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全球化理论与反全球化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在20世纪最后5年迅速成为世界流行话语,目前仍是大众传媒、政界人士和学术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什么是全球化,其背景和动力是什么,其后果、发展前景和历史走向如何?当前西方崛起的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其理论批判的要点有哪些?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对西方的全球化理论和反全球化理论作一简明介绍。
一、全球化的概念
一般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是指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在形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在全球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区人们的生活机会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全球化表明全球相互联系的广度、速度、强度和影响都空前加强。
英国学者赫尔德认为,当代全球相互联系并不是一个崭新的现象,全球化广义上可溯源到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而狭义上是指16世纪以来的事情。全球化重点是指狭义的历史分期。这一分析表明,全球化是1500年以后、即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当代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后现代化。
在关于全球化的理解上,当前西方观点主要分为必然论和怀疑论两派。两派观点很难用传统意识形态分野中的左右派划线,争论焦点集中在对当代全球化的认识上。
极端的全球主义者是全球化必然论者。新自由主义者欢呼个人自主和市场原则战胜了国家权力,认为全球化是经济逻辑的必然结果,因而把单一全球市场的出现以及全球竞争规则赞美为人类进步的标志,并称全球化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先兆。比如,冷战之后,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旗手福山立即宣布自由市场理念在全球的全面胜利,宣扬自由主义是意识形态的历史性“终结”。极端全球主义者大前研一认为,当代全球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各个民族日益服从于全球市场的约束。而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如吉尔和阿明等人也认为,当代全球化代表了压迫性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他们谴责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引发了新的经济政治不平等,但是不否认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还有吉登斯、贝克等所谓变革论者确信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全球化已成为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将重新塑造当代世界。尽管这些变革论者强调全球化过程内部的多样性,但是由于他们深信全球化是一个西方主导的、不可抗拒的自然过程,因此和极端全球主义的必然论很难区分。
怀疑论不同意当代已出现了一种世界范围完全整合的经济即全球化,认为全球主义在对全球化的判断上夸大事实和有意误导公众。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西方左翼学者。赫斯特和汤普森认为,现在的历史事实并没有表明全球化的出现,充其量只是出现了高水平的国际化。现有的经济整合水平没有超过19世纪末。全球化是一个神话,其程度被完全夸大了。韦斯认为,全球主义的观点低估了国家政府管制国际经济的持久权力,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的英语国家领导人在夸大全球化的影响,故意夸大民族国家的失效。这种关于国家终结的观点不仅夸大了事实,而且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怀疑论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发达国家仍是现在世界经济的主宰者。国际化一直没有减少南北不平等,结果相反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日益边缘化。世界经济中的不平等和等级模式根深蒂固,从结构的角度看,这些模式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只是发生了皮毛上的改变。怀疑论者中也有个别右翼思想家。如亨廷顿认为,这种不平等推动了原教旨主义和攻击性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并不像极端全球主义者预言的那样,世界会出现一种全球文明,相反正在分裂为文明的集团以及文化和种族飞地。20世纪末,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势压力下,怀疑论的观点相当微弱。然而,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后,这一观点越来越受到重视。
二、全球化的动因
一般认为,与历史上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一样,当代全球化的动力依然是技术进步和自由市场的扩张。当代全球化的现实动因,无疑是信息产业革命所提供的技术动力;而全球化产生的背景,则是冷战结束所引发的世界经济结构变革和市场扩张。
在全球化动因的认识上,持必然论的全球化理论强调信息生产力和市场扩张是自然趋势;怀疑论的全球化理论则强调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对当代全球化的塑造作用。
必然论的全球化动因说认为,新自由主义倾向于认为全球化有单一的或首要的动力,特别突出信息技术的变革或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动因。自称变革论者的吉登斯、赫尔德等人认为全球化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技术变革、市场力量、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决策。但是这些观点都难免把全球化理解为西方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张,把全球化简单理解为西方权力和影响的扩散。持必然论动因说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奈、美国学者保尔·库格曼等人认为,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自然的发展过程,是生产社会化的继续和深入,这个过程是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的。当代全球化的发展结果是建立了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
持怀疑论的左翼学者并不是一般地否认全球化的客观动因,而是反对必然论所宣扬的宿命论历史观,努力揭示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德国《明镜》杂志的两位记者马丁和舒曼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信条的指引下,西方大部分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在八十年代展开了一种为资本争自由的斗争。它们在广阔的战线上废除了各种控制措施并堵塞了国家干预的可能性,还通过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并非情愿的伙伴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实行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三“化”就成了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纲领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指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美国学者麦克切斯尼认为,全球化这一概念通常被用于描述某种无情的自然力量,容易使人误解,更好的用语是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所指的一系列政策有利于商业在受到最小阻力的情况下,在所有社会事务中占统治地位。英国学者大卫·哈维明确指出,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当代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帮助资本打破资本积累中的一切空间障碍的努力。
三、全球化的内容与特点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这一轮新的全球化浪潮是伴随着市场自由化而到来的,其手段是私有化、解除管制、建立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对“世界经济”进行开放。资本把市场自由化的逻辑推向全世界,图谋打破民族国家及其一切壁垒,建立资本畅通无阻的全球市场。
西方左右派在全球化内容的述说上并无太大的差别,只是新自由主义的必然派主张一种线性进步论,把全球化说成是一个信息技术和自由市场单向发展的进程,而左派更强调以资本全球化为中心的多向的、复杂的全球化。
英国学者赫尔德从全球网络的广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强度、全球流动的速度和全球相互联系的影响等4个维度描绘了全球化的历史形态;同时根据基础设施、制度化、分层化以及交往方式4项指标对全球化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他将当代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概括为:资本全球化所引发的政治全球化、军事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跨国公司与生产的跨国化、全球迁移、文化全球化以及环境全球化。当代全球化是各领域、各方面的全球化模式实现了历史性汇合与集中的独特时代。
跨国公司能力增强,是当代全球化最显著的特点。2000年8月英国《焦点》月刊的一组数字表明了跨国公司在今天的行动规模:世界上有7500万人就职于外国公司;美国境外至少有2500万人在为美国公司工作;500家公司控制着33%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值,75%的全球贸易;当今全球市场每天的成交额为1万亿,等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玛丽·罗宾逊指出,如今,500家公司操纵着全球1/3的国民生产总值和3/4的世界贸易,12家公司不久后将控制全球食品工业。她担心,权力正在从政治家手中转向董事会会议室。金融全球化是当代全球化的另一突出特点。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赫尔穆特·施密特指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仅建立在现代交通技术、电信技术、金融手段发展的基础上,而且也建立在货币流通全面自由化的基础上。全球化、世界范围的自由化使得这些跨国康采恩可以在本国大量地、完全合法地避税。施密特的分析说明,跨国公司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可以通过金融的跨国网络从事“无国界”经济活动,其范围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领土和民族国家能力可以控制的范围。
四、全球化的后果与前景
关于全球化后果和前景的理论争论集中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主要围绕着当代全球化倡导的“市场至上”和“全球治理”这两个基本原则及其后果进行。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强调市场至上,由此推导出各国、特别是发展国家开放国内市场、减少国家干预的必然性;强调实行全球治理,要求国家应该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私人组织等全球行为主体共同协作,解决全球问题。正如赫尔德所揭露的,在极端全球主义的解释中,全球经济的崛起、全球治理机构的出现以及文化在全球的扩散和交融都被视为一个全新的世界的证明,这种秩序标志着民族国家的消亡。
许多学者指出,被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主义对市场自由和平等竞争的过度强调实际上掩盖了市场潜在的不平等倾向。金融家索罗斯说,市场的过度扩张可能会摧毁西方的民主制度,造成更大的贫富分化。墨西哥一家报纸也认为,市场的过度扩张也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拉大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现有的主要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形成的,这种先发优势更体现在对正在形成的全球规则的主导作用上。法国学者贝尔纳·热比埃也认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利用国际组织机构推行全球化,损害不发达国家的主权和公民权。
赫尔德等人着力研究了当代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主权和自主性的影响。他们指出,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明显的政治影响,国家形态已不同于1914年前的国家,新的“主权体制”正在替代着传统的国家状态,传统的国家主权和自主概念正在被重新讨论和重新表述。当代全球化是个激烈对抗的过程,并不像极端全球主义者所说的必然缩小国家主动性的范围。怀疑论者认为全球化受到了国家政府的有效控制,事实上全球化的当代模式已产生重大的制度影响,单个国家无法操控全球生态安全、金融安全等问题。变革论的核心是:相信全球化正在重组或者“重新调整”国家权力、功能以及权威。全球化没有导致“国家的终结”,只是改变了国家权力实施的条件。
在全球化未来走向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全球主义者持乐观态度,认为在全球化的新时代里,各个民族日益服从于全球市场的约束,全球化是世俗的全球整合过程;赫尔德等所谓“变革论者”在确定全球化未来方面持谨慎态度,但是确信当代全球经济、军事、技术、环境、移民及文化的模式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其轨迹是不确定的;左翼怀疑论者把当今全球化与19世纪后期进行比较,根本不承认全球化及其历史趋势,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则呼吁构造公民社会的社会主义全球化,为人类争取美好的未来。
五、反全球化运动与思潮的兴起
自1999年始,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6月8日,英国爆发了反对伦敦商业区金融机构的抗议活动;11月30日,美国西雅图爆发了反世界贸易组织的大型抗议活动。此后两年中,西方国家的人民不断走上街头,举行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这是继八十年代反战和平运动以来欧美地区规模最大、动员面最广、影响最广泛的新型社会运动。当前各国反全球化人士利用网络自发地组织跨国行动。
西方发达国家群众性抗议活动矛头直指全球化,直指资本主义。西方媒体因此将之称为反全球化运动或反资本主义运动。克里斯·哈曼称,“反资本主义”是1999年大众传媒发明的一个新术语。这个新名词从1999年首见报端以来,随着抗议活动到处发生,已在世界范围迅速流传开来。
澳大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党在2001年1月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总结了反全球化运动的5个特征,对反全球化运动的性质、根源、目标、成分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这场新运动反映了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在全球推行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努力已面临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因为统治阶级在取消他们在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繁荣”期对工人作出的所有让步。(2)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剧了不发达国家的贫困,而这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发达国家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不安和关注。(3)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合法性的攻击主要指向由帝国主义支配的国际机构,如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等。(4)这一运动客观上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球化,是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的利益相冲突的。(5)这场运动也有两种趋势:团结在激进的、有觉悟的反资本主义力量周围的自发阶级斗争的趋势和由工会官僚所领导的阶级合作主义趋势。
他们特别指出,运动的参与者虽然关注的问题不同,但是大公司不断增长的、不受限制的利润追求是他们关注的共同点。因此,反全球化的实质是反资本主义,而反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反大公司暴政。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人民重于利润”。
反全球化运动的参与者来自广泛的社会阶层,既有传统的工人阶级,也有体制化的工会官僚;既有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也有来自传统的工人组织之外的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成员,如环保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既有中左翼政党的激进派分子,公司或非政府组织的白领,也有许多失业人士、另类青年和其他边缘化人群。尽管参加这一运动的人群纷乱杂陈,追求的目标也不尽一致,但是,这一运动的目标并非只是指向资本主义某一方面的有害后果,而是第一次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体系。
法国学者皮卡第·托马斯进一步指出,反全球化的群众抗议是由于全球化中的不平等引发的。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引起了社会不平等的扩大,使工人阶级内部竞争加剧,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化,失业率上升,社会福利减少,再分配制度遭到破坏。美国群众抗议活动的典型目标正是指向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3个全球化的主要制度支柱,认为它们代表全球资本主义制造和强化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结构模式。
六、反全球化的主要理论观点
随着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西方左翼近年来在理论上发起了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判,形成了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后西方左翼对新右派的一次意识形态批判浪潮。一些西方知识界的思想领袖如美国著名学者杰姆逊、法国学界首领布迪厄,已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思想旗帜。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像哲学家萨特在1968年支持学生运动、历史学家汤普森在八十年代初的英国组织反导条约运动一样。反全球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批判。
1、经济批判。法国学者伊西奥·拉莫内认为,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较量中,真正的胜利者却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它主张资本的绝对自由,取消关税壁垒和无限制地促进国际贸易。这种经济思想的物质体现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自由主义被世界富国推崇为全球化的建设蓝图。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却被贬斥为乌托邦的空想。
美国学者福斯特指出,今天的自由主义将全球化强调为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人们现在被告知,除了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我们生存于全球的“竞争性秩序”中,国家抵挡不住全球化的力量;市场不再是国家的,而是全球的;由此公司也应当变成是全球的,而不仅是多国的和跨国的。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一切地方都被一种看来要否定民族(国家)空间的制度战胜了。其实,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只不过以功能主义的方式反映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普遍化的更为根本的趋势。今天资本主义已经如此普遍,资本主义的矛盾正在以新的积累方式表现出来。
2、政治批判。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迪厄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强势”话语。这种话语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的纲领。解除金融管制,从而实现一个纯粹和完美的市场,这个新自由派的乌托邦运动是通过采取各种政治措施来达到的。这一新自由主义乌托邦是由那些银行家、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以及那些从中获得自身存在合理性证明的高级政府官员、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共同营造的。
美国著名左翼思想家、反新自由主义的斗士诺姆·乔姆斯基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全球市场经济出现的过程中,政府处于中心地位。新自由主义称全球化是自由市场的自然扩展,实际恰恰相反,它是强有力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推动的结果。这一点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创立,多边投资协议的私下讨论中表现得最彻底。
美国左翼学者麦克斯切尼引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名言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本质:“如果没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永远也不会奏效。有把握使世界接受硅谷技术的看不见的拳头就是美国的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他说,我们需要明白,实现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以美国军国主义为前驱的。
3、社会批判。英国《焦点》月刊指出,在过去10年中,世界最贫穷的5个国家的收入占全球收入的比例从2.3%降至1.4%。世界最富有的三个家族的财富总和比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口的年收入还要多。根据保守的估计,截止1998年11月,在金融危机中,亚洲危机国家和地区50%以上经济化为乌有的另一方面,是7000多亿美元转入美国。这种金融危机是西方全球化的一个杰作。正如《波士顿环球报》所说:“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险是由美国以及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门徒制订的极端自由市场准则造成的”。
布迪厄指出,实施新自由主义伟大神话的直接后果是:不仅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超常增长,文化生产的自主领域也由于商业价值入侵而逐渐消失,人们都被迫接受道德达尔文主义作为一切行为和行动的准则。这种道德达尔文主义狂热地崇拜成功者,并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和愤世嫉俗思想制度化了。
4、哲学文化批判。布迪厄痛斥新自由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逻辑,指责它发明了一套“全球新俗套”。他说,一段时间以来,在所有发达国家中,不论是传媒知识分子和高级记者,还是国际公务员和雇主,全都心领神会地使用一些奇怪的新语言以及一些含混的新词汇:“全球化”、“新经济”、“后现代”、“零容忍”、“社群主义”、“多文化主义”、“灵活性”等。随着全球新俗套的传播,“资本主义”、“不平等”、“阶级”、“剥削”、“统治”等具有实在内涵的概念被一些人以过时和落伍为借口束之高阁。这是名副其实的符号帝国主义的产物。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一种符号强暴。如“全球化”,这个多义概念的作用,说到底就是用经济宿舍论来为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装点门面,使人们以为跨国家力量对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德国左翼乌尔里希·贝克发现,在八十年代,后现代的理论家们告别了所有大叙事,解构了工业化、现代化的理性基础;然而,在九十年代却无论如何也避不开“全球化”这个“新的跨国大叙事”。制度转变现在有了一个新名称:全球化。制度转变使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他认为,认识到全球化挑战的人必须作出抉择:必须重新思考西方现代性的基础。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500年来第一次处在体系危机中,处在过渡时期的世界左翼应适时提出改变世界的新纲领和新策略。德国反全球化的思想先驱马丽亚·米斯则提出,如果还想为我们、我们的子孙、这个地球和所有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创造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未来,那么除了反抗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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