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高成本运行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理论论文,高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核算主体的不同，成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微观成本，它是以单个企业为核算主体计算出来的成本；二是宏观成本，它是以国民经济为核算主体计算出来的成本。宏观成本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资源耗费，也就是一个国家为获得经济增长而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包括人力资源、财政投入以及生态成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涨，创造和积累了大量财富，但由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成本较高，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损失了不少财富。比如说，我们大量的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但其中不少是重复、低效或是破坏环境的。不管浪费还是破坏社会资源，都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的发展理念相背离，都不利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因此，降低宏观运行成本，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全社会尤其是政府的一大历史使命。
一、我国经济高成本运行的主要表现
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中国经济持续27年的快速发展确实是一个“奇迹”。但其宏观经济运行成本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以上。据世界银行综合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计算出的人均财富来看，中国仅为6600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7％，居世界192个国家的161位[1]。具体来说，我国经济高成本运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一)人力资源透支
十多年来，数千万农民工创造了难以估量的财富，提供了各种各类的服务，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全国各个城市、各个行业、各条战线都有农民工在劳动。但是，由于低工资、高劳动强度和恶劣的生活环境，农民工一直是在以透支身体健康成本支撑着。其一，农民工不仅没有法定的休息日，而且常常要加班加点。据调查，深圳的多数工厂，农民工每月工作在26天以上，每天的平均工时在11小时左右[2]。其二，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待遇。我国企业生产出来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且主要出口到国外，所以企业老板往往通过压低工人工资来获得竞争优势。其三，一些农民工因工伤致残甚至死亡。因为劳动条件恶劣，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因劳累过度或慢性中毒等原因丧失劳动能力，只好返回农村。另外，近年来，各地煤矿恶性事故频频发生，数以百计的农民工在事故中丧生。
(二)财政成本高昂
长期以来，由于经济的公有性质，投资国有企业占了政府财政支出的很大比例。又由于国有企业普遍的低效率，政府财政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弥补国有企业的亏损。与此同时，国有银行的呆坏账，相当一部分也由国家财政进行核销。从1998年开始，政府就动用自己的资源试图挽救效率低下的四大商业银行，曾先后两次为银行注资。一次是1998年财政部门发行2700亿元的国债来支持银行改革；一次是2003年国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向中行和建行注资以充实资本金[3]。以上这些都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财政成本十分高昂。
而且，2000年国家还允许四大商业银行将14000亿元左右坏账转移至资产管理公司，由后者负责处置这些债务。但是，财政部长金人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元银行不良资产，估计将来还要由财政来负担，同时允许银行在税前消化一部分不良资产，包括把本来应该上交财政的所得税收益返还给银行。由此可见，财政还得为银行继续输血。
另外，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而其中重化工业方面的重复投资、地方政府实施的公共建筑物建设和工业区建设等非效率投资占很高比例，这些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但最终都很可能会转化成银行的不良债权。
(三)生态代价沉重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骄人的成就，但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曾付出过的沉重的生态代价。
1.资源能源消耗惊人。统计显示，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用掉的水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2004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但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30％的钢材、31％的煤炭、40％的水泥[4]。
2.环境污染十分严重。重要河流与湖泊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一些地区的群众仍在饮用不合格的水；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威胁居民身体健康，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是发达国家的8～9倍[5]；工业危险废物、城市垃圾的数量在增加；噪声扰民相当严重。
3.生态破坏问题突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以及天然草原退化问题仍然存在；森林生态功能不足；一些北方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超过了合理水平，其中黄河、淮河、辽河开发利用率超过60％，海河超过90％，大大高于生态警戒线(30％～40％)，流域生态功能严重失调；华北平原出现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位下降漏斗[5]。据统计，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造成的损失达到4000亿元左右。
二、我国经济高成本运行的内在根源
我国经济之所以处于高成本运行的状态，主要根源在于观念滞后和体制缺陷。具体来说，存在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宏观经济运行成本意识淡薄
强化宏观经济运行成本意识相对于强化企业成本意识和个人成本意识来说，难度更大。这是因为，个人容易从自身实际利益出发，在作任何决策时都会将收益与付出相权衡，自觉不自觉地带有机会成本意识；私人企业或自负盈亏的企业，出于企业整体利益的考虑，树立成本、效率意识也不乏内在动力。但要求人们树立宏观经济运行成本意识则是相当困难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宏观经济运行的成本和收益之间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在相当长的时段中才能进行权衡和比较。就某一项经济活动而言，或在较短的时间内，成本和收益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或无法作对应比较。政府在这方面同样缺乏动力，因为我国地方官员面对的是有限的任期和不确定的仕途，为了尽快地证明自己的行政能力，通常迫切希望把本地区经济搞上去，往往不考虑宏观成本，不顾及长远发展。
(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比较不规范
当前中高级人才市场相对规范，而针对民工的劳务市场还相对落后。大批量的劳务输出，还处在零散组织状态。一些用人单位没有职工花名册，更没有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法》及相关法规在有些地方形同虚设，劳动执法监督没有完全到位。有些行业人员流动性大、分布范围广，监察难度较大；有些地方企业太多，劳动力密集，而劳动监察人员少；有些干部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在处理违反《劳动法》事件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工苦于生活无出路，加上文化程度低、法律知识少、法律观念淡薄，就是明知道发生了侵权行为，也只好忍气吞声，最多是走为上策，只有极少数民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找到劳动仲裁部门解决[6] (P167)。
(三)经济建设过程中项目决策失误
在我国，相当一部分经济决策权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而一些领导人不懂经济，只凭自己的经验与好恶决策。加之他们不必承担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因此形成的呆坏账也与他们无关，所以他们可以扶植许多没有经过认真评估的项目上马。决策之后往往是巨额的投资，决策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和回报，因此，项目决策失误必然导致大量投资付诸东流。例如，广东珠海珠港大道因项目决策失误及管理不善，造成填土、征拆补偿、设计费等损失浪费7645.91万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说：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5000亿元[7]。
(四)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
经过长期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经济的基础框架已初步确立。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要素市场领域，市场化程度仍然偏低。政府对土地、资本以及各种矿产资源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并能够决定这些资源配置的方向和用途，土地、资金、自然资源的价格机制因此严重扭曲。
1.土地市场不完善。土地资源基本上由政府掌握，其配置并非通过微观行为者之间的市场交易来实现，而是由政府用行政手段进行。为了招商引资，许多地方把土地廉价甚至无偿转让给土地开发商。另外，一些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向农民征用土地，把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变更为全民所有，然后再卖给开发商。在这里，政府也只是根据相关规定给农民补偿，而不是按照市场价格。
2.资本市场不健全。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各级政府的影响，政府可以很容易向银行借取资金，因此我国经济的信贷总量明显向政府倾斜。考虑到政府的权力和信用，银行很少会限制政府借贷，由此极易推动城市建设负债经营超出适度范围，引发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建设债务过高的风险。目前国有银行还有18000亿元的不良资产，占其贷款的25％左右。表面上看，是银行经营不善导致不良资产增多，实质是政府主导信贷经营，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造成的[8]。
3.自然资源缺乏有偿使用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目前，在全国多数地方，矿山企业取得各类资源采矿权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审批制”办法。企业在取得了经营权以后，除了缴纳少量的矿产资源税以外，基本上可以无偿使用矿产资源。此外，我国水价格是国外水价的1/3到1/10，汽油价格不到欧洲一些国家的一半，焦炭价格比国际市场便宜50％[9]。资源无偿或低价使用是经济增长生态代价沉重的根本原因，它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严重、资源利用效率低，而且造成私挖滥采严重、矿业秩序混乱、安全事故频发。
三、降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成本的基本对策
基于上述我国经济高成本运行的深层次原因，要有效降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成本，必须采取以下对策。
(一)在全社会强化宏观运行成本意识
1.政府必须率先树立宏观成本意识。应该承认，在全社会强化宏观经济运行成本意识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但是，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谋求的是公共利益，也就是全体人民利益和长远社会利益。因此，政府必须首先树立宏观成本意识，然后才可能教育引导全社会树立宏观成本意识。而政府要真正树立宏观成本意识，就必须重新确立政府政绩的考核指标，对政府不计宏观成本的行为构成硬约束。在以往政府政绩的考核体系中，往往只注重“产出”，而忽略“投入”，GDP指标成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最主要的指标，这就驱使一些地方不惜以牺牲环境与社会成本来获得一时的经济发展。因此，对地方官员应弱化GDP等经济指标的考核地位，强化安全生产系数、人民健康水平、人类生存环境、决策失误造成损失等社会指标的考核作用。
2.帮助广大企业树立宏观成本意识。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从事经营活动时都是以自身盈利为目的，它只考虑如何降低自身经营成本。而企业微观成本的减少往往意味着国家宏观成本的增加，比如企业把废水、废气、废物排入河中，不去治理，企业的确因此节约了微观成本，可却增加了国家的宏观成本。因此，政府必须采取税收和补贴政策，将部分宏观成本微观化，从而缩小宏观成本与微观成本之间的差距。比如，当企业的短期生产使环境遭受污染时，政府就要根据污染程度对其征税，污染越严重征税越多；同时对治理污染的企业给予补贴，如允许厂商用治理污染设备的支出抵扣税收等。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广大企业树立宏观成本意识，克服短期行为。
(二)规范农民工的劳动用工合同管理
只有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强劳动执法，才能保障民工合法权益，减少人力资源透支现象。为了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2005年5月，福建省通过三项措施加强对建筑等行业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管理，这一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这三项措施包括：(1)规范签订劳动合同行为。用人单位使用农民工，应当依法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用工备案。(2)完备劳动合同内容。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应当严格明确以下六项内容：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纪律、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条款。(3)指导用人单位建立健全劳动合同管理制度，并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和劳动争议的处理力度[10]。
(三)防止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盲目决策
拍脑袋决策、盲目决策，很多时候造就了政绩工程，同时也造就了豆腐渣工程。为此，必须建立项目决策失误辞职制来保障民主决策，防止决策失误。如果领导干部因个人决策失误或工作过错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就应当引咎辞职。一些地方已经出台这一制度，比如河北省，2005年5月出台并施行了《河北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实施办法(试行)》。考虑到目前党委特别是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重大经济决策主要集中于“经济建设项目”和“财政资金、国有资产”两个方面，《河北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实施办法(试行)》明确规定，在经济建设项目立项、设计、施工、投产等过程中，决策严重失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恶劣影响，或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处置国有资产中，违规操作或决策失误，造成财政资金巨大损失、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当依程序引咎辞职[11]。
(四)培育资源性产品的有偿使用机制
只有实行资源有偿使用，提高资源使用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这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而减少经济增长的生态代价。令人振奋的是，2005年10月29日，国家发改委在北京主办召开了“资源价格改革研讨会”，旨在推进水、电、石油、天然气、煤炭、土地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步伐。在这次会议上，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透露了通过提高资源使用费率的一揽子思路。此后的11月12日，在“2006中国行业报告会”上，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谈到2006年我国税制改革时再次提出，矿产资源税改是2006年我国税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上述两位财政部高官透露了财政部对矿产资源税费改革的初步方案。这一方案的中心内容就是“有偿”二字。也就是说，企业取得采矿权、采矿以后资源的使用权，都要有偿取得，并且确定合理的税费标准[9]。
(五)从“招商引资”向“选商择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吸引外资进入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各地区吸引外资数量的增长成为当地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资之所以愿意大批进入中国，一是看中我国庞大的市场容量；二是看中我国低廉的要素价格和各地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三是企图将我国成为他们转嫁污染的转移地。因此，我们不能再把引进外资作为考核地方、部门、企业政绩的硬指标，不能再不惜一切代价盲目引进外资，而是要变“招商引资”为“选商择资”，将项目质量置于首位，积极引进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投入产出率高的集约型、环保型产业，坚决将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项目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