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科和事业发展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业发展论文,学科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抗震救灾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日，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已是指日可待的时候，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社科情报界同仁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春风来得最早的省份之一——广东省广州市举办“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合作与创新论坛”，并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与情报学学科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具有更为不寻常的意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战略决策，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被列为基本国策。时过8年后的1986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作为国家的一级学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重视信息工作的大好形势下成立了。学会的成立，自始至终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怀与支持，体现了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在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强烈的信息需求，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学会“五大系统”联合的组织格局，则显示出学会团结全国各方面的文献信息工作者共同推动学科和事业发展的愿望和决心。
在当年学会成立的大会上，100多位与会代表采取分组会和全体会的方式，对我国社科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面临和亟待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并达成共识，建议以学会的名义向国家社科规划办申请3个基金项目。它们是：肖自立、李修宇同志主持的“社会科学文献资源布局调查研究”，易可信、赵国琦同志主持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刘琢玉、朱铁声（朱因车祸不幸去世后由刘仲亨同志接替）同志主持的“社会科学叙词表”。会后我们立即向规划办写了报告，尽管当时已过申请期和评审时间，但全国社科规划办的领导同志还是决定支持正处于重建和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学科和事业，采取“特事特办”的方式，很快批准了以上3个项目为国家“七五”重点项目，给予了高于当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强度的经费支持。这3个课题组集合了当时我国一批优秀的文献信息工作者，充分发挥大家的奉献精神和聪明才智，在基础研究和实证研究、应用对策研究方面都有所突破，为推动我国社科文献情报事业和学科在新时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项目成果为摸清十年动乱以后我国文献资源的分布情况和进行合理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社科情报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方面，进行了当时最为系统、全面的探索，为后来的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主题词表的研制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系统地提供了叙词及其语义关系信息，推动了叙词法标引和文献检索工作，反映了时代特征。尽管受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以及个别课题主持人人员更迭等因素影响，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也许个别成果稍嫌粗糙，个别项目的规模也比原计划有所缩小，但3个课题的主持人及其研究团队在没有网络和email，甚至也没有电脑等现代化科研设施的艰苦条件下，筚路蓝缕，几乎完全靠手工作坊式的劳动完成了调研和写作。他们对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重建与发展做出的历史性、开创性贡献是永恒的。在我的记忆中，这3个课题是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中最早的一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因此他们的导向和引领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应该说，学会的成立和3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以及后来“五大系统”的文献信息工作者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不同方式作出的努力，对推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体制化和理论研究，对文献情报事业的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通信技术(ICTs)、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迅速发展，这些技术要么很快被作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工具运用到文献信息服务与管理中来，要么干脆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的研究内容融合在一起，孳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来，本身也成了研究对象。无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抑或是两种情况的结合，都极大地丰富了学科的研究内容，拓展了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改善了研究手段和服务环境。90年代中期以后，互联网技术进入我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引起了学科和事业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是任何人都无法预知的。我分析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在国家社科基金中的申报课题和立项情况，发现1997年以后，与网络、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有关的项目数量呈逐年快速增加的趋势；进入21世纪以后，不仅总的申报数大幅度增加，到2008年已超过600份，申报数已首次进入国家社科规划办列出的13个大学科的范围，600多份申请中大部分内容都与网络、信息技术和管理学有关。似乎还没有哪个学科能像图书馆学情报学那样受到网络环境和信息环境那么大的影响，以至于一些学者多次提出学科更名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网络环境和信息环境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一、信息量剧增。表现在两个方面：(1)纸本文献数量急剧增加。有数据称，全世界每年出版的图书和期刊加在一起超过100万种，加上其他文献资料共达500多万种，平均不到一分钟就有一本新书面世，此外每年全世界还发表约500万篇论文。[1]一个学者即使不停顿地阅读，也只能阅读世界上出版的在其专业范围内文献的极小一部分。在西方学术文献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学者们用一些带有贬义的词语来形容这种让人无可奈何的海量信息的情况。例如，信息爆炸(information explosion)、信息洪水(flood of information)、信息狂轰滥炸(bombarded by information)、信息超载(information overload)，等等。(2)全球每年生产的数字信息的数量剧增。根据国际著名的数据交换公司IDG的统计，仅2006年一年产生、获取和复制的数字信息总量就高达1288×1018个比特，约为有史以来出版的图书信息总量的300万倍，每天约有40亿个信息单位的信息量向全世界发送，预计到2011年将达到1.8万亿个吉比特。数字宇宙正通过多种方式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可见信息过量与信息匮乏都会给人类带来麻烦。面对这种情况，有的情报学家甚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焦虑的时代”(an age of in formation anxiety)？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也只有文献信息工作者才能帮助人民减少这种焦虑。没有什么职业能像文献信息工作者那样更专注于帮助人们从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来源中找到出路。[3]
二、信息载体和信息资源形式的多元化日益明显。藏品的管理及利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向我们提出了挑战，过去一度主要是通过书籍、期刊和其他印本文献获取的信息，现在有了其他许多形式的载体，如录音带、录像带、缩微胶卷、光盘、光盘只读存储器以及互联网等。在海量增长和多元化载体的信息面前，无论是文献信息工作者还是普通公民，都会感到某种程度的束手无策。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其表现形式也大体相同，只是程度大小有所不同而已。信息资源的丰富及其载体的多样化当然是好事，但如果缺乏现代化知识，缺乏有力的过滤手段和强大的导航及检索功能，一样可能会造成从业人员自己，当然也会造成读者和用户的无所适从甚至混乱。
网络环境和信息环境的改变促进了传统图书馆由“以藏为主”向“以用为主”的转变，从而给文献信息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不少学科在讨论“转向”(turn)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说图情学科的转向问题的话，那么从“藏为主”到“用为主”、“服务为主”的转向应该是我们学科的转向，是一种积极意义的转向。而由此引起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的外延，比如向管理学、经济学、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等的延伸，从而推动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这是个好事情。对跨学科周边问题多角度的研究，可以从全新的角度和视野加深和丰富对学科本体的认识，这是当代学科和学术研究向综合化发展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大趋势。因此，我们应该对那些有兴趣从事边缘性学科领域研究的同志持宽容态度，鼓励他们做出成绩，从多方面、多角度推动学科和事业的发展。但是，有一个问题也应引起足够的关注，那就是：在我们学科自身的许多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还有待于更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重心应放在何处？是把重点放在学科自身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呢还是过多地涉足于“跨界”甚至是“过界研究”？我们学科的本体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要不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有多少人现在能够说得清楚这个问题？这两年，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课题中，许多项目的内容显然纯粹属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课题。从研究内容到术语体系，都已开始远离我们的学科。这样的项目数量之多，已对这门学科自身的研究形成合围之势，不能不让人有所忧虑。我想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图书馆学情报学中的跨学科研究应该支持，但脱离开自身学科本体的“过界研究”则不宜提倡。
第二个问题是学科名称问题。一直以来，有学者对我们传统的学科名称持有异议，建议改为什么什么。我只想提出一个问题：“图书馆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这个名称在欧美至少用了半个世纪，它影响了学科发展吗？以我对欧美学术界的认识，他们似乎不舍得把宝贵的时间用在某个学科名称或概念的考据上。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发生交叉或界说不清的时候，为了避免混乱，他们常常把这两个学科放在一起，统称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不去过多纠缠于细枝末节的概念问题，我认为这倒不失为一种聪明之举。学科内涵和外延的变化，是一种时代特征，也是一种普遍现象，纵观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与它们产生的时代相比，有哪一个没有在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上发生巨变呢？然而，在欧美所有一级学科的名称中，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哪个学科是改变了名称的，我们完全可以用二三级学科及新的研究领域的命名来反映这种变化，而不必在一级学科的名称上纠缠不清。一个学科的改名，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它要求具有科学性、学理性和法理性，千万不可带有功利主义色彩和想当然、赶时髦的成分。如果是认为“图书馆学”这个名称过于传统，担心社会上会认为学图书馆学的学生适用面窄，怕学生不好分配，这当然可以理解。只要学理上说得通，不违背科学原则，课程设置、系科、学院的名称怎么定都不是问题，唯独学科改名要慎之又慎，要认真听取学术界的意见，甚至听取国际学术界同行专家的意见。
第三个问题想谈谈数字图书馆建设。数字图书馆以其海量的数字资源存储、方便性和共享性以及不用占据巨大的物理空间而受到广大用户欢迎，因此，资源数字化和数字图书馆建设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文献建设发展方向。但围绕数字图书馆到底应该怎么建设，却一直存在某些误区。我考察过欧美和亚洲的一些数字图书馆建设情况，想谈一点感想，就教于在座的各位专家。印度著名的数字图书馆学家V.Agarwal在其新著《数字图书馆虚拟馆藏》(Virtual Collections in Digital Libraries)一书中称：“数字图书馆不过是一组数字资源和用来建立、检索和使用信息的相互联系的手段，……是信息存储系统和信息检索系统的扩展与加强，这些系统可以在任何媒介上控制数字资源，并存在于各个分布的网络上。”(p.233)共享数字数据和信息，是数字图书馆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是把着力点放在实现异构馆之间的无缝链接上，解决好标准、接口、分工和共享以及知识产权等关键问题，还是遍地开花，你建我也要建？数字图书馆建设是一个大投入的工程，动辄数千万、上亿。为了节约国家宝贵的资源，必须实行国家一级的宏观调控和规划，加大监管力度，避免数字图书馆建设的过分部门化和无序化。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就我国的数字图书馆建设问题召开一次专家论坛，听取各方面意见，统一规划和部署。可考虑实行总馆（中心馆）、分馆制，把工作重心放在统一标准、分工合作、力避重复建设、解决好接口和共享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上，明确资源数字化的重点，分清轻重缓急，最大限度地节省资源。
最后想谈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这是最近我们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重点学科建设中获得的启示，该学科领域的名称叫做“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政策与管理”。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把公共政策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政策的基点，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的政策咨询作用，认为社会科学不这样做就会失去生命力。可以说从欧洲到北美无一例外。这跟我们传统的认识是有距离的。我们过去总认为，西方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对基础研究非常重视，除此之外市场化的痕迹非常明显。我们通过大量调研部分纠正了过去的某些片面认识。西方国家确实是重视基础研究，但是规模并不大，关键是抓基础研究的质量和系统化。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许多西方国家主要的研究力量还是放在应用对策研究上。社会科学的市场化的确很突出，而且就市场对社会科学的需求而言，实际上政府也是市场需求的一部分，而且是很主要的一部分，政府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往往比市场的其他部分更强烈。这是最近几十年来各国人文社会科学表现出来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特点。为此我想到，我们应该加深对社会科学情报服务中为决策服务和政策咨询服务功能的认识。有人担心，强调包括情报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市场需求导向和决策服务导向，会不会使学术研究带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甚至导致社会科学失去客观性和公正性？这种担忧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关键是研究者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必须具有学术道德和学术良心。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合组织”(OECD)属下的“科技政策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社会科学专家小组，该小组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有关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决策中去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份颇有影响的报告，题为《决策中的社会科学》(The Social Sciences in Policy-Making,1979)。该报告在向经合组织成员国提出的六项政策建议中，竟有三项与加强社会科学家和决策机构之间的联系或强调在政府决策中应用社会科学的成果有关。[4]可见社会科学与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制定之间的联系有多密切！像经济学和情报学这类学科，本身的应用性就很强，如果我们不注意应用其理论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就有悖于学科的自身特点，从而有可能陷进“从理论来，到理论去”的怪圈，对学科和社会而言都没有好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重视和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决不可轻视应用对策研究，努力把学科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用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与我们学科相关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近年来，学会的许多同志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和探索，其中有些成果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或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这个方向应该继续坚持。从过去近20年的情况来看，在学会的“五大系统”中，高校因为有教学和带研究生的任务，对学科理论相对研究得多一些，但实际的情报信息工作可能做得少一点（高校图书馆岗位的同志例外）；其他系统的文献信息工作者，由于工作性质的问题，可能具体的情报信息工作（如情报产品的深层次开发和报道、信息报送、文献信息服务等）做得多一些，而学科研究、基础研究又相对较弱。今后，各系统的文献信息工作者应该相互取长补短，从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两个方面为推动学科和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献情报事业和学科的发展历程，既乘了改革开放的东风，又是改革开放30年来巨大成绩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的建立与发展，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今天，无论是人才建设还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研究手段还是研究方法和内容，无论是成果的质量还是数量，无论是网络环境还是其他资源环境，与二三十年以前相比，都已有了天壤之别。我们特别高兴的是，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已经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成长起来，他们正在教学、科研或管理岗位上发挥承上启下的骨干作用，有些人已成为学科带头人和有较大影响的学者，支撑和推动着学科的研究及事业的发展。他们的学生也在迅速地成长起来，相信用不了多久，他们也会成为推动我们学科和事业前进的中坚力量。我们这些学会的“老兵”们乐于看到他们的成长并衷心祝福他们。
收稿日期：2008-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