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徽州文书看清末钱粮的私派陋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州论文,陋规论文,钱粮论文,文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5)01-0115-04 清代后期，是国家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加剧了国家财政的需求，而战乱的破坏又使农村的地丁钱粮失额严重，政府不得不在正额之上，施行诸多名目如亩捐、厘谷等等的“附征”，以及漕粮改折等勒折浮收的手段，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①。然而这些制度内的附征和改折，往往又成为地方官吏营私舞弊的重要途径。咸丰年间湖南巡抚骆秉章曾提及湖广的情形，“州县廉俸无多，办公之需，全赖钱漕陋规稍资津贴”②。江苏的情况如《上海县续志》所云：“浮收中饱，由来已久，官民习以为常。故每办一漕，额多之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之巨资，其征银之平余，为数亦有一万、数万之多，以之抵作衙用，酬应开销，捐助地方各项公用，绰绰乎仍有多余，慷慨解囊，挥之如土，毫不靳惜。”③江西也大体类此，光绪年间《申报》曾报道临川县的浮收时云：“控增查欠名目，浮征钱五千四百串有奇；补平名目，浮征银折钱七百串有奇；红票名目，浮征钱一千七百串有奇。每年共浮征钱七千八百串有奇”④。毫无疑问，这些假借补充州县办公经费为名的浮收，有相当一部分落入官吏的私囊，肥己虐民。清代后期钱粮浮收的情况，在安徽省也不例外，现以光绪年间徽州府黟县、歙县的钱粮案卷文书为例，略加分析如次。 光绪二十年(1894)歙县的地方士绅数十人，迫于该县钱粮浮收的加剧，自七月份起，纷纷联名上控于府道暨布政司衙门，要求惩办县衙征收钱粮的经办吏员，减轻浮收的数额。兹举歙县生员叶达等于九月初的禀词略云： 九月初一日具禀，歙县生员叶达、生员姜辉煦、生员叶培、生员凌彝端、职贡程立达……等禀府宪春词。禀为陈明弊端、公吁批饬究弊苏民、以便遵纳事。职贡等祖居歙邑，耕田凿井，共乐时雍。兵燹后沐曹文正公剔荒征熟、奏定新章，每则银一两，定曹(漕，以下同此)平足纹一两三钱二分，正耗各项在内，以照时银价计之，每两不过一千九百文左右，以制钱兑纳计之，每亩不过二百四十文左右。原为恐病民生，培养润□元气德政。嗣粮吏□分，日久弊生，营私骫法，百端簧鼓，锢蔽县聪，高抬银价，低短制钱。每制钱二千五百四十文，止作粮银一两。又如洋钱时价，通市兑制钱一千零三十文，赴柜止作一千零零五文。又如完粮串票，例所应给，必勒索钱二十八文。他如预裁粮票为取息之方，预请火签，为追呼之扰。种种私加，民甚惫矣!歙民良懦，以为力不能及，从不敢稍后输将。稍言流弊，致招猾吏借故裁票。是以欲诉仍□，历有年所。兹值岁既不登，下忙又届，正业佃花户输将踊跃之时，前职贡等叠叩宪辕，沐宪面谕，一俟会查照□省委到郡，自当一视同仁、酌正批示。近虽欣读邑尊示谕，俯悯乡民□□旱，每亩减收钱十文，捐平余以示恤。职贡等伏思平余之项，系邑尊辛力之余，慨舍惠施，永宜德感。但政贵有恒、治宜正本。窃查户蠹积弊，捏开名目，计亩私加，县尊姑息仁慈，未蒙整汰，职贡等谨将知所略及，敬为大人一痛陈之。 盖国家征收钱粮，原有定制，正供之外，不准私派加征。计歙县阖邑则银虽未满四万两，以一钱二分三厘七毛一丝折田，约有三十万亩有奇。乃迩来库吏每田一亩，私加钱八文，统计入钱二千数百千文。大粮每田一亩，私加钱三文，统计入钱近千千文。又另藉粮差名目，每亩需收钱一文半，统计私加钱四百数十千文。册书地保，撤柜归城，并不须给领纸张工食，仍每亩私加钱三文，统计入钱近千千文。又另藉誊录府催名目，每项各需收钱二文，统计入私加钱一千数百千文。尤骇异者，完粮给串，例不取钱，今则每串一张，必索钱二十八文，以通邑约略计之，不下十万户，又私加入钱二千七八百千文。通计各项私加入钱不下八千数百千文。此其大略情形。更准以一两三钱三分照市银价计之，每亩仍有私加钱五六十文。不知该户蠹等，捏何名目报销?若云并无私加，何以每亩照银一钱二分三厘七毛一丝，竟完至三百十文以外?该户蠹等狡猾作奸，以为不能于则外加则，尽可于银上加钱，以致纹银一两，市价一千四百有奇，竟敢胆作二千五百四十文，方始收受。且恃串票所载是银，而必私勒以二千五百四十文扣银一两。使民欲诉私加，无从获其赃证。殊知每银一两需纳制钱二千五百四十文，通邑皆知，即系真赃实证，似此上奸国纪、下朘民膏，锢蔽县聪，饱充私囊，若不陈明吁示、究弊苏民，百姓何辜遭兹剥丧?……⑤ 从这一禀词中可以了解到，歙县的征粮吏员，主要通过不合理的钱银折价，以及滥收各种征粮手续费等来加重农民纳税户的负担，从而达到中饱私囊的目的。据统计，“歙县钱粮正银，近不满四万两……每年浮收之数并粮票外费，竟不下二万余千文之多。此皆由各书吏等舞文弄法，蒙蔽县聪所致。”⑥ 在这些稍早的禀词中，地方士绅为了顾及州县官吏的颜面，一般只是笼统地指摘“吏书户蠹”，所谓“上奸国纪，下朘民膏，锢蔽县聪，饱充私囊”。然而，七月份以来地方士绅的这些上控禀文，并没有取得比较实质性的效果，各级衙门只是做了程序性的公文履行，回复“据实禀复察夺”，未见真正的禁止措施。歙县知县为了平息地方民愤，故作姿态地示谕，“俯悯乡民□□，每亩减收钱十文，捐平余以示恤”，而其它各款浮收依然如故，特别是上宪屡屡禁止的“串票钱”，照旧勒收。九月十三日，生员叶达等再次对此上禀称： 九月十三日具禀，生员叶达、廪生胡充镛……禀为奉批请示照章封完事。情因粮银价贵，加以饥馑洊臻，其干禾未收者，虽得雨后，改种荞蔬，究难补正粮之歉。不得已四乡绅耆，自七月初八日起，叠禀府辕，今于本月二十一日确读府宪榜批据禀是否属实，□关征收。仰歙县单今按照该职贡等所禀各节，逐一确切查明，据实禀复察夺。一面即将征收定章出示晓谕，以昭核实，均勿违延，切切。耆民汪正晋等禀……前月中旬蒙示于平余项下每亩减收钱十文，足征体恤。但本月十二日，职贡谨将□葛等户下忙钱粮赴柜清完，核价每田一亩仍要制钱三百零四文三毛有奇，粮串每半张仍要钱十二文。此系已完确据粮银，似仍价贵?粮串上忙虽减二文，核黟邑未减犹倍。况黟现已不取分文，事关征收，不得不遵府批，急为请示，遵照定章，封银投柜，迅速输将，遵示以济海疆要饷⑦。 到了十月份，歙县生员叶达等地方人士对于该县官吏置民众呼声于罔闻实在忍无可忍，再次具禀，指摘了吏员田文康、江宏大的名讳，称其“虺蜴为心，豺狼成性，百端簧鼓，锢蔽县聪”，并且朋同其它吏员，通同作弊，鱼肉百姓： 十月初一日具禀，歙县生员叶达……为朋充互蔽、私派加征、公吁提惩、拯民除害事。职贡等祖居歙邑……嗣库吏大粮田文康、江宏大等虺蜴为心，豺狼成性，百端簧鼓，锢蔽县聪。且恐事经易手，强食难施，胆敢党同十股朋充，每年签点，互易其名。库吏大粮诸缺，总不出康等十股以外，任意侵渔，直视生民为鱼肉，则惟康为恶魁。向虽城乡切齿，绰号十门棺材。康等自恃党援既固，何惮何虞?以致高抬银价，低短制钱。每制钱二千五百四十文，止作粮银一两；每田一亩，照一钱二分三厘七毛一丝算，必需钱三百十五文。兼以洋钱时价，通市兑制钱一千零三十文，赴柜止作一千零零五文。又如完粮串票，例所应给，必另索钱二十八文。他如预裁粮串，为取息之方；预请火签，为追呼之扰。种种私加，民甚惫矣⑧! 地方士绅们的上禀，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减轻浮收的效果，反而遭到田文康等吏员们的诬告，称这班地方士绅散布流言，捉拿究办。“库吏田文康等肆意侵渔，多方舞弄，种种弊端，擢发难数。生等因穷民受害已深，正拟禀究问。已据职贡程立达等叠禀在案，奉有宪批，饬查覆夺，并饬将征收定章出示晓谕。乃康等藐视宪批，不但不怂恿县尊出示，胆复串差严拿达等究办，并出示谓达等布散流言，致误大局。”⑨另一方面，田文康等借口征粮急务，刻不容缓，继续强征浮收。“责令各花户概要以钱完纳。现在每则银一两，虽减收钱八十文，仍要纳制钱二千四百六十文，以市价一千四百有奇计之，每两约已加收七钱。”⑩对于钱银勒折，也是依然如故，“正银一两，市价一千四百有奇，必令以二千五百四十文扣钱完纳，方始收受。且民间有以银赴柜完纳者，则必坚拒不收。”(11)因此事过半年，到了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间，“而康等仍前锢蔽，每则银一两仍勒收钱二千四百五十文，较去岁每银一钱，仅减一文。……以现在歙邑正银三万五千余两而论，耗银已有二千六百余两，征员公费银色已有三千四百余两，经承以及川费等项银亦有四千四百余两，各项名目递有额加，更不得另行苛派。乃康等从银价舞弊，每正银一钱，仍勒收钱二百四十五文。照时价二四漕平定银，每两已加近一两七钱之数。”(12) 歙县钱粮浮收的情景，在徽州府其他属县也大致相同，“休(宁)邑每正银一钱，收钱二百十五文，券不索钱；婺邑每正银一钱，收钱二百二十文，劵不索钱；绩邑每正银一钱，收钱二百三十文，劵钱三文；祁邑每本洋一元，加完粮则银六钱四分，照时洋价一千二百五十文计算，每钱合一百九十五文，劵钱八文。至黟邑，大户每两合二千一百五十文，散户每钱收钱二百二十六文，劵钱十二文。”(13)各县地方人士也同样屡向各级衙门申诉，均收效甚微。光绪三十二年(1906)，与徽州府相邻宣城县籍的京官吕志元，因该县屡遭历年浮收之苦，出面申告安徽省巡抚衙门，巡抚衙门碍于面子，总算会同总督衙门示了一个禁革浮收的公文。从这个公文中，不难看出这种浮收痼弊的积重难返，该申禀及禁革条文如下： 宣城县刑部广西司主稿主事吕志元等禀控征粮漏规，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三日奉抚宪恩批。……州县经征丁漕，定数之外，本不准浮收分文，据称宣城县户书李兆明等巧立底串钱、比差钱、单子钱各项名目，并敢于漕米折价之外加收钱二三百文至七八百文不等。如系属实，是该户书舞弊苛征，剥民膏血，已为法所不容。该前县何令既不能禁止蠹胥，又复抑勒洋价拒收，所作之数较市价短至二百余文，甚至二三百文之零数。亦勒征本洋，按柜价找出。现署陆令从而效尤、变本加厉，每洋一元，短价至三百四五十文之多。民力几何，岂堪此官吏层层之朘削?仰布政司迅速遴委公正爱民之员，驰往该县严密访查。倘所控不虚，即饬该员将该县户书李兆明等查明人数姓名，一并提解来省，发交安庆府从严审讯，按律惩办。其前该县何令、现署该县陆令果有纵胥索扰抑价为民情事，亦即回司核议，详候撤参。 另呈请折八条，并由该司确核分别严禁饬遵。该委员慎勿徇庇文饰，代人受过，并饬懔遵。…… 一地丁银浮收每两私加钱二十文或十四文，名之曰比差钱，应请禁革。 一漕米浮收每石私行加派，各图多寡不等，应请禁革。 一单子钱，即上忙下忙漕米之串票，每张各图所收多寡不等，应请禁革。 一底子钱，柜上于足数制钱每一千文外，另加收钱二文，应请禁革。 一抑勒洋价，柜上本洋较市价任意短缩，龙元、英洋无不皆然，制钱铜元皆不收纳，乡民苦之。应请饬改，一律通用，照本地钱庄典当时价计算。 一……零星银米合钱数不定，用洋元者，应许听便；用制钱铜元完纳，凡柜上勒令完洋任意减扣之弊，应请饬禁。 一筹议捐每银一两、每米一石，各加钱三百文，本系以钱计算，自照章缴钱。因由柜上代收，遂与银米合并通用，缴纳洋元，又增洋价抑勒之困，此项应请饬改，听用制钱铜元捐缴。 一柜书舞弊，多因乡民不识书算，或乡城往返忙迫不及复算，应令柜书于花户完纳之时，即在本户串票底面注明收钱若干，或铜元若干，或收洋几元，或找钱若干，以便花户回家核算，或请人代算。此为防弊起见，应请饬遵。 以上八条既于正供无碍，亦于官之盈余及办公费无损，皆系在定例、定章之外者，即请批饬遵办(14)。 由于京官上禀的面子问题，安徽省巡抚和总督衙门总算批饬地方州县发文裁革浮收，并示谕遵行，但这种示谕最多是一种姿态而已，具体操作依然需要州县官吏确实执行，其效果之不能尽如人意，是可以预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徽州地方士绅上控钱粮浮收禀文中，大多指摘的是县衙吏员，似乎这些违法浮收，是由经手吏员们造成的，而作为地方主管的州县官员，却正如上引的许多禀文中所称，是受到了吏员的蒙蔽，所谓“百端簧鼓，锢蔽县聪”。事实上，县衙吏员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充当替罪羊的角色而已。政府征收钱粮的通告必须经过县衙官员签章，知县等主要官员完全知情并拥有最终决定权。在徽州府歙县地方士绅的私下文书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县衙官员是浮收决策者的事实十分清楚，明确指出县衙官员是加派浮收的始作俑者。“额征丁漕等款……以每年征完银二万九千余两计算，约收自办公银二千八百五十余两。……浮收之外又浮收矣。合县八万余户，库记即库吏，每则银一两，浮收九十五文，以三万四千两计算，每年浮收钱三千二百三十千文。户总即大粮，每则银一两，浮收十八文半，以三万四千两计算，每年得浮收钱六百二十九千文。又征信册三百四十千文。库平银系漕平银，百两加二两四钱，是漕平一百零二两四钱，为库平一百两。钱粮六十六文，浮收外再加浮收。始于胡克仁邑尊，用吴泉溥为内账房，请官加增，至吴修之邑尊止。自吴邑尊离任后，内账房缺数不可得，而外账房□多盘踞。真所谓始作俑者也。”(15)在清朝末年兴起的民间报刊中，我们也可以比较直接地看到官员们直接操作钱粮浮收的事实。《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报道：徽州府绩溪县令刘以信，“浮收钱粮，每银一两较之往年既加收钱二百文，每洋一元又抑作钱八百七十六文，核计民间完纳正银一两，该令取盈至九百余文之多”。 地方士绅向各级衙门申控，必须避开把矛头直接指向县衙官员这一大忌讳。因为县衙官员所浮收的钱粮，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巴结上司，通融府、道、省及中央官员，“大抵假办公之名，幸民情之懦，而上下联络，为此苛敛之法，有害于民而无益于国”(16)。可以说，从县衙到中央，官员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利益链。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官员面对地方民众的疾苦与吁告，只能轻描淡写，甚至置若罔闻。据歙县地方士绅的禀文称，“职贡等城乡各图先后赴府呈控不下三十禀”(17)，但是各级衙门依然是我行我素。一方面是具文迭出，令地方“严密访查，倘所控不虚，即饬从严审讯，按律惩办”。另一方面是浮收如故，未见少减。 再者，省道府州县的各级官吏，对这种普遍性的钱粮浮收，无不心知肚明，但由于自身都是这个利益链里的一份子，谁也不愿意破坏这个事关切己的环节，从而给自己引起诸多的麻烦，甚至是事关身家性命的大麻烦。清末士人冯桂芬曾在江苏参与过清理钱粮的事务，对这种痼疾深有体会，“州县公事，无不乐于糊涂而恶于清澈者，于田赋为尤甚”(18)。在这样的官场利益链的氛围之下，各级衙门对于民间的疾苦与申告，也就只能做些表面文章，糊弄百姓，不了了之。光绪二十二年(1896)安徽省布政司为黟县士绅申控钱粮浮收事所做出的处理决定(19)，就是很具有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的典型例证。“该县钱粮系遵同治五年核定章程征收，其兵米一项，向系随粮折收，为派拨徽州营兵粮之需，并非额外加征，亦无捏收作欠情事。所控书吏诈索无厌，查讯亦无实据，自应毋庸会议”，即所有的官员都是按章办事，并无过错；户书胡椿庭也查无“浮收实据”，只是因为在查办期间，“不静候传讯，辄敢捐官江西”，应咨明江西抚宪，将江西补用典史胡椿庭即行参革，以肃官方；黟县现有柜书十四名，“殊为人浮于事，应由该县酌量裁汰”，最后仅把库书余警吾责革了事。从这一处理决定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清代后期的钱粮浮收，根源于各级官员的通同作弊，而为了稍平民愤，最后受过被惩的往往是那些经手浮收的吏员们。通过分析徽州府歙县、黟县《公控钱粮案卷》的文书资料，或许可以对于清代后期钱粮浮收的实质，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清晰的了解。 注释： ①参见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第三编《近代赋役制度》第一章《清代后期赋役结构的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12，清光绪四年(1878)刻本。 ③民国《上海县续志》卷30《杂记》，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 ④《申报》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⑤⑥《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18《公控钱粮案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345、381页。 ⑦⑧⑨⑩(11)(12)(13)《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18《公控钱粮案卷》，第347、349-350、355-356、357、359、377-378、377-378页。 (14)(15)(17)(19)《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18《公控钱粮案卷》，第30-305、332-333、371、287-290页。 (16)《申报》光绪六年二月九日。 (18)冯桂芬：《启肃毅伯李公论清丈书》，《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5，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