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报道“式微”缘由的省察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缘由论文,典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起典型与典型报道，对中国人来说可谓耳熟能详，黄继光、雷锋、焦裕禄、张海迪、中国女排、孔繁森、任长霞、洪战辉、王顺友、谢延信、熊宁、汶川抗震救灾英模等时代楷模的接踵而至，使国人长期置身于典型涵化(cultivation)之中；同时，以推出这些时代楷模为己任的典型报道的纷至沓来还建构起了中国新闻传播领域一条独特的风景线。
然而，同样不可回避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典型报道的持续“繁荣”总难以为继。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新闻宣传部门使尽浑身解数，隆重推出典型、大力宣传典型，怎奈到头来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欲速不达。尽管“突出报道典型人物，强化宣传典型人物，这是我国新闻传媒体制的特点和特色，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的政治优势和宣传优势所在。”①但因在大跃进、“文革”等极“左”路线大行其道之际，“高大全”模式(perfection-mode)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导引出人们对其存在价值与发展前景的广泛担忧与质疑：有学者早在1987年就提出，“典型报道观念是文明程度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它“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亡”；②有人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思想的日渐多元，‘典型报道’终于日渐式微”，加之“党报在传媒格局中的日益‘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加剧了‘典型报道’的式微。”③
作为中国最具自身新闻报道(传播)特色的典型报道，其“式微”到底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尤其是什么因素促成其“式微”不断？其“式微”态势果真是其消亡之前的“回光返照”，已无可救药？抑或另有解读，只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依然可以继往开来，好景常在？要想理清这些问题的头绪，需要抱着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典型报道的发展迁演、历史消长与功过毁誉做一番全面评介与省察。
一，以政治宣传为本位——典型报道毁誉功过的强力推手(bulldozer)
得益于列宁时代苏联的“典型宣传”实践经验的输入，脱胎于中国特殊的现实需要与儒家传统文化语境，④加之毛泽东思想中“典型引路”观念的强力推动，⑤“起于20世纪40年代”⑥的典型报道一开始在“中土”落地就天然地携带着强烈的政治宣传与服务本位。
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写满太多民族期许的年代，救亡图存、富国强民，一时成为社会精英与劳苦大众高度吻合的共同理想诉求。诚如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所言，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⑦毫无疑问，中国当时的这中心的一环就是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服务”。⑧“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⑨一直被看做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新闻业自然就归并入这一切“手段”和“因素”之中而备受倚重。
“真正把典型报道当作报纸上重要内容，是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的，它给新闻工作带来了新气象。”⑩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巧合)。当时对党报的要求归结为“四性”，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11)，具体的工作方法就是：通过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宣传执行党的指示的模范人物或单位，从而生动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她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2)以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延安时期对党的报刊性质和作用的认识，党领导的党的报刊的运作方式，基本被用于认识和领导国家的各种媒介。(13)
在以“救亡图存，富国强民”为主旋律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初期，由于社会矛盾单一，时代孕育英雄，英雄引领时代，新闻媒体迎合时代吁求报道英模，激励人心鼓舞士气，这为典型报道在中国生存发展打下牢固的合法性根基。
“由于20世纪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建国后都一度面临尖锐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14)经验不足，决策体系纠偏机制不健全，所以社会主义初期实践难免不出纰漏。因为典型报道始终处于服务党政国策的从属地位，必须与后者保持高度一致，所以大凡后者符合客观情势，它就展现出推动社会进步的传播效能;反之则会成为“助纣为虐”的急先锋。因此很多时候，与其说是典型报道，毋宁说是错误政策诱迫典型报道，迷陷“歧途”，从而形似主动、实则被动地给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从这个角度说，典型报道其实也是一个错误路线的受害者与牺牲品。
因此，从更本质上讲，典型报道只是一种工具，它被正确使用就会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就会产生消极作用。
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领导和土地革命”(15)等客观现实，及时制订出取得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持久战”战略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在这一正确路线指引下，全国军民毫无畏惧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狼牙山五壮士》、《劳动模范吴满有》、《丰饶的战斗的南泥湾》等典型报道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打败日本侵略军，争取民族解放的根本大政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组织、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反”、“五反”、土地改革、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村农业合作、抗美援朝、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时新闻工作者听从党和时代的号召，深入工厂、田间、战争一线，调查研究，紧扣时代脉搏，挖掘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典型，撰写出一篇篇的新闻报道名作。《特等劳动模范孟泰》、《谁是最可爱的人》、《伟大的战士邱少云》、《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优秀文章宣传了政策、激励了人心，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
可是，任何事物开局的良好并不一定意味着后继发展的健康。让人遗憾与痛心的是，革命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典型报道实践的一路顺风顺水与凯歌高奏，后来竟因诸多因素逐渐演变成了唯政治宣传与美好愿望马首是瞻的“高大全”报道模式的“甚嚣尘上”，这就难免为典型报道日后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甚至成为其改革开放以来备受訾议的渊源。
二，高大全模式淹遮真实影像——典型报道屡遭诟病的核心影响因子(key factor)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典型报道高大全模式的早期形成有其深刻历史背景，并非纯粹新闻人的信马由缰。山河破碎，国孱民羸，洗雪东亚病夫之耻，舍我其谁。尤其在20世纪初中叶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阶级仇、民族恨与国家的积弱积贫，给无数具有强烈报国情怀的中国人提供了一展抱负的绝佳机遇与舞台，锻造出了一批批高大全式民族精英。在这样的宏大历史叙事中，新闻媒体擎起政治宣传的大纛，报道这些高大全式英雄，这既是时代所需，又不负历史责任与新闻传播规律，本无可厚非。然而，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有可能坠入谬误。当社会迈入以和平发展、价值多元化、文化全球化、跨文化新闻传播等为关键词的新时代，当民众久受压抑的精神和情绪因改革开放的深化而被不断“解禁”和释放，当大众传媒由“党和政府喉舌”的单一角色转变为“检测环境，协调社会，传承文化，提供娱乐”多元定位，典型报道再一味抱残守缺迎合“单向度”政治与价值诉求，以高大全式模式拔高先进人物，用僵化手法剪裁鲜活典型，借生花妙笔涂彩凡人凡事，其结局必然是：媒体上宣传与报道的典型越来越高大，老百姓心目中信服与牢记的典型越来越稀少；新闻人把典型塑造得越完美无瑕、不食人间烟火，人民大众越觉得他们言过其实不可学。
1982年7月，西安第四军医大学24岁学生张华在逛街时，路见一掏粪工人掉进粪池即下池施救，终因浓烈沼气致二人双亡。80年代初是一个信仰缺失、人心浮动的年代，“大学生救掏粪老农到底值得不值得”的命题一时引起举国热议，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张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能舍身救人？典型树不好，形象不完美，显然会错失回应社会迷失、引导社会舆论的大好机会，这样的政治宣传失误谁敢承担？历史用它独特的方式选择自己的英雄，张华因此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标杆。于是乎，张华以大学生的生命，换回了老汉的生命，成为感天动地的壮举；于是乎，一个“11岁时跳入刚刚化冰的江水中拯救起落水儿童；在饶河农场当知青时用身体做灭火机碾灭了森林大火；大学暑假回家时，在火车上救活了难产的孕妇母子……”的高大全“张华”被媒体塑造出来。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宣传策略，隐去没有救起老农的事实或虚拟救起老农的情节，按照“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典型创作手法塑造新闻典型的确可以让英雄的形象更加伟大，让生命价值之争更倾向政治正确，可却越来越背离新闻报道规律。现实中的张华确是一个集缺点与优点于一身的平凡人，他“学习成绩并不好”，“不守纪律”，但“豁达，爱交朋友，很讲义气”，“热爱拳击”。(16)这种“有的人物是生活中原型的提炼、升华；有的人物则是生活中几个人的集中概括”(17)的高大全典型有违新闻真实性原则，用这种模式与手法炮制出的典型报道在80年代前可谓屡见不鲜，繁荣一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政治宣教味有余，真实可信性不足，显然受到当下受众的诟病在所难免。
关于什么是典型和典型报道，大多数人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都认为，“典型指在同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事物”(18)，典型报道是典型宣传的一种方式，“是就有着很高新闻价值和富有典型意义的个人或单位所作的很重要分量和很大力度的报道”；都承认它包括正面典型报道与反面典型报道，前者报道对象为具有示范作用的先进人和事，目的是引导人们向榜样学习，接受某观点、政策或经验的指导，后者报道对象为具有代表性的坏人坏事、目的在于使广大民众认清其危害，引起警惕与规避；都认为典型应完全真实，不能被随意拔高、美化，或矮化、丑化，脱离客观规律与现实生活。
从理论上弄清一个概念是一回事，但在实践中如何把握与贯彻它则是另一回事。我们拿达成共识的典型的标准去测度大跃进或文革中的所谓“典型”，一眼就看出这些“典型”的荒谬性：它们以正面典型的形式出现，但却没有正面典型的实质内容；它们具有负面典型很多特征，但却以正面典型形象推出。对于这种名为“典型”，实为对真正典型反叛的东西，借用马克思劳动异化论的观点，把它们称作“异型”最恰当不过。如此下推，对这些异型的报道当然就不是真正意义上典型报道，而是标准的异型报道。假典型报道之名行异型报道之实，当然会给典型报道的健康发展带来重大损害。
那么当时，为什么人们会错把异型当典型，把异型当作典型来报道呢？归结缘起，主要源于：(1)决策者单纯强调新闻为政治服务，尤其当党政国策出错时仍把贯彻执行这些路线的“异型”当“典型”，要求新闻媒介广而告之，长而扬之；(2)听惯指挥、相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新闻界，只知按“长官”意志办事，依美好愿望“塑造”全能典型，为异型报道成典型报道大开方便之门；(3)党的巨大历史功绩与崇高威望使广大民众相信，只要是党的媒体刊播的典型，就是党中央的号召，就该不折不扣地学习与仿效，此为“异型”和“异型”报道提供了殷实的“原料供应地”与“成品倾销市场”。
视异型为典型、把异型塑造成典型的现象，在“大跃进”与“文革”等极“左”路线盛行之际，可谓前赴后继，屡禁不止，尤以典型人物的宣传与报道表现为甚(譬如“白卷英雄”张铁生、“革命闯将”黄帅、“造反领袖”蒯大富等)。如此不但造就了“典型报道”的“繁荣”幻境，而且遮蔽了真正典型的张扬与凸显，让人极易把“异型报道”的斑斑劣迹移植到典型报道头上，从而引发人们对典型报道的普遍腻烦。“广东穷山出高产，一亩中稻6万斤”；“四川江铜梁县一棵辣椒晒干后共重9斤”；“福建海星社创花生亩产10500多斤的记录”……(19)如果我们把这些根本算不上典型的异型(浮夸典型、虚构典型、神化典型等)从真正的典型行列里剔除出去，把那些披着典型报道外衣的异型报道一个个剔除掉，还典型与典型报道以本来面目，我们有理由相信绝不会有这么多人，对其存在合理性再生狐疑。
三，表象的“轰动”(formal sensation)——典型报道正面社会作用的非决定性因素
“典型报道80年代后期走入相对低谷，这恐怕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20)这句话单从典型报道刊播数量上讲，当然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可来看一下别人的统计资料：
据安岗(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著名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统计，1943年上半年，在《解放日报》上出现的先进人物就有600多人。(21)
在“文革”中，有关大寨的报道仅在一家报纸上统计就达760多篇。(22)
80年代后的6年里，报刊宣传典型人物多达千人。(23)
90年代，新华社1994年一年“向全国报道的先进人物有24个，平均每月两个”(24)
1996年，中央新闻媒体平均一两个月推出一个典型。(25)
只从数量上看，没有人会否认典型报道的数量有趋降之势，但不能仅据此推定典型报道马上会式微乃至消亡下去，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刊播数量的减少、造势降温对典型报道本身来说，不仅不一定是件坏事，反而还有可能是一件维持其良性发展、长期生存的好事。
大凡社会的历史演进，可分为危难期(包括战争与灾难时期)与和平期。一般的说，危难期是暂时的，和平期是长期的。乱世出英雄。危难期社会主要矛盾突出，是英模辈出的阶段，并且这时英雄多以单向度、平面性为特点，不畏艰辛、不惧生死、正气凛然、居功至伟是时代对这些典型的最根本的要求，只要具备了这些特点，即使有其他不足，人们也不会认为他们不够典型。加之此时人心容易凝聚，典型与典型报道的“产销两旺”皆属情理之中，繁荣与轰动的高潮迭起更是不足为怪。篇目多、幅度大、密度大、声势强、效果好，是这时期典型报道的共性，如抗日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反击战以及“98”抗洪、汶川抗震时期皆如此。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和平时期，因为没有了“抛头颅，洒热血”的时代背景，人们往往赋予典型多项度、立体性的渴求与“苛”求：既奉献第一又享受在后；既顾全大局又敬老爱幼；既功绩撩人又谦虚谨慎……这就必然酿出“典型难找，找出难树，树起难保，保住必少”的“典型”生存环境。人们在和平期对典型的诸般求全责备，客观上抑制了典型报道的巨量产出与不断繁荣，但反过来说，经过这般“横挑鼻子，竖挑眼”筛选后的典型与典型报道往往具有较强的“耐用性”，不但能够接受当时的考验，而且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有生命力。
新中国是从战争动荡中、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和平建设时期的，典型报道自然也就从刊播数量上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但数量的减少并不一定是式微与消亡的先兆(更不等同社会正面作用的衰减)。假若中华民族再次面临民族危难，以宣传英模、鼓舞人心为己任的典型报道照样会马上繁荣起来。四个具有划时代影响魅力的人物典型——雷峰(1962年)、焦裕禄(1964年)、孔繁森(1995年)、任长霞(2004年)，并不都是在典型报道“繁荣”的期间推出来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评判典型报道的社会绩效，关键不在表象是否繁荣，形式是否轰动，而在是否以质取胜，出“精”制胜。
回望过去典型报道的几度繁荣，由“穷过渡”典型、“放卫星”典型、“反潮流”典型等连缀起来演奏出的一幕幕新闻宣传闹剧，与其说是它的繁荣期、轰动效果期，不如说是它的悲哀期、异化期。此般表面“繁荣”与“轰动”，式微的越多越好，消亡的越快越好，因为惟其如此，典型报道才有可能卸载掉冗余负荷，走出不顾客观事实与新闻规律、单纯膺服于政治诉求的泥淖。
1964年前后在反思典型报道的经验教训时，刘少奇提出“学大庆学毛选，学解放军都有形式主义”，批评《人民日报》发表的典型太多了，太多了就可能虚假。邓小平、薄一波也提出，典型不要太集中，对典型要作全面评价等。20世纪60-70年代，政治挂帅的“极左的新闻观点却风行全国，尽显盛气凌人之势”(26)，加之新闻宣传战线长期放大和强化新闻事业“是一定的阶级、政党或社会集团的舆论工具，并为他们的特定的利益服务”(27)的观点，因此使典型报道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
血的教训告诉我们，错把次要矛盾当主要来抓，人为制造阶级矛盾，大搞政治运动，捏造“典型”，大推“典型”，追求“轰动效应”为失误路线服务，到头来只能是既误国殃民，又危及典型与典型报道的形象。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除去那些屡次造成表面轰动的异型报道，舍去民族危难时期等特殊语境下的典型报道，再来做数字统计，并据此作典型报道是否“式微”、“低谷”的推断，这样才能让人信服。况且，典型报道的一时篇目多寡与数量升降，未必能反映出其生存与发展的真实情况。
社会环境的变化引发生存危机与竞争，造成一时的手足无措和暂时“低谷”，这不仅是典型报道遭遇的尴尬，影院在锐减，剧场改成了咖啡厅，小说销路差，诗歌少人颂……这些都是人所共睹。曾几何时，广播一出现，有人就推断报纸已成“秋后蚂蚱”；当电视进入寻常百姓家时，又有人急言广播必死无疑，如今有了因特网，有人又断定电视马上会退出历史舞台。电影、戏剧、小说、诗歌、报纸、广播、电视，都像典型报道那样有过无限昔日繁荣与轰动，都曾因暂时“式微”而被许多人判过“死刑”，可至今亡者几何？大多非但没亡，而且还都扬长避短，有了新发展。何也？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社会主义大业仍需要它们发挥各自专长为其服务，尤其是作为中国党和政府宣传、发动、组织、鼓舞群众，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任务得力工具之一的典型报道，其生存根基与发展空间仍然不可小觑。
四，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典型报道面向未来的必由之路(guidepost)
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时代，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世界文化的全球化，带动了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流与融合。“当下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文化全球化裹挟下的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进一步造成了对传统价值理念的冲击。”(28)。冷战阴霾的渐行渐远、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日益消解、各种生活方式与观念的纷至沓来、跨文化新闻传播的风起云涌等极大地激活了国人的主体意识与自我判断能力，推动了受众的媒体选择与新闻消费的多样化、分层化，这都使典型报道幻想像昔日那样，动不动就产生“轰动”几乎成为不可能，也显得大可不必。因为历史在变，媒介环境在变，追求“以不变应万变”的表面轰动与繁荣，这不但有强人(典型报道)所难之嫌，更不是典型报道追求的应然目标。
随着全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受众主体意识与判断力的增强，美国学者霍夫兰“劝服效果”研究项目的成果(29)提醒我们，再用过去那种“一面说”(只要是正面典型就正气浩荡，什么都好，什么都对；相反，只要是反面典型就一坏百坏，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的典型宣传方式，不但起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而且时间久了，还会使人产生逆反心理，排斥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社会越进步，人们明辨事理的能力越强，社会思想与文化体系越多元，越要求典型报道采取“两面说”(写正面典型在凸显其光明面之际，不能搞文过饰非；写反面典型时要一分为二，不能背离实际把其描写成万恶典型)的方式还典型以本来面目，让受众在接受典型引导时心服口服、心甘情愿。
客观而言，典型报道除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上世纪出现较大波折外，最近几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面相：典型越来越展现出“普通”的一面，并日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中的可敬、可近、可爱、可比、可学、可赶、可超的一分子，正如知名学者尹韵公所言，典型报道当下最具突破性的转变就是由追求报道对象的“高、大、全”到强调“片面完美”。(30)李春燕、洪战辉、王顺友、黄舸、林秀贞、谢延信、熊宁等一个个“片面完美”典型的传播致效，诠释了典型报道必须与时俱进、应时而变的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以传统典型人物(宣传)的遴选尺度来看，他们大都不是什么“根正苗红”的社会精英(elite)或领导干部，甚至连党员都不是，而且更没有做出什么惊世骇俗、震撼寰宇的骄人壮举，这些很难进入传统“高大全”模式取景框的典型之所以在社会上引发普罗大众的广泛好评与普遍共鸣，就在于他们仅仅在常人不屑一顾的某方面做得非常“杰出”，“杰出”得人人可凭兴趣善始却难以有恒心善终。他们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圣人，但却是“片面完美”的凡人、“超人”(在某方面做得超过一般人的人)。刘春燕的价值在于永远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的职业操守，而这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行各业所最急缺的；王顺友的价值在于告诉我们，应对一时工作的“孤独”与“默默无闻”并不难做到，难做到是如何面对一世的“孤独”与“默默无闻”的工作而心静气淡，而这也是我们人生历练与抉择中所稀缺的；黄舸的价值是他的知恩图报，这不失为拯救社会道德堕落的一剂强心针；洪战辉、林秀贞与熊宁的价值是她们的大爱无疆、爱不唯亲，这更是现代和谐社会所应极力维护与倡导的……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他能做到“片面完美”、单项超强，就能成为典型报道的关切对象，这不但是对其传统“高大全”模式的纠偏与“颠覆”，更是典型报道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环境不断改变的必然结局。
实际上，如果不只以数量多寡骘兴敝、以造势高低论盛衰，而主要从对人心灵的净化、感染程度来考量，时下典型报道的正面社会作用与传播影响并不一定比过去逊色几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典型报道不是正在走向式微，恰恰相反，因其越来越少了“神性”(divinity)多了“人性”(humanity)(指典型人物的言谈举止)；少了“蛮性”(unreason)多了“理性”(rationality)(指典型塑造的逻辑性)；少了“硬性”(compulsoriness)多了“软性”(flexibility)(指典型报道的行政干预)；少了“僵性”(stiffness)多了“活性”(vividness)(指典型报道的写作模式)，而日益展现出生机不竭的发展势头。
孔繁森、任长霞、洪占辉、王顺友等典型人物的感人事迹犹在耳畔；汶川地震中以赵忠兴、伏玉琼、瞿永安、蒋晓娟等为代表的抗震救灾英雄群体(31)的典型报道又入眼帘……任何事物的恒长生存决不取决于风光一时的偶然性，而是深潜于下、决定外部表征的必然性使然。典型报道在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的根本原因既具有历史的逻辑，更具有“政治逻辑，文化逻辑和经济逻辑”(32)。典型报道在中国，绝非昙花只此一现，作为一种新闻报道形式，它尽管首先诞生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但真正扎根生存下来至今仍屡见报端的尤中国为甚，恰似苏维埃革命首先取胜于苏联，而今天恐怕只有中国把它坚持得较成功一样。
一定要科学、理性地反思与省察典型报道的历史功过，典型报道的屡次“失足”并不都是自身“不检点”造成的，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人们赋予其太多难以负荷之重所致。表象的繁荣、形式的轰动、高大全模式的盛行，并不是衡量典型报道社会作用与生存前景的关键因素，不管是在困境中(Predicament)抑或逆境中(adversity)，只要不断求新思变，谨遵新闻传播规律，在困境中不断扬(develop the useful)弃(discard the useless)，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恪守以质取胜原则，典型报道的明天依然能够不辱使命，有所作为。
当下，典型报道“繁荣”与“轰动”局面的相对收缩，并不意味着它已圆满完成历史使命，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期。我们既不能像过去那样过分倚重典型报道，不关心受众对新闻品种多样性的需求，更不能无视其积极的一面，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棒喝其出局。受众的相对有限性、媒介的无限递增性，最终必然导致诸媒体受众的相对减少与各种新闻报道样式传播效果的相对降低。面对全球化浪潮和跨文化新闻传播语境的急速莅临，立足国内，放眼世界，不断地从中外新闻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运用辩证法，在选择、采写、报道、宣传、树立、推广典型时，把握好条件与内因，变化与联系，整体与局部，可能与现实，特别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等诸对矛盾的对立统一，典型报道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定会继往开来，开掘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注释：
①尹韵公：《从“高、大、全”到片面完美——兼论典型人物报道的时代内涵》，《电视研究》2000年第11期，8页。
②陈力丹：《典型报道之我见》，《新闻学刊》，1987年第1期。转引自寒冰：《典型报道的人本化发展趋势》，《青年记者》，2007年11月下
③刘磊：《典型报道的挽歌》，2001年09月10日17:56,http://home.donews.com/donews/article/1/15884.html,2008-10-20
④朱清河：《典型报道缘起谈》，《新闻知识》2006年4期。
⑤吴廷俊、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⑥张威：《典型报道：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独特景观》，2005年10月12日，http://www.donews.com/Content/200510/6a8c421df84848bdb22fe5be99729b2d.shtm,2008年7月20日。
⑦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475页。
⑧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267-288页。
⑨《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8页。
⑩李良荣：《关于典型和典型报道》，《新闻战线》1981年第3期。
(11)中国社科院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50-5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1261页。
(13)朱清河：《典型报道：理论、应用与反思》，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37-38页。
(14)《以人为本：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2008年3月27日，http://www.hbea.edu.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478,2008年7月23日。
(15)郭学旺：《毛泽东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北京：中国言石出版社，1997年，213页。
(16)蒯乐昊：《26年后寻找英雄张华》，《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2期。
(17)刘杰诚：《华岳魂——张华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13页。
(18)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54页。
(19)童兵：《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89页。
(20)姚福申：《新世纪中国新闻传播评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464页。
(21)安岗：《论典型报道》，《新闻论集》，天津：天津出版社，1982年，50页。
(22)安岗：《论典型报道》，《新闻论集》，天津：天津出版社，1982年，50页。
(23)余小萄：《浅论“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新闻学刊》1987年第1期，18页。
(24)郭超人：《喉舌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437页。
(25)刘向东、姜圣瑜：《让时代凯歌响彻云霄》，《新闻战线》1997年第3期，9页。
(26)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135页。
(27)何梓华、成美：《新闻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36页。
(28)朱清河、刘娜：《全球化语境下典型报道的趋势》，《当代传播》2008年4期，102页。
(29)Hovland,C.L.,Lumsdaine,A.A.and Sheffield,F.D.,Experiments on Communic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9
(30)尹韵公：《从“高、大、全”到片面完美——兼论典型人物报道的时代内涵》，《电视研究》2000年第11期，9页。
(31)《地震灾区，有坚强的堡垒不屈的脊梁！》，2008年7月3日，http://www.luckup.net/show.aspx?id=60270&cid=165,2008年7月22日。
(32)单波：《论二十世纪中国新闻业和新闻观念的发展》，《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总第111期)，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