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军事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到论文,克里论文,时代论文,军事论文,查士丁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3世纪的危机开启了罗马帝国的大变革时代。这一时期，帝国停止了对外扩张，承受着汹涌不断的蛮族入侵压力。最终西罗马帝国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灭亡，而东罗马帝国则实施了一系列摆脱困境的变革，实现了从古典帝国向中古帝国的蜕变。3世纪罗马帝国的危机涉及多个方面。主要从军事角度来看，军队叛乱构成帝国内部最大的威胁。地方的军政合权制度导致地方政府权力过大，经常叛乱并威胁中央统治。与此种背景相关，中央近卫军就成了左右帝国政局的最重要势力。同时，由于军队的蛮族化，蛮族雇佣军也构成了对于帝国的威胁。在西罗马帝国被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击垮的时候，东罗马帝国经过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324—337年在位)和查士丁尼(Justinian the Great，527—565年在位)运作的军事变革，不仅逐步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实现了帝国军队从以重装步兵为核心的罗马军团体制向以骑兵为核心的军队体制的转变。这种特色鲜明的军事制度，使拜占庭帝国长期保持了军事强国的地位。
学界有关3世纪至6世纪罗马—拜占庭帝国变革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领域。①国外研究罗马—拜占庭军事问题的成果很多，但主要侧重于对罗马帝国军事制度的探讨，②以及对拜占庭帝国军事制度的研究，③较少探讨3至6世纪罗马—拜占庭军事变革的问题。国内研究罗马—拜占庭军事问题的成果，仅限于考察罗马帝国早期和中期的军事问题，④以及拜占庭中后期的军区制问题，⑤专门研究3世纪至6世纪罗马—拜占庭帝国军事问题的专著尚未问世。本文借鉴国外军事史家、战略学家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时期的军事变革进行探讨，希望能为拜占庭帝国军事体制与战略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地方军政分权改革消除了军队叛乱的基础
罗马帝国依靠军事征服不断扩大，但是军队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马略(Marius)军事改革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职业军队的出现，而职业军队更容易成为将领私人的部队。驻扎在边远行省的军队容易形成对自己将领的忠诚，而忽视对国家的忠诚。⑥军队与将领构成利益共同体，军团士兵支持自己的指挥官争夺帝位，以此来获得高额回报。马略军事改革留下了将领叛乱的隐忧，而帝国军政合权制度也为地方军队的叛乱提供了聚合财力的条件。军队将领利用手中掌握的军事、经济和政治资源，经常发动叛乱。从奥古斯都(Augustus，前31—公元14年在位)到君士坦丁短短364年帝国历史上，先后有59人通过各种手段、方式获得了皇帝的称号，平均每6年多一点儿发生一次帝位更替。⑦帝位的更替脱离了国家的控制，受制于军队的选择。尤其是3世纪危机期间，军队干预帝位嬗递更加肆无忌惮。兵变频繁的3世纪中后期被称为“军营皇帝时代”。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戴克里先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致力于消除军队的威胁。他把军事指挥权与行政管理权分开，使军队失去地方行政机构的支持，从而依赖于中央。戴克里先规定，行省总督由文官担任，军事指挥官(Dux)统帅几个行省的军队。这种军政分离的过程到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得以完成。君士坦丁一方面将戴克里先时代的12个大区和100多个行省组合成4个大辖区，以便于中央加强对地方事务的控制，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行了军政分离政策。首先是完成大辖区层面的军政分权改革。原来的近卫军长官(Praefectus Praetorio)此时变为只是东方、伊利里亚、意大利和高卢4大辖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而每个大辖区都有两名主将来分享最高统帅权，分别是骑兵长官(Magister Equitum)和步兵长官(Magister Peditum)。这两位将领的职责不是按照地域而是按照骑兵和步兵划分。后来，君士坦丁又在莱茵河、上多瑙河、下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4个边区各设置一名骑兵长官和步兵长官。这样，帝国的军队就由8位步兵长官和8位骑兵长官来统领。在他们下面又设立35位军事指挥官。⑧其次，君士坦丁把军政分权改革推行到行省层面。以前的行省长官代执政官(Proconsul)、代大法官(Propraetor)、指挥官(Rector)等在其统治区域内握有军事指挥权，常常成为动乱的主体。这项措施的实施使行省长官不再掌握军事权，军事指挥官指挥几个行省的军队。这种军政分权改革使军队难以利用地方政治、经济基础发动叛乱，地方军队对中央的威胁大大减少。⑨公元4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军队不再是威胁皇权的主角，这与西罗马帝国形成了鲜明对比。⑩
二、军事战略、战术的变革
晚期罗马帝国面临的军事威胁除了来自内部的军事叛乱外，还来自边疆危机的加剧，要化解这种危机，必须变革已经不适应局势变化的军事战略。此前，东罗马帝国以阻绝性防御战略作为边疆防务的基本战略。在这种战略指导下，帝国军队分散布置在边境沿线，防御依赖险要的地理条件和人为的边境防御设施，内地缺乏足够的机动部队策应。(11)起初，戴克里先致力于强化这种战略。他在东方从埃及到波斯的边界将同定的营地成一线配置，每个营地有适当数量的驻防部队，派出军官负责指挥，供应所需的各种武器和给养，并且在安条克、埃米萨和大马士革设置新的军械库。从莱茵河口一直到多瑙河口的古老营地、城镇和碉堡，全部重新加以整修。边疆的守备部队严密地加强警戒。(12)但是边疆危机的加剧使得戴克里先的努力归于失败。汹涌澎湃的大迁徙民族组成侵略联盟，把罗马军事的特点与游牧民族军事的优势结合起来，在帝国的北部边疆打破了罗马帝国军队的优势。在东方，新崛起的萨珊波斯帝国的力量超越了先前的帕提亚帝国，对罗马帝国领土的侵略力度随之增强。与此同时，罗马帝国边境的军团士兵，经常被争夺帝位的将领用来进行内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中，罗马帝国的阻绝性防御战略失效了，外部敌人突破了边境防线。戴克里先尝试用四位皇帝各自负责一段边境的办法来维持阻绝性防御战略的继续实行，直到君士坦丁上台。君士坦丁强化君主专制，不再为了维持阻绝性防御战略而分割皇权。他改用纵深防御战略代替阻绝性防御战略。
纵深防御战略在戴克里先时期就已经露出端倪，但到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才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基本战略。(13)纵深防御战略要求主力野战军和边防军之间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也要求边疆地区有广大的纵深地段能够用来削弱敌军的锐气，用土地换时间，使野战军得以集中，为野战军围歼来犯之敌提供条件。(14)与阻绝性防御战略相比，纵深防御战略的缺点是通过暂时牺牲部分国内安全换取君主专制的强化。这受到普罗柯比的批评。(15)
从总体上看，拜占庭建国前期在战略上完全采取守势。到了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致力于振作帝国的雄风。在贝利萨留(Belisarius)(16)和纳尔西斯(Narses)(17)等名将率领之下，拜占庭军队收复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东南部。取得这些胜利并非由于拜占庭军队占有数量优势，而在于其武器、战术和指挥都具有优越性。(18)其中最突出的，是合理战略的运用。贝利萨留在拜占庭军队西征时期，使用了防御进攻性战略。(19)当时贝利萨留只能运用少量的军队去完成征服地中海的巨大任务，因而采取了以守势引诱敌人发动进攻的战略。(20)这种战略在查士丁尼时代获得了成功。
军事战略的变化带来了战术上的变革。纵深防御战略要求野战军具有极强的机动性，才能在外敌入侵时迅速集结，进而围歼敌人。因此军队的机动性就成为了纵深防御战略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而这种机动性只能依靠建立以骑兵为主体的军队才能实现。骑兵成为罗马—拜占庭军队的主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晚期罗马帝国的军队中，步兵是主力兵种，骑兵只是辅助兵种。虽然随着与外部蛮族军队的交战，罗马帝国军队学会了许多骑兵知识，也因为运用有限军队防卫漫长边防线之需要而增加了骑兵的比重，但是受罗马帝国统治区域农业社会传统等因素的制约，增加速度缓慢。公元378年，罗马军团在亚德里亚堡惨败于骑兵为主的哥特军队。东方战线上萨珊波斯帝国的骑兵优势也使罗马帝国军队遭受多次挫败。最终，罗马—拜占庭军队中骑兵比重实现了大幅度的增加，其间的主要促动因素包括：首先，罗马人主观上不再认为重装步兵军团战无不胜，接受了骑兵时代来临的现实。其次，冶铁技术的提高和铁器供应量的增加为骑兵武器装备的多样化提供了基础。(21)再次，以赢取战争而不是毁灭敌人为目的的战争观促使拜占庭军队放弃以往常用的密集阵形消耗战，极力避免军队伤亡，从而更倾向于使用机动灵活的骑兵。(22)在这种转变中，一些有远见的皇帝和将领的个人努力加速了骑兵成为军队主体的进程。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346—395年在位)通过大量征召蛮族人补充军队而加速了骑兵部队的扩充。(23)到公元527年，拜占庭军队确立了骑兵的主导地位。(24)公元6世纪，拜占庭骑兵部队分为重装骑兵和轻装骑兵，与之配合的还有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这种轻重装结合、步骑兵协调一致的军队配置，体现了拜占庭军事制度的不断完善。
三、军队体制与构成的重组
在戴克里先之前，罗马军队分为近卫军和地方军团两个部分。近卫军的主要任务是卫戍京师，另外作为皇帝直接掌握的精锐之师，在帝国需要时抵抗外敌入侵和镇压国内叛乱。而军团一直是罗马军队的主要战斗力量，被部署在边境进行防御。罗马军队的成员主要是罗马人，蛮族雇佣军只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到了帝国晚期，由于近卫军经常叛乱、蛮族比例的增加和军团力量的衰落，军队的战斗力和忠诚度下降。更重要的是，公元3世纪大危机时期入侵蛮族利用骑兵优势对罗马边境进行的强有力冲击表明，传统的以重装步兵为主体的军团已经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对军队进行重组，建立新式军队就成了迫切的问题。
奥古斯都创建近卫军对君主制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皇帝通过近卫军的存在实现对全国的掌控。但是随着其力量的膨胀，近卫军开始反过来影响帝位的更替。3世纪危机期间皇帝的废立，多由近卫军的叛乱所决定。(25)近卫军通过参与帝位更替而成为一支左右帝国政局的政治力量。突出的表现就是近卫军长官地位的提高。到罗马帝国晚期，近卫军长官成为了行使帝国军政大权的首席大臣，掌握了保卫皇宫和首都安全的权力，以及主导行政事务和统领全国军队的权力。这种情况下，皇权的大小取决于皇帝的个人能力以及皇帝与近卫军长官之间的博弈。
戴克里先了解近卫军的危害，但是由于此时近卫军力量过大，他只能削弱而不能取缔近卫军。他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皇帝削减近卫军人数，并很少幸临近卫军驻扎的罗马城，使近卫军失去了保卫皇帝安全的职责。另一方面，皇帝通过削弱近卫军的同盟势力来打击近卫军。由于近卫军的士兵长期来自于意大利本土并且驻扎在罗马城，因此近卫军成了维持共和传统的元老院的支持者，与罗马城的社会各阶级形成了利益联盟。针对这种情况，戴克里先采取双管齐下的措施。一是把意大利降为行省，取消它的特权，把罗马城交给一名市政长官领导，独立于近卫军长官之外。二是架空元老院，使其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谈机构。君士坦丁大帝在此基础上解散了近卫军。此时近卫军长官不再对皇帝的人身安全负责，失去了对宫廷各个部门的管辖权，被剥夺了统领军队的指挥权，最后变成4大辖区的行政长官。(26)
近卫军保卫皇帝安全的职责被宫廷卫队代替，而京师及其周围的安全则由野战军(Comitatensis)负责。野战军代替近卫军成为帝国的精锐之师，发挥抵御外敌入侵和镇压国内叛乱的功能。近卫军威胁的解除为皇位的有序继承提供了可能。从戴克里先开始，帝国一直在寻求建立一种继承规范，到君士坦丁大帝时正式建立了皇帝血亲世袭继承制度，(27)帝位更替逐渐摆脱了军队的控制。这种制度安排维系了王朝内部的延续，增强了拜占庭帝国的凝聚力，成为帝国政治稳定的基石。
军事战略的变化要求对军事体制实行相应的调整。在戴克里先之前，帝国军队除了近卫军外都以军团的形式驻扎在边境，因此军队中没有野战军与边防军的区分。到戴克里先时代，由于阻绝性边疆防御战略的失效，帝国不得不对军队的组成进行变革。戴克里先把军队分为边防军和野战军。(28)其中边防军固定驻扎在边境要塞，用来抵抗低烈度的入侵，或者削弱敌人大部队的进攻锐气，为野战部队的围歼争取时间。而野战军是帝国的机动部队，包括同盟者轻骑兵，并配有重装骑兵，驻扎在有军事交通线与边境相连的城镇。其作用一方面是支持边防军，快速地对侵入本国境内的敌人形成包围的态势，歼灭敌人或者迫使敌人撤退，另一方面是镇压国内的动乱。
由于纵深防御战略成为了此后拜占庭帝国基本的军事战略，所以与其相适应的野战军与边防军的军队构成也就长期存在。野战军和边防军的合理配置是纵深防御战略能够运行的关键因素。野战军成为中央控制的军队主力，而作为地方卫戍部队的边防军则日渐衰弱。这种设置体现了二者在战略上有轻重之分，导致了边防军和野战军待遇的天壤之别。372年的一项法律规定，野战部队对新募兵身体的强壮情况和身高都有要求，达不到标准的人不能进入野战部队，而应当编入边防部队。(29)由于缺乏足够的军饷，查士丁尼统治时期边防军的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30)这种内重外轻局面的形成有利于皇帝控制全国的军队，迅速地镇压地方叛乱。但是这种军队组成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受到拜占庭历史学家左西莫斯尖锐的批评。他批评驻扎在大城市的野战军，理由是被削弱的边境防卫向蛮族打开门户，而驻扎在城市的野战军耽于享乐，侵扰他人。(31)
蛮族大迁徙不仅成为帝国3世纪危机的诱因，而且导致帝国军队中罗马人与蛮族人比例的改变。二者之间的比例很久以来都在朝着有利于蛮族的情况发展。早期的罗马军队由公民兵构成，由于马略军事改革允许任何公民作为志愿兵加入军队，职业兵逐渐成为罗马军队的主体。而越来越多的罗马公民厌恶服兵役，招募蛮族人参军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补充。3世纪以前，蛮族在军队中的比重虽然逐渐增加，但是仍旧处于一种可控的程度。后来，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使得蛮族大量地进入帝国内部。由于亚德里亚堡战役使罗马帝国失去了仅存的具有尚武精神的精锐军队，帝国军队不得不依靠蛮族人来注入尚武的新鲜血液。(32)戴克里先因此放弃了武力征服蛮族的政策，转向接纳蛮族，越来越多的蛮族人加入到帝国军队中。到狄奥多西大帝时，蛮族逐渐成为了帝国军队的主力。由于蛮族人具有擅长骑射和忠诚于首领的特点，他们多数在野战军中充当骑兵，也是私兵的重要组成部分。蛮族构成一定比例的罗马帝国军队，同时具有蛮族战斗的特点和军团的特点，也突出了将才的作用。这是罗马帝国军团向拜占庭特点的军队逐渐转变的内容之一。(33)帝国在利用蛮族守卫边疆的同时，也承受着蛮族雇佣军带来的灾难。蛮族将领逐渐控制了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在地方上经常掀起叛乱。西罗马帝国的军队彻底蛮族化之后，皇帝也成了蛮族将领手中的傀儡，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于蛮族之手。在东罗马帝国，蛮族干政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因此如何使用蛮族雇佣军，就成为关系帝国生死存亡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罗马帝国的军事行动中，经常雇佣同盟者(Federati)(34)参加。这是指帝国通过条约方式雇佣蛮族人参加罗马的军事行动。但是先前的同盟军规模不大。同盟者是作为个体被帝国雇佣的，其军官由罗马人担任，是罗马军队的组成部分。但是从戴克里先时代开始，蛮族雇佣军改由他们本民族的首领指挥，(35)效忠于他们的首领。这种军队并不是罗马正规军的组成部分，不遵守它的纪律。这些蛮族军队过去经常是从帝国外部招募，但是由于蛮族定居的进程，同盟军队越来越多地从帝国内部招募。帝国军队实际上变成了一支雇佣军为主体的军队。(36)
克劳维茨(Clausewitz)认为，蛮族雇佣军是所有正规军的必要补充。对于蛮族而言，战争是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37)这种观点也适用于罗马—拜占庭帝国雇佣的同盟者军队。罗马—拜占庭帝国雇佣的许多国内外蛮族都是非正规军队，他们面对强敌怯懦，面对弱者凶残。这就导致，一方面蛮族雇佣军组成的一翼常常成为敌人打击的重点，也是阵线最容易被敌人冲垮的地方。(38)另一方面，将军们利用他们劫掠的天性，让他们在敌方领土内执行破坏的任务。(39)这在贝利萨留入侵波斯的战争中被充分使用。(40)然而蛮族雇佣军缺乏纪律和荣誉感，把保持生命作为战争的第一准则。这种行为常常会毁灭一次战役。因此如何驾驭和使用蛮族雇佣军就成为了将军们面临的难题之一。罗马—拜占庭帝国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出了合适的政策，就是把蛮族人群作为自由的武士来对待，征召群体而非个人。这是一种封建、部分外交、部分雇佣的体制。(41)因为蛮族人追求自由，有自己的战斗理念和生存文化，不能够忍受帝国军队严格的纪律。而作为整体的雇佣军，其参战只是完成契约义务，在内部仍然执行武士社会的战斗要求。(42)虽然戴克里先通过政策变化引入群体的蛮族雇佣军，但是他设法降低军队中雇佣兵的比重。其措施是提供丰厚的新津贴来吸引大量的自愿兵，增加军队中公民兵的比重。这项措施的成效在后来或多或少地实现了，逐渐削弱了蛮族雇佣军的威胁。经过利奥一世(Leo I，457—474年在位)和芝诺(Zeno，474—491年在位)的努力，拜占庭帝国最终得以把蛮族雇佣军控制在皇帝手中。(42)世纪的拜占庭军队，虽然雇佣兵的人数仍然很多，但是重要性下降了，再没有新的蛮族将领尝试控制帝国，军队成为了一个更为有效的工具。(43)查士丁尼时代军队实行募兵制，军队不再是由作为部落群体的蛮族人构成，(44)蛮族重新以个体身份参军。
罗马帝国在公元3世纪面临的危机在军事上表现包括3个方面。一是军事权力凌驾于行政权力之上，军队左右了帝国政局；二是罗马帝国的军事体制无法保障帝国的安全；三是民族大迁徙造成大量蛮族进入帝国的军队从而带来军队控制的问题，威胁帝国安全。为了解决帝国面临的军事问题，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措施。首先，在地方上实行军政分权，使民政机构摆脱军事机构的控制并对军事机构产生制约作用。其次，在中央层面，在戴克里先削弱近卫军的基础上，君士坦丁大帝借口罗马城的近卫军支持对手，直接取消了近卫军。再次，从戴克里先时期开始调整军事战略，到君士坦丁大帝时期最终形成了纵深防御战略，并在查士丁尼时代发展为防御进攻战略。最后，统治者进行了与军事战略变化相适应的军队重组，实现了皇权对军事权力的控制，战斗力强大的野战军直属于中央，造成了以内制外的格局，同时骑兵成为军队的主体。军事变革使拜占庭帝国走出了大危机的阴影，避免了与西罗马帝国一样的命运，奠定了拜占庭帝国政治稳定的军事基础。
注释：
①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 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I,London:Routledge/Thoemmes Press,1997; M.Grant,The Collapse and Recovery of the Roman Empire,London:Routledge,1999; Averil Cameron,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 AD 395-60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徐家玲：《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Graham Webster,The Roman Imperial Army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ies,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8; G.R.Watson,The Roman Soldier,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1985.
③David Nicolle,Romano-Byzantine Armies 4th-9th Centuries,London:Osprey Publishing Ltd,1992; Walter Emil Kaegi Jr.,Byzantine Military Unrest 471-843,Amsterdam & Las Palmas:Adolf M.Hakkert,1981; Warren Treadgold,Byzantine and Its Army,284-108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④张晓校：《罗马军队与帝位嬗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王建吉：《古罗马共和国军事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前一部著作主要论述帝国时代军队参与帝位的更替，没有涉及军事制度变革问题；后一部著作涉及的是共和时代的军事问题。
⑤陈志强：《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陈志强：《拜占庭军区制的主要历史作用》，《南开学报》，1990年第6期；郭建淮：《略论军区制在拜占庭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东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
⑥张晓校：《罗马军队与帝位嬗递》，第17页。
⑦张晓校：《罗马军队与帝位嬗递》，第8页。
⑧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I，p，43.
⑨有关军政分权的论述见徐家玲：《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第42—439页、第237页。
⑩Walter Emil Kaegi Jr.，Byzantine Military Unrest 471-843,p.16.
(11)[美]爱德华·勒特韦克著，时殷弘、惠黎文译：《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4—165页。
(12)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I，pp.435-436.
(13)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14)[美]爱德华·勒特韦克著，时殷弘、惠黎文泽：《罗马帝国的大战略》，第136页。
(15)[拜占庭]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82页。
(16)贝利萨留是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时代的名将。他是伊利里亚北部的日耳曼人，早年是查士丁尼宫廷卫队成员。525年贝利萨留被任命为东部军队统帅，经过达拉斯城战役一战成名，打败波斯人后挥师西征，灭亡北非的汪达尔王国，从东哥特人手中收复意大利中南部。后来贝利萨留由于受到查士丁尼猜疑被解职，559年再次被启用击败入侵的匈人。
(17)纳尔西斯是查士丁尼时代著名的宦官将军。他原是波斯属地亚美尼亚人，后投降拜占庭帝国逐渐成为皇帝的亲信。纳尔西斯因参与平定尼卡暴动有功升为宫廷总管。551年查士丁尼派其接替贝利萨留征服意大利。此后他一直掌管意大利事务。
(18)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第64页。
(19)关于贝利萨留使用的防御进攻性战略(defensive-offensive strategy)见B.H.Liddeel-Hart，Strategy，London：Fabaer and Faber,1967，pp.56-69。转引自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第64页。
(20)[英]李德·哈特著，钮先钟译：《战略论：间接路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21)Maurice,Maurice's Strategikon,trans.by George T.Denni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4,p.x.
(22)Edward N.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58.
(23)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Ⅱ，London：Routledge/Thoemmes Press，1997,pp.636-637.
(24)Edward N.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57.
(25)张晓校：《罗马军队与帝位嬗递》，第6页。
(26)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Ⅱ，p.31.
(27)陈志强在有关拜占庭帝国帝位继承问题的统计表中，提供了65份样本，其中60份是属于血亲继承。见陈志强：《拜占庭皇帝继承特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28)徐家玲：《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第37页。
(29)Warren Treadgold,Byzantine and Its Army,284-1081,p.11.
(30)Warren Treadgold,Byzantine and Its Army,284-1081，p.165.
(31)转引自[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宋立宏、熊莹、卢彦名译，宋立宏审校：《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79—280页。
(32)Warren Treadgold,Byzantine and Its Army,284-1081，p.11.
(33)David Nicolle,Romano-Byzantine Armies 4th-9th Centuries,p.3： Maurice,Maurice's Strategikon,p.xiv.
(34)关于同盟军队在普罗柯比的书中被多次提及，有关这种军队的详细论述见David Nicolle，Romano-Byzantine Armies 4th-9th Centuries,p.35。
(35)David Nicolle,Romano-Byzantine Armies 4th-9th Centuries,p.4.
(36)Averil Cameron,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 AD395-600,p.50.
(37)[英]约翰·基根著，时殷弘译：《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页。
(38)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Vol.I，trans.by H.B.Dewing，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71.
(39)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Vol.I，pp.157-159.
(40)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Vol.I，p.421.
(41)[英]约翰·基根著，时殷弘译：《战争史》，第8页。
(42)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Vol.Ⅱ，trans.by H.B.Dewing，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13.
(43)Warren Treadgold,Byzantine and Its Army,284-1081,p.14.
(44)David Nicolle,Romano-Byzantine Armies 4th-9th Centuries,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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