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裂变与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东欧论文,马克思论文,苏联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阶级的联合”，正像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团结了占各民族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人民，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虽是不同民族但曾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那些虽是来自各方但是为了共同的祖国而流血战斗的人们却彼此分离，甚至兵戎相见，这怎能不让我们激愤，怎能不让我们深思！虽然究其根本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少数“民主派”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各民族失去了团结统一的基础，导致了各民族的离散、国家的分裂。但是，这一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重大悲剧的发生，不能不促使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进行思考，促使我们反思一个先进的革命的理论与先进的但不完善的制度之间、先进的普遍的理论与落后的个别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与误差。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创始人，他们从始至终把在资本主义世界引起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判断其他一切运动的出发点。在他们看来，民族问题是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核心问题的。因此，他们对一个民族是否进步是以这个民族对当时欧洲革命运动的到来是起促进还是起阻碍作用为标准的，对当时发生的各种民族运动的性质判断也是依照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是否有利为根据的。他们把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看作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的一个附产品。“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①]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的起点是“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②]因此，各民族之间的对立、各民族内部的对立都是由于阶级对立引起的。到了资产阶级时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承担起消灭阶级对立的历史使命，而以往被压迫阶级反抗斗争的失败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③]因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④]总之，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首先是产生了它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进而充分阐述了无产阶级优越性和独特性，指出：“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不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⑤]“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⑥]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强调“民族的”意思与资产阶级的理解不同，显然是指“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⑦]无产阶级这一本身由于大工业生产和革命联合起来的“超”民族的阶级成为一个国家或原来民族的统治阶级，它把自己“组织成为民族”，“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无产阶级民族。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规律决定的。是对狭隘的旧的民族概念的伟大超越。马克思在1847年11月29日发表的《论波兰》的演说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他说：“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对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心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克服了一切民族间和工业中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目前正是引起民族互相敌视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⑧]与此相关，在共产党人与民族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⑨]
马克思恩格斯对阶级与民族的关系、无产阶级与民族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问题的关系、共产党人与民族利益的关系的逻辑推演和阐述表现了他们作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的崇高理想和伟大胸怀，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是基于无产阶级在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革命并取得成功为设想的；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高度发达而摧毁民族壁垒，“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民族”[⑩]为条件；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使无产阶级政治利益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情况下，“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所有被压迫人民就不能获得解放为原因的。这和苏联东欧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显然有重大差别的，马恩的理论和当时的革命实践环境相比，现实显然没有达到理论要求的高度。这里并不存在理论超越现实的问题，而只存在如何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问题的理论创造性地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只存在实事求是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精髓，还是教条主义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条条甚至只是形式主义地满足于理论对现实的图解。
可是，苏联等国家在处理严重复杂的民族矛盾时就存在这种错误倾向：一是主观主义地认为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一切民族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突出地表现在苏联建国后忽视从加强国家统一、巩固人民民主集中制的战略高度去看待民族问题，党内缺乏解决民族问题的长远规划和坚强决心，只是一味地期待公有制的发展和完善会自然而然使民族问题消失。所以，从斯大林开始盲目地进行共产主义冒进，试图以理论的预见来消除现实的矛盾，虽然后来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上调子一再下调，但在民族问题上粉饰现实、掩盖矛盾的做法是愈演愈烈，以致在党中央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在苏联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对于民族问题这样复杂而又客观存在的矛盾只能起促发作用。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再次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是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方法。二是试图以无产阶级利益完全代替民族利益，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需要顶替民族正当要求，违反了民族发展的历史客观规律，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国内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统一产生矛盾，并演化为严重的对立。原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对待国内民族问题上都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教条主义地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共产党人应该超越民族利益的思想，特别是像斯大林、铁托这样的威望极高的领袖人物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行为，对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和国内民族矛盾都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斯大林在国内表现出的集权主义做法和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大国主义行径，对国内民族矛盾的积累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铁托以“作为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一种形式的南斯拉夫主义”(11)来掩盖实质上以一种民族主义压制另一种民族主义的政策，其结果不仅给南斯拉夫的民族冲突埋下了隐患而且最终也使搞分离主义的人自食苦果。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问题的理论是以欧洲各国民族发展史为背景，以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为前提的，它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普遍真理，但必须和各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理论的巨大作用，如果是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的、形式主义的，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干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事，其结果必将在实践中遭到惨败。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垄断帝国主义过渡的准备阶段，那时这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面临国内的各种矛盾和国际各种冲突大爆发的前夜。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作为一个欧洲人自然把目光主要集中在欧洲发生的事件上，一方面当时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两个阶级的矛盾的确已到了“白炽”化状态，最具有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和成功的条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民族问题的焦点是欧洲或以欧洲为中心来阐述他们对资本主义与殖民地、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运动的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是，当时信息传媒的落后和对世界其他地区民族历史研究的缺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民族史的研究在西方世界占统治地位，这些不能不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某些民族问题的个别观点上出现偏差。但这些表现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偏差不但没有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产生半点污损，相反，它证明了那些企图把马克思恩格斯说成是“神”，然后再加以恶毒攻击的人的卑鄙和渺小。
马克思恩格斯把欧洲作为革命可能发生的中心，并主要关注欧洲各国家发生的民族斗争，当然与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有关。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把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生产和由此产生的一个代表人类社会未来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作为基本条件的，“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产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来进行的社会革命。”(12)问题的焦点是在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和变化上。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步作用，并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再发生的低于资产阶级的阶级之间的斗争都是局部意义的、个别落后国家或民族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对类似这种阶级斗争的判断首先是以它是否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或能否引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为前提的。例如早在1848年欧洲革命以前，马克思就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德国的现状进行抨击：“所以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做锁链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的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所以，马克思在1848年底《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文章中写道：“三月革命决不是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过自己的世纪，反而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个世纪以上。”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13)但是欧洲无产阶级的壮大并没有把革命斗争的点点火焰变成熊熊烈火，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欧洲主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发动的全面革命并没有出现，这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两个影响：一个是他们有机会更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其成果《资本论》——就是他们对人类思想宝库的伟大贡献。一个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俄罗斯、东欧和其他一些非欧洲国家的革命斗争上来。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他们的上述观点一直没有改变，即使是对俄国革命抱有一定的希望也是与西方革命同时发生为条件的。这就使马克思恩格斯对帝国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不够，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爆发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化的可能性注意不多。其实他们已经注意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变化。1858年对欧洲革命形势有些失望的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道：“我认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了的无产阶级。”(14)
但历史并没有给马克思恩格斯以充分的时间去了解俄国工人阶级、亚洲国家工人阶级的迅速增长和他们自身的独特性，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和亚洲才显露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兆，而在此之前，沙皇俄国一直是欧洲封建专制统治的堡垒。马克思恩格斯对沙皇奉行的扩张主义政策和建立大斯拉夫帝国的野心深恶痛绝，曾经给予最猛烈的抨击。在这个问题上一定的“欧洲中心”的意识影响了他们对其他落后民族无产阶级革命积极性的肯定和支持，而且主要是恩格斯的某种说法。如恩格斯在1852年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曾说道：“德国的斯拉夫人恢复独立的民族生存的尝试，现在而且多半是永远地就这样完结了。……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波西米亚人、克伦地亚人、达尔马提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800年时的政治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告诉他们，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如果说易北河和萨利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统的民族所占据，那么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民族征服、吞并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德意志人进行吞并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日耳曼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团结一致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15)恩格斯在抨击泛斯拉夫主义时曾说：“捷克人（我们把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也算在内，尽管他们的语言和历史有所捇同）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从查理大帝时代起，波希米亚就并入了德国。有一个短时期，捷克民族曾获得了解放，建立了大莫拉维亚帝国，但是很快又被征服了，在五百年中它一直像皮球一样，在德国、匈牙利和波兰之间被抛来抛去。此后，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最后并入了德国，斯洛伐克地区则留给了匈牙利。这个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还要要求独立吗？”(16)恩格斯的这些草率的观点显然有日尔曼化的倾向，而且对东欧民族的历史和无产阶级革命热情也是不公正的。恩格斯曾在《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一文中主张“对俄国作战是……唯一能够保卫德国的荣誉和利益的办法”。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某些观点曾在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和东欧民族中引起过反响。1934年斯大林写了《论恩格斯的＜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在文章中斯大林以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回击了恩格斯的一些观点，并公然为沙皇的扩张主义政策辩护。1938年苏联拍摄历史巨片《彼得大帝》，明显地美化沙皇和为侵略战争中的英雄歌功颂德。当然，这和恩格斯的上述观点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这些观点和恩格斯的整体思想是毫无联系的，但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的出现必然是以另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的出现为前提的，特别是那些领导国家和民族成功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们的思想。
综上所述，在落后国家和民族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相结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坚决摒弃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恶劣作风，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发挥出无穷的力量和作用。苏联东欧民族问题的爆发尤其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民族问题上决不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条条，对如何解决本国的民族问题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高度出发，才能确实认识和把握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才能正确理解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的民族问题。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12) (13)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292、303、276～277、283、291、283～284、308～309、285、277、236、273、282、552～553页。
(11) 《南斯拉夫民族问题资料》，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4页。
(16)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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