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与经济转轨国家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路径论文,金融改革论文,金融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迅速发展既有利于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又有利于促进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金融全球化也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加快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全球加速传播金融风险，并且对发展中国家脆弱的经济体系产生较大的冲击。金融全球化的这种正面和负面作用对经济转轨国家这类“特殊群体”也产生独特的影响，并与其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产生一种联动效应。
一、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金融业发展的联动关系
首先，金融全球化加速了国际资本流动，使国际资本规模增长迅速，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跨国界发展，并呈现出混业经营的趋势。这些都为转轨国家利用国外资金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不仅如此，金融全球化推动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形成，也使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从而为转轨国家金融企业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灵活的经营手段。转轨国家也在不断使用和推出各种新型的金融工具，合理搭配使用各种金融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运作的成本并提高了效率。可以更多获得国际资本，弥补其国内投资和对外贸易的两个缺口，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但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是双向的。在外国资本大量流入经济转轨国家的同时，这些国家尤其是前苏联东欧国家也出现了资本大量外流的趋势，使本国的金融市场受到削弱，制约了本国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发展。
其次，金融全球化不仅会促使当今世界金融业联系更加密切、合作更加深入，而且还会引发各国经济格局的调整和全球金融秩序的重建，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速度、频率和复杂性空前加大，由于互动效应的作用，金融全球化在加强各国、各地区经济的紧密联系，密切各国金融市场联系的同时，还会增大各国的金融风险，也会使金融风险在各国之间相互传递、转移和扩散成为现实。随着中国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体系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金融市场的任何波动也都会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较大的影响。
最后，从联动效应看，金融全球化必然要求经济转轨国家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制度的创新，从而实现本国金融制度的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的“创造性转化”（注：刘克著：《金融全球化——批判性反思》，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在这方面，金融全球化为经济转轨国家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制度的机会。经济转轨国家只有立足于本国的金融资源禀赋和金融发展现状，顺应金融全球化的潮流，才能实现本国金融制度和金融交易技术与国际的接轨。也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与发达国家在制度和技术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状况，确保本国的金融安全。
二、经济转轨国家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
金融全球化要求最大限度地拆除转轨国家金融机构间的资金流动障碍，实行金融开放政策。这就要求转轨国家首先转变政府职能以推进而不是阻碍金融市场化的发展，即政府应严格实行金融管制、对市场准入加以重重限制的政策，转而采取放松或取消金融管制、促进本国金融市场发育的政策。为此，需要转轨国家打破国家对银行业的垄断，放宽对金融市场的限制，放松或实行灵活的利率和汇率政策，并通过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和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来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但转轨国家在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和实行金融改革的具体实践中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和改革路径。俄罗斯、乌克兰和东欧一些国家在经济转轨初期便实行“休克疗法”，在金融领域迅速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允许外资进入，实行外汇自由化。中国的金融改革则采取稳步推进的渐进式发展路径，不断探索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审慎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金融体制改革也反过来加快了调整与改革的步伐。
（一）俄罗斯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
俄罗斯独立后，马上开始实行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式激进改革，金融领域的改革也是以激进的方式启动，从而使该领域成为俄经济转轨中改革力度最大的领域之一。
第一，经过快速的激进改革，俄罗斯新的银行体制得以建立并在10余年间不断得到完善。所谓新的银行体制，是指俄罗斯打破几十年不变的由国家垄断的单一银行体制，实行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并存的二级银行体制。在这种体制框架下，各类银行的职能得以重新界定和明确划分，中央银行被赋予新的职能和作用，商业银行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俄罗斯银行体制改革和二级银行体制的建立，打破了原来国家银行的一统天下，形成了国家银行、私人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并举的多元化银行体制此外，还出现了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相互渗透的金融工业集团，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趋势日益明显。特别是1996年以后，银行又大规模进入了国债市场。
第二，为了解决以激进方式实行银行体制改革所留下的后遗症，特别是银行危机及其所暴露出来的银行发展方面的问题，俄政府和央行又对银行系统进行重组，开始实施政府和中央银行《关于俄罗斯联邦银行体系的重组措施》的决议。而且，为有效实施国家对银行重组的支持与管理，俄政府和央行首先成立了信贷机构重组代理公司。该代理公司的主要职能是：购买资本金不足的银行控股权（法定资本份额），并对这些银行实行管理；接受担保并接收银行股票，对这些股票实行管理；根据委托并由央行和俄政府注资重组银行的法定资本，在这些银行中代表国家的利益；参与受重组银行财务整顿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变卖受清理银行资产时对这类资产实行购买、销售和中介；对在银行购买的有问题资产实行管理，包括以后销售这些资产；吸引必要的投资来实施银行重组措施；启动并参与银行破产和清理程序；为信贷机构重组代理公司开展工作吸收必要的财力，包括通过发行有价证券的方式吸收资金。所有这些内容既纳入信贷机构重组代理公司的主要职能范围，实际上也是银行重组所采取的主要措施。信贷机构重组代理公司自1999年4月正式开始运作以来，一直是代表国家管理俄罗斯银行重组的惟一机构。
经过银行重组，俄罗斯银行的数量明显减少。到实施银行重组两年后的2001年，商业银行已减少至1300多家，而且其中大多数是中小银行。到2003年3月，俄罗斯共有银行1332家。两年间银行数量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银行重组进程的结束。银行重组实际上是对俄银行系统的结构改造，这将是一个长期和持续不断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
第三，俄罗斯基本开放了本国银行业，对金融市场准入的控制较为宽松，使得外国金融机构能够大量进入俄罗斯，而且它们所从事的金融业务与俄国内银行几乎毫无二致。可见，俄罗斯从改革伊始就把各类金融机构推向企业化和市场化的经营之路。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一书中指出，当国内贸易和国内金融成功地进行了自由化改革后，才能实行汇率的自由化。而俄罗斯由于步子迈得过快，没有经历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长期和稳定的实践发展阶段，就在其独立不久的1992年开始了卢布的自由兑换进程，并将其纳入“休克疗法”方案之中，这就是实行所谓的卢布“内部可兑换”制度。该制度不仅允许俄罗斯本国的法人和自然人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外汇，而且还鼓励利用外汇进行国际支付。这实际上意味着俄已经开放了国内资本市场（但对境外投资者卢布不能自由兑换，如在证券市场上境外投资者出售证券所得收益或投资股票股息都不能用硬通货支付）。由于本国货币没有在经济中取得稳定地位，加之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结果国家完全失去了对卢布和外汇的有效控制，致使大量的外汇资金流向国外，并造成经济的美元化倾向日益明显。在宏观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为了稳定本国汇率，俄罗斯于1995年由“内部可兑换”走向了有管理的“汇率走廊制”。后来，1998年接二连三的金融危机使俄宣布放弃“联系”汇率制，卢布实行浮动汇率。而且，俄罗斯加强了金融市场的政府监管，不断扩大金融业务的监管范围。
第四，快速发展证券市场。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是俄罗斯实行经济转轨的必然要求。早在1991年12月，俄罗斯就出台了有价证券发行和流通的相关规定。紧接着，1992年2月又颁布了关于商品交易所和股票交易所的法规。这些法规为俄证券市场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的法律基础，并使证券市场得以逐步发展。此后，包括莫斯科中央证券交易所和外汇交易所在内的各类专业证券交易所纷纷建立。而国家有价证券市场也在1993年和1994年间建立起来。1993年5月在莫斯科外汇交易所首次发行了短期债券，当年共发行短期债券6500亿卢布。1994年发行的短期债券高达20.5万亿卢布。1996年4月，俄罗斯又通过了《有价证券市场法》，从而进一步规范了有价证券市场的发展和运作机制。2001年，俄罗斯重新修订了《股份公司法》，并通过了《投资基金法》。2002年3月，普京总统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修改与补充法》，其中规定对有价证券市场上的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进而从法律上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行为。不仅如此，近年来俄还对《有价证券市场法》等法规做了多次修改。通过以上法规，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为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和制度保证。
国家有价证券市场是俄罗斯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行国家债券弥补预算赤字，是俄罗斯国家有价证券市场履行的一个重要职能。即使是在1997年进行市场重组的情况下，俄罗斯还能通过大幅度降低收益率，紧急从国家有价证券主要是国家短期债券和联邦债券的进款中筹措大量资金，弥补了当年联邦预算赤字的42%。国家有价证券市场上的债券品种主要有国家短期债券、联邦债券、国家长期债券、国库券、国内外汇债券、国家储蓄债券、黄金债券等。其中，国家短期债券和联邦债券为份额最大，是俄罗斯国家有价证券的最主要构成部分。
俄罗斯企业证券市场交易的主要企业证券品种为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股份制公司发行的普通股。虽然存在着投资风险，俄股票市场还是得到了较快的甚至是迅速的发展。1996年，俄罗斯企业证券市场的发展速度在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中是最高的。2003年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企业利用有价证券市场融资，通过在国内外发行股票、公司债券及欧洲债券，依靠参股或控股等形式增加企业财力基础，本国有价证券市场成为俄企业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注：［俄］《社会与经济》2003年第12期，第176页。）。
目前俄在金融领域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导向型高度开放的金融体系，为提高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俄罗斯金融体系的最终建立和有效运行尚需时日，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金融业的垄断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存款保险机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作为国有银行的国家储蓄银行，依然是居民唯一安全的选择（注：庄毓敏：《经济转轨中的金融改革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更何况，金融改革并不是孤立的，它是与整个市场经济制度包括市场竞争制度、企业制度、经济管理制度、行政制度等紧密相连，互为促进。若没有这些制度的综合配套改革与完善，金融改革的市场化进程难以完成。而市场化、商业化、企业化的金融运行机制也难以建立并充分发挥作用。
（二）中国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
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改革也采取了渐进的方式，而且金融改革一直服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首先，对“大一统”的单一银行体制，对中国人民银行独揽一切银行业务的制度实行改革，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即“银行的银行”和“执行金融政策的银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并存的两级银行体制。
其次，在外汇管理体制方面，早在1979年我国就进行了初步改革，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度。为了满足企业之间外汇余缺调剂的需要，从1980年起，还开始了外汇调剂业务。但是直到1994年，我国才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对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实行并轨，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对境内机构和外商投资企业买卖外汇纳入了银行结售汇。1996年12月，我国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但对于人民币资本项目，正如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局长郭树清所指出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水到渠成的过程。”国外学者研究认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应与银行体系的重组以及汇率体制的调整以适应更开放的金融环境相一致。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也表明，如果在国内银行和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得以解决之前开放资本账户，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再次，1998年以后，我国金融制度又进入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发展时期。大力发展证券市场，调整中央银行的组织结构（由按行政区划在各省设置分行改为在全国设立九个大区分行），就是最重要的举措之一。特别是从2000年开始，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筹资，这标志着中国封闭多年的证券市场（或资本市场）开始对外资开放。到2003年年底，金融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国务院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来实施股份制试点改革。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言，“注资这件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注入资本金，它表明中国商业银行改革已经进入了全面加速的阶段”（注：并不是“白给”，这两家银行要给中央汇金公司（国家专门成立的管理这450亿美元注资的专业公司）以固定的回报。）。
可以说，经过多年的渐进式金融改革，我国已初步培育了市场化的微观金融运行主体。这主要表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意识和风险管理意识渐趋加强；金融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变化，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了几家完全民营或民营控股性质的金融机构（一家商业银行，八家证券公司，三家信托公司）。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截至2003年底，在华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91家，其中已有84家获准从事人民币业务），其独资和合资的金融企业，使我国金融市场主体的竞争意识迅速增强（注：搜狐网财经报道，2004年3月27日，来源［新华网］。）。金融企业在大的方面已基本摆脱了与政府部门的行政隶属关系。宏观调控也逐步走向市场化，中央银行的独立调控能力大大增强，调控日渐走向法制化的轨道，特别是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再贷款和国债回购业务对货币政策实施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表明宏观调控手段日趋走向市场化。而且，已初步建立了由借贷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组成的金融市场体系。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渐进式金融改革的巨大成就。
然而，直到目前，由于经济转轨国家所具有的内在不利因素依然存在，使其在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金融体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压力。其一，转轨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很大的不完善性。中国主要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最终形成，且国内市场的地区分割现象较为严重，致使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要素市场的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市场竞争规则缺乏公平性和统一性。同样，俄罗斯也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而市场发育先天不足，没有形成较为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制度、企业制度、经济管理制度等制度安排。其二，转轨国家的金融体系比较脆弱。一是金融市场开放后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差；二是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中国明显表现出较高的不良资产比例。有资料显示，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几乎占到GDP的26%，如果再加上从银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400亿元资产（扣除出售部分，还剩1300亿元），坏账总额大概占GDP的40%（注：刘克著：《金融全球化——批判性反思》，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另据中国官方披露，目前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比率为23%左右，而国际上的一般比率为10%（注：钟伟等：《中国金融总体风险评估报告》，中国金融网，2003年5月6日。）。截至2002年5月底，118家证券公司净资产额为917亿元，而不良资产却高达460亿元，不良资产率超过50%（注：钟伟等：《中国金融总体风险评估报告》，中国金融网，2003年5月6日。）。同样，大量的不良资产问题仍然困扰着俄罗斯的金融业以及俄经济的发展。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已迫使一些银行破产或关闭。目前，俄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仍难以解决。
因此，经济转轨国家加强金融监管，规避金融风险的必要性日益突出。这类国家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强化金融业务控制的措施。这对转轨国家的金融宏观稳定和微观运行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经济转轨国家的金融市场化改革也面临一定的困难，我国民营银行的建立迟迟未能迈出重大步伐，就是例证。实际上，我国渐进式金融改革走的是一条金融约束型（政府的选择性干预）的发展道路，金融改革的进程是在市场化与反市场化的矛盾斗争中得以推进的。但金融约束有可能会加剧转轨国家业已存在的金融垄断，反而降低金融效率。例如，我国在对城市信用社的治理整顿中，不是将其改造成诸如民营银行、私人控股银行或合伙银行之类的产权清晰、责权明确、行为规范的小型城市银行，而是改造成类似国有商业银行的城市商业银行，这是一种旧有银行改革模式的翻版，而不是银行改革模式市场化的创新。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在银行制度改革上的路径依赖（如当前银监会所进行的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试点，是突破路径依赖走大胆的市场化改革，还是模仿已有的改革模式，该是下一步改革值得深思的问题）。目前国内民营资本控股的金融机构少得可怜，它的缺位非常不利于中国金融竞争环境的形成。
三、两种转轨路径的绩效与问题
中俄两国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大大改变了各自金融制度的环境。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且各有多样化发展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金融市场获得了快速发展，金融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得以明显发挥。特别是经过银行体制的改革，打破了原来国家银行的一统天下，建立了二级银行体制，使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日渐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明显提高。但应当全面和辩证地看待这两种改革路径的成效与问题。
（一）关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长期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的中央银行都缺乏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相对独立性。中国人民银行在行使经济职能时，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随着渐进式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逐渐增强，并且切断了人民银行与财政、地方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的融资关系。但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仍然较低，而且受政府的影响比较大，存在着货币政策偏离稳定币值目标的可能性（注：杜两省等：《转轨时期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与目标》，《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1期。）。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至今仍是国务院的重要行政隶属机构，这使得央行的独立性距离市场化要求依然很远。同样，俄罗斯的中央银行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也未能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央行与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没有完全摆脱，使其不能有效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特别是信贷资金的财政化现象较为严重，其突出表现是政府财政预算可以通过向央行透支的办法来解决或达到平衡。更有甚者，1996年总统竞选时竟强制中央银行拿出5万亿卢布支持政府开支（注：周尚文：《中俄经济转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此外，俄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管理也缺乏独立性，央行提供的贷款经常受到政府的干扰，资本流量常由国家来决定而不是由银行根据市场来确定。但普京执政后，这种状况得到很大改变。经过银行体制改革和银行重组，俄罗斯银行系统已走出危机的影响并出现积极的变化趋势。虽然目前俄罗斯银行系统仍然“不能适应经济现代化和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建立证券市场的任务和要求”，而且银行在俄罗斯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其他经济转轨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银行的作用弱得多，但是银行重组和金融改革的深化，使俄罗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断扩大，并进一步明确了今后银行与政府是一种合作关系。我国也必须通过金融改革和立法来确立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使其独立地制定和实施长期稳定的货币政策。
（二）关于体制转换效应
不同转轨路径下金融体制转换的效应是不同的。俄罗斯的金融改革在较短时间内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迅速建立起适应市场化需要的新的金融体制。以银行为例，俄罗斯已基本建立了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所有制主体多元化并共同发展的银行体系，不仅有俄罗斯独资银行（包括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私人独资商业银行以及国有和私有相互参股的混合银行）、外国独资银行金融机构，而且由外资参股的合资银行也相继发展起来。短短几年的时间，新的银行金融机构的框架迅速建立起来，而且，银行的股份制、商业化、企业化、市场化的经营机制也已经建立。有资料显示，自1998年8月金融危机后的4年间，由于银行体制改革和银行重组的深入，俄罗斯银行系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发展趋势。基于银行系统的变化，俄权威人士普遍认为，俄罗斯银行系统总体上已经克服了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其状况目前相对稳定。银行总资产和对实体部门的贷款与GDP之比已提高到危机前的水平，居民对银行的信任度在恢复并逐步提高。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银行在经济中职能作用的发挥。
中国的金融改革形成了新旧两种体制长期并存的局面，旧体制的弊端无法迅速根除，新体制的优势也难以充分发挥，致使金融企业的改革明显滞后。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多元化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体制。但是，中国大量存在的是以国有控股为主体的金融机构，而大部分又属公有制性质。国家仍然在银行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银行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多的行政关系。这使得银行商业化、市场化的金融创新运行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严格地说，目前中国的银行仍处在向真正的商业银行的转制之中。而且，在保持国有独资的情况下，建立真正商业化的运行机制的可能性很小（如中国的银行和金融市场运行效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2003年底450亿美元的股份制试点，就是一次通过引入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以打破国有独资单一产权结构的尝试，其成效如何，是“输血”还是“造血”，完全取决于下一步“内部重组”成功与否。双轨运行的金融体制却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我国金融企业处于稳定安全的运行状态（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幸免于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没有过早地实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而且名义上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币值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外汇储备充足，外债保持在国际警戒线之内。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我国稳定的金融制度环境，并避免了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的金融、经济增长的较大冲击，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多年的稳步增长。
（三）关于商业化、市场化的金融改革路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俄两国都面临着完善市场导向型的金融发展模式问题。中国前一阶段局部的金融改革保证了金融环境的稳定，抵御了来自外部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央行对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行政和计划性管理。但我们的金融体制始终未发挥先导作用，从属于经济体制。金融制度改革既滞后于经济发展，也滞后于其他改革进程；金融改革更多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创新，金融的制度供给显得有些不足；金融并未作为独立的要素发挥作用。因而，金融领域潜藏着复杂的问题，面临着“入世”后巨大的金融风险压力，又亟需实现金融改革目标、路径整体战略性的市场化推进，特别是当前银行业改革的全面攻坚。顺应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俄罗斯银行业和证券市场较早地融入国际金融市场，金融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到位，这从长远来看是符合未来发展要求的。但由于俄实体经济的衰退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未能给予正确的定位和有效解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还处于发展和进一步完善当中，使得俄罗斯较早地尝到了“先入”的苦头。因此，我国应当按照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标准来要求和规范金融市场及金融中介机构（特别是银行业）。使金融机构建立现代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从而为金融体系确立良好的微观运营机制。要顺应实体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适时变革金融市场，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的需求。
（四）关于金融市场化与政府职能的定位
为顺应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俄罗斯在金融领域采取了自由化的改革措施，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使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由于过快过早地放弃政府对金融的必要调控，政府职能被严重弱化，加之经济政策措施多变，市场运作规则不能得以有效贯彻实施；金融体系运行脱离实体经济，并且失去了内部和外部的有效监管，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在金融领域引发了频繁的金融危机。同时，金融业的垄断问题依然存在（这也是政府职能被弱化的表现之一）。中国一开始就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路径，金融改革中政府一方面实施需求诱致性的金融制度创新，同时又在执行强化管制、严格限制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和业务活动自由度的政策。诚然，政府对经济保持有效的调节是至关重要的，这至少可以保证金融市场化改革次序的有条不紊。但由于政府的行为导向过于明显，对金融管得过多，且基本上是一种粗放型的管理，效率不高，问题颇多。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逐步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任何外部因素都将对中国的金融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带来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政府的必要干预是需要的。首先，政府应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制定金融法规，保持金融总体平稳运行，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强化金融监管力度，营造一个稳定高效的金融秩序。其次，金融市场化改革意味着代表市场力量的民间部门的进入和政府的有限退出，这也需要政府创造条件，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国有银行的发展。同时，应当对金融业实行有限度的开放。而且凡需要政府有所为的领域，政府必须要有相应配套的金融参与机制。
（五）关于银行不良资产问题
银行不良资产是困扰包括中俄在内的转轨国家金融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它不仅影响商业银行的有效运行和金融功能的发挥（如降低银行的偿付能力，甚至增加银行破产的危险性等），并使金融体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压力，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金融对经济有效作用的发挥）。所谓银行不良资产，简单说就是银行信贷资产不能得到保全或银行的逾期债权的增加。中俄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有共性，但差异性也很大。中国的银行不良资产，主要是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迫使银行追加对国有企业的贷款，而企业由于效益低下或经营不善而对银行的信贷资金无力或延期偿付所造成的；还有一部分是银行经营不善的结果。俄罗斯一步到位的金融体制转型后，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商业银行市场化运行机制已基本建立起来。因而不良资产主要是由于银行商业化经营不善、实体经济的滑坡和多年艰难的恢复以及不利的国际经济形势（典型的是199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它的冲击）所造成的。自经济转轨以来，由于实体经济的衰退，俄银行一直不愿涉足对企业的投资，造成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因而来自企业的不良资产不占主要地位。相反，俄银行与金融市场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银行将资金大量投资于收益稳定的国家债券市场或外汇市场，而且在其资产构成中证券资产占有较高的比例。一旦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导致有价证券价格下跌或外汇风险的提高，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规模必然增大。因此，化解或避免银行不良资产成为中俄金融改革面临的重大任务。多年的金融改革实践证实，对于银企关系比较密切的中国来说，不良资产实质上是银行与企业和居民的产权关系问题。如果回避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不良资产不仅不会化解，而且还会不断出现。而俄罗斯的首要任务是在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重塑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权威性控制（既要赋予其权力，又能使其采取符合技术指标、具有技术合理性的政策措施，惟有这样，金融机构才能有效降低风险并增加收益），增强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运行内在联动机制。当然，中国同样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当局的权威性。
四、结论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两个各具典型意义的主要经济转轨国家，分别采用不同的方式启动金融改革，并实行不同的金融改革路径。中国的金融制度体系是在市场化与反市场化的矛盾斗争中建立起来，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推动着金融改革市场化的前进方向，但金融改革既需要全局战略性的市场化推进，又面临着“入世”后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压力。俄罗斯则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体制并快速推进金融改革，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并开放了国内资本市场。俄罗斯的金融改革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金融全球化与经济转轨国家的金融发展和金融改革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如何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审慎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在加速金融自由化的同时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防范金融风险，这是经济转轨国家面临的新课题，而且对于保持这类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全面加强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深化国家商业银行改革，进一步改革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大力拓展保险业和非银行业的成长空间，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应是经济转轨国家金融改革的正确路径选择，也是推进这些国家金融稳定与发展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第三，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经济转轨国家都面临着完善市场导向型金融发展模式和金融制度创新问题。实践证明，这项任务十分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不仅是因为转轨国家幼小的金融产业的成长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金融系统环境，还因为解决转轨国家金融发展的商业化、企业化、市场化问题，其基础在于实行以产权主体多元化和产权关系明晰化为内容的产权制度创新。这既要对国家垄断性金融产权实行制度上的创新，更要在国有金融制度之外发展民营金融部门，通过这种新产权形式的发展壮大，真正形成多元产权形式之间的竞争格局。因此，经济转轨国家的金融改革、金融发展和金融制度创新仍然任重而道远，它们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四，随着我国的金融体系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体系，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在增大。因此，正确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改革的有效路径，特别是通过深化金融改革和强化金融监管来降低或化解风险，同时又促使金融企业逐步实现市场化，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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