不整，间有脱误。近闻业经发售于市，诚恐有碍本堂声价，特此豫为声明。”可见当时社会上竟有模仿乐善堂印刷技术的盗版书，由此也可窥见乐善堂铜版书的流行。
除了铜版书以外，从日本运来的中国古书和汉籍和刻本也是乐善堂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乐善堂书目》一八八五年《凡例》中说：
惟国人性嗜蓄书。且二千馀年来，升平相承，未遭兵革。所存唐宋元明〔历〕（历）朝旧书而在中国反罕见者甚夥，间有仿宋明椠翻刻者，亦多精本。
极力夸示日本收藏的中国古书和据古本翻刻的和刻本的质量精良和数量丰富。但是两年后的一八八七年的《重刊凡例》的说法则有了微妙的变化：
东洋旧书多系镌板，早经毁亡。以故其书随收随售，时有时无，未便开载书目，概从略焉。倘有要购者，须于本堂审问可也。
凡例中强调日本运来的旧书数量有限，随售随无。由此也可看出乐善堂从日本运来的中国古书和汉籍和刻本是非常受欢迎的。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中的李氏藏书的旧藏者李盛铎的年谱《麟嘉居士年谱》，李盛铎二十岁的时候在上海乐善堂结识了岸田吟香，从此开始购买日本的旧刻、古抄。以后，他通过书信邮购或亲自到店铺买书，和岸田的交谊持续了十数年（注：李滂《麟嘉居士年谱》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从李盛铎的例子可知，如《重刊凡例》所述，《乐善堂书目》未收录的日本旧藏中国古书的贩卖也是乐善堂极为重要的业务之一。在观察和分析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大量日藏汉籍古本向中国回流的现象时，乐善堂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如上所述，《乐善堂书目》中未收从日本收集来的汉籍古本旧书。除了这类面向藏书家的善本古书以外，东大本目录的《乐善堂发兑东洋本新旧书籍》中收录了六百四十四种和刻本汉籍和日本人用汉文撰写的著作。其中包括与乐善堂药品销售业务有关的医学书一百二十二种，岸田吟香个人极有兴趣的法帖、画谱等与书画有关的书籍九十八种。此外，虽然也有像《大日本史》、赖山阳《日本外史》等有关日本历史的著作、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等由日本人撰写或翻译的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等新知识的著作，但数量更多的还是经史诸子的研究书和日本人的汉诗汉文作品集。从这一情况看，当时的中国读书人虽然已经开始对世界知识和日本的学术有所关心，但最有销路的仍然是和传统学术有关的书籍。这种现象和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社会的关心程度成为极为鲜明的对照。
根据《乐善堂书目》一八八七年《重刊叙文》，乐善堂在上海四马路开设专门经营贩卖书籍的乐善堂书局是在一八八六年春天，到一八八七年《乐善堂书目》问世时，乐善堂在中国的业务已经以异常的速度扩大。
如图五所示，北图本中列出的乐善堂的店铺还只有日本银座和中国上海两处，但是从东大本一八八七年凡例后列出的店铺看，除日本银座总店和上海的两家分店之外，乐善堂在汉口、福州也已开设了分店，此外，在金陵（今南京）、天津、京都（今北京）、广东和湖南省城还设立了六处寄售处。
附图
图五 上海乐善堂销售书目《乐善堂书目》附分店地址
上图：北图本《凡例》末页
下图：东大本《重刊凡例》末页
冈千仞《观光纪游》中谈到当时在上海的日本商社时说（注：冈千仞《观光纪游》卷四。）：
我邦人贸易海外，上海为最盛。而三井、广业、大仓三氏以外，推吟香氏乐善堂。吟香廿年前游上海、宁波，熟中土事情。其开乐善堂，贩汉洋药方及东刻书籍，开别店汉口、福州，其业日盛。
可见，乐善堂在当时已成为可以和三井物产等公司相提并论的日本在上海的重要贸易据点。
实际上，乐善堂在中国这种异常速度的扩张是有更为复杂的背景的。一八八六年，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将校、陆军中尉荒尾精到上海拜访岸田吟香，请求岸田允许他在汉口开设乐善堂分店。其目的是利用乐善堂销售活动的掩护，在中国内地收集情报。在岸田吟香的协助下，荒尾精很快在汉口开设乐善堂书药房，并且以汉口为据点，向湖南、天津、北京、四川等地派出自己手下的干部，在各地建立了活动据点。这些日本军人和大陆浪人以乐善堂店员的身份肩背着乐善堂的药品和书籍，以行商的方式在各地活动，甚至深入到云南、贵州和兰州等边远地区，收集了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各个方面的情报。从这一角度看，乐善堂的书籍贩卖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商业、文化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和更加复杂的背景连动的。本文的目的是在文化层面上讨论岸田吟香和乐善堂的书籍出版与贩卖活动在中日两国书籍流通方面的作用，对于乐善堂和荒尾精等人的关系等问题在此不做探讨。最后需要补充的是，甲午战争以后，岸田吟香的主要活动据点转移到东京，上海乐善堂的经营交给他的侄子岸田太郎。
以上，我们对岸田吟香和他开办的乐善堂在中国的出版和图书贩卖活动进行了初步考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乐善堂在中国经营的图书主要是以铜版袖珍本为主的一般学习参考书、日用书和科举考试的参考书。出版物的种类后来从铜版印刷扩展到石印、铅印和木版印刷等多种，内容也从传统教养范围内的书籍扩展到介绍西方语言、法律、经济、医学等基础知识及外国史地等方面的新书。
2.除了铜版袖珍本以外，乐善堂出版的另一个特色是将江户时代的版木运到上海，挖掉这些旧版木上的训点后印刷出版。这些和刻本汉籍原版的版木在中国大都已经不存，所以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此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上需求越来越少的汉籍（包括和刻本汉籍和以前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古书等）与日本人用汉文撰写的书籍也是乐善堂图书贩卖业务中的大宗。
3.乐善堂的出版和图书贩卖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营利而不是单纯的学术交流和学问研究，因此，在考虑学术性之前，首先重视的是与市场利益直接相关的一般读者的需要。乐善堂从日本运到中国的旧版书大部分是普通的清刊本、江户时代的和刻本以及明治以后的新刊书，但是也包括一些古刊本、稀观本、佚存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4.岸田吟香及其乐善堂在中国的出版和图书贩卖活动虽然是一种营利活动，但是，由于他们在进行出版策划时密切注意读者选择图书的动向和阅读需要的变化，因此，乐善堂出版的图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一般读者的阅读要求和关心所在。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日两国民间往来的扩大，一部分日本书籍特别是汉籍和日本人的汉文著作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普通的中国读书人接触日本书籍的机会比以前大大增多。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沿海城市乃至杭州、苏州、宜昌等地方城市都已经可以见到从日本运来的书籍，上海、杭州等地甚至出现了以经销日本书籍为特色的书店（注：关于这一时期日本书籍传入中国和经营日本图书的书店的情况，请参看拙著《明治前期日中学术交流の研究——清国公使馆の文化活动》第三部第一章的有关部分，汲古书院，东京，2003年2月。）。这些现象显然与活跃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书商的活动密不可分。但是，由于缺乏资料，我们对这些书商的情况一直不知其详。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岸田吟香及其乐善堂的研究恰好为我们了解当时中日两国之间书籍流通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事例。
[附记]
本稿内容最初曾在第41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1996年5月，东京）以《岸田吟香の中国での出版·书籍贩卖につぃて——〈乐善堂书目〉を中心として》为题做口头报告，经补充后在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文献资源与研究主题学术研讨会（2004年5月，台北）上宣读。承讲评人淡江大学陈仕华教授等惠赐卓见，在此特鸣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