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率研究——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实证论文,货币政策论文,中国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无非四种情况：一松一紧(两种)、双松、双紧。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去掉双紧的政策搭配，剩余的可能性为三种：紧货币、松财政；紧财政、松货币；松财政、松货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到底应当以何者为主，何者为辅，这里需要权衡的便是二者对经济增长和诱发通货膨胀问题的不同影响。本文所要研究的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反转边界，从而为合理的政策搭配方式提供参考。
除了会导致通货膨胀这一问题之外，还应当注意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本身各自就有不同的特点。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张延(2010)指出，在萧条和繁荣时期，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发生了变化，会导致政策的效果在萧条和繁荣时期的不对称性。对于货币政策而言，由于在萧条时期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上升，趋于无穷大，这极大地削弱了货币政策降低利率的效果，使得货币政策在萧条时期增加总产量的效果很小；反之，在繁荣时期，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处于正常的范围，运用货币政策减少总产量的效果很大。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货币政策的效果具有不对称性，促进经济增长不行，促退还是可以的。因而有时货币政策被戏称为“成事尚不足，败事颇有余”。如果货币政策促进和促退的效果像“双刃刀”，那么这是一面迟钝、一面锋利的“双刃刀”。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财政政策理应成为应对经济危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首选，而货币政策更多应当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如果抛开财政政策而一味单单实施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则有喧宾夺主，诱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之虞。从历史经验来看，1998年我国政府面对从未遇到过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果断地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而很好地解决了经济危机的挑战。在199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指出，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果断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调整预算后，国务院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重点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朱镕基还进一步指出，财政政策如果运用得当，不会引发通货膨胀。1998年财政增发1000亿元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银行也相应增加了贷款，但全年货币发行还比1998年初计划少了近500亿元；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和消费价格的总水平都比1997年下降。历史经验很好地验证了财政政策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的强有力作用，而且在合理的货币政策辅助下，不会诱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阴霾尚未褪去，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普遍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因此，如何合理搭配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提升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的效率水平，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首先在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率这两大目标之间进行权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宏观经济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这一目标实现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国内相关研究大多单独从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的视角分析其效力及对经济的影响。王新霞等(2009)以1999年第一季度～2008年第三季度为观察期，选取财政货币政策的若干中间变量，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格兰杰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及方差分解，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渠道及影响力度。徐亚平(2006)分析了货币政策透明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说明货币政策透明制度能够兴起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货币政策的透明性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当考虑到经济主体对经济运行结果和经济运行过程的不完全认知时，货币政策透明性对于促进经济主体的学习过程，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盛松成、吴培新(2008)利用1998年1月到2006年6月的经济金融月度数据，主要运用VAR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传导渠道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他们指出，更应关注信贷规模指标并以此为核心来调控经济。当然，这种货币传导模式存在缺陷，只是阶段性地起作用。从未来的发展模式来看，要采用包含更多信息的利率作为政策中介，其前提条件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也有一部分研究是综合讨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目标实现的影响。肖芸、龚六堂(2003)讨论财政分权框架下的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消费者行为、地方政府行为和中央政府行为之间纳什均衡解，得到了经济增长率和各参数的隐式关系，并且通过数值模拟得到经济增长率与各种税收以及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关系。杨子晖(2008)结合最新发展的“有向无环图”(DAG)技术，研究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并考察政策工具在传导过程中的有效性及其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由于货币到信贷传导环节的断裂，使得“信贷渠道”自身存在着较大的政策局限性，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三、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对于效率的分析，通常可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为非参数方法，称为数据包络分析法(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第二种方法为参数方法，称为随机前沿分析法(SFA，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其中第一种方法假设任何对于效率前沿的偏离都是由于确定性的无效率因素所导致的，不考虑随机扰动误差的干扰。但是我们知道，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随机因素的干扰，而随机前沿模型中包含了随机扰动项，所以本文将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
在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之前，必须得到衡量宏观经济目标变量。这里我们拟采用等权重的Z—score法或者非等权重的主成分分析(PCA，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法，将保持GDP稳定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率两大目标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到一个标准化的宏观经济目标变量goal。
然后，根据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具体将模型设定为如下的多项式函数形式：
考虑到年度数据样本较小，本文选取的数据皆为季度变量。数据来源为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最终的样本期间为1993-2009年共17年68个季度。具体各变量的衡量方法如下：GDP变量以季度名义GDP衡量，通货膨胀率变量以消费品价格指数CPI的变动率衡量，财政政策以政府预算支出的变动率衡量，货币政策以货币供给M1的变动率衡量。
四、实证分析
首先，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第一主成分表明，GDP稳定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率两大目标的合理权重都是0.71，其累积贡献率达到了约70％。因此，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Z—score法是同样的权重，得到的goal变量是等价的。宏观经济整体目标的实现，GDP稳定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率同样重要，不能忽视任何一方的作用。
下面对拟合结果做进一步的分析：
第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系数都出现了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的情况。这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目标的影响存在倒U字形的现象，即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某一范围内会促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但一旦超过了某一范围，随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继续扩张，反而会削弱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导致了过犹不及的现象。这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相符合的，过度扩张会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从而降低国民整体的福利水平，对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起反作用。从具体数值来看，
=6.78-167.16(ΔM/M)，因此当扩张性财政政策超过22.9％，扩张性货币政策超过4.1％的时候就会出现过犹不及的现象。综上可见，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的应用要更为谨慎，其反转效应出现的边界要明显小于财政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货币主义“任何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的结论，稍微过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就会造成对宏观经济目标的危害，而相比较而言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区间比较广，低于22.9％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都可以促进GDP增长而又不用过分担心通货膨胀率的升高。
第二，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可以得到各季度的政策效率TE(total efficiency)，考虑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会具有季节性变动趋势，因此我们画出了1993-2009年度平均TE的折线图，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到，从1994年到1998年政策效率基本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随后呈现出上下波动的现象，达到了比较稳定的水平，1993-2009年整体平均的效率水平达到了63.16％。因此，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水平尚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上，亟待进一步提高。
图1 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率：1993-2009年
第三，我们可以观察每个季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率，分析是否存在季度差异。表1给出了1993-2009年四个季度的平均政策效率及效率波动率水平。从表1中可以看到，第一、三季度的效率水平大致相等，而第四季度最高，第二季度的政策效率明显低于其他三个季度；与此同时，第二季度的效率波动率最高，第四季度的波动率最低。因此，1993-2009年期间，第四季度的效率比较高，而且相对稳定，而第二季度的效率相对比较低，而且不稳定，波动很大。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第二季度政府所面临的压力比较小，即使政策出现失误也仍然可以调整，因此更易于出现过度扩张的危险，从而导致政策效率相对较低。所以，未来应当密切关注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用情况，以提高政策效率。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两大主要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以及它们对宏观经济目标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主成分分析法表明在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率之间应该赋予同样的权重，不应当过度重视经济增长这一目标而忽视了通货膨胀的危害。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各个产业部门都同时增长，而必然会有一些发展相对落后的产业，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意味着全社会居民的购买力水平下降，社会福利水平会因此而降低。所以，在考虑宏观经济目标的时候，应当保持两大目标的平衡，而不能“唯GDP论”。
第二，随机前沿模型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目标的影响呈现倒U字形，在某一范围内会促进经济目标的实现，而超过某一临界水平后反而会对目标的实现有害。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这一临界水平不同，前者为22.9％，后者仅为4.1％。因此，政府应当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而不能过度使用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政策更容易超过4.1％的临界水平。2010年以来，央行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央票利率，说明央行已经意识到了过度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危害。除此之外，在引言部分已经提到，货币政策在拉动经济走出衰退方面其作用不如财政政策明显，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类型，而且又容易诱发通货膨胀。因此，从政策选择上，在应对经济危机的问题上，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理应成为首选，而货币政策应当更多地起到稳定和配合的作用，政府部门要密切关注和监测信贷发放以及货币供应量M1，避免货币供给增速高于临界水平4.1％、降低政策效率，从而妨碍宏观经济目标实现的情况出现。
第三，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率水平不高，其平均值仅仅为63.16％。这可能和多个方面有关，例如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尚处于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我国财政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可能有不一致的现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比较长的传导环节，而且都有一定的内部和外部时滞。以上因素都导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率的低下，未来应当更好地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使宏观调控技术日臻完善。
第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会受到季节性的影响。从历史情况看，第四季度的效率水平最高，且波动率低，第二季度的效率水平最低，而且波动率高、不稳定。因此，未来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升政策效率的时候应当着力于提高第二季度的政策效率，换言之，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央票发行利率的最佳时机是第二季度，这样更有利于整体效率水平的提高。
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属于出口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与此相对的却是国内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2010年1-4月份贸易顺差下降了78.6％，1-5月份贸易顺差下降了59.9％，因此2010年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会减弱。另一方面，进入2010年之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趋于严厉，打击房地产投机炒作、抑制房地产市场过度膨胀的调控措施纷纷出台；而一直以来，中国严重依赖投资来拉动和刺激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必然会导致投资的减少。因此，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着动力不足、重新下行回落的风险。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却并未消减，甚至有可能上升。2010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2.6％，粮食和猪肉价格上涨等诸多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这和2009年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无关系，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的金融支持，但在实践过程中适度的宽松变成了过度宽松、极度宽松，甚至是放任式的货币政策，信贷资金从各个渠道流到股市、房地产市场，从而拉动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也带动了其他价格的上升。综上所述，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回落的同时又要承受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本文的实证研究，以及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共同表明：实施稳健扩张的财政政策，辅之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当是应对当前经济形势、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首选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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