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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在外交部遇到很不愉快的事。今天早些时候，一位主管南美洲事务的令人讨厌的官员对我做了去智利之前的简要交代。他所唠叨的都是有关人权的问题。没有一句涉及到大英王国的利益；我们如何看待西半球的均势、前景、诱惑、机遇。”
克拉克（A.Clark）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在80 年代出任英国公使时的这些想法，没有几位政治家会以他这种直率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观点。但是许多人认为，人权问题至多不过是一件令人分心的事情，最糟糕不过是传统外交工作——促进你们国家的利益并保卫它的安全——中的一个累赘。
那些希望西方决策人鼓励国外人权的批评家们，往往遇到作为一种现代困惑——甚至混乱——的争议，这种争议可追溯到卡特（J.Carter）时代。实际上，有关人权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的争议是以有关人的权利这一古老思想为依据的，这种思想在18世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风行一时。
正如基辛格在他的著作《外交》中所写的那样，“意识形态上的热望，促使法国军队打着自由、平等、博爱这面普遍旗帜横穿欧洲大陆。”由于战争的结果，保守的政治家们，诸如奥地利的梅特涅（Metternich）和英国的卡斯尔雷（Castlereagh）， 决心增强和平与秩序。他们确认，拿破仑战争是由于一些国家试图输出“人的权利”而引发的可怕事件。他们认为，秩序必须通过势力均衡来维持，在势力均衡状况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对其他国家的合法性构成挑战。
因此，19世纪初很快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派关心人的普遍权利在制定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另一派则关心秩序。这两个派别一直持续到今天，他们分别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
外交政策中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在国内事务中可能并不是自由主义者），往往是乐观的干涉主义者。他们认为，历史是站在“人权”一边的，美国或英国这样的国家应当准备推进历史。自由主义者几乎没有对个人的道德和社会的道德加以区分。如果对个人来说某种行为是不当的，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样做也是不对的。在19世纪的英国，这一思想的守护神是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W.E.Gladstone），在美国则是1912 年至1920年出任总统的威尔逊（W.Wilson）。尽管卡特和里根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他们在思想上都继承了威尔逊的道德追求，并因袭了他对于美国作为自由的捍卫者与促进者的信念。
现实主义者对人类事务的进步比较悲观，认为国家是由个人的不同道德原则来维持的。他们不是将原则而是将权势视为国际事务的推动力量。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是各国的一个重要目标，而批评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很有可能招致这种冲突。在19世纪的欧洲，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和格莱斯顿的强大对手迪斯累里（Disraeli），都是重要的现实主义者。在20世纪的美国，T·罗斯福和尼克松皆为现实主义的总统； 也许现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实践者与理论家当属基辛格。
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争论往往会反复引出相同的问题，尤其是下面三个问题一再出现：你如何确定在外交中什么是道德的？你的其他外交政策目标如何与人权问题相配合？历史是站在自由主义者一边，还是站在现实主义者一边？
剥削者和伪善者
如果在经济学上同某些人有分歧，你通常要考查他们的分析能力。如果与他们讨论人权问题，你往往最终要探究他们的道德。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最精通道德义愤者是格莱斯顿。1876年，为所公布的土尔其人反对保加利亚基督徒的暴行所激怒，他领导了一场争取欧洲联合干预巴尔干半岛的运动，其中包括散发小册子和群众集会。他大声疾呼：“南太平洋诸岛没有一个说起这类行径而不义愤填膺的同类相残的畜生。”在当时的保守党首相迪斯累里看来，格莱斯顿的道德姿态简直难以容忍。私下里，他称他为“无原则的疯子”。公开场合，他表明，据他所知，保加利亚暴行中最严重的就是格莱斯顿散发的有关这一事件的小册子。
当时格莱斯顿之所以能够煽起公众舆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与现在一样，即选民们担心，他们国家的对外政策会使他们受到某个外国的邪恶行径的牵连。正象现代英国人批评他们的政府将武器出售给曾在东帝汶有过血腥历史记录的印度尼西亚一样，当时的维多利亚人提出质疑，英国怎么能与野蛮的土尔其人结成联盟。
当时的外交官就象现在的一样，他们是根据有关国家利益的争论而作出反应。迪斯累里的政府寻求一种亲土尔其的政策，以对抗俄罗斯的势力，并保护大英帝国的利益。另一方面，一份大使电报内容的泄露煽起了大众的情绪，这似乎尤其具有现代性。人们发觉，驻土尔其的英国大使认为，“究竟是死了1万人还是死了2万人这个问题不会影响”英国对于保持土尔其强大的兴趣。
现代现实主义者哀叹他们所遭受的批评，他们有时将公众的压力视为一种新现象。保加利亚的暴行事件还不是第一个例子，卡斯尔雷就为他那个时代的激进主义者所憎恶。
对许多自由主义者来说，基辛格是超道德的外交政策的化身，他不同于卡斯尔雷。但是基辛格也是试图阐明现实主义道德基础的极少数外交官之一。作为一位学者，基辛格先生的第一部著作以同情的态度研究了梅特涅和卡斯尔雷重新确立拿破仑之后欧洲的国际秩序的努力。在加入尼克松政府时，他令人沮丧地发誓要“清除我们外交政策中所有的多愁善感因素”。
在基辛格先生看来，19世纪，梅特涅已经在势力均衡和各大国一致同意承认彼此的合法性的基础上，重建了欧洲的和平。在类似思想的鼓舞下，基辛格先生本人试图通过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并重新开始与中国的往来，来缓解冷战的紧张局势。就基辛格而言，苏联的军事威胁理应是个关注点；苏联对待其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也比较差。基辛格先生甚至劝说福特总统不要在白宫接待索尔仁尼琴，以免招致苏联领导人的反感。
基辛格先生从未承认他的政策具有任何超道德的意义。相反，他认为和平与秩序是实现道德目标的必要条件，“因为，在长期的战争和混乱的环境下，理想几乎不能够获得成功”。在其演讲和著作中，基辛格先生经常强调，对人权的考虑确实应当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过程中发挥作用。然而，正象他的传记的作者伊萨克森（W.lsaacson）指出的，在强调人权重要性之后，常常跟着以“但是”开头的句子。
在象美国这样充满威尔逊的理想的国家中，基辛格先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保守党赞同他关于准备用武力保护美国利益的观点，但不喜欢他关于与苏联和解的意见。自由党喜欢基辛格先生关于改善同苏联关系的见解，但却对他准备支持的政权（伊朗的国王、智利的皮诺切特）感到恐惧。
当遇到今天的外交政策的重要难题——对中国的政策——时，基辛格再次成为一个重要人物（这次他是站在台后）。他又提出，为了维持势力均衡，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要比迫使中国改变人权政策更为重要。他关于苏联的格言——不要将莫斯科改善对待其人民的做法作为缓和关系的筹码——可以概括他对中国的态度。
目前美国的对华政策似乎在基辛格所指出的方向上摇摆不定。克林顿先生已经发觉，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要比他所想象的困难得多。最初要将对中国的贸易优惠待遇同其改善在人权问题上的习惯做法联系起来的努力，由于美国商界人士的压力而被迫放弃。但是，导致克林顿班子降低人权问题重要性的因素并不仅仅是本土贸易。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威胁，提醒美国人注意到这项赌注的风险有多高，促使他们在对华问题上加倍努力。
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克林顿先生在对华问题上进退维谷的境地是预料中的。他们认为，在人权问题上作出姿态是很容易的，但采取行动就困难得多了。1876年格莱斯顿为干预巴尔干而进行的煽动，并不比本世纪90年代进行的类似请愿更为有效。这导致了额外的长期性问题：如何协调人权问题与外交政策所关注的其他问题之间的关系？历史上，要将人权问题置于外交政策核心的企图，常常是不了了之。美国最强调人权（广义的）的两位总统是威尔逊和卡特，两者都是失望地卸任的。
伟大的幻觉？
当威尔逊劝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认为这并不能充分说明参战是为了美国的民族利益。他说，打仗是为了“保证世界的民主”。战后，威尔逊主张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种新秩序超越了传统的强权政治，更加有力地强调共同安全、民主和民族自决。然而，即便是对威尔逊持赞同态度的传记作者林克（A.Link）也认为，威尔逊对于民主的不可思议的作用的信任，有时使他“作出错觉性评判，并提出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法”。
最终，威尔逊的国民反对加入国际联盟，而威尔逊认为这个联盟对于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参议院议员洛奇（H.Lodge ）也反对这个联盟，认为美国的政策应该以“本来如此，而非应当如此”的人性为基础。然而，尽管威尔逊失败了，他关于美国应当促进自由、民主和民族自决的信条，依然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主要辞令和一部分——常常是很大的一部分。
人权问题很少象在卡特时代那样大量出现。当他在1976年当选为总统时，发誓要在基辛格先生的现实主义的全盛时期之后，竭尽全力将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放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前沿。卡特先生要使美国远离它的一些比较下流的独裁主义盟友的企图，随着这些政权被伊朗和尼加拉瓜激烈的反美政府所取代而暗暗破灭了。对此卡特的追随者是能够作出公正反应的，认识到这种反美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先前有意支持压制政权。但是美国在伊朗人质危机中蒙受的耻辱，以及第三世界中苏联式冒险主义的上升，进一步使人感到，卡特先生以人权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仅仅是削弱了美国。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这似乎是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一个标志。
然而在实践中，里根总统在任职期间远远没有揭示在国外追求人权是无效的，他表明，你能够用武力争取蛋糕吃，即在增强你的国家的势力和利益情况下，你能够为权利而战。按照基辛格的模式，里根先生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反对缓和关系。基辛格的追随者对苏联的对内行为和对外行为进行了区分，而里根的追随者则不同，他们认为这两部分是密切相关的。有名的短语——“邪恶帝国”——是一个道德术语。“里根的学说”是试图通过支持世界各地“争取自由的战士”，来击退以苏联为后盾的政府。
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或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的民主战书，婉转地说，引起了争议，这使得有些人怀疑里根的学说不过是装扮成圣战的陈旧的强权政治。然而，在里根先生的总统任职期限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能够证明美国甚至可以对右翼盟友表示它的热诚。1987年，美国的压力确实对亲美的独裁主义韩国的民主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样地，里根政府筹谋使菲律宾的马科斯倒台，尽管他的反共产主义战书无懈可击。
里根先生在任职期间表明，对自由的支持可以成功地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各种手段都是为了寻求这一目标。按照里根的学说，那些手段就是支持傀儡战争。南非的情况——即贸易制裁，一开始受到里根政府的反对（但这位总统还是签了字）——表明，存在着用以推进国外人权的非军事手段。
1989年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崩溃，似乎第一次使美国摆脱了冷战时期道德的含糊性。如果不进行全球性反苏斗争，美国在支持全世界人权的态度上可能更加明确。布什政府的一位官员富库亚马（F.Fukuyama）曾提出一个有名的预言，当世界各国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自由民主旗帜下的时候，“历史就终结了”。无论是布什还是克林顿，都宣称传播民主应当是美国外交的一个主要目标。
历史中的无形之手
现实主义者往往认为自由主义者头脑简单。基辛格先生最近写到：“民主的发展将依然是美国主要的期望，但在这种期望似乎取得哲学性胜利的时候，我们必须认清它所面临的障碍。”在他看来，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再加上彼此竞争的大国间不可避免的碰撞，使人们确信民主的广泛传播是一个危险的幻觉。
的确看来，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关于人权和民主必然广泛传播的自由主义信念，与其说是一种分析，倒还不如说是一种信仰。但在目前，似乎是现实主义者奇怪地不愿承认这个明显的事实：民主在过去25年间取得了巨大的、令人振奋的进步。
70年代中期，欧洲独裁政权在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瓦解。拉丁美洲的大部分独裁政权则是在80年代解体的。1989年共产主义在东欧崩溃，种族隔离已经消亡，亚洲的前独裁政权，例如韩国，也变得更加民主。因此，就现实主义者的所有断言来看，似乎确实存在那么一点儿趋势。
实际上，近来历史的教训之一可能是，现实主义者对于均势政治的专心致志，有忽视推动历史的基础力量的危险。基辛格先生的许多决策——诸如怠慢索尔尼仁琴先生——现在看起来似乎是错误的。认为为释放政治犯进行游说是愚蠢的那些人们，或许想到了今天的政治犯可能是明天的总统。那就要去问问曼德拉（N.Mandela）或哈韦尔（V.Havel）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于人权广泛传播的信念和予之推动作用的意愿，或许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幻觉，而可能是现实主义的。
摘自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7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