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修辞学是说服的艺术。连同语法和逻辑(或辩证法-见马蒂亚努斯)，它是三种古代话语艺术。修辞学的目的是研究作家或演讲者在特定情况下为特定受众提供信息、说服或激励的能力。修辞学通常提供启发式为了理解、发现和发展论点对于特殊情况，例如亚里士多德的三个有说服力的听众呼吁：徽标，亚细亚，和民族精神。关于修辞学或形成有说服力的演讲的阶段，最初是在古典罗马编纂的：发明，布置，风格，记忆，和送货。
关键词：修辞学；说服；准则
引言：
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学定义为“在任何特定情况下观察的能力说服由于掌握这门艺术对于在法律上获胜、在集会上通过提案或作为公民仪式上的演说家是必要的，因此，它被称为“逻辑科学和政治伦理分支的结合”。昆蒂兰接受了西塞罗对亚洲主义和阿托主义的态度，并改编了早期辩论中的辩论式语言，在这种语言中，可憎的风格被称为女性化，这是他自己的风格
一、西塞罗的修辞理论阐释
西塞罗的修辞思想和理论既标志着古罗马修辞发展的高峰，也为西方修辞在接下去近两千年间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参照点和灵感源泉。早期作品: 《论修辞发明》(De Inventione)，仅从说服技巧的角度讨论修辞，一本典型的技术手册。
在批评修辞论著往往未能说清楚 “论辩的 (实用) 规则要怎样才能和论辩理论结合起来” 之后，他指出 “论辩全都是通过类推或 (修辞) 论证进行的。《布鲁特斯》(Brutus，46 B.C.)，一方面，从历时角度对古典修辞加以梳理，勾勒出到他生活的那个时期为止西方修辞传统的发展轨迹，确定了构成这一传统的经典人物，从而为后世对修辞史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极有影响的叙事框架; 另一方面，通过对经典修辞家的风格、技巧和历史地位的评论，又开实用修辞批评之先河，进一步丰富了修辞学内涵。
西塞罗强调修辞是一门自成一类、极其独特的领域。“所有其他各门类艺术都是从偏远、隐蔽的来源获得其题材，而言说艺术却整个地开放敞亮、一目了然。言说艺术所关注的在相当程度上是普普通通的日常事务、习俗和人类言语。在其他艺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越是突出，就越是曲高和寡。在修辞领域，偏离日常语言或违背社情民意所赞许的习俗倒是最大的过错。” 修辞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话语活动和现象，以社群成员为对象，在相关社会、文化条件构成的解读框架内进行，得出的结论既不超出受众的理解能力范围，又与体现在社情民意中的文化价值保持一致。这一认识凸显了修辞将深刻蕴藏在浅显之下，透过平淡展露神奇，带着常规加给它的枷锁却能活动自如的吊诡特征。
面对“言说是得到行家首肯就行，还是非得到大众的赞许不可”这一棘手的问题，西塞罗坚持认为得到公众认可的言说最终也必将为批评家所接受。精英和大众、内行和外行之间在价值判断上的张力和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 “公共事务由谁说了算” 的争议，是一个所谓 “本质上具有争议性” 的话题 (an essentially contested issue)，人们至今仍为此争辩不休。西塞罗提出的 “批评家与大众判断趋同论” 当然有悖于事实，无法令人信服。然而这些评论表明他是西方最早注意到这一重要争议的学者之一，而且他提出的 “受众对言说享有最终裁决权” 原则，尤其是他对修辞批评家的能力和功用的明确界定，对于修辞批评作为修辞学一个重要领域的后续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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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昆蒂兰修辞理论阐释
《论言说者的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90 A.D.) 一书不仅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流传至今，而且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成为西方修辞的一部主要经典。这部12卷本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鸿篇巨制，其规模体例和论述的系统全面是先前和此后任何一部修辞著作望尘莫及的。正是由于这部杰作，昆提利安在西方修辞传统中的影响力一直到19世纪仅次于西塞罗。他的创新突出地表现在所采用的基本论述方法上。
卷1讨论学生在开始正规修辞训练之前必须接受的语言基础教育。卷2介绍修辞学校本身开设的基础教育课。这些课程讨论跟修辞本质相关的各种问题。卷3－7围绕修辞发明开展讨论，将篇章结构纳入修辞发明范畴。卷8－11的主题是文采即文体风格。记忆和发表被纳入这一部分，和文体效果的产生结合在一起讨论。卷12对一个接受过全面修辞教育的言说者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所论述的包括完美的修辞者应该具有的品格，他在从事修辞实践和修辞研习时应该遵循的规则以及他的修辞风格等。
在包括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在内的所有古典修辞学家中，只有昆提利安采取了这一博采众家、兼收并蓄、述评与表达相结合的方法，使读者了解到的不仅是昆提利安一家的观点，还有在他之前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家对同一些问题采取的不同立场。通过这些不同立场观点的并列和比较，昆提利安独家揭示了古典修辞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其多元性和争论性。其实何止古典修辞，整个西方修辞传统就是一场有关 “修辞”及相关概念的众声喧哗、永不终结的争论，并非一个连贯一致的思想体系由小到大、去粗存精的发育成长和自我完善过程。像昆提利安这样能向读者清晰展示这一事实的古典修辞学家实属凤毛麟角,因而十分难能可贵。
昆提利安对“道义修辞”的执着追求虽然值得称道，但是从理论上说却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将“善言”确定为修辞的终极意义突出了伦理规范对修辞的极端重要性，提醒我们修辞实践在人类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运作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决定了它与一般的技艺或技巧不可等量齐观，不能被看成是与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取向无涉的工具或手段; 另一方面，“善言” 究竟应该如何界定，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待通过修辞互动得到解决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答案。西方传统和实践意义上的修辞一向带有突出的两面性，其应用既带来文明与进步，也造成祸害与灾难。在许多情况下，对修辞应用所产生效果的评价以具体的时间、地点、人事为转移，具有内在的争议性，昆提利安关于 “善言” 的论述所预设的那种客观评价标准并不存在。
昆提利安的这部巨著的最大特色是它从修辞教育这一独特角度审视并重新表述了整个古典修辞体系。昆提利安提供的教育家视角使我们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观察家视角和西塞罗的实践者视角所忽略的许多方面。他坚持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认为推理和学习能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强调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注重通过模仿和演练培养修辞技能，提倡渐进式教育。这些教育理念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
提利安认为口头与书面表达本身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使修辞者采取不同手法的根本因素不是交流方式，而是受众。他还进一步发展了西塞罗 有关写作对修辞极为重要的观点，提出 [对交流而言]使用笔杆子既最费力同时也提供了最大的好处 … 因此我们必须尽量多写并尽可能认真地写。雄辩的根基在于写作。”
结语
西塞罗和昆提利安的修辞思想是罗马也是西方古典修辞学的伟大丰碑。他们的成就标志着古典修辞作为一门学科业已突破了希腊模式，跃升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在古罗马修辞进入其全盛期之后，修辞不仅在公共领域享有支配地位，而且显然也在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施加自己强大的影响力，逐渐成了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
作者简介：薛杨（1994.08-），女，山东省海阳市人，现就读于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2017级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
论文作者:薛杨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8月27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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