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小说史研究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史研究论文,小说论文,陈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1)02-0046-0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英美新批评理论的引入，“内部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界的关键词之一。在对“内部研究”普遍理解与接受的同时，学界也对“外部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的反省与批评。有论者谈到社会历史学研究在中国的特殊命运：
传统的史学方法在独领风骚数十年之后，已经面临着被重新梳理、审视的命运，渐渐失去了它的涵盖一切方面的权威性和居高临下的支配地位……当小说史的研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需要对小说艺术特征进行深入体认的时候，这种强调认识价值、注重考察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的方法论就显得不适用了。更准确地说，小说史研究原本就是在借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论体系，在小说史研究发展的初期，这种出于不得已的挪用和假借，本属一时的权宜之计。[1]
从数十年的“独领风骚”沦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外部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其学术合法性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就我国多年来的小说史写作实践而言，这种方法的确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在社会诸多外缘性因素中简单压抑、排斥其他的评价尺度，过分突出政治纬度，多年来我们的文学批评中渗入了过多、过强的政治术语，诸如“阶级性”、“先进”、“没落”等政治性评价在文学史领域长驱直入，使文学研究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品格；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掌握了话语权的文学史研究者以傲然姿态凌驾于文学作品和作者之上，对文学史做出简单的甚至歪曲的评价。如此唯政治至上，使本应作为文学事实的“背景”来处理的这些历史文化政治因素，在实际的写作中往往被推到“前台”，作为叙述主体的文学作品反而退居其次，成为政治与历史规律的见证者和验证者，从而造成了“背景”与“主体”两者关系处理的失当。
如果退一步，暂时撇开政治意识的外部因素的干预，我们会看到，小说史写作中的上述问题更深层地起源于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即过分看重“从人类组织化生活中——即从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中——探索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因素”。[2]受这种决定论思维对文学史研究的影响，研究者在政治、文化背景材料与文学作品之间经常性地看到一种因果式的联结关系。我们相当大的一批小说史著作中，由政治、经济的概况介绍，而作家传记，而作品分析，贯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念，然后言之凿凿某部文学之必然出现，如此板块式地叙述，已成建国以来文学史写作的基本套式。可是，在断言诸如“某某因素最终影响了某部文学作品的产生”这样的史学逻辑中，前者到底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后者，后者又“如何”接受了影响，其联结方式始终处于模糊状态。韦勒克对这种所谓的“外部批评”就极为不满：
虽然“外在的”研究可以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文学，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研究就成了“因果式”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此即起因谬说)。……起因与结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那些外在原因所引起的具体结果——即文学艺术作品——往往是无法预料的。[3]
如果说韦勒克属于新批评派人物，由于学术旨趣不同而对社会学研究的批评不免怀抱偏见的话，身属社会学派的朗松对这一错误的根由看得似乎更为体贴入微：
我们之所以得出事物间的不确切的关系的认识，有时是由于在推理中盲目自信。在历史科学中，推论是容易引人误入歧途的。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几乎从来不会是如此简单，如此精确，使我们能得以进行严格的推理。应该避免进行连锁的推论，推论的环节越多，力量越易削弱。可靠性最初得之与事实的直接接触，与事实的直接接触远离一步，可靠性就减弱一分；不管你怎样着意于严格的推理，随着演绎取得进展，可能的组合的数量随之增大，选择也就越发具有任意的性质。因此，在形式逻辑的每一步推理之后，都必须返回事实，从事实中取得充分的资料以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千万不要未予极度的警惕就从推论中得出推论。[4]
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学研究长期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缺乏朗松指出的“推理的警觉”与“逻辑的缜密”。
面对我国小说史研究中的以上问题及相应的后遗症，学者为此开出了药方：“如果长期滞留在‘小说与社会’这一类外部命题的论证上，不能及时地转换，探询新的研究视角和方向，就很难寻找到研究的突破口。”因而，“小说史应转向内部研究，像新批评派所提倡的，注重文本研究，研究小说的文体特征，艺术表现的特殊规律”。[5]这样的批评当然是中肯的，转换视角、探询新的方向也是学术创新之所需。但是，问题需要以合适的方式提出：社会学和历史学方法是否就是小说史研究“出于不得已的挪用和假借”，本属一时的“权宜之计”？小说史研究转型是否必须以否定小说史的外部研究为前提或代价？所谓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在小说史研究中是否存在着实际的对立？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意识到的问题，习惯于进行彻底清算，结果，常常是倒洗澡水时，倒掉了婴儿。在对社会历史学方法进行反思时，我们或许有更为明智的态度。让我们先来看一部将社会历史学成功运用于小说史研究的著作——美国学者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
《小说的兴起》在西方学界广受赞誉，被称为是一部“将现代社会学应用于文学的开山之作”，“是对历史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领域的杰出贡献。”[6]这部书里，伊恩·瓦特对小说为何在十八世纪英国兴起进行了广泛的探究，他强调，长篇小说的兴起不单基于内部因素，更与各种文学外缘的文化因素相关：“从哲学上的现实主义、个人主义、清教徒主义的影响作用，当时占优势地位的中产阶级的读者大众的欣赏趣味、文化程度、经济能力也有着关键性的促进作用。先前的文学传统也与特定意义上的小说形式确立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7]哲学上的现实主义、读者大众等因素和小说的兴起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各国的文学史中经常碰到，并且要求得到清晰透彻的解释。在哲学的现实主义思潮和小说兴起的诸种新形式之间，瓦特首先意识到，两者不能作宽泛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联只体现在特定的方面：“现实主义认识论的与众不同的宗旨，以及与之相关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性质的过于专门化，因此与文学并无密切的关联。哲学上的现实主义对小说具有的重要意义很少是具体化的，相反，其重要意义在于现实主义思潮的总体特征、它常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及它提出的种种命题”。[8]从而确定了在两者之间进行有效阐释的范围。通过细致入微的考察与比较，作者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中出现的种种新颖的构成因素与同时期出现的哲学思潮背景间深刻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又被放在一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发生了巨大变迁的新的文化图景中来加以理解和考察，由此，作者非常审慎地评价说：“(哲学上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小说的现实主义)具有某些影响是可能的，尤其是洛克所起的作用，他的思想渗透到十八世纪各种舆论领域。但是，如果说任何重要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那也是不很直接的：哲学上的和文学上的创新都必须被看作是与一种更大的变化相类似的现象。……从根本上说，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发展的、而且是意外的、特定的个人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获得的特定经验的聚合体”。[9]这种谨慎而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使作者避免了社会学学者经常做出的武断结论：哲学上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小说的现实主义缘起，或者，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影响与接受关系。
反观我国这么多年的文学史研究，尽管运用社会历史学方法已长达六七十余年，可是一般都是很笼统地谈一下社会思潮和经济状况，很少在小说文本与社会诸因素之间建立如此清晰有效的阐释。《小说的兴起》成书于1938-1956年。这一时期，包括前此的二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社会学方法正是我国文学史学界的主流范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阿英《晚清小说史》、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等都是这一时期小说史方面的论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中国古代小说成熟于唐代，这种“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唐传奇成为古代小说文体走向独立的具体标志。从此，这种见解成为学界的不刊之论。但是，在诸如“小说为何成熟于唐代，其形成具体过程如何”这样一些关键性问题上，我国社会历史学家们并未提供更为有效的解释。问题的根由何在？有论者倾向于归结为研究方向上的误区，即由于“以往的研究总越不出社会发展变化等外部原因”，而“如果我们排除习见的有关小说发展的外部原因如某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说唱书的繁荣以及文学风习的转变，科举制和宗教文化的影响等，就会发现对于这一问题，还缺乏富有说服力论证”。[10]
于是，从小说艺术的“内部”探求其兴起的动力成为小说史研究中一个新的方向。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和韩云波在《唐代小说观念与小说兴起研究》就是这一研究视野下的力作。然而，颇可玩味的是，这两位从事“内部研究”的学者，其心目中的研究范本居然就是以“外部研究”名世的伊恩·瓦特。韩云波在《唐代小说观念与小说兴起研究》的“缘起”中便承认：“瓦特的思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可以把研究的眼光投向小说兴起的源头，也许可以从这里解释关于中国小说观念和小说发展历程的某些问题。”[11]董乃斌则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强调：“如果我们不否认文学发展规律可以有内部、外部之别，那么研究一种问题发生发展的过程，显然应侧重从文学的内部规律方面进行探索。……本书主要从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方面阐述小说文体孕育诞生的过程，因此对于促使小说文体独立的外部原因，将只以较少篇幅作简略的说明。”[12]
在学者们对外部研究方法的绕开与回避中，不难窥见以往庸俗社会学给当今的学术研究投下的浓重阴影。但是，回避的只能是我们对社会学方法的简单套用而带来的种种偏颇与缺陷，而不能对这种方法进行根本否定。《小说的兴起》之特色，正在于研究者没有将小说兴起的动力因素限定在“文学内缘”关系的阐释上，而将小说置于更广泛的文化因素的背景上来考察，视野遍及哲学观念、个人主义思潮、宗教改革、社会经济现实、教育、出版事业等文化科学领域，在掌握确凿的材料基础上，令人信服地论述了英国长篇小说兴起的原因。文学史家陈平原对这部著作赞赏有加，认为它不仅是道地的小说史著作，同时又阐发出独特的小说史理论。在谈到西方小说理论和小说史的互相渗透融合时，他就曾以伊恩·瓦特的这本《小说的兴起》为例。[13]事实上，陈平原自己与伊恩·瓦特便有几分相似：他们都不仅是小说史家，更对小说史理论有深入系统地思考；在具体的治学理路上，他二人亦呈现出相似的学术取向，即探讨小说兴起的动力时，着重从形式演变入手，但对同时期的与小说发展相关的社会因素进行广泛搜求与探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地论证说明。但伊恩·瓦特注重文学艺术生产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形式的影响的治学理路，显受当时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而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文化因素的变迁，如历年受教育人数以及报刊书籍出版数等，都已有专门研究成果可资借鉴。[14]而鉴于我国文化史研究的不发达，陈平原在进行“新小说的兴起”研究时，显然面临着更大的难度。这种难度，首先便是对当时各种出版物及相关资料数据的搜集、统计，同时也体现于如何处理好“文学”与“文学的周边”之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如何把纯形式的小说叙事模式研究与诸种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沟通“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关系而又不牵强附会。[15]而这，正是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等小说史研究中一贯思考着的问题。
在进行其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研究时，陈平原就意识到，建立某种理论模式时，应时刻防止人为地封闭，因此，在立足小说形式研究时，应引入历史的因素，把小说形式研究与文化背景研究结合起来：“主张小说叙事模式在文学发展中的某种独立性，并不等于把它看成一个封闭系统，否认其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生活的冲击；而是避免把‘社会存在’与‘文学形式’直接对应起来”。[16]他坦言：“本书写作的一大愿望是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学研究结合起来。”[17]而这一意愿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写作中得到了更为清晰明确地落实。《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的论述中心是新小说形式的演变，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要文学现象。对于本卷的研究方法，陈平原提出：
诸多政治、文化因素无疑是促进新小说艺术发展的动力之一，可本书不准备以社会变迁直接印证文学变迁，而是从新小说形式演变中探求文化背景变迁的某种折射，或者说，探求新的小说形式中某些变化着的“意识形式要素”。……一句话，致力于小说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沟通，而契合点就是最能影响甚至造成时代风尚的“重点文学现象”。[18]
为什么要从影响新小说的诸多因素中选择“形式”作为研究的中心呢？任何一个对二十世纪初的新小说感兴趣的读者，都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它果真是一种“新”小说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小说在本世纪的兴起？它是如何区别于传统小说的？这些差异为什么恰好出现在彼时彼地呢？这些重大的问题，正是研究二十世纪小说的关键。陈平原认为，新小说发展的动力，除了政治思潮的推动以及各种文化因素或明或暗的刺激外，其动力主要来自域外小说与传统文学。应该说，这样的回答并无新奇之处，目前的新小说研究领域中，“西方影响”和“传统因素”是新小说兴起的两个主要因素已是学界共识。只不过在“孰轻孰重”，何者为“体”何者为“用”的问题上多有分殊：论者或强调新小说家主动接受西方小说影响，或主张新小说对传统小说的积极改造，或者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促进了新小说的兴起。陈平原却对以上的几种解释不以为然：在“政治思潮、文化因素、域外小说、传统文学”几种对新小说的兴起发生作用的因素中，各种力量之间的排列组合颇有讲究，并非只是简单的加减。不是域外小说送来样板，中国小说亦步亦趋的“影响说”；也不是中国小说主要受社会环境和文学传统的趋逼而发生嬗变的“自力说”；甚至也不是绝对正确但过于朦胧的“综合说”。而是强调由于域外小说的输入，刺激乃至启迪了中国小说，使其发生变化；同时，中国小说从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汲取整个传统文学的养分而发生变化——这两种移位的合力，共同促进了新小说的演进。[19]他认为，我们在研究任何一种影响与接受的时候，必须对以施动者以“何种方式”影响被动者，而接受者又“如何”反应的过程做出清晰的解释。从新小说对域外小说的借鉴这一面讲，先是主题意识，其次是情节类型，再次是小说题材，最后是叙事方式。这种借鉴逐步从小说形式的“外部”向“内部”转移。[20]但是，对于新小说而言，最艰难、最关键的变革不是主题意识，也不是情节类型或者小说题材，而是叙事方式。前三者主要解决“讲什么”，而后者则必须解决“怎么讲”。“讲什么”之间的差异容易被发现，也容易由一方的模仿来弥合；而“怎么讲”之间的差异则一时很难准确把握，即使想模仿也很难不夸张变形。[21]所以，讲新小说之“新”，便要从最根本的地方——“形式”入手，由最内的“形式”往外看，它的“主题意识”、“情节类型”、“小说题材”等方面怎样体现了“新”。
从影响小说的外缘因素来看，同样有一个从外到里的过程：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它的产生、发展、完善，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其中的社会运动、政治斗争、科学技术(比如印刷业的革新)乃至哲学上的思潮都会对这种文学形式的定型，起到或多或少、甚至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确定了将哪些因素作为叙述线索，就可能在论述过程中束缚于先前形成的观念，弄不好成了“以论带史”。陈平原以为，作为文学研究者，必须抓住“要点”，以小见大，小题大做，“以材料逼出结论”。那么，可靠的途径是，以各种外缘性因素的承载体“小说的叙述模式”为契入点，从这个“小窗口”窥见外面的“大社会”。由是，陈平原对“从外向内”的史学研究保持了警惕：
过去的文学史，一般是从经济背景，到政治斗争，到文学思潮，最后才略为提及形式演变。我把这套路倒过来，以形式变迁入手，但不承认形式的独立性，努力找寻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22]
这也就是陈平原概括的“从外向里走”还是“从里向外看”两种不同视角与路径，“从里向外看”，意味着“并不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活动视为小说发展的唯一(或)主要动力，而是主张艺术生产体制的改变、作家艺术感受及读者审美趣味的更新、文学结构的自我调整功能以及雅俗新旧的对峙与转化，都可能促使小说艺术形式及叙述话语产生变化。因此，小说史作为一种体裁史，主要考察对象应是小说形式的变迁以及影响这一变迁的主要文化因素”。[23]
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立足文学本体的研究，小说史、文学史研究才能跳出社会史、政治史的窠臼，避免成为后者的“应声虫”；同时，这样的研究，亦非人为地封闭文学史的研究视野，而是自觉地担当起学者的角色，从学者的眼光看“政治与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同时更强调文学家对外部因素的创造性转化。
文学史研究，从原来的“由外向内走”到“从里向外看”，致力于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沟通，不仅可视为研究视角与方法的转向，它更体现了陈平原对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反思，他在八十年代的小说史理论与实践，既与王晓明、陈思和提出的“重写文学史”遥相呼应，又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他对新时期学人地位与角色的重新定位与独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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