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孙子兵法论文,著述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一批古代兵书，其中不但有《孙子兵法》，还另有《孙膑兵法》和不少有关兵事的残简，包括《孙子》十三篇以外的《吴问》。这次大量竹简的发现粉碎了起自南宋叶适，中经有清姚际恒、姚鼐、全祖望，下迄本世纪钱穆、齐思和诸家对《孙子兵法》的负面看法——现存的《孙子》十三篇决非成于春秋末年孙武之手；钱穆甚至否定孙武其人的存在。虽然70年代孙子其人其书已得到初步的肯定，80年代初已有对中外古今《孙子》研究的综合摘要（注：临沂竹简兵书研究对本文最有用的是：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文物》1975年第4期； 詹立波《略谈临沂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1974年第12期；常弘《读临沂汉简中〈孙武传〉》，《文物》1975年第4期； 对《孙子》研究最系统的摘要和评估是郑良树《论〈孙子〉的作成时代》一文，载《竹简帛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版。 ），
但现存《孙子》十三篇的当时性（contemporaneity），也就是它的春秋属性， 尚未引起国际上足够的注意和研讨。此外，目前学人对《孙子》十三篇外的《吴问》篇怀疑仍深。因此，本文除就《孙子》中君臣对话、书中涉及的若干有关制度、兵数、将的职权功能、阴阳、“五行相克”、“黄帝伐四帝”等至今辩论不休的专题个别检讨外，特别用力于《左传》中多方面但以晋国为核心的史实轶事的排比与消化，以期从此项繁琐的工作中探求出《吴问》成篇的年份。
笔者相信，深入研究《吴问》大有裨于确定《孙子》成书的年代或年份；《孙子》成书年代或年份的确定，势将引起我国学术、思想，甚至书籍、目录学史上重定坐标的工作。
一、《孙子》成书年代的初步探讨
孙武系出齐国贵族，因齐内乱而流亡至吴。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能肯定无疑的是屡经伍员（子胥）推荐，吴王阖庐在即位后的第三年（前512年）终于接见了他。如果当时孙武正值壮年， 他的生年应仅仅略晚于孔子（前551—前479年）。最早为《孙子》作序又为全书注释的是曹操。曹操《孙子序》言：“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这真可谓是英雄识英雄。魏武以降，历代诠释《孙子兵法》者颇不乏人，而对此书文辞及编著年代观察之犀利，当首推清代朴学鼎盛期间的孙星衍（1753—1818年）。孙对《尚书》有深湛的研究，对古文字往往有独到的体会。他对《孙子》的总印象是：“诸子之文，皆出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指《孙子兵法》）是其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注：《孙子略解·叙》，收在孙星衍辑《岱南阁丛书》，重印于《四部备要》本《孙子》。）
历代研究《孙子》诸作中，孙星衍对其同时同乡阳湖毕以珣之作最为膺服。毕氏《孙子叙录》：“按《史记》惟言以兵法见阖闾，不言十三篇作于何时。考魏武序云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则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干阖闾者也。今考其首篇云：‘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言听从吾计则必胜，吾将留之；不听吾计则必败，吾将去之。是其干之之事也。”（注：《四部备要》重印本《孙子》。）当代无偏见的学人，读了《孙子》开头《计篇》中坦切激昂表示决定去留的原则和骨气，定会同意曹操和毕以珣的看法——十三篇是引致阖庐召见前必须一显的身手。
细考《孙子》一书之前，有必要先对吴王阖庐的性格、为人，机智和雄心略加分析。未即位前他是公子光，吴王夷昧（前543—前527年在位）之子，但夷昧未立他为嗣，王位为夷昧庶兄僚（前526—前515年在位）所夺，所以终于导致11年后一幕至今演唱不辍的历史名剧“专诸刺王僚”（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吴王世系偶或有误；本文采取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83页的考证。 本文以下引用此书一律简称《左传》。）。伍子胥因父兄之难， 于前522年自楚奔吴。当时吴楚已是敌国，公子光立即洞悉伍子胥的用心，力劝吴王僚不要兴师伐楚被伍所利用。三年后，公子光分析楚及其盟邦意志不一，判断吴如兴兵，必能以少胜多。果不出所料，此役大败楚军（注：以上详《左传》昭公二十年及二十三年。）。阖庐弑僚即位之后，楚国想利用逃亡至楚的吴国两公子进军“害吴”。楚平王庶出的最长最贤的公子子西警告当政：“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共之，将用之也。……光又甚文”（注：《左传》昭公三十年、哀公元年。）。甚至阖庐与越国作战中中箭而亡（前496年）之后二年， 子西对他一生的特点还作了以下的回忆：“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而不旷。”（注：《左传》昭公三十年、哀公元年。）阖庐一生事迹和仇邦智者的长期观察，都反映出阖庐是具有超常机智、毅力、远虑、野心和很高文化水平的不世出的枭雄。当世和后代都公认他是春秋两个半世纪中第四位霸主决不是偶然的。只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不事先进呈一套系统周密富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备战、作战的策略理论即能被他召见，并能使他信服，是不可思议的事。曹、毕所断，堪称卓识。
《孙子·九地篇》中保留下最明显的君臣对话证据。孙武在此篇中先重述主将如果平日爱护士卒，令发之日，士卒泪下沾襟，以身许国，任凭主将调遣，行动可以灵活到像越国常山名叫“率然”的蛇，“击其首，则尾至（以护首），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原文紧接：“‘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注：本文所有征引《孙子》诸项均根据《四部备要》本。）阖庐、孙武当面问答之状活跃纸上。应该指出的是：十三篇虽应是召见前业经进呈阖庐之作，但如“敢问”之类的语句显系君臣临时随兴的问答。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十三篇进呈之后偶或会有增添的词句。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有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这段记事与临沂汉简中的《孙武传》大都相符（注：详见常弘《读临沂汉简中〈孙武传〉》。）。《吴越春秋·阖庐内传》所载吴王“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注：《吴越春秋逐字引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1页。），亦应有事实根据。
以上简要的讨论虽然已说明《孙子》成书于吴王阖庐召见前夕，但由于本世纪海内外汉学界过分疑古之风未泯，我们仍须广事稽核相关史料，不避繁琐，将古今对《孙子》的大小质难加以澄清。只有如此，《孙子》成书的年代，甚至年份，才可望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将”、“兴师十万”、“出征千里”（注：《四部备要》本作“兵”，今从《兵书四种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页改为“征”。）
古今学人或以为《孙子》所论的“将”是能主筹全部动员作战策略，享有统一指挥权力，承当全部胜败责任，十足专业化的将军，大异于文武不殊涂，将帅共决策的传统，所以《孙子》应是战国时代的著作。按：春秋晋国平时执政的正卿就是战时的中军主帅，其余资深之卿充任上、下诸军将佐。 将佐不遵帅令最有代表性的笑话是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晋率诸侯之师伐秦之役下军之将栾黡。他不但不遵主帅荀（中行）偃“唯余马首是瞻”之令，并且公开声言“晋国之命，未有是也，余马首欲东”。全部下军竟随他向东撤回晋国。
为了解《孙子》论将的真谛，必须指出汉语自始即是“词位语”，根本没有区别不同时式、不同语气的形态变化。所有《孙子》论将的词句决不能以通常陈述语气去解释，必须以建议、要求的语气去理解；而建议和要求的对象就是勇于创新的君主。在要求阖庐采纳他的具体建议之前，他开头即提出对“将”空前多面、严格的要求，也就是他的自我要求。《孙子·计篇》：“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只有知识、才干、操守如此齐备之人，才有资格请求知人善任的君主给予“将”以空前的重视。如谓“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注：分见《孙子》《作战篇》、《谋攻篇》。）。按：“辅”应作“凭依”之意解（注：《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谏晋献公：“‘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可见辅是凭依之意。这个诠释出自古棣、周英《老子通》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也就是再度说明将身系国家之安危。只有经过“将受命于君”这庄严程序，将才能享有应得的统一指挥的权力。受命之后，“上下同欲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甚至必要时“君命有所不受”（注：分见《孙子》《谋攻篇》、《九变篇》。）。最动人的是在《地形篇》里提出“上将”必须要能预先掌握六种致“败”之道和构成必胜的全部道理（“战道”）的各种因素之外，还强调为将者必须有坚贞的节操：“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武于此不啻以一己生命为孤注，不屈不挠，甘愿事先签署一张军令状！
事实上，《孙子》十三篇中对新型的将的种种建议和要求，并未皆为阖庐所采纳。《史记》及《吴越春秋》很少有孙武独将的明确记载；相反地，明确的记载却提到伍子胥、孙武和伯珣（白喜）三人合将。吴国在军事方面远远不能做到孙武所预期的统一指挥。阖庐九年（前506年）， 王弟公子夫概即不遵王命独自向楚都进军，先败楚军之后，吴王的重兵五战之后才攻克郢都。孙武专业性的将论要等到战国才能在各国逐步实现，而“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仍很难被国君接受。终战国之世，“主”、“将”关系一直是紧张的。白起等名将之不得善终，即系明证。
孙武对将的理论与主张既有异于春秋的传统，又预期战国二三百年间的巨变；它所代表的时代过渡性是相当明显的。《孙子》久已被举世公认为古代军事最经典之作，其中论将的部分最能明示孙武的先驱认知。
另一问题是《孙子·作战篇》提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全书最后《用间篇》再度言及“兴师十万，出征千里。”自宋以降，即不乏学人据此以为《孙子》成于战国之证，因为他们的印象是春秋时代战争的规模比《孙子》所说的要小得多。按：春秋一般以车战为主，每乘兵车究竟由多少人组成，一向颇有争论。《诗经·鲁颂·黡宫》：“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这一原则，证诸其他古史，大体正确（注：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205、341—342、368—369页对本文本节极富参考价值。）。至于兵力，春秋最后七八十年间有加速扩增的趋势。先以《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晋国为例， 因数字出自楚国的情报，所以最为可靠。此年，晋国除绛都外，属于强大卿族的土地已分成49县，每县摊派兵车百乘，故兵车总数已不下五千，总兵力已不下十五万。这还只就城邑而言，鄙野能参军者尚不在内。楚国的谍报无疑是接近事实的。《左传》昭公十三年，由于盟国诸侯“皆有贰心”，晋国向“诸侯不可以不示威”，于是以“甲车四千乘……遂合诸侯于平丘。”留守国内的兵力绝不会少于一千乘。
吴王阖庐召见孙武之前二年（前514年），晋灭祁氏、羊舌氏， “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虽仅详述诸卿族瓜分祁、羊舌之田而并未言及车乘，已故童书业教授，终身熟诵《左传》，相信春秋末叶晋楚两国很可能都已拥有万乘左右的总兵力。《孙子》所言“兴师十万”实有事实根据，毫未夸张。至于“出征千里”，更是春秋末年的平常现象。例如正当阖庐召见孙武之年，吴出师灭徐。徐都在今安徽泗县北，与吴都今江苏吴县间的直线距离是450公里以上，即今900华里以上，已相当超过1 000周里了。 由于川河湖港汊，实际行军路程当远远不止此数。阖庐九年（前506 年）吴师终于攻占楚国的郢都，此役往返总程至少应已4 000周里了。
总之，《孙子》书中涉及军队及战争规模等等无一不系春秋末叶的实录，毫无夸张的痕迹。
三、“阴阳”、“五行”、“无常”
60年前，齐思和《孙子著作时代考》结论之一：“五行之说，由来久矣。而五行相克之说，则起于邹衍。今此亦用其说，亦足籍此以断定其著作时代矣。”（注：齐思和：《孙子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第26期，1939年12月，第186页。 ）本节除讨论五行相克说春秋末叶业已存在之外，兼及《孙子》涉及之“阴阳”与“无常”观念。
《孙子·计篇》：“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此卷首篇中的阴阳指的是昼夜、晦明、风雨等自然现象，毫无战国中晚期阴阳说的神秘色彩。惟卷九《行军篇》有“凡军喜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之语有可能被曲解。其实《孙子》“贵阳而贱阴”的意义与《易·系辞》及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里的“阳贵阴贱”完全不同。后两者的“阳”就是“乾”、“男”、“君”、“父”，“阴”就是“坤”、“女”、“臣”、“子”，阳阴的关系是形上、宗法的。《孙子》是从纯行军原理判断自然条件优劣而言的。地势高亢总比卑湿优越，朝南向阳的方位总比阴翳背光的地点空气清新，“军无百疾”。《孙子》阴阳之纯属理性，不待多言。
“五行”出现于《孙子》全书中精华之一的《虚实篇》：“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提到五行，一般往往联想到邹衍的“五行终始”说。邹衍的学说大致形成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的齐国稷下学术中心。事实上，五行生克的观念至晚当孙武仕吴期间已经存在，而且已相当广泛地应用于占梦及预测吉凶。《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前511年），赵简子命史墨占梦时， 史墨已提出“火胜金”。《左传》哀公九年（前486年）有一段对五行生克较有系统的纪录， 因注者已故杨伯峻教授认为迷信难解，倒有稍加研讨的必要：“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为简明计，笔者试先以文中宾主所代表的五行及其方位入手。按《左传》诸种注解，赵氏之先与秦同祖，俱姓嬴（盈），盈又是水名，晋统帅赵简子所以代表“水”。宋系商后，商姓子，子不但是水，而且是水的正“位”。如果晋师救郑之余顺便伐宋，就将造成“名位敌”的征兆，意思是水的名和位如果相遇相敌，双方的力量就会互相抵消，晋师就会徒劳无功。齐是姜姓，炎帝之裔，代表火。所以史墨占梦的结论是“水胜火，伐姜则可”。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即阖庐召见孙武的前一年，晋史墨答问时讲出五行皆有专“官”（神），称为“五正”，五正经常举行“五祀”，而且这些祭祀木、火、金、水、土五行的专官都“世不失职”。可见五行的观念成熟已久，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已在逐渐推广应用中。只是还没有邹衍式的“五行终始”说——迷信、循环、宿命的“准”政治哲学的痕迹。
至于“无常”的观念，正是由于观察春秋中晚期旷世巨变而逐渐成熟的。与孙武同时的史墨又是最佳之一例。《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年）记有史墨之言：“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社稷无常奉， 君臣无常位。……三后（虞、夏、商）之姓，于今为庶。”本节上引《孙子》“故兵无常胜，水无常形……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这些语句，从观念或修辞比喻方法来观察，无一不确凿地反映其春秋末叶的“当时性”。
四、“黄帝”、“四帝”
《孙子·行军篇》有“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一语。黄帝和四帝两个专词曾是当代学人用以鉴定《孙子》成书时代的论据之一。古史辨派对黄帝极端的质疑可以不论。郭沫若虽对黄帝未曾作过专考，但指出黄帝一名在两周金文中出现之晚却对疑古学人不无影响。黄帝之名初见于“陈侯因嚭敦”，陈即田齐，齐侯因嚭即位于前356年， 称王则始于前334年，谥曰威。此器铸于前356年至前334年之间， 已迟到战国中期了。
中西相关诸学科方法严谨、观点平衡的当代学人似已有一共识：传说虽不能等同历史，传说中对远祖英雄式人物、世系的叙述虽有时不免混乱，但传说记载每每含有史实的内核。试读《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年）所记：“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 昭子（鲁大夫叔孙舍）问焉，曰：‘少閟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我高祖少閟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郯子所详举的、以各种不同之鸟为各种职官之名，本文无一一列举的必要。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像郯子这类讲出部族祖先大小图腾的传说记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鸟或凤鸟是大图腾，标志各种职官个别的鸟都是小图腾。著名的《西安半坡》的作者石兴邦教授曾将郯子所述的种种鸟官之名列表显示这古老东夷鸟图腾社会的部落、胞族、氏族三层组织，并遍查了延续数千年的山东史前文物中最突出的鸟形器和鸟纹雕饰。他认为“如果说郯子传说是史影，史前山东文化以鸟为主题的丰富文物就是传说中的历史‘实体’”（注：石兴邦：《山东地区史前考古方面的有关问题》，《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特别是第30—33页。）
郯子还提到“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按：众所周知，“云从龙”。在另一篇宏观史前文化论里，石兴邦阐发华夏族群是以龙为标志或图腾的。龙的考古物证是以距今六千多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用蚌壳摆组而成的龙形图像为最早。稍后的湖北焦墩遗址也发现了以卵石组成的、张口作飞跃状的巨龙图像（注：石兴邦：《中国文化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考古学探讨》，黄盛彰主编《亚洲文明》第 3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特别是第9—10页。）。 这类重要的考古发现，对研究远古传说记载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西周文献残阙。《左传》、《国语》所载有关黄帝最早之记载甚有意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前635 年）记有晋文公重耳回国即位后一年，出师勤王前夕卜得“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这是文献中第一次言及炎、黄二帝的战争。《国语·晋语四》记有重耳返晋前一年自楚流亡到秦，秦穆公以女怀嬴妻之，而重耳“欲辞”。原因是怀嬴本已嫁于为质于秦的晋惠公（重耳异母弟夷吾）之子圉；圉已逃归晋即位为怀公。为了说服重耳此项婚姻并不违犯礼俗，秦国的司空季子不惜指出“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并详列“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其论同姓同德、异姓异德等等意涵复杂牵强，姑可不论，但司空季子首次言及炎黄二帝血缘关系对此后华夏中原论影响深远：“昔少典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通‘挤’，攻战之意）也，异德之故也。”二帝“相挤”，当然指阪泉之战。
《国语·鲁语上》，鲁僖公三十一年（前629年）， 展禽（即柳下惠）为了评讥鲁执政臧文仲令国人祭祀栖集于鲁东门外已经三日的一群海鸟，阐发祭祀之历史庄严性，主张只有对社稷人民确有巨大功绩的古圣王贤人才应列入祀典，并在长篇议论之中提出以下的“谱系”：“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中的谱系与《国语》所列完全一致。按理，以黄帝为始祖的传说与谱系最晚完成于春秋最初百年的列国菁英之间这一史实，应该是无可争论的了；疑古派所谓黄帝是战国时人所伪造之说，应该是不能成立了。可是，疑古派仍可辩论：《左传》、《国语》编纂于战国时代，《礼记》编纂之完成可能还要晚些，三书中的史实与文字焉知未曾按照编纂者的时代、知识、信念、特征而偶或篡改？
西方甄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史料方法最谨严的是以研究古代中国音韵及《左传真伪考》驰名的已故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他把汉代以前的神话及传说资料分成两类：未经和已经儒家编纂过的。据他的评价，前者的叙述一般皆较简单零散，较多地保留下资料的原始状态，所以比较可信；而后者经过儒家大大系统化以后，照例呈现出一个以黄帝为始祖的“全神庙”，所以价值不如前者高。以上三种古籍都属于后一类，但高本汉的考证证明《左传》的真实性极高，确是我国古代史料的宝库。《国语》是《左传》的姐妹作，所载史实大都与《左传》符合，但因重“言”，书中明主、贤卿、哲人、史祝长篇论述是否全系实录，尚有待引用时严加考订。
几年前，笔者《天与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别运用方法示例》（注：《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1期。 ）文中辟有专节沟通未经儒家系统化的、零散的、原始性高的史料，所得到的商人及周人的祖先谱系与本文上引《国语》和《礼记》的谱系——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完全相符。如果这种有关商周始祖不同类型史料互核的结果仍不能冰释疑古派对远古黄帝的存疑，《史记·周本纪》却保留下无懈可击的史实：“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奉祀黄帝的祝（铸）国，在今山东肥城县南大汶河北岸，当春秋中晚期尚与鲁卿室通婚，有“铸公簠”传世（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三年，第1082页，杨氏注。）。武王所封的这些小国，都是为保证古先圣王永不绝祀、永享血食的措施，都是“兴灭国”的实例，也就是“继绝世”观念的制度体现。传种接代是人类的基本关怀，“兴灭”、“继绝”是生命延续的愿望从“我”到“彼”的延伸，最足以反映华夏人本主义文化一系列奠基人的宽宏气度和高尚情操。
《史记·五帝本纪》言及“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史记·夏本纪》更言及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皋陶是东夷之人，可见立嗣封典自始即是超种族的。由于炎黄集团从很早就能将生命延续的愿望自“我”延伸到“他”族，“华夏”这个种族文化圈子就越来越大，自远古至商周就容纳进越来越多本来“非我族类”的人群与文化。这正足说明何以《孟子·离娄下》中所明言本来是“东夷”的舜和本来是“西夷”的周文王，后来都成为对华夏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圣王了。在这不断扩大的华夏文化圈子里，由于客观政治及文化的需要，更由于诸部族自愿归属为传说中大英雄人物的后裔，一个以黄帝为共同始祖的全神庙便逐步出现了。尽管这种自动归属性的谱系与实际生物性传承之间的差距必不可免，但古文献谱系背后的史实内核是不容否认的。这个以黄帝为金字塔顶尖的谱系，并不是如疑古派所说迟迟完成于战国时代，而是完成于春秋最初的百年之内。
除了《孙子·行军篇》提到“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以外，银雀山发现的兵家古简之中有《孙子》十三篇以外另一篇《黄帝伐赤帝》。此篇古简虽已残阙，经当代诸家考订校补之后，主要内容已可完全知晓：黄帝“南伐赤帝”，“东伐青帝”，“西伐白帝”，“北伐黑帝”，取得全胜。简文考订者之一认为《黄帝伐赤帝》篇之作成应晚至汉高祖二年（前205年）以后（注：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第99页。）。他所根据的是《史记·封禅书》：“（高祖）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笔者按：古代华夏文化圈内，各区域风俗祀典不能尽同。秦嬴姓，原属鸟图腾少皞集团，殷商时代西迁至黄土高原，后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于诸侯（前770年）。就政治、宗教、 文化而言，终春秋之世，秦与中原诸邦仍处于半隔离状态。即使在秦国内部，公室与民间宗教信仰亦颇有异（注：《史记·封禅书》：“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曾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这是司马迁用心之处，特别指出官方和民间宗教祭祀系统不同，民间的炎黄崇拜可能自远古未曾间断过。即使就秦廷而言，秦灵公（前424—前415年）时“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虽晚，较齐国的“陈侯因
敦”还要早半个多世纪。）。《史记》《秦本记》和《封禅书》对诸帝立畤年代记载最详，正是从这两卷详确的记载里最能看出秦国作畤祀帝制度的断续、零散和随意性。迟至始皇已灭六国，秦已采取水德说，色尚黑，秦廷仍不设专畤以祀黑帝。事实上，中原及沿海地区“四帝”之说早已存在。
《墨子·贵义》：“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当代学人大多同意墨子出生稍后于孔子之殁（前479年），而孙武与孔子恰恰为同一时代之人物。 《墨子·贵义》篇首段记墨子见楚惠王事，据孙诒让考订，其年当为周考王二年（前439年），上距孔子之殁仅40年（注：孙诒让：《墨子间诂》， 台北新文丰重印日本《汉文大系》本，卷十二，第2—3页注。）。墨子不仅言及四龙，并道出四龙的各别颜色、方位、五行属性，代表各该属性的天干，以及各组天干中的阴干与阳干。可见当时五行说的基本要素和符号早已齐备，无殊于近千年来盛行于士庶间的子平基本语汇了。墨子之“龙”显然就是“帝”。所以《孙子·行军篇》和兵家残简中的黄帝与四帝等词的春秋属性应是不争之论了。
关于四龙或四帝还有版本文句问题需要深究。墨子言及四龙的最后一句是“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而独未言及戊己中央之龙。因此，传统的《墨子》版本和近代治墨子的学人中颇不乏主张增补“以戊己中央之龙。因此，传统的《墨子》版本和近代治墨子的学人中颇不乏主张增补“以戊己杀黄龙于中央”一句者。孙诒让集注中采取原文本无此句之说，理由有二。钞本《太平御览》及洪迈《容斋续笔》所引皆无此句。再则“古人谓东西南北为四方者，以其在四旁也。若中央，为四方之中，则不得言中方。”（注：孙诒让：《墨子间诂》第11页注。）笔者按：孙说甚是，但原文无此句更重要的理由可能是中央是黄色，其龙色黄，其帝为黄帝。传说中的黄帝不但是“生而知之”，发明主要事物的圣王，而且一贯又是战无不胜、以战止暴，建立人群政治社会秩序的人中之神或神中之人（注：对黄帝以暴止暴的多层意义发挥淋漓尽致的是原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Mark E.Lewis,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墨子·贵义》篇中之“帝”应系处于中央戊己的黄帝，他只能“伐”、“胜”、“杀”其他的龙或帝，他怎能是被戊己杀于中央的黄龙呢？！
如果本节的论证不误，《孙子》涉及黄帝和四帝之处与春秋菁英所知所言的黄帝完全一致。因此，《孙子》的春秋属性得到进一步的肯定。本节论证更重要的“副果”可能是：我国古代诸多部族以黄帝为共同始祖的全神庙出现于春秋最初的百年之内；这一结论对建立异于《古史辨》的宏观史论应有参考价值。
五、《吴问》成篇年份考
银雀山兵家残简之中有《吴问》一篇，未见于《孙子兵法》十三篇，全文长284字。 其主要内容是吴王阖庐和孙武的问答：“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当代学人对《吴问》已有数篇专文讨论，其中以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功力最深。吴氏不但校补了阙文，并详考有关史事及晋各卿室的田亩赋役之制，并阐发孙武实为法家之先驱，对商鞅变法具有深巨影响。与本文有密切关系的是吴氏对《吴问》篇述录年代的推测：“《吴问》的撰写时间，大体可以确定在春秋末期。据《史记·晋世家》，晋定公二十二年（前490年）赵、韩、魏和智氏联合赶走范、中行氏。 晋出公十七年（前457年）四家卿室瓜分了范、中行氏的土地。 晋哀公四年（前453年）赵、韩、魏共灭智氏，尽并其地。 《吴问》产生的时间应在范、中行、智氏灭亡之后，不然的话，作者绝不会那么准确预料三卿的灭亡次序。对于赵、韩、魏三家的发展，作者认为赵、韩、魏继亡于智氏之后，晋国全部归属赵氏。他的估计全然错了，说明作者既没有看到晋静公二年（前376年）三家最后瓜分晋公室， 也没有看到晋烈公十七年（前403年）三家正式建立封建诸侯国的重大历史事变。 由此可知，《吴问》是在智氏亡，到赵、韩、魏三家自立为侯的五十年内撰写的。”吴氏根据预测之是否灵验，断定《吴问》是撰于前453—前403年这50年间。郑良树采取此说，但认为《吴问》应当是后人追述之辞，不会是孙武自己手写的（注：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第89页。）。台湾魏汝霖则认为《吴问》文中问答的时间大概不出阖庐召见孙武（前512年）与阖庐逝世（前496年）这十五六年间（注：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第89页有魏文摘要。）。
由于近来笔者在《左传》中重作少年游且颇有感悟，深觉《吴问》撰述的时代尚待详考。这种感悟是：预测诸侯世卿的吉凶成败不但是春秋列国菁英经常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而且往往是外交内政决策的重要参考。这种习惯性的政治预测似与华夏文化形成期间的深层忧患意识极有关系。本来用于占筮的《易经》的哲学化虽迟至战国始告完成，《易传》，尤其是《系辞》中包含的人生智慧却必渊源有自。《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战国时人所谓的“中古”应不晚于殷周之际。《易·系辞下》又有作为孔子所说的：“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等语，不正是《尚书·周诰》诸篇中周公谆谆训诫周人“天命靡常”，“天不可信”，“天难谌”这种忧患意识最中肯的诠释吗？
春秋250年间预言征验之例不胜枚举。 稍事分析略早于阖庐的有关晋卿室政治预言的理性内核将大有助于核定《吴问》写作的时间。试先以晋国“三卻”为例。鄢陵之战（前575年）晋国复霸。 鲁成公因国内多事，次年两次赴盟皆误期，深怕开罪于晋厉公及卻氏一门的三将佐：卻犨锜、卻至。《国语·周语下》载有鲁成公和周卿单襄子的对话：“鲁侯曰：‘寡人惧不免于晋，今君曰（晋）将有乱，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单）对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见晋君之容，而听三卻之语矣，殆必祸者也。……夫卻氏晋之宠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惧矣！……’”这次谈话是在前574年孟冬十月。 果不出单襄公所料，年底之前三卻即因“族大、多怨”首先为晋厉公所杀。由于此事余波，开年初五，厉公被弑（注：《左传》成公十六、十七年，《经》、《传》。）。事实上，早在四年前，鲁国孟献子（仲孙蔑）就预言：“卻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卻氏无基，……不亡何为！”（注：《左传》成公十三年。）卻氏亡前三年，晋国老成持重的韩献子（厥）已有预感：“卻氏其不免乎！”（注：《左传》成公十五年。）他的同僚范文子（士燮），鄢陵战后返晋即感政治风暴之必将来临，命令范氏资深专管祭祀的祝为他祷告，唯求速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晋厉公）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果然不久即死了（注：《左传》成公十七年。）。可见春秋之际菁英政治预感之锐敏，政治预测之普遍。
三卻之后，震动晋国内外的大事件莫过于栾氏之亡。至晚在鄢陵之战前十年（前585年）栾武子（书）已执政，将中军。 栾氏将亡的预言是由受栾武子之子栾黡所逼暂逃至秦的范鞅（谥献子）口中道出的。《左传》襄公十四年（前559 年）：“秦伯（景公）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黡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栾）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黡之怨实章（彰），将于是乎在。’秦伯以为知言，为之请于晋而复之。”大意是：栾书多年执政，廉正自守，施惠于民，死后封邑人民对他深深怀念。 栾书之子栾黡虽骄汰贪欲居贿（注：《国语·晋语八》。），上承先人遗泽，本身尚可免祸。再下一代的栾盈以善养武士闻名于当世，对人民也不知父亲那样汰虐。但不幸的是他的“善”尚“未能及人”，而身已列于卿位之际，人民对他祖父的记忆已很淡漠，而对他父亲一生的“恶”迹却反感日深。因此，栾盈正注定将成为这三代恩怨转折点上的失落者。证以《左传》成、襄间的编年纪事，范鞅的预测分毫不爽。这类纪事纪言正是《左传》史料真实可信性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因为像范鞅这样微妙的分析和推断是高度理性与敏锐直觉的结晶，决不是后代单凭生花之笔就能杜撰出来的。
为了加深了解何以孙武在《吴问》中误测最后晋国一归于赵，而极灵验地测出范、中行、智氏灭亡的次序，我们有必要择要评估晋国六个卿室的长短优劣。
栾氏亡前，范宣子士匄已经执政。在与栾氏斗争期间，范氏与中行氏和亲，士匄之子士鞅更以曲沃为贿争取到魏舒的中立（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因此完成了孤立栾氏的布置。栾氏亡后，范、中行集团日益骄横，而士匄的“贪”，尤为列国菁英所不喜。《国语·晋语八》记有他“与和大夫争田久而无成”的丑闻。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鲁名大夫叔孙豹赴晋朝聘时， 范宣子问古人“死而不朽”一语真义时，遭到客人的讥讽：只有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贵族爵禄的世袭不得谓不朽。《左传》同年更重要的纪事是：“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是年二月，子产托行将聘晋的郑国君、卿带信去责问范宣子：“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并加警告，如继续向诸侯勒索重“贿”，“则子之家（将）坏。”
范献子士鞅早在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已初露头角， 为秦景公准确地预测栾氏之将亡，早期随父在列国间战役及国内斗争中亦有表现。他在晋国政治舞台上活动57年之久（前559—前502年），是一纪录。伦序执政（前509—前502年）已届衰年，他中晚年的作风类似其父，亦以贪货骄汰闻于列国。迟到他死后14年，鲁大夫子服景伯还在列国交往的场合追忆33年前“晋范鞅贪而弃礼”，恃强欺辱鲁国卿大夫（注：《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哀公七年。）。
荀林父将中军（前597—前593年），死后荀氏分为中行及知氏。栾氏亡后，中行和知氏的人才虽较范、赵、韩、魏等氏为逊色，甚至在列国交往场合上还偶遭“失辞”、“不文”、“求货”之讥，但分为两氏之后，在国内高层权力分配上占有利地位。试看鲁昭公五年（前537 年）楚人口中述出的晋国六卿：“韩起（宣子）之下，赵成（景子，不久卒）、中行吴（穆子）、魏舒（献子）、范鞅（献子）、知盈（悼子）……皆诸侯之选也。”中行、知，加上中行的姻家范氏，就居六卿之半了。此后70年间，虽因寿夭、事故、际遇，晋国最高层权力分配未必经常如此，但范、中行、知氏这个集团权力之大，气势之凌人，正是当时明哲之士预测二氏将先亡的基本道理。
韩氏早期的著名人物是韩厥（献子）。他在邲之战之前已是司马，为人正直庄重，前574年当政以后对兴复赵氏甚有贡献， 取得国内外好评。当政八年告老致仕，因长子废疾，正式以次子韩起（宣子）为嗣。韩起政治生命长达52年（前566—前514年），仅次于范鞅，而主持国政26年之久，在晋国是一纪录。《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前542 年）很不寻常地以将来完成时式综述韩起长期执政的特征：“既而政在大夫，韩子懦弱，大夫多贪，求欲无厌。……及赵文子（武）卒（前541年），晋公室卑，政在侈家。韩宣子为政，不能图诸侯。”韩起死后，魏舒（献子）为政（前514—前509年）。总括而言，魏氏情况与韩氏略同，都是卿室斗争兼并过程中的受益者。
晋卿室中，最富戏剧性的当推赵氏。早期赵氏的中坚人物是协助晋文公建立霸权的赵衰（成子）和执政20年（前621—前601年）之久的赵盾（宣子）。被誉为“冬日之日”的赵衰之“文”和被喻为“夏日之日”的赵盾之“忠”，是当时及后世的菁英所公认的。赵盾公忠体国，久主列国盟坛，而不免弑君之名，以至孔子也为他惋惜。权衡了赵盾的功过之后，孔子还是肯定地认为“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注：《左传》宣公二年。）
中期赵氏的中心人物是前583 年赵氏大宗灭族惨剧中惟一幸存者——历史和剧台上有名的“赵氏孤儿”赵武（谥文子）。他童稚之年如何被救收养，因自古已传奇化，详情已不可考。但十年后晋悼公即位，抚恤忠良，接受韩厥等人的建议，擢拔年未及冠的赵武为卿，并发还赵氏原来的封邑。赵氏的中兴是当时超越国界大快人心的事件。
以币重遭子产责问的范宣子卒后，赵文子为政（前548—前541年）。他当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一举即博得列国一致的赞扬。他同时向来晋朝聘的鲁名大夫叔孙豹宣示他的外交政策：力图加深了解东方大国齐国的特殊心理需要，用谦和诚挚的态度发展他与楚令尹屈建已有的私谊，尽力促成列国弭兵运动（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前546 年宋向戌发起的列国弭兵运动之卒获成功，是与赵文子的谦和外交与鼎力支持分不开的。
《左传》昭公元年（前541年）初， 赵文子属下的大夫祁午对他做出坦白的评价：“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晋，……晋之耻也。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师徒不顿，国家不罢，民无谤
，诸侯无怨，天无大灾，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终之以耻。”事实上，晋国并未因赵文子的务实外交而蒙受真正的损失或耻辱，最多也不过是在前546 年的弭兵大会上让楚国领先歃盟而已。总之，几遭灭族侥幸中兴的赵氏，自文子赵武至其曾孙襄子无恤，一贯以“忍耻”为“保世”的至理箴言之一（注：刘向：《说苑》（《四部备要》本）卷三《建本》：“赵简子以襄子为后。董安于曰：‘无恤不才，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其人能为社稷忍辱。……’”《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前468 年）终卷记有知伯面辱赵襄子事：“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赵襄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两说大体相符。）。
赵氏后期的柱石是赵鞅，史称赵简子或简主。他除了承袭祖父文子谦柔内省的风范之外，另具有坚韧、果敢、阴鸷、知人善任的一面。在长达42年的政治活动中（前517—前475年），他自始即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有生之年，言行轶事已近传奇。刘向去古未远，涉猎春秋史料最多，认为“简主可谓内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国安。（汉初）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诚能如赵简主，朝不危矣。”（注：刘向：《说苑》卷二《臣术》。）赵简子的机智才能之见重于当时及后世有如此者！他现身于春秋列国政坛（前517年）距吴王阖庐召见孙武仅四五年， 其间赵鞅的政治表现，晋国内外所发生的巨大事件都与孙子《吴问》之作有极密切的关系，值得较详分析。
赵鞅初显身手是平周王室之乱。周景王本已立有太子，但晚年喜欢长庶子子朝。景王因心脏病崩于前520年。“王子朝因旧官、 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王）景（王）之族以作乱。”在王位斗争中，晋国支持太子猛，但两年之久虽曾出师而未能收效。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记是年夏郑国著名正卿子大叔（游吉）随国君聘晋时，范鞅问他王室乱事如何处理才好。子大叔回答：“今王室实蠢蠢焉，吾小国惧矣，然大国之忧也，吾侪何知焉？吾子其早图之！……王室之不宁，晋之耻也。”于是，“（范）献子惧，而与（韩）宣子图之。乃征会于诸侯，期以明年。”从这谈话可以看出晋国资深诸卿（当然包括四年后继韩起执政的魏舒），能力及意志都不足以应付艰巨。次年（前517 年）勤王戡乱的重任之所以独独落在少壮的赵鞅肩上，很明显地是由于他非凡的才干。鲁昭公二十五年《春秋·经》列出九国的正卿和代表赴晋会盟；《传》精简的纪事已绘出赵鞅在列国政坛亮相的威严：“夏，会于（晋南）黄父，谋王室也。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纳王。”119年前（前635年），赵鞅的高祖赵衰力劝晋文公“求霸莫如入王尊周”（注：《史记·晋世家》。），因为勤王是最名正言顺、最受列国重视的大事。赵鞅初显身手，即名闻天下。
读史者不可忽略《左传》偶或有珍贵而需细嚼的有关列国菁英讯息舆情传播的资料。黄父会上赵鞅和郑国正卿子大叔的长篇谈话即是一例。笔者按：自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子大叔问政于子产， 子产一直认为这位“美秀而文”的后辈是他理想的接班人。从继子产当政（前522年）之前，子大叔和赵鞅的祖父赵文子在列国交往场合即情投意合。因此，赵鞅在前517年和他初面之时即待之以长辈之礼， 并虚心地向他请教。子大叔也藉此机会为他追忆子产生前长篇论“礼”的种种功能及其所以为“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之故；赵鞅很感动地说：“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事实上，子大叔之“言”远不只此，因为鲁定公四年（前506年）子大叔死在赴盟的归途上，“晋赵简子为之临， 甚哀，曰：黄父之会，夫子语我九言……”。可见11年前初遇之时，子大叔对处世、为人、从政的九句警劝之言，赵鞅毕生不忘——这是何等真挚的友谊（注：子大叔事迹，详《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五年、定公四年。）！友谊是双向的，这位子产之后言重诸侯公卿的郑国元老之大有裨于赵鞅的国际造像是不言而喻的。春秋晚期人士对赵氏的历史及特色本多同情与景慕，赵鞅极成功的政治登场势将引起列国菁英对赵氏更多的注意与期待。
吴王阖庐即位的最初两年正值晋国连续发生重大事件。阖庐元年，亦即鲁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春间晋国祁氏及羊舌氏遭灭族之祸。 《左传》：“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新改成的十县由六卿族中的“余子”充任县大夫。于是，诚如《史记·晋世家》所说，“晋（公室）益弱，六卿皆大。”按：鲁昭公三年（前539年）， 《左传》记有晋叔向对聘晋的齐国晏婴的长篇谈话。叔向感叹晋国“公室之卑”八个旧族如“栾、卻、胥、原、狐、续、庆、伯”都已“降在皂隶”，即使他自己的羊舌氏其将来如何，都很难说。果然25年后，羊舌氏及祁氏又遭灭族。这项土地、权力集中于六个卿室的事实，和六卿室间继续斗争兼并的趋势，是决不会不引起列国菁英注意的。
阖庐二年，即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 晋国发生了一件使列国菁英更为震惊的大事。《左传》：“冬，晋赵鞅、荀寅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左传》并载有孔子即刻的反应：“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左传》更载有晋国史墨的反应及预言：“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荀）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即赵鞅）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孔子的感叹，与23年前晋叔向责问郑子产之铸刑书如出一辙，都代表正统保守人士对旧制度行将崩溃的不安和悲伤。铸刑鼎的短期现实影响可能不大，但成文法在久霸的晋国出现的长期、全面、象征性的意义却极深远。此后各国统治阶级都会感到冲击扫荡传统金字塔式多阶层的政治、社会、权利、义务结构的狂飙骤雨迟早必会来临。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纪事，特别是所载史墨之言，是本文作结论时的瑰宝。史墨是当时最博学多闻、最富智慧的晋国大夫。可贵的是他的感言和预测——范、中行两氏先亡，赵氏如不失德，“可以免”——竟与孙武的预测几乎完全相符。这就有力地说明孙武预测中灵验与不灵验的部分，都代表春秋末叶一般菁英的共识和同感。深悉晋国内情如史墨者尚且相信赵氏“可以免”，孙武对赵氏远景估计过高的错误是不难理解的。更可贵的是《左传》系孔子及史墨之言于昭公二十九年之末，紧接着“冬”晋铸刑鼎简要纪事之后。这充分表明此二哲人的反应和预测是即刻的，并暗示这种反应的“即刻性”决不仅限于鲁、晋两国。众所周知，《春秋左传》纪事以鲁为“主”国，此外较详于长期称霸的晋国。我们有理由相信雄才远虑的吴王阖庐对和重要盟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绝不会不立即有所反应的。因此，《吴问》正是他即刻反应的记录，是幸而因有《孙子》才得保留至今的。所以现存的《孙子兵法》和《吴问》都是撰成于阖庐召见孙武之年——前512年；不过， 《孙子》撰就于召见之前，而《吴问》所纪则成于召见之后。有关现存《孙子》十三篇及其余残篇撰成的年代和次序，曹操、孙星衍、毕以珣三家所论，词简识卓，令人倾服。
结束本节之前，尚有一事必须提及。孙武在《吴问》中对范、中行两氏先亡的预测可能与当时一般菁英的看法相近，但是在解释诸卿室灭亡先后以及赵氏最后胜利之故，孙武却提出较孔子和史墨更深刻独到的见解。现存春秋文献之中，惟有《吴问》讲到晋六卿室田制的不同：范、中行氏制田，以百六十（方）步为亩，亩最小，税最重；智氏制田，以百八十步为亩，亩次小，税次重；韩、魏两氏制田，以二百步为亩，亩更次小，税亦如之；赵氏制田，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亩最大，免税仅征赋。赵氏给与人民最优惠的待遇，这正符合阖庐治吴的基本政策，所以在《吴问》中他表示对孙武答复的满意，并作结论：“王者之道明矣，厚爱其民者也。”（注：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竹简《吴问》除三字外，全文皆经吴氏审慎校补。本文涉及田制之处，只能是竹简原文的通俗简化。）孙武的答案初看似乎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已显示出他掌握政治、经济、兵源等方面关键问题的能力。一百五六十年后商鞅变法即采取了《吴问》中首次言及的赵氏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制——富国强兵的基石（注：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吴氏考订孙武对商鞅的思想和制度改革的影响，甚见功力。第9页论古田制，据《太平御览》卷750（上海涵芬楼影印），纠正了刻印错误。原文《一位算法》经吴氏订正为《一行算法》。僧一行是唐太宗、高宗期间著名天算古历专家。）。
六、结语
我国两千余年来一贯认为《论语》是传世文献中最古的私家著述。虽然《论语》一书杂有孔子弟子、甚至再传弟子的笔墨，但《论语》的极大部分代表孔子的思想和言论。已故杨伯峻教授的看法：“《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注：杨伯峻编著《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导言”，第4—5页。再，杨伯峻《孙膑和〈孙膑兵法〉杂考》（《文物》1975年第1 期）指出《孙膑兵法》竹简中简提到晋将荀息和孙轸。前者系晋献公（前676 —前651年在位）时人，后者不见于《左传》， 但《汉书·艺文志》兵家有《孙轸五篇》。传统学人有疑孙轸系陈轸之误者，惟陈轸屡见于《战国策》，为战国纵横家。杨氏指出《汉书·艺文志》同类书通常以时代先后为序，《孙轸》列在《蚩尤》与《繇叙》之间，后者即由余，秦穆公（前659—前621年在位）时人。杨氏疑孙轸应系晋文公时名将先轸（前635年擢为中军帅，卒于前627年），并认为“这样一位人物有兵书著作是毫不奇怪的”，此文中杨氏谓“《论语》的成书已在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00年左右。”果尔， 则《孙轸七篇》早于《论语》之编就二百余年，而本文考证结果《孙子兵法》早于《论语》至少一百余年。）是当代学人所接受的。
本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肯定《孙子兵法》的春秋属性。通过《吴问》与《左传》的对核，得出不久前连自己都梦想不到的结论——《孙子》十三篇和《吴问》都可确定是撰成于吴王阖庐三年，孔子时年四十。《孙子》及《吴问》的撰成应早于《论语》的编就至少两个世代。本文的结论如无大误，举世汉学界理应公认《孙子》为中国现存最古的私人著述。中国典籍、目录诸学、学术、哲学诸史亦应重定坐标。重定坐标势必引起一系列的学术翻案，其中可预期令人最惊讶的将是《老子》辩证思维至少部分衍生于《孙子》的这项论证。本文的结论可能引起最基本的大课题应是如何重新考订、分析、权衡、界定“轴心时代”中国哲学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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