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赴美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赴美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4.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0)02-0031-10
美国汉学开始于19世纪中期来华的传教士，到20世纪40年代已有上百年历史。经过百年发展，美国汉学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规模都取得一定进展。虽然如此，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汉学仍处于发展成形时期。以研究队伍为例，富路特(L.C.Goodrich)1930年在天津妇女同乡会上作题为《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演讲中，诙谐指出“合格教师（指美国高校中从事中国研究和教学的教师）的数量我们用两只手就可以计算过来”①；费正清(John K.Fairbank)于1936年调查后发现，以远东为专业的专职者大概不到50人。②又如研究模式，由于20世纪初以来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夏德(Fridrich Hirth)、伯希和(Paul Pelliot)、戴闻达(Jan J.L.Duyvendak)等一批欧洲汉学大师相继赴美，在欧洲汉学家影响下，美国汉学注重应用实证方法研究传统中国的历史、语言、思想和文化。然而，二战爆发后，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迫切需要了解远东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基于现实情况所需，美国汉学出现由注重传统中国转向现当代中国的趋向。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执行干事格雷夫斯(Mortimer Graves)在写给费正清的一封信中表示：“我们必须阻止的正是那种你称之为令人窒息的英国式研究的学院风气在美国得到更大的立足之地”，“依我所见，我们要在研究中国、日本、印度、苏联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一种新观念，或是一种新方法。”③
正是在美国汉学处于亟待加强基础建设并摆脱欧洲汉学模式的发展成形之时，一批在国内接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华裔汉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相继赴美留学任教，如杨联陞、刘广京、瞿同祖、何炳棣、刘子健、邓嗣禹、张仲礼、萧公权、袁同礼及钱存训等。④这些赴美华裔汉学者，到美后虽然失去了在中国社会中的支援系统，但却得到了美国的研究环境，潜心于中国文史研究。华裔汉学者在美所从事的文史研究是美国汉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美国汉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研究美国汉学史所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目前学界对于美国汉学史的研究，多侧重于美国汉学概况、研究范式转变和著名中国学家及其著述的研究等方面。有关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笔者仅见余英时于1991年初为杨联陞去世所写的祭文《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余英时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显裕的《试论杨联陞的史学及其精神之涵义》（《史汇》第1期，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出版社，1996年）、桑兵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周明之的《萧公权与美国汉学》（李又宁主编：《华美族研究集刊》（创刊号），天外出版社，2000年）、陈润成的《邓嗣禹与战后美国汉学的发展》（《华美族研究集刊》第7期，2004年）及党宝海的《房兆楹先生和他的学术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等等。通览这些学者的著述，笔者发现他们对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之影响这一问题的论述，或一语概过，或语焉不详，或仅就某一华裔学者作具体的个案研究。基于此，本文拟就20世纪40年代赴美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这一论题从总体上作一初浅探析，旨在抛砖引玉，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 协力培育美国汉学的基础
如上所述，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汉学仍处于奠基发展时期，有关中国历史或远东史的英文通史教材很少。⑤1947年，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苦于缺乏英文教材，最常依赖的是1944年出版的由恒慕义(Arthur W.Hummel)主编的工具书《清代名人传略》。⑥缘于此，赴美华裔汉学者同美国本土汉学家一道致力于美国汉学教学所需的教材资料建设。邓嗣禹于20世纪50年代在印第安那大学执教中国近代史时，由于缺乏教学资料，便将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翻译成英文，用作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教材，因为这本书在他看来“既不太详细也不太简短。它没有包含太多不必要的人名。作者的观点中肯客观，是一本理想教材。”⑦此外，他还与费正清、孙任以都、房兆楹一道编纂《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论，1839-1923》，该文献汇编由65篇有关清代的重要历史文献材料组成。该书在美国流行了近二十年，是美国汉学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目。⑧
众所周知，目录是治学的基础、研究的指南。利用目录是做任何研究的第一步，从选题、拟定大纲、搜集资料、写作以至编制参考书目，都必须首先检查目录。借助目录，既可以确定前人有无做过相同或相近的著作，又可了解相近的著述以丰富内容，同时可以依靠各种目录尽可能搜集完备的资料。基于目录对于研究的重要性，袁同礼自1949年定居华盛顿后，利用国会图书馆藏书之便从事西文有关中国研究之编集，先后编纂了《西文论华书目》、《德文汉学著作选目》、《俄文论华书目》等三种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书目；此外，袁同礼还编集了《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资料指南》、《中国数学书目》以及《中国艺术考古西文目录》等有关中国之专科书目三种。其中，《西文论华书目》可称为法人考狄尔(Henri Cordier)的《中国书目》及其补编的续集，收录英、法、德文有关中国研究之专著1.8万种，以补考狄尔所收迄至1942年的资料之不足；《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资料指南》专为研究现代中国问题者编集，该指南收集了有关统计、经济、金融、地区调查及社会发展之英、法、德文专书、期刊及参考书；《中国艺术考古西文目录》收录了西文及俄文有关书画、建筑、雕刻、陶瓷、铜器、版刻及工艺之专著及论文1500条。⑨钱存训到美后，亦编著了《中国书目解题汇编》，该汇编选录中、日及西文有关中国研究的目录约2600多种。⑩还有的华裔汉学者则协同美国本土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目录的编纂。刘广京耗时3年协助费正清详细调查1067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其结果是于1950年出版了一部厚达608页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华裔汉学者所编辑的“为人之学”的目录指南，成为美国汉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对每一位从事汉学研究的学人而言都是必备参考书。正如费正清在评价其所编纂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时所说，“读着这卷书，我至今仍感到兴奋不已。只要我手头持有这本书，我就能随时告诉我的任何一个学生他应找的中文原始资料的有关情况，并让他知道如何去找。它就像使人多了一部分大脑一样，不仅可以随身携带，而且还要来得可靠得多。”(11)
20世纪40年代赴美的华裔汉学者中，有不少人从事图书资料工作。如裘开明从1931年始至1965年长期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袁同礼于1949年到美后，就任于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编纂主任及美国国会图书馆；钱存训于1949年被聘任为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吴文津于1951年毕业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获图书馆学院硕士，在斯坦福大学修完中国近代史博士课程后，出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馆长，1965年又开始接掌哈佛燕京图书馆。这些华裔汉学者任职美国各大图书馆后，无不致力于发展汉学方面的藏书建设。哈佛燕京图书馆，在华裔汉学者裘开明的执掌之下，中、日文书籍从7000册增至40万册，成为西方世界大学图书馆中最大、最佳与管理最善者。(12)再以钱存训为例，自留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远东图书馆馆长后，以一人之力历时十年将他接手时的7万册线装书和从芝加哥纽柏利图书馆购得的、已故汉学家劳费尔(Benhold Laufer)在清末从中国购回的中、日、满、蒙、藏文图书约两万余册，全部整理编目完毕，从而使得这些重要的收藏得以方便师生及研究者使用。在此后的20年时间里，借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之东风，(13)钱存训大力采购有关近代中国的资料，尤其是报刊、官报、地方行政资料以及中国战乱期间的文献和出版物；发展有关近现代中国藏书的同时，他继续搜集古籍善本和与教研相关的特藏，并陆续购进近200种明版和抄稿本的善本书，约500种日本所藏中文善本书影以及地方志、官修会典、则例和供教学研究中国书史所用的汉代封泥、居延汉简、敦煌写经、雕板、活字、纸币和早期印刷等珍贵样品多种。当钱存训于1978年退休时，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的中文收藏在美国各大学中跃居第三位，以古代经典、哲学、考古、文学、历史、艺术史和地方志收藏丰富而著称。(14)由于钱存训对芝加哥远东图书馆的杰出贡献，前芝加哥大学负责学术资源的副校长哈里斯(Chanucy D.Herris)在他退休时致函称，“我能与你共事多年，不胜荣幸，同时谨代表学校对于你建设芝大远东图书馆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深表谢意。你在将原有规模很小的中文藏书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国家一级的远东图书馆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5)对中国文化做深入研究，必须要有充实的图书资料作为基础。华裔汉学者致力于汉学图书资料建设，为美国汉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赴美的华裔汉学者还积极同美国本土汉学家一道致力于美国汉学的其他基础建设。举例言之，有的华裔汉学者在美国本土汉学家主持的有关汉学基础文献的英译中担当主角。德效骞(Homer H.Dubs)英译的《汉书》之所以被誉为“标准的中国史著英译本，在西方汉学界应处于一流地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如杨联陞所言，是因为“潘洛志(P'an Lo-chi)作为其中国合作者”；(16)魏特夫(Karl A.Witffogel)主持的中国社会史资料搜译，其辽代部分由其与华裔学者冯家升合作完成，两汉部分由瞿同祖和王毓铨负责，清代部分由房兆楹、杜联喆负责；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荣捷在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主持的东亚思想史资料汇编中做出了重要贡献。(17)有的华裔汉学者协助美国本土汉学家编纂汉学研究工具书。恒慕义主编的两卷本《清代名人传略》，撰稿人除了50多名研究生外，还包括费正清等众多知名学者。不过，正如费正清所说，所有美国学者的贡献都远远逊于恒慕义请来的两位高级助理——房兆楹、杜联喆夫妇。无论培训美国学生，还是编辑审定工作，房氏夫妇都获得了成功。他们“按照恒慕义博士的编辑宗旨编纂出版了独一无二的关于中国的最重要的外文著作”。(18)富路特主编的《明代名人录》和包华德(Howard L.Boorman)主编的《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亦离不开诸如房兆楹、邓嗣禹等华裔学者的参与。(19)还有的华裔汉学者则协助美国本土汉学家开展汉学研究，帮助其查找、翻译研究所需的中文资料。珀金斯(Dwight Perkins)就曾坦承，“这项研究工作（指中国农业发展研究），倘若没有一些人不断地给予帮助，我是承担不起来的。王业健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经济史家，他对这个计划的进行以及在整个过程中提供的指导和关键性的参考资料，给了我极为宝贵的帮助。就算我对中国古代汉语的知识事实上要好得多，但要从成千上万部地方志中找出1900年前的资料，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这项工作却由肖王国璎女士和苏永明小姐出色地替我完成了。”(20)就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本土汉学家的帮助，费正清感慨道，“它表明在当时文化条件下，我们在美国所从事的对中国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依靠——其中之一是来自中国的富有才干的学者。”(21)
二 矫正美国汉学发展中的流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汉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36年，全美高校专注中国研究者不到50人；1969年，从事中国研究的师资人数则为550～600名。20世纪40年代，美国仅有哈佛燕京学社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研究机构；1969年，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已达23个。1868-1930年，美国图书馆12个藏书单位入藏中文书为35.5万册；1961-1965年，50个藏书单位中文藏书达240.9万册。20世纪50年代初，开展汉语教学的院校为30所，1968年则增加到108所。1951年，美国培养的中国问题研究生为143人；1959-1969年，美国高校培养了以中国研究为专业的人才3000多名，其中学士1700名、硕士1000名、博士412名。(22)研究成果方面，仅当代中国研究委员会就在1959-1969年间资助出版了200部中国研究著作。(23)
美国汉学的过速发展引发了一些缺漏，许多美国本土汉学研究者中文能力薄弱即是其中之一。1973年，以599位中国学家为样本的调查发现，只有25%的人完全具备汉语能力、40%能够阅读、34%具备较流利的口语能力、9%的人能够用汉语写作。(24)林德贝克(John.M.H.Lindbeck)曾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的汉语水平如是评价，“没有一个非华裔的美国学者真正精通双语；全美仅有不超过两到三人能够用汉语写出适于刊载在中文期刊上的文章。”(25)由于运用不够充足的阅读能力看中文书籍，美国汉学研究者时常犯下“郢书燕说”的错误。例如，专门研究宋代社会经济史的罗伯特·哈特韦尔(Robert Hartwel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讨论11、12世纪宋代社会的专文。在文中，哈特韦尔把《欧阳文忠公集》的“文忠”合读，‘公集’合读；明琼山海瑞汝贤编的《元祐党籍碑考》误为是‘琼山海’、‘瑞汝贤’编。(26)
美国汉学更为严重的流弊在于，许多汉学研究者中文能力和中国文史知识有限，却又想在学坛立足和扬名，为此他们往往有走捷径立异说的取巧心理。萧公权曾对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如是描述：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这种作风竟有点像王阳明在《书石中卷》中所说：“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27)缘于此，他们研究的深度和准确性不可避免地令人生疑，甚至可说是谬误百出。例如，研究汉代史有年的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曾以长文讨论汉朝中兴的历史。该文的后半部分，主要是分析王莽的改革和失败。毕氏认为，王莽的失败，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错误；他的政策，并没有导致叛乱，豪强大姓也并不太反对他。王莽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黄河改道而造成的饥荒；如果黄河没有改道，则王莽的政权是极可能继续存在的。毕氏这一论断的主要论据在于，黄河改道后出现大水灾，由此造成了由北到南的移民，移民所经之处，增加了地方上的经济负担，因而发生饥荒，而这些饥民，便成了推翻王莽的主力。(28)但事实上，王莽时代并没有黄河泛滥造成灾害的事实；东汉时由北到南的移民，也只是毕氏的“推测，没有任何证据”。(29)
对于美国汉学的流弊，华裔汉学者自认为身在美国就应尽一份力量矫正之，以提高美国汉学水准。萧公权曾言，“矫正‘中国研究’的缺失偏差是在美中国学者的一个责任。虽然学植不厚，学力不丰，我也想在这方面略尽其责。”因此，当他到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不久后发现“许多研究生阅读中文书籍的能力不高，做研究工作时感困难”，“若干颇负时誉的美籍大学教授所著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论文，因为作者的中文修养不够充分，时有误会误解的论断”，他便向学校建议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及制度资料阅读”课程，“以帮助学生培养阅读原始资料的能力。”(30)另外，从萧公权的《十九世纪中国乡村》一书撰著出版的过程，亦可知华裔汉学者努力矫正美国汉学流弊，提高美国汉学水准的这种心情。萧公权在完成《中国乡村》一书初稿，并将其送交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后不久，收到专家建议其削减耗时数年之功撰著而成的《中国乡村》一书的篇幅，并将书中引用的许多原始资料一概删除，改由作者简述其大意的出版审查意见书，他表示了拒绝，因为“这是一部‘开荒’ 的初步著作。为了学力有限，我不希望在书中提出高深广泛的学理。我只想把寻得来的资料经过整理之后贡献给读者。这些资料的绝对多数从中文书籍中斟酌摘录，一一注明出处，译成英文，以使读者稽考，覆按，或引用。如果全数删去而代以概述，这书的用处（假使有用处）便要减少。我在书中也提出若干论断，同时把论断所据的资料一一列入，以便读者判定我的论断是否正确。这是我不惮其烦，引用许多资料的另一理由。如加以删除，读者便要失去这项便利。”(31)萧公权不愿删除的原因，还在于针对当时美国一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或文化往往存有“首先设立‘假定’，然后搜寻资料来‘证明’所设的假定”的流弊。对此，他在《中国乡村》英文原书序言中也有明白交待，“在描述时我努力做到具体而准确，尽管这笨重的细节描述将有可能产生加重读者负担的危险。……我采用这种方法，就是希望对这一课题的处理是一种历史性的而非理论性。换句话说，我关注的是翔实展现相关的社会环境和特定时代历史事实的过程，而不是能够被广泛使用的普遍理论或包容一切的系统。”(32)
其他在美华裔汉学家也如萧公权一样，尽其所能矫正美国汉学的流弊。1960年，杨联陞在华盛顿大学主持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发言指出，美国人研究中国史往往富于想象力，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他们可能会“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33)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亦曾提及说，“西洋人对于古汉语的误解，可以出一本《笑林广记》。”(34)针对当时美国汉学研究所存在的流弊，杨联陞“通过各种方式——课堂讲授、著作、书评、学术会议、私人接触等——把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中比较成熟而健康的成分引进汉学研究之中”。(35)例如，杨联陞积极倡导“训诂治史”，主张彻底掌握史料的文字意义，要求扣紧史料的时代而得其本义。他在《朝代兴衰刍论》、《作息考》、《侈靡论》、《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和《兴建考》等著作中反复提示：任何理论都必须以基本史料的整理和考订为依据，中国的各类历史文献都有其特殊的“训诂”问题，治中国史者首先必须深入中国文献的内部而尽其曲折，然后才能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心得。另一方面，杨联陞通过著作、书评随时随地点破美国汉学家将“浮云”视为“树林”的谬误。魏特夫(Karl A.Wittfogel)在《东方专制主义》中，为证明汉帝国大量使用人民的劳动力，根据《开通褒斜道石刻》的记载，“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他指出，这条驿道的修筑一共动用了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人，其中只有二千六百九十人是刑徒，可见汉代一般平民被迫服役的数目之大。杨联陞在《兴建考》中告诉读者，魏特夫误解了石刻原文的意思，“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人”这个数字指的是工作日，筑道的人其实便是这二千六百九十个刑徒。换句话说，前一项数字不过是后一数字乘上工作日的总和而已。(36)再如，杨联陞在评论李约瑟(Joseph Needham)、王铃与钟表专家普莱士(Dereke J.De Solla Price)合著的一本关于北宋苏颂创制的一种天文仪器时指出，两位数学史专家居然把四七二十八、三八二十四这样简单的计算给忘了，却说原文四七、三八恐有误字。(37)邓嗣禹亦同样如此。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曾编辑《中国近代史论著选目》，他从1949-1959年新中国出版的2032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著作中精心挑选出500部著作进行介绍和简要评述。(38)然而，费维恺在此书目中花费大量时间讨论邓之诚、孟森、李剑农的著作。为此，邓嗣禹在为此书目撰写的书评中指出，这些历史学家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且他们的著作在1949年以前就已出版；他怀疑此书标题中的“共产党研究”是否准确。他幽默地补充道，这本著作对共产党充满敌意，致使读者感觉似乎冷战仍在继续，纯粹的学术著作不需要像这样。(39)
由于杨联陞等华裔汉学家的存在，美国汉学界减少了许多把“浮云”当作“树林”的事例。有学者曾指出，二战后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华裔汉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学术警察的角色。(40)这可能言过其实，但他们确是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努力矫正美国汉学的流弊，提升美国汉学的水准。
三 开拓美国汉学研究新领域
如前所述，20世纪初以来的美国汉学，在欧洲汉学家的影响下，注重的是应用实证方法研究传统中国的历史、语言、思想和文化。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明确提出，美国汉学应像法国汉学那样主要致力于用严密科学的考证方法研究传统文化。他公开宣称“研究1796年以后的事件是单纯的新闻工作”。(41)赖德烈(Kenneth.S.Lattourette)在20世纪30年代亦曾如是言道：学术的热点集中在周代和周代之前的历史、周代和宋代的思想史及艺术史。欧美汉学家极少注意前汉至清代这段时期中国历史的内部发展。(4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基于现实情况所需，在费正清等人倡导下，美国汉学开始摆脱欧洲汉学模式，由注重传统中国转向近现代中国。然而，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对于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往往侧重探讨西方入侵如何左右中国历史，所关注的主要是鸦片战争、太平军起义、中外贸易、通商港口的生活与制度、义和团、孙中山、外交关系、传教事业和日本侵略等西方自身最关切的问题。(43)
这一时期在美华裔汉学者虽身处美国学术环境，但其研究与美国本土学者有着显著不同。他们注重采用“局内人”的视角或者说“内部的取向”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状况及其内在变迁，力求透过历史的表象洞察历史内幕，描绘出充满变化与差异的社会图景，再现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面相。例如，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采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描述、分析和诠释中国清代州、县级地方政府的结构与运作，探索绅士在地方行政上的作用，揭示潜藏于法律法规之下的清代地方政府实际运作机制。萧公权的《中国乡村》，探察19世纪中国乡村的形态和情况，考证清政府管制乡村的制度和措施，并检讨政府管制对于乡村的影响和村民对于政府管制的反应。正如萧公权所说：“我所要尽力展示的是帝国统治者如何对乡村民众实施控制？乡村居民如何反作用于这一控制体系？自然环境和历史社会环境对这一控制系统的运转有何影响？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社会环境之下，乡民的行为方式有何变化？”(44)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对19世纪中国绅士阶层所享有的特权、社会地位以及绅士阶层内部的等级和绅士阶层与政府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大体上勾勒出复杂的“绅士世界”。他的另外一本著作《中国绅士的收入》，则根据80多种方志和58种宗谱等资料，对士绅收入的来源进行深入分析。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论述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等级与层次差别、不同社会等级与层次之间的流动、绅士个人的宦海沉浮与家族地位的关系、社会流动的趋势所反映出的人口和经济因素变化，从而揭示出帝制晚期时中国社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华裔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幅与美国本土学者有着巨大差异的近代中国社会图景，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汉学界产生重要影响，颇受美国本土汉学家的称誉。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认为，《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在中国政府及行政的研究领域中前进了一大步，“由于对资料拥有广泛的知识，并具有洞悉内幕的见解，他提出了关于中国最低层政府的第一部有意义和可靠的研究。”(45)高慕柯(Michael Gasster)赞扬《清代地方政府》，认为其“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46)崔瑞德(Denis C.Twitchett)对杨联陞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赞赏有加，认为“无论是对汉学家还是对渴望了解这一研究主题的普通历史学家，这本著作都非常有价值。”(47)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同样为美国中国史学家激赏。魏特夫认为《中国绅士》是“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作出重大贡献的研究著作”(48)；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所附文献选读中称：“《中国绅士》是一本从有功名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著作”。(49)1960年，萧公权的《中国乡村》甫经出版即告售罄，直有“洛阳纸贵”之效，一时佳评如潮。有人谓此书“在吸引我们（美国学者）进入传统中国农村的基层政府这一空白领域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50)费正清评价说，这本著作为中外学者提供了有关中国乡村研究“详备的中西文资料索引，……这部史料丰富的著作，使之成为在该领域中运用中英文资料的研究典范……”；并认为这本著作在“传统中国的国家实际上是如何行使其功能”这一问题上，“开启了比以往任何研究者更为宽广的研究领域”。(51)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和《明清社会史论》出版后，亦是佳评如潮。芮玛丽(Mary C.Wright)认为，《中国人口研究》“这本著作不仅仅是这一领域的专家所必备的，而且还应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生必须反复阅读的著作。”(52)宋史专家柯睿格(Edward A.Kracke,Jr.)则认为《明清社会史论》“将在许多方面引导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同时，要对其所探讨的课题进行新的理解，这本著作是必备的参考书”。(53)
华裔汉学者的研究，为美国学者打开了透视传统中国，尤其是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内在运动及变化的窗户。正如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说：“最近几年来，美国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近代中国社会的具有革命性的著作。如果集中阅读萧公权的《中国乡村》与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著作以及瞿同祖最近出版的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的研究著作，我们必定会对近代中国社会这一课题有一种非常全新的见解。”(54)受华裔汉学者研究的影响，美国学者对明清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及社会内部变化等开始产生兴趣。1968年，福尔索姆(Kenneth E.Folsom)出版《朋友、客人和同僚：晚清幕府制度》，就晚清的幕府制度进行探讨；1970年，孔飞力(Philip Kuhn)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19世纪中叶中国地方政权的武力化进行系统分析；1972年，瓦特(John Watt)写成《晚清的地方官》，专门研究清代知县；1973年，梅茨格(T.A.Metzger)出版《清代官僚政治的内部组织》，系统分析清代官僚系统在法律、任免、公文往来等诸方面的运作情况；1975年，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卡罗林·格兰特(Carolyn Grant)合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此书撰稿人大部分集中探讨的是明清时期的社会史与下层政治史，为明末至民初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幅充满变化的画面；1979年，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卫恩韩(John Wills)合编的一部由多位作者共同撰写的《从明到清》一书，突出强调跨越明清两代中国社会内部的长期发展趋势及满清对于帝国后期历史的作用。(55)美国学人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内在变化及其对中国此后历史发展重要性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萧公权、瞿同祖、张仲礼等华裔学者研究的影响。以瓦特为例，他在其专著的感谢前言中，除了师友之外，特别提到与其没有直接交往的萧公权、何炳棣、瞿同祖和张仲礼四位华裔学者，感谢他们的研究给其诸多有益启示。(56)
当杨联陞去世时，哈佛大学所发的讣告称，“杨联陞教授……是协力培育与造就美国汉学的先驱者之一。”(57)对于杨联陞的这一评价，可视之为20世纪40年代赴美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贡献的整体写照。林德贝克曾就20世纪40年代赴美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如是评价，“作为既接受过中国和西方学术训练，同时又具有在东西方两个世界从事研究和教学经历的这一代华人学者，他们不仅在美国的中文教学和传统中国研究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他们在将美国的中国研究提升到专业学术水平方面亦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58)确如其所言，杨联陞、萧公权、瞿同祖、钱存训、邓嗣禹等这一代华裔汉学者，他们对美国汉学有着基础性的贡献和推进作用。正是他们，把中国的文史知识和历史文献引入美国汉学界，为美国汉学发展创建基础，并使美国人更为深刻地领略到中国文化的高深。
［收稿日期］2009-09-12； ［修回日期］2010-03-19
注释：
①L. C.Goodrich,"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31,(1),p.75.
②③(41)［加］保罗·埃文斯著：《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63～64、63页。
④杨联陞于1940年赴美，后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自1947年开始执教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刘广京于194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后任职于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瞿同祖于1945年春应魏特夫之邀，赴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何炳棣于1945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刘子健于1946年赴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任教于匹兹堡大学；邓嗣禹于1947年再度赴美，任芝加哥大学中国历史及语言助理教授；张仲礼于1947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萧公权于1949年应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之邀赴美就任客座教授；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袁同礼于1949年到美后，就任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编纂主任及美国国会图书馆；钱存训于1949年被聘任为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衔讲师。
⑤所见的仅有：L.Carrington 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3(First edition appeared in 1943 ); Wolfram Eberhard,A History of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0; Paul Clyde,The Far East:A History of the Impact of the West on Eastern Asia,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48; Franz Michael and George Taylor,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Holt,Rinehart,and Winston,1956.
⑥周明之：《萧公权与美国汉学》，李又宁主编：《华美族研究集刊》（创刊号），台北：天外出版社，2000年，第68页。
⑦Teng Ssu-yu,"Review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Far Eastern Quarterly,Vol.9,No.3 (May 1950),pp.352-353.
⑧Chen Run-cheng,"DengSiyu (Teng Ssu-yu)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inology After World War II",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 41,No. 1,Fall 2007,p. 15.
⑨钱存训：《袁同礼先生对国际文化交流的贡献》，中国图书馆学会辑印：《袁同礼先生百龄冥诞纪念专辑》，台北：中国图书馆学会，1995年，第10～13页。
⑩钱存训：《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89页。
(11)(18)(21)［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上海：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98、399、399～400页。
(12)邓嗣禹：《纪念裘开明先生——一位毕生为学术界服务的中国图书馆专家》，黄培、陶晋生主编：《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70年，第429页。
(1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发生很大变化，使美国政府和知识界逐步认识到加强对广大非英语地区的了解和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58年，著名的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根据该法案第六款，由联邦政府资助在全美大学中建立了55个语言和地区研究中心，其中包括若干东亚研究中心。联邦政府每年给这些中心提供相当的资金，用于购置语言教学所需教材和设备，发放研究生奖学金以及资助图书馆发展相关藏书。参见吴原元：《1958年国防教育法与美国高校的非西方区域研究》，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4)［美］周原：《书海耕耘乐不疲——钱存训教授小传》，庆祝钱存训教授九五华诞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南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15)［美］郑炯文：《记钱存训先生的生平与事业》，庆祝钱存训教授九五华诞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南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第135页。
(16)Lien-sheng Yang,"Review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Translation,Volume Three:Imperial Annals Xl and XII and The Memoir of Wang Ma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19,No.3/4 (Dec 1956),p.437.
(17)［美］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4页。
(19)党宝海：《房兆楹先生和他的学术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Chen Runcheng,DengSiyu (Teng Ssu-yu)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inology After World War II",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41,No.1,Fall 2007.
(20)［美］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宋海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页。
(22)(25)(58)John.M. H Lindbeck,Understanding China: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New York:Praeger (1971),pp.48-79,97,95.
(23)George E.Taylor, "Special Report: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1959-1969",Asian Studies Professional Review,1971(1),p.80.
(24)Elizabeth Massey and Joseph Massey,"Language Competence of Specialists on China",Asian Studies Professional Review,May 1974-75,p.112.
(26)Robert M.Hartwell,"Historical Analogism,Public Policy,and Social Science in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y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76,No.3,June,1971,pp.697,701,715.
(27)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25～226、222页。
(28)Hans Bielenstein,"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o.26 (1954),pp.151-153,160-162.
(29)余英时：《毕汉思“王莽亡于黄河改道说”质疑》，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90～201页。
(30)(31)同(27)，第209、212页。
(32)(44)Hsiao Kung-Ch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Preface vi,v.
(33)(35)(36)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7、147、148页。
(34)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28页。
(37)Lien-sheng Yang,"Review Heavenly Clockwork:The Great Astronomical Clocks of Medieval Chin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80,No.4,Oct.-Dec. 1960,p.372.
(38)Albert Feuerwerker & S.Cheng,Chinese Communis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39)Deng Siyu,"Review Chinese Communis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1,No.3,May 1962,pp.378-379.
(40)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42)Kenneth S.Lattourette,"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During the Past Nine Year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35,No.4,July 1930,p.796.
(43)［美］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3页。
(45)Wolfram Eberhard,"Review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8,No.2,Jan.1963,pp.463-464.
(46)Michael Gasster,"Review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3,No.1,Nov.1963,pp.123-124.
(47)Denis C.Twitchett,"Review 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 8,No.1,1955,p.113.
(48)Karl A.Wittfogel,"Review The Chinese Gent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61,No.2,Jan.1956,p.405.
(49)［美］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孙瑞芹、陈泽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27页。
(50)W. Allyn Rickett,"Review 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82,No.1,Jan-Mar.1962,pp.130-131.
(51)John K.Fairbank,"Review 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0,No.4,Aug.1961,pp.520-521.
(52)Mary C.Wright,"Review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3,1960-1961,pp.617-618.
(53)Jr.E.A.Kracke,"Review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24,No.1,Nov.1964,p.149.
(54)Maurice Freedman,"Reivew 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acific Reivew,Vol.36,No. 1,Spring 1963,p.88.
(55)Kenneth E.Folsom,Friends,Guests and Colleagues :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Philip A.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 -186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John R.Watt,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 T.A.Metzger,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Legal,Nominative and Communication Aspect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Jr. Frederic Wakeman 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Jonathan D.Spence and Jr.John E.Wills,eds.,From Ming to Ch'ing:Conquest,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56)John R.Watt,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Acknowledgements.
(57)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