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终结 从神学、哲学到人学（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神学论文,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的终结，指哲学研究的价值在人类新时代的消失，或者指哲学研究的内容对于人类的命运事实上已无关痛痒。哲学在新时代的命运正如神学在近现代的命运，它的继续存在与否实际上与改变人类的命运已没有多大关系。面临21世纪的新时代，人类将呼吁人学，而不是继续依靠任何传统意义下的哲学。无论从古希腊的传统还是近代西方的传统而言，哲学都已丧失了应付人类新时代的问题的能力了。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已经完全遗传给了科学。这种传统在科学领域的发扬光大以及实际上取得的成就已经全面淹没了哲学昔日的光辉。面临21世纪，哲学应该寿终正寝了。
宣告哲学的终结并不是个人一时情感的表白，而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发现，是人类命运与人类自身对人性的追求的必然结果。能够全面揭示人性的只能是人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首先对人类自古以来的神学、哲学和人学产生和发展的状况作一番总的概括性的论述。
从本质上说，神学、哲学和人学都是人类的精神学，都是以研究人性的本质为己任的学说，只不过它们各自有所侧重，而且在时代的（进步的）意义上分别代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都是致力于探讨人类的生命意义，亦即人类原精神性的大学问。在这个意义上，神学、哲学同样是人学、人性学、人类生命意义价值学。
神学、哲学、人学既是人性之学、人类生命意义价值之学，也即大写的人学的不同空间的折射、反映，也是大写的人学不同时间（历史时代）的折射、反映，同时又是不同信息意义上的人性内涵的不断深层化、系统化、精粹化的折射、反映。
人类在地球上的产生，从古猿人到今人，其间虽有不下数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的历程，但真正具有对人类自身生命意义的反思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至多可以上溯到距今天仅仅2000多年前。也就是说，人类仅仅在2000多年前才真正开始了对自身生命价值意义的思考，并有所发现。这种思考发现不是天赋的、自然的产物，它完全是人类后天少数天才的伟大发现。即使到了今天，有能力反思自己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人也是不多的，绝大多数的人都只在为自己现时的利益、为应付自己艰难的生存环境而无可奈何地挣扎着生活。
正是那少数天才人物的思索和大无畏的行动，才开始产生了人类自身后天的不同于大自然先天遗传的文化，开始了除先天基因遗传之外的人类自身后天文化的遗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对自身生命意义的反思，才真正开始了人类自身后天文化的加速创造。人类文化的核心即是人类生命意义的发现。抓住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人类的文化愈来愈变成了文化的沙漠？这是因为现代的人类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对自身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历史反思，而至几乎完全沦为在这方面无所思考的动物——人形动物。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只为了“钱”和钱所赋予人的肉体感性的“享乐”而活着。为了钱，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时间中，生命都只顾不停地奔波。极为可悲的是，在这种匆匆忙忙的奔波中，人们只顾得上极其短视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了钱，人们宁可尔虞我诈，去毁灭人性，去抢，去骗，去偷，去卖淫，去贩毒，去杀人，去为非作歹，陷自己于不仁不义、不诚不信的污泥浊水之中而难以自拔，而根本无暇去思考，甚至根本不懂得去如何思考自己作为人的人性的意义和价值。人们的大脑甚至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自身生命意义反思的能力了。贫者贱者固然可能是如此，富者贵者也依然可能是如此。后者尽管有充裕的时间、空间和物质条件让他凝视和思索自己的生存，可是他们却只是在与芸芸众生的疲于奔命的尖锐对照中得到了自身富贵荣耀的反衬，他们被那种并不属于人性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充塞了、膨胀了、偷换了、虚幻了，他们甘心情愿地使自己变成了一堆人间的腐肉、废料。如果说贫者贱者无暇顾及自身生命的意义价值的话，那么富者贵者则是无能顾及自身生命的意义价值，或者他们索性把与他人（特别是贫者贱者）的疲于奔命所尖锐对照之下的自己的闲逸懒散、花天酒地的生活看作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本身。这种为世人妒羡的虚荣象瘟疫一般遍及今日世界，并且正日甚一日地走向毁灭人性和全人类自身。
人类的肉体是靠生物基因的遗传和缓慢的进化才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的，人类的文化同样靠后天人类思考的产物（语言、文字、话语、命题……）的遗传和缓慢的再创造才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生物体进化的核心是基因结构，生物人体的遗传基因结构迄今的进化历程至少长达50亿年以上。人类文化进化的核心则是人类对自身生命意义价值进行反思的思想（理论）结构，人类开始具有对自身生命意义价值进行反思的历史迄今至多不超过1万年， 这种反思的思想理论结构产生的历史就更短，迄今至多不超过3000年，具体言之，至多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 年前后。这种反思的思想（理论）结构表现为不同人类空间人类思考产物的神学、哲学和人学；它在不同的时间也表现为反映人类不同历史时代精神的神学、哲学和人学；它在不同的信息结构的意义上更表现为不断成熟、发达、甚至逐渐趋于死亡和新生的思想（理论）结构的神学、哲学和人学。笔者认为，神学在19世纪后期便已经死亡了，哲学在本世纪末也正在加速趋于死亡。它们的死亡是它们所具有的偏于某种历史局限性的特有的人学形式的死亡，这种死亡恰好表明更完善的人学形式的可能诞生，也即大写的人学形式在新的时代（21世纪）的诞生。
21世纪的人类应该欢迎人学时代的到来，它应该是大写的人学时代的到来，也即它应该是融合了人类历史上一切神学、哲学和人学的地域性、历史性和信息结构性的精华的大人学诞生的时代的到来。
笔者认为，人类只是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200年（或者按另一种说法，是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500年）这1000年中才逐渐诞生了原始的人学，而且它在不同的人类地区具有不同的形态。此外，原始人学主要在四个人类地区表现得更突出，它们是古希伯来和古印度人的神学、古希腊人的哲学和古中国人的原初的人学。其中古希伯来人的神学与古印度人的神学又不同，前者为唯一神论神学。笔者认为，唯一神论神学是真正富含人类信仰精神的神学，古印度人的神学为多神论神学，它兼有神学、哲学和人学某些原初浑沌的共性和复杂性，因此，印度人的神学并未真正突显出人类的信仰精神，由于其原初的浑沌性和所含内容的复杂性，反而淹没了真信仰精神的光辉。但也正是因此，虽然古印度人对世界人类文化的贡献不及古希伯来人、古希腊人和古中国人那么鲜明，然而它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它所创造的原始人学的某种包融性。因此，我们今天对古印度人学创造的贡献不应有任何轻视。在21世纪以后的未来岁月中，可以说正是古中国人文化创造的独特性和古印度人文化创造的包融性可能为全人类的大人学的更深刻、更巨伟的全面的互补性和包融性提供重要的历史思想准备和进一步创新的有利条件，它们可以为喧嚣于人类历史和现实近5 个世纪的西方文化模式提供有利于全人类今后生存和幸福的文化补充，并与古希伯来人、古希腊人以及近现代西方人所创造的神学、哲学一道，共同为创立全人类的新时代的大人学提供坚实的文化和文明的基础。
自古以来最有价值的神学是古希伯来人创造的神学。它为人类创发了真正的有利于人类生存的信仰的原精神。古希伯来人神学的最伟大的著作即《圣经》，其中包括犹太教的《旧约》和后来基督教先知增加的《新约》。无论《旧约》还是《新约》，人们不难发现，其中所表现的思想都代表了其相应时代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奴役者的心声。创作圣经所有文字的人们——古代希伯来人的先知几乎全都是其时代的出身微贱者（作为对照，创作《论语》及其他中国经典的古中国圣人，创作希腊哲学著作的古希腊哲人，创作《吠陀》、《奥义书》、佛经等古代经典的古印度智者，几乎全都属于社会中的贵族，至少是非奴隶的平民，有的如印度的佛陀，甚至本身还曾是王子，是可能当上国王的人物）。古希伯来人的宗教先知们的声音实际上是代表其时代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奴役者向人类未知的领域（神圣的领域、诸神的领域、上帝的领域）发出的求救的呼吁，以及对压迫者、剥削者、奴役者的抗议、诅咒和要求报复的仇恨之声。希伯来人的神——雅和华是一个心血如火、疾恶如仇而且满怀嫉妒情感的报复之神。凡是认真读过圣经的人都不难感受到这一点。在这方面，犹太教的《旧约》比基督教的《新约》还更甚。由此不难想到，为什么犹太人的革命精神在世界各民族之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历史上最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不少是犹太人。例如，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思想家马克思是犹太人，本世纪初俄国革命的七巨头中有5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 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是犹太人，甚至列宁据说也有犹太血统。此外，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思想的创造者往往也是犹太人，如近代最早的自由思想家斯宾诺莎，现代最伟大的科学革命思想家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哥德尔等。在巴勒斯坦这块小小的新月之地，几千年来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犹太人反抗、起义、革命的声影，也正因此，犹太人的圣殿曾一再被外族入侵者摧毁或被建成外族人的神殿，犹太人的子孙曾一再被迫失去家园、远逃他乡。这是因为什么？其中的原因固然有许多，但有一条我想是不言而喻的，只要犹太人不断地阅读他们祖先留下的圣经，或口头传播他们的先知们的预言，他们内心的革命之火就永远也不会熄灭（与此相似但情态却完全相反的是，不断阅读《论语》的中国人的内心则是最缺乏革命的火焰。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两个被人们讥笑为只靠一本书而生存的民族，中国人的一本书是孔子的《论语》，犹太人的一本书是《圣经》）。
《圣经》教育了犹太人2000多年，后来又接着教育了西方人2000年。这样说不是想说明人类信仰精神的实质即是革命精神，这对于后来的基督教徒来说至少不是完全相符的历史事实。在这一点上，尼采的直觉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说：“读者可能已经猜到，我不喜欢《新约全书》，以我的趣味，在评价这部最受尊崇、过于受尊崇的文件时竟如此孤立，这几乎使我有点不安：2000年的趣味都在反对我。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这样，我不能是别样。我有勇气保持我的不好的趣味。《旧约全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非常敬佩《旧约全书》，在那里我找到了伟大的人、英雄的境地，还有某种地球上罕见的东西，这就是强健心灵的无可比拟的天真。更为重要的是，我找到了人民。可是《新约全书》中却净是些琐碎的宗派事务，净是些秘密集会的空气，别忘了，偶尔还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甜蜜气息，这种气息是时代的特征（也是罗马省份的特征），它既不是犹太人的，也不是希腊人的。在《新约全书》中，恭顺谦卑与妄自尊大同时并存，关于感觉的多嘴多舌几乎使人头昏脑胀。这里缺乏热情，只有上瘾，只有令人难堪的表情游戏……”
按照尼采的说法，基督教是使人丧失革命斗志和反抗精神的毒药。它宣扬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应把右脸也凑上去让他打。这是中世纪教会权力当局因其世俗的利益而阉割了原始圣经的精神的结果。而且基督教徒突显了人类具有“原罪”的观念，因此，在人类抗恶精神的谱系上，基督教显然比犹太教后退了一步，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的兴起并成为西方人普遍的宗教这一点却是犹太教望尘莫及的，而且正是因为这一点，犹太教徒反而在西方的基督教地区变成了令人憎恶的异教徒，一再受到西方基督教徒的歧视和迫害。
这里，我们不讨论犹太教的《旧约全书》或者基督教的《新约全书》哪一个在历史上更成功，而是更关心它们共同的精华——人类伟大的信仰原精神究竟在哪里表现得更为鲜明。在这一点上，我赞成尼采的判断，的确《旧约全书》比《新约全书》更伟大、更启迪人类的原精神——信仰精神。因此，犹太教其实在信仰精神上比基督教更鲜明、更执着、更具有人性的魅力。当然，从历史功绩的考察上看，我们又不能不倚重基督教。如果没有耶稣、保罗、彼得等后来的先知们的努力，犹太教恐怕只能随着他们偏狭的民族性而让他们伟大的革命的人性的信仰精神只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苟延残喘，而难有如后来基督教那样在世界的广阔天地中纵横捭阖的日子。没有了基督教，我们真难以想象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会有今日西方人傲视天下的科学与民主吗？会有西方人今天在全世界一切地区喧嚣的“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吗？我看很难。
古希伯来人的信仰精神其实是反抗宇宙永恒性的求真精神，信仰精神的精粹其实即是种植于人类心田的反抗一切永恒不变性的求真的种子。在这点上，虽然古希腊人有反抗的物质、反抗的肉体，但没有反抗的灵魂即反抗的真精神，所以古希腊人虽可以反抗并打败外部强大的波斯，却没有在希腊奴隶们的心中种植下反抗不平等的基因种子，即反抗的灵魂、精神。正是因此，雅典人的民主精神最终敌不过斯巴达人的专制精神，而且继承古希腊人社会事业的也只能是扩张了奴隶制度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和以成功的奴隶制社会挺立于西方半边天的古罗马共和国以及后来的专制帝国。古希腊雅典的民主精神只不过是一朵开在不民主的人类文明大树之上的凌霄花，是一朵短命的花。真正民主精神的根是由古希伯来人深埋在人类心灵中的信仰精神，只有真正具备历史眼光的人才可能心领神会到我的这个观点的真髓。奴隶的子孙们真正应该感谢的不是古希腊的哲人，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而根本上应是摩西、以利亚、耶稣等古希伯来伟大的先知，他们才真正是为了一切后世奴隶们的平等人格说话和呐喊的伟人。这种伟大先知的传统在近代人类历史上也体现在犹太人马克思的身上。古希伯来人伟大的神学精神传统即深深扎根于他们遗留给后人的圣经之中，而其中又尤其在《旧约全书》的精神传统之中。
然而，当信仰的精神一旦被宣布为某一社会群体或集团权力表达的宣言和公开招摇的旗帜的时候，其伟大的精神也就开始蒙尘了。当西罗马帝国濒于灭亡、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救命稻草而被宣布为国教的时候，基督教作为一种人类的宗教便开始在西方气运亨通了，但同时，教会上层人物和集团之间也开始为争权夺利而拼命地互相卡脖子和大行分裂了。愈是分裂的时代，人们便愈是吁求理性，反过来也一样，愈是吁求理性，人们便愈是加深分裂。于是兴起了新神学的时代，即中世纪经院哲学—神学的时代。为圣经作注解的教士、学者们开始象蛀虫一样镂空圣经的真精神，人们纷纷用种种理性的招牌来打扮上帝。这时候的上帝日渐变成了理性的化身，而不再是怒目相向、愤世疾俗的复仇之神了。人们吁求拯救、吁求复仇的激情也渐渐变成维护既得利益者的不公平的安宁、非正义的稳定和充满欺压凌辱的和平。人们追求人间世纪末审判的热情也终于变成追求天国来世的虚无飘渺的幸福的愿望。人类革命（革新自己的命运）的精神之火渐渐变成连烟也不冒一丝的一堆文化的灰烬。世间的真理被固死在教会的教条之中，而不再存在于激起人们求真愿望的激情之中。这就是西方历史之中的中世纪将近1000年之间的西方人们的大体的心态。
最初穷人、受欺负者、受压迫者、奴隶们的上帝，这时候渐渐变成了富人、贵族、当权者等社会既得利益者的上帝。原先仅被当作抒发愤世疾俗和仇恨的激情的对象的上帝，现在愈来愈被饰以理性，甚至最后变成绝对理性精神的化身。这件工作最终由德国古典哲学及其集大成者黑格尔用他的哲学来完成。
在公元初前后的古代，最具有自然理性精神的是古希腊哲人。他们的哲学是当时人类理性精神的高峰，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著述，更是人类有形的理性精神的最高成就。古希腊人的哲学成就传给了罗马人，最初是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哲学，他们给罗马人带去了法律理性的精神，但也带去了物质的享乐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禁欲主义。随着基督教的传入，深通古希腊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把古希腊最盛时期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传到了罗马帝国的中心。
对上帝加以理性化修饰的第一件伟大的思想工具即是柏拉图的理念，这个世界人类最高精神的真本供给了人类想象上帝的理性形象，它是世间一切，包括人的真本。而世间一切，包括人，都是它的模本和造物。按照奥古斯丁的概括，上帝是“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不变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的（奥古斯丁：《忏悔录》）。奥古斯丁是用柏拉图哲学改造神学、诠释圣经的最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他的《上帝之城》是柏拉图《理想国》在神学中的再现，不同的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预想的是一个哲学家当国王和国王是哲学家的国度，而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预设的是教会的神权高于国王和贵族的俗权的真理，这个真理到了今天应该重新表述为人类精神自由的权利高于一切世俗的权力和权利。奥古斯丁预言，上帝之城将战胜并取代尘世之城。尽管此论最终的旨意是维护教会的权益，但客观上在人类社会的权力领域预埋下了否定专制权力（一元化权力）的观念基础。在这点上不能不认为奥古斯丁在一定程度上仍旧继承了最初古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精神，从而为西方人后世民主花朵的开放预埋下了革命的种子。比较之下，中国人自古迄今都表现得缺乏这种精神的种子，所以中国人没有能力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冲破几千年极权专制的传统，而只能等待19世纪之后西方人把这种精神的种子带到中国来，这是后话。
奥古斯丁继承古希伯来人信仰精神的另一项重大成就是他突出了《圣经》中体现的人性本恶的观点，把人类“原罪”的观念如在岩石上刻字一般深深地刻在了西方历代基督教徒的心里，这也是他用柏拉图的理念使上帝观念理性化的必然产物。上帝既然至美至善，那么人间的罪恶就不可能来自上帝，而既然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那么人间的罪恶来自何处呢？奥古斯丁很自然地抓住了《圣经》中的历史传说，更重要的是他特别重点地突出了这种传说，即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教导，偷食了伊甸园智慧之树上的果实，彼此犯了奸淫，从而为人类的子孙遗留下了永远向上帝赎罪，并向上帝求得拯救的原罪之根。显然，把偷食果实和通奸说成人类的“原罪”，的确有点牵强，或者说小题大作，所以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对人性本恶的观念的认识。但不管如何，它的确是歪打正着，从此，在西方人中确定了人性本恶的不可否定的观念倾向。这种倾向正好与中国人的人性本善的观念倾向构成截然相反的对照。
人性本恶与信仰精神是互为表里的一对基本的人学范畴。没有人性本恶，人类就不需要信仰精神，而没有了信仰精神，人类的人性本恶也就无以产生和升华成为人类对于真、善、美的生命追求过程，从而认定人性本恶的人类也就根本失去了人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点正好与中国人的人性本善与仁爱精神这一对基本的人学范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西方思想史上，奥古斯丁的另一个重要之点是，他把人类的宗教信仰从人类激情奔放的感性领域引入了理性思维的领域。他的一句名言是：“我思，故上帝在。”这句话无疑启发了后来的近代西方哲学之父笛卡儿的另一句相似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这又是后话。
信仰之根深植于恐惧和仇恨，理性之根深植于世俗的利益。从信仰出发而形成的教会为了在现实生活中巩固其在人世间的地位，势必要为自己寻找理性的招牌。犹太教的纯粹的信仰使人常受到恐惧和仇恨的激励，这虽然可以吸引社会中大多数穷人和被奴役者的皈依，但毕竟不能为宗教组织本身带来多大的社会利益和地位。基督教会显然不同于犹太教组织，它作为西方不同民族共同的宗教，作为跨国界的宗教，尤其是作为连统治者也崇奉的国教，不能不为自己找到一种理性的装饰。理性与人们种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联。中世纪以来的神学家、经院哲学家以及种种不愿放弃宗教信仰的哲学家，都力求在信仰与理性之间找到一种桥梁、通道，甚至索性视信仰为理性的信仰，视上帝为绝对的理性精神本身。上帝至真、至善、至美、全知全能，上帝不能不是理性至极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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