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原因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引人注目的一页。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得出了不尽相同的历史结论，概括地讲有“等待尘埃落定”之说，[1]有“根本敌对”之说，[2]更有“丧失机会”之说，[3]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根本对立的观点便是“失去机会，还是根本就没有机会”。对此，学者至今仍争论不休。在近期的美国《外交史》杂志上，特别展开了一次“机会是否存在”的专题讨论，多数学者观点相对一致，倾向于“没有机会”，但科恩在为这4篇文章所写的序言中仍认为：现有材料并不足以使人信服“没有机会”，因为中国方面的材料并没有全部公开。[4](PP71-105)笔者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与其继续争论机会是否存在或失去，不如具体地研究和探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调整，并仔细分析这些调整的原因。这样，不仅能对这一历史进程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而且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及其调整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调整，这就是一方面与蒋拉开距离，试图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另一方面也开始考虑与中共接触，并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试探性工作。但是，试图脱身的举动并没有变成始终如一的政策，而保持与中共接触的考虑也没有转化为行之有效的措施。美国最终还是走上了全面敌视新中国之路，重新承担起支持甚至保护蒋介石政权的义务。
（一）对国民党政策：从脱身到有条件支持并转为全面承担义务。
抗日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基本形成了扶蒋反共为核心的对华政策。为此，它一方面通过援助来加强蒋介石政权，促其进行某种改革和让步，建立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统一的、亲美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要求苏联遵守《雅尔塔协定》中支持蒋政权统一中国的承诺，以此来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加入到蒋政权当中。然而，美国援蒋反共的政策并没有阻止住中国革命的进程。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美国决策者开始认真考虑逐步从中国内战中脱身，与蒋政权拉开距离。
1.脱身政策
从1946-1948年的扶蒋反共政策调整到1949年的脱身政策，表明美国决策者不得不对中国急剧变化的形势作出反应。1948年9月8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提出一份题为“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这是美国政府内部第一份详尽、全面阐述脱身政策种种依据的政策文件。[5](PP146-155)1948年10月13日，这一文件经国家安全委员会认可后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1949年2月4日，杜鲁门正式批准了落实该文件的行动建议书，该建议书认为美国应当制订相应计划并适时作好准备，避免无可挽回地束缚在一条行动路线或中国的一个派别身上。在美国战略考虑的先后次序上，美国把中国安排在其他一些地区之后。[6](P474)作为脱身的一部分，8月下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对台湾问题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尽管台湾在战略上很重要，但鉴于“目前我国军事力量和全球义务之间的不相称”，它还未重要到必须为之采取军事行动的地步。[6](P376)在这种情况下，10月6日，国务院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对台政策报告。该报告接受了军方的结论，主张不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国务院的意见得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的赞成。[6](P456)美国新的对台政策表明，美国政府把对国民党的脱身政策沿用到台湾，而这就意味着准备听任台湾被共产党占领。10月底，国务院电令驻台北总领馆向在台湾的美国公民发出尽快撤离的警告。[6](P1354)12月29日，艾奇逊承认：中国已不存在抵抗共产主义的基地，美国将尽全力加强中国的邻国，特别是遏制共产主义向东南亚扩张。[6](PP463-467)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了关于台湾的声明：承认台湾已归还中国，美国无意“于此时”在台湾取得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无意“在目前形势下”进行军事干涉，也不会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7](P11)杜鲁门声明发表之后，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著名的“划线”讲话，正式把台湾划出它的防线之外。[8](P233)
2.重新承担义务
1950初，中美关系似乎出现了转机，美国撤出中国内战看上去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在整个美国从中国内战中脱身的过程中，美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完全脱身，在脱身问题上，美国“决策者认识落后于现实，决策落后于认识，而行动又落后于决策”。[1](P203)
《1948年援华法》应于1949年4月到期，如果美国真下决心脱身，原可听其自然终止。但是，美国却一再延长这项拨款的使用期限，这明文规定只能用于“不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地区”。[6](P504)10月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又通过一个文件，决定继续援助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包括在经济方面通过美国经济合作署给予经济援助，在军事方面，《1948年援华法》中尚未用完的军援款项仍继续向蒋提供购买军火。[6]
(PP382-396)如果再仔细分析杜鲁门的声明，就会发现该项声明也不干脆，杜鲁门在修改原稿时将“美国无意”一词由将来式改为现在式，再加上“于此时”字样，正好说明杜鲁门政府当时决定放弃台湾是迫于形势不得已的，并且在措辞上已经为以后反复留下了伏笔。[1](P310)[2](P150)在杜鲁门声明之后不久，1月16日，艾奇逊在向新闻界和国会议员解释杜鲁门声明时说：如果美国在远东受到攻击侵略，美国必须完全自由地在任何地区采取所必要的任何行动。[6](PP2449-245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确实保留了武装阻止中共占领台湾这一选择。在实际行动上，从1949年起，美国就一直在增加第七舰队，开始在西太平洋海面担负起警戒与巡逻任务。1950年1月3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和陆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等联袂访问远东，其目的是：“准备在必要情况下，对美国如何应付台湾情况作事先的安排，勿使台湾落入不友好者之手”。[10](P47)所以，杜鲁门1月份声明还没有付诸实施，美国政府内部就已酝酿予以推翻的可能。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推翻杜鲁门声明的可能性迅速转为现实。6月27日，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从此，美国重新全面承担义务，用武力支持蒋介石政权，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9月10日，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新远东政策中明确提出：“我们对于台湾除继续予以经济援助外，还将给予选择性军事援助，以加强台湾的防卫实力。”[10](P50)此后，大量军事物资抵达台湾，而一度考虑从中国内战中脱身的政策，早已成为泡影。
（二）对共产党及新中国的政策：幻想、观望和孤立、敌视
在美国试图从中国内战中脱身的同时，它对正在夺取中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一时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在观望中，美国决策者既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又有潜在的敌意，并最终对新中国采取了完全敌对的政策。
1.幻想和观望
1949年5月13日和6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进行了两次接触。会谈中，司徒表示：美国政府“完全承认中国人民拥有选择他们所希望的任何形式的政府的权利”，但又提出中共必须接受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项条件[11](P752)。这些条件在中共方面看来，虽然有着较为苛刻的一面，但这些条件的提出也确实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考虑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并对中共抱有幻想和观望的心态。（注：“周恩来口信”事件也证明了美国政府当时对中共抱有幻想和观望的心态。该事件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恩来让美国记者以绝密的方式向美国最高当局转达口信，“口信”中将中共划为“过激”和“开明”两派，周恩来代表的“开明”一派希望与美国建立事实上的有效关系，“过激”一派则完全倒向苏联。很明显，这个“口信”是伪造的，然而，美国的驻华官员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都不怀疑“口信”是真实的。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8,Washington,D.C.1978,pp357-360.）在司徒雷登和黄华的接触以及之后寻找另外的渠道同中共最高领导人直接对话的努力失败后不久，新中国宣告成立。在现实面前，美国政府也开始考虑承认问题。10月下旬，国务院召集的远东问题专家会议上，占压倒多数的意见主张承认新中国。11月中旬，美国政府又提出了一项政策文件《供总统审查的远东与亚洲政策提纲》，其中关于中国方面写道：“美国应该承认现实，而不要徒劳无益地企图逆转潮流，或无视潮流……在共产党政府实质上控制了中国全部领土，并表示愿意履行国际义务时，准备最后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1](P265)1950年1月6日，新中国政府宣布收回美国的兵营地产，并将在7天后征用其地面建筑。对此，美国政府认为：只要以全部撤出美国驻华使馆威胁新中国，中国便会退却。[12](P83]1月12日，柯乐布向中国外交部表达了这一威胁，中国政府不为所动，于1月14日和16日实施征用命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宣布从中国大陆撤回所有官方人员。即使如此，美国政府还抱有幻想，认为新中国的本意并不是赶美国人走，其目的还是迫使美国早日承认新中国。[11](P276)因此，在国务院发表声明之后，绝大多数美国官方人员长时间不向中国政府申请出境，美国使领馆也没有停止活动。后来在中国政府一再催促之下，美国官方人员到4月底止全部撤离中国大陆。
2.孤立、敌视新中国
如上所述，在艾奇逊就任国务卿之后，美国对中共的政策中存在着幻想和观望，但这只是美国政府对中共和新中国政策的一个次要方面，其占主导地位并且贯彻始终的是敌对的政策，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以其行动和声明否定了美国提出的承认新中国的三个条件之后，其对中共和新中国敌对的一面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
从1949年初开始，美国政府就着手组织不承认新中国的“国际联盟”，防止一些国家为“暂时的、表面的商业和政治利益”抢先承认新中国。5月6日，艾奇逊指示驻英、法、意、比、荷、葡、澳、加等西方8国的美国使馆立即向各驻在国政府施加影响，要求这些国家和美国组成对华“共同战线”，切勿采取导致承认新中国的任何行动。5月13日，艾奇逊再次指示司徒雷登，要他向英、法等国驻华大使强调：“给共产党政权以事实上的承认将从政治上鼓励共产党，打击国民党……我们强调反对任何大国匆匆忙忙给予中共以无论事实还是法律上的承认。”不久，国务院又向美国驻印、缅、泰、菲等国的使馆发出了类似的指示。
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向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送达了新中国成立的建国公告，表示新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11](P544)[6](P93)美国务院在收到公告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其愿与外国建交的表示没有给承认问题增加任何紧迫性。[6](P96)10月3日，国务院发言人宣称：中共政府在公告中没有作出承担国际义务的保证，美国在目前情况下不会予以承认。为了杜绝任何承认的暗示，国务院还命令柯乐布以私函形式给以答复，不提周恩来的职务，也不提承认问题。[6](PP97-118)美国不仅在事实上不承认新中国，而且在政治上对中共施加压力，尽可能加剧新中国的经济困难。早在1948年12月31日，杜鲁门就规定美国经济合作署不能向共产党控制地区运送援助物资。[5](P667)1949年1月19日的内阁会议肯定了这个决定，杜鲁门在会上说：“我们不可采取与共产党政权作任何妥协的立场。”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华出口总值在1948年为2.734亿美元，1949年跌至0.826亿美元，1950年1月至8月减少到0.33亿美元。[2](P115,123)
二、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
全面考察1949至1950年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不难发现有这样调整的过程：在对待蒋政权方面，从脱身政策转向全面承担义务；在对待共产党和新中国方面，在敌对的同时又存在着幻想和观望，并逐步放弃幻想，采取完全敌对的政策。这一历史进程，既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必然性，也充分体现出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复杂性和变化性。
1.美国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和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大体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对杜鲁门政府来说，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但如果共产党赢得政权，中国就会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扶蒋反共”是美国对华政策思想的主流，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处于调整关口之时最终起作用的核心因素。但问题是，美国是否因此就一定采取全面敌视甚至完全孤立中共和新中国的政策呢？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否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呢？对此，美国决策者的观点并非铁板一块。艾奇逊在担任国务卿后曾对主张大力干涉中国的亲蒋派议员说：“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目前活动的主要中心必须是欧洲。我们没有那么多子弹平均地向全世界各地放枪，西欧一旦发生变化，一切都会付诸东流。因此，我们的主要力量必须用于加强西欧的防御和经济。至于亚洲，应该作为防守战来对待，而且不能在亚洲投入真正进攻时所需要的那样大的力量。”[1](P10)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尽管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扶蒋反共，但由于美国的力量有限，它只能给蒋介石集团有限的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在这种援助毫无作用纯属浪费的情况下，美国又在中国国内寻找第三势力来取代蒋介石并开始考虑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在对待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政策方面，美国基本上采取的是非军事性的政治、外交和经济的手段来迫使中国共产党承认它所谓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想主动断绝与新中国的所有联系和对话渠道。艾奇逊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希望以承认来阻止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使新中国发生对美国有利的变化，借中国遏制苏联在远东的扩张，幻想着对美国有利的机会的到来。然而，中苏同盟的缔结以及苏联原子弹的试验成功，促使美国采取全球遏制进攻性的战略，其标志是NSC68号文件的出台，其核心内容是在全球推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全面遏制的政策，即冷战全球化，其主要观点之一是，美国必须在世界各地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注：NSC68号文件的全文见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1,Washington,D.C.1997,pp234-292.）按照该文件所述，美国政府得出一个推论：美国的安全无处不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也就是说，美国不再按重要利益和边缘利益将世界各区划分为重要地区和次要地区，哪儿发生革命，美国就将出现在哪儿。[13](P87)此文件出台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决策层看来，这次战争证明了NSC68文件论证的正确性，美国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具体表现，台湾将是下一个目标。由于已经有了全球战略计划的理论基础，美国政府迅速出兵朝鲜，用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解放，其决策之果断、意见之统一，就不难解释了；其对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新中国，不予承认，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也就在情理之中。当然，美国企图孤立新中国的同时，遭到了英国、印度等国家的抵制和反对，美国组织孤立新中国的“国际联盟”的计划破产，这在一段时期内，也成为促使美国政府考虑承认新中国的因素之一。
2.美国对中国形势的认识和判断
虽然国际因素构成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但是，最终决定其政策走向的还是美国对中国形势的判断。
第一，对中苏关系的认识和判断。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分析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附庸，不是美国可以改变的，因此美国应打消希望中共奉行独立于苏联路线的幻想，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11](P192)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存在着矛盾，中共有着“惊人的独立性”。艾奇逊在出任国务卿后便认定中共和苏联有矛盾。[6](P829)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乔治·凯南也认为，继南斯拉夫之后，中共同苏联破裂的可能性最大，认定“铁托主义”将在亚洲蔓延。艾奇逊和他的僚属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是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认为毛泽东不是斯大林真正的仆从。[3](P29)在苏联大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迁之后，更加强了这种观点，美国政府甚至认为，苏联是惟一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国家。他们还用心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寻找“西方影响”的迹象，认为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存在“亲苏派”和“民族主义派”。[11](P544)[6](P93)这两种观点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并存，未得出一定结论。就是艾奇逊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自相矛盾。大体上可以说，在1949年上半年，前一种意见占上风，下半年后一种观点逐渐加强。[1](PP250-255)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中共和新中国的政策存在两面性并时常相互变化的原因之一。
第二，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认识和判断。这一时期，美国统治集团对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心地位的认识上也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观点。以艾奇逊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美国在中国没有大的利益可图，应集中力量在欧洲，更有效地对付苏联。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中国比欧洲更重要，力主美国大力支持蒋介石，反对中国革命。当然，这两种观点很难截然分开，其代表人物的思想有时前后有变化，也互有交叉，而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两种观点综合影响的产物。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常常出现左右摇摆不定的情况，即试图从中国内战中脱身但又步步为营，最后又转为重新干涉；在不承认新中国并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试图在中国保留立足点，不愿全部撤走驻华使领馆和外交人员。
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还在于它对中国未来的估计。认为中共在短期内很难将一个在长期战争中惨遭破坏的国家变得强大起来，国民党管不好，共产党也没有能力去解决等待着他们的困难。[14](P375)美国政府还认为，中国人民生来是个人主义的，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而且在本性上亲美厌俄。[15](P519)[5](P109)因此，美国政府应当提倡民族主义和基本自由，以便促使中国人表现出“造反精神”。美国认为，中国国内“对中共的政治抵抗”迟早会出现并且发展起来，形成一个“以中国民族形式来表现的群众运动”，美国应当努力去发现和扶持这场“新的革命”，以此促使中共变成“真正独立的政府”，或者改变“共产主义基础”。[16](P41)美国政府还认为新中国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帮助，特别是在中共方面作出了一些愿和美国发展经济关系的表示后，美国更趋向于用经济政策来迫使中共做出让步。由于对新中国的未来有了这样的估计，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选择余地就大了起来，在对国民党方面，既可以扶蒋反共，也可以弃蒋扶植第三势力；对中共和新中国方面，既可以考虑承认，也可以制造困难，采取敌对的行动；既可以考虑从中国内战中脱身，也可以用武力来干扰中国的统一。一向以中国的“救世主”自称的美国人，在对华关系上，始终是以设计者和操纵者的姿态出现，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好像都必须听从美国的旨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不惜利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施加影响，让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在美国认为国民党或共产党符合美国利益时，它就会表现出“友好”的一面，反之，就会以不援助、不承认相威胁和采取敌对的行动。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信念是：“无论如何，他们对我们的需要大于我们对他们的需要”。[17](P42)
第三，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判断。在分析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时，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共对美政策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确是经历了一个从可以对话到赶走美国人的过程，而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共对美政策又是密切联系的。在艾奇逊就任美国国务卿之后，中国共产党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将处于观望之中，并希望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有利于中共方面的转变。特别是1949年4月，斯大林的一份电报（注：斯大林在关于新中国政府建立及其有关政策问题意见的回电中建议：“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正式放弃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冈察洛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转引自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新华社香港分社来电（注：4月6日，中央收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来电，报告美国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介绍来华的索尔·密尔斯已经到达香港，要求前往解放区。）和上海民革领导人陈铭枢将军的一则信息（注：陈铭枢将军的代表雷仲仁向中央报告说：几个月来，美国方面一直极力寻找途径与中共疏通，美国出于各种考虑，宁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新中国。Th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8,Washington,D.C.1978,p174.），终于促使中共重新考虑对美国采取较为缓和的外交策略。这体现在避免在外交上采取过于生硬的对美政策，并开始考虑向美国方面传递某些积极的信息和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经贸合作。[6](P976)中共的行为更使美国政府认为：中共现在以及将来都离不开美国的帮助。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政府没有让其驻华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同意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择机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会晤，并一度寄希望于这位被视为美国教会在华努力的化身的大使先生能带来好消息。（注：司徒雷登在中国从事教育活动达半个世纪，特别是执掌中国著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数十年，培养出一大批社会精英，因此他在中国，特别是在文化教育界有很大的影响。由于这一特殊经历，促使他尽一切努力去争取与共产党的对话，以保证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一厢情愿的看法和猜想，也多少影响了美国最高决策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在试图与司徒雷登对话失败之后，中共立即宣布了“一边倒”的总原则，之后又坚决而强硬地处理了华德事件和美国兵营地产事件，并催促美国官方人员离境。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敌对行动，既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推行敌视政策的某种借口，也使它在考虑承认新中国时，难以作出明显的、容易被美国舆论接受的表示，并最终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促使美国打消承认新中国的考虑，彻底放弃了对新中国的幻想和观望。
3.美国国内的限制
如前所述，在艾奇逊任国务卿之后，杜鲁门政府一度采取了一种比较务实的对华政策。但这种政策一直受到“院外援华集团”、美国军方和国会内亲蒋势力的压力。宗教观点比较强烈的美国人对共产主义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当时的情况下，在美国一般人的心目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同于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一些情况，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更便美国社会到处弥漫着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形成了反共的意识形态氛围，在这种氛围下滋生和发展了麦卡锡主义，并很快被美国公众所接受，而且一旦被接受，它就帮助压制了政府内外关于对华政策选择方案的争论。[18](P238)
由于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加上“院外援华集团”和国会“中国帮”的合作，使得华盛顿在1950年3月至5月里，到处都在议论一个问题：“美国外交是否掌握在卖国贼手里”。一个由麦卡锡、国会“中国帮”和“院外援华集团”组成的联盟成了美国政治中最强大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行政当局会采取可能被麦卡锡及其合作者当作新的“亲共”证据的行动，或长期坚持正在被指责为“亲共”的政策。在现实面前，艾奇逊也不得不到处表白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未雇用叛徒。[19](P12)自从麦卡锡登场后，行政当局在考虑和处理对华事务时，总是要考虑麦卡锡和他的盟友，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选择余地因此大大缩小，基本上否定了美国政府在短时间内承认新中国的可能，麦卡锡主义“是一份警告杜鲁门政府在东亚不得再退却的最后通牒，也是一帖促使它步入军事干涉之路的刺激剂”。[2](P182)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政府确实有过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同新中国建立非敌对关系的“机会”，但这是建立在控制中国，谋求在中国最大利益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片面认识和评断的基础之上的，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个前提条件”又使这种“机会”成为难以实现的幻想。与此同时，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也确实出现过举棋不定，“等待尘埃落定”的一幕，美国此时的犹豫从本质上是因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缺乏足够的了解，是一种阶段性看法的表现，而最终完全倒向蒋介石的国民党一方则是构成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常量最终变化的结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同时，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这就是在1950年初美国撤出全部驻华外交人员之后，中美之间失去了直接对话的所有渠道，严重影响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和认识，使起码的外交对话和联系都无法进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曾指出，像中美两国这样的大国在和平时期内相互封锁，没有任何往来这么长的时间，在世界现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