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确定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确定性现象是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普遍现象，但对于不确定性现象的性质、规律及其意义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研究的首推于自然科学。现代管理是对自然和社会活动的综合管理，不确定性问题是现代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强调重视不确定性问题也是现代管理的重要特点之一，自然科学对于不确定性问题的思考路径和分析技术值得管理科学借鉴，也值得作为管理科学研究甚至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准备和思维训练。
对于不确定性性质的最早理论分析与研究见于现代物理学的量子理论。经典物理学的粒子理论认为，粒子的连续性运动是遵循一定的轨道的，这样一来每一时刻粒子必有一个确定的位置即路径上的一点，又有确定的动量，并由此得出物质的性质是连续变化的结论。以物理学家普郎克（德国，M ·Plank， 1858 — 1947 ）、 薛定谔（奥地利，E ·Schrodinger，1887—1961）、爱因斯坦（美国，A·Einstein，1879—1955）、德布罗意（法国，L·de Broglie，1892—）、玻恩（德国， M·Born，1882—1970）、玻尔（丹麦，N·Bohr，1885—1962）和海森堡（德国，W·Heisenberg，1901—1976 ）等为代表的现代量子理论认为，按照经典粒子理论的这一说法，事物就无显著的变化，例如形状、大小和颜色之间没有显著的等级。1927年海森堡根据爱因斯坦的波粒二象性学说提出了不确定原理（测不准关系）：设△X 是对粒子的位置测不准量，△P[,x]是对在x方向上的动量P[,x]的测不准量， 则在同一个实验中不能同时确定坐标x和x方向的动量P[,x]， 如果粒子的位置测得绝对准确，其不准确量△[,x]→0，则动量不准确量△P[,x]→∞；如果要确定粒子的动量，就必须测定波长，但此时不能确定粒子的位置，而只能说粒子落在某处的几率多少。测不准或不确定原理是指不能同时确定粒子的坐标和动量，但能在确定动量时确定位置的几率。这就像照相时大群光子打到底板上出现了影像，但照相者只知道光子打到底板上的明亮区域有多大，而不知道任何一个单个光子要打到哪一点。若说光子的连续性表现出一种严格的因果律，好似弹丸打到靶上或轨道上的行星沿空间一条精确的路径运行，弹丸达到靶点时，着靶点表示一条连续曲线的终点，出发点在枪管处。对量子来说则不是，虽然能识别它的出发点和终点，但不能推断出一条联结它们的确定路线；量子的因果链破缺了，每一个光子的结果即位置是不确定的，同时原因也是不确定的。在因果关系中，若一因必有一果，或一因几果，则有不确定性；反过来当结果已知而原因不知或一果有几因时，则也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来源于连续性的中断所表现的条件和信息不充分所导致的关于结果发生与否的不确定性，或原因的不确定性。海森堡的测不准理论在量子理论学家之间引起了争论，最令人吃惊的是，争论的对象不是量子的动量和位置不能同时被测准，而是为什么不能被测准？玻尔等人认为测不准的本质来源于大自然反复无常的本性，以及观测者的精神。这样一来玻尔等人就把测不准从而把不确定性现象归因于客体运动的偶然性和观测主体的主观性之结合，而不把不确定性单纯地看作是客体运动的一种规律。但爱因斯坦则否认偶然性，认为客体的运动是必然性在起作用，并断言“上帝不掷骰子”，测不准是因为仪器太粗糙或知识不到家，如果改变方法，就可以做到同时确定粒子的位置和动量。相当多的人支持玻尔的意见。玻尔的见解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不确定性来源于测不准，测不准的本质是人类精神活动与自然的偶然性之间关系的一种状态。
不确定性问题中的主客体的相关关系可以进一步用形式逻辑和模糊数学问题来表达。在形式逻辑中，同一时间、同一关系下，对同一对象的两个矛盾方面的判断不能同时都假，其中必有一真，没有第三种可能，要求在两个矛盾方面的判断中必择其一，甲或非甲，或甲是乙或甲不是乙。这即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之一的排中律，排中律旨在消除思维的不确定性。排中律在概念上表现为经典的集合论。概念的内涵是指对象的属性，一组对象确定一组属性，符合概念对象的全体是外延即集合。经典的集合论明确限定一个集合确定的元素对集合的隶属关系必须是确定的，绝不能模棱两可，对外延不分明的事物不作反映。经典的集合论论可以用区间[0，1]中的一个实数表示某一对象对某一概念的隶属度。经典的集合论显然是把主体对客体的判断和推理能力等表现力限制在有明确外延的概念和事物上；或者说在经典的集合论看来，似乎主体具备明确界定事物外延的能力。在实际生活过程中，非此即彼的界线并不总是那么清晰的，事物到处展现它们的亦此亦彼性，譬如秃与不秃很难用头发的根数来分界；这种难以分界是由主客体双方的状态决定的。集合论的先驱之一，法国数学家E·波莱尔（E·Borel，1871—1956 ）用一个希腊的悖论来表达事物的模糊性：究竟有多少种子才算一堆，能否认为325647粒不是一堆，而325648粒才算一堆，一堆的外延是什么，界限在哪里？对于模糊性可以用区间[ε，+∞]模糊地表示“一堆”的一个近似的外延，统计这些区间对某一自然数n的覆盖频率， 也可得到类似概率统计实验事件发生的频率的稳定性，但ε作为一个自然数显然因人因时而异，具有不确定性。与量子不连续的运动不同，模糊性是事物在连续性运动中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逐步过渡的过程，这种中介过渡性使得事物的外延划分不分明，导致主体对给定事物在是非判断上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反映了排中率的破缺，从而也反映了或承认主体在明确事物外延的能力方面的有限性。在实际的组织管理中，若一方面物质变化的连续性造成量变到质变的中介过渡性，或条件变化无常，另一方面管理者认为对某一事物的外延给予明确的规定没有实际的效用价值，就会导致管理者对事物管理的效果只能用“满意度”这类的模糊性标准来衡量。又如在对人的管理中，由于许多“是非”受到不同主体利益、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在许多小事上也需要模糊性的管理。
不确定性在时间上具有未来性，这在效果上对一个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具有风险性。风险的基本因素是偶然性和概率，是偶然发生的可能带来不同后果，如危险、损失、机遇和报酬的事件。风险的不确定性也属于因果关系的破缺，它可以是一因但结果不确定，可以是一果但原因不确定。风险的概率是对可能性结果发生频率的确定，和对可能有的原因存在频率的确定。从后果概率的角度看问题，风险分为后果概率高和后果概率小的风险。从风险带给人们损益的角度看问题，后果概率小的风险往往带来更严重的危害，譬如百年不遇的大地震、大陨石发生在特大城市。骑自行车摔跟头的概率显然大大高于飞机坠毁的概率，但后者的损失远非前者所能比拟；飞机坠毁的概率远小于火车出轨的概率，但飞机一次坠毁的死亡率是100%， 火车出轨的概率远高于飞机坠毁的概率，但火车出轨一次的死亡率却比飞机小得多。对于熟悉的风险，人们容易从它已发生的后果中去计量它的损益，但对于不熟悉的、经验上从未发生的，则从原因到后果都是不确定的，人们最多只能从理论上去猜测它。越是大事故的事件发生的概率越低，但因其后果严重而使人们难以接受；小事故后果轻微不易觉察，尽管概率大，人们接受它也习以为常，如大剂量辐射的危害人人皆知而不能容忍，小剂量的辐射虽有危害但难以知道，故天天接触也不在意。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无法回避风险，风险管理的两难问题是既不失去风险能够带来的利益，又能规避风险的危害，最好的组合自然是以最小的受损获得最大的利益。
在经济活动中，当事人针对风险所作的决策，目标就是要以最小的受损去获得最大的利益，但如何在各种不同的方案中进行抉择呢？决策是对若干可供选择的方案中进行评估和选择，是事先的、有计划的活动，决策的效果是对决策正确与否的检验，这尤如所谓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但人们总想能够事先对自己的决策正确与否作出判断，最好不要有事后诸葛亮。这就需要有一定的客观概率做基础。风险决策可以是概率确定而具体后果不确定的决策；也可以是概率和后果皆不确定的决策，也就是前述的完全意义的不确定性决策。为了认识风险决策，有必要先认识完全确定性的决策：现设一个企业可以选择规模从小到大的A、B、C三种产品生产，其中A种产品在低、中、高需求条件下的收益依次为160万元、180万元和240万元；B种产品依次是150万元、195万元和210万元；C种产品依次为120万元、180万元和300万元。 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决策的唯一前提就是确定哪一种规模的需求是现实的需求，然后就选择与其相应的收益最大的那一种产品。设企业有足够的信息知道三种产品的需求收益，譬如确定市场需求是低需求，则选择生产A 产品；确定市场需求是中等需求，则选择生产B产品； 确定市场需求是高需求，则一定选择生产C产品。 这就是无概率且结果也确定的完全确定性决策。在同样的前提下，设企业在判断低、中、高三种需求收益时，只能确定它们实现的概率分别为0.3、0.5和0.2，以此为权数，解得A、 B、C三种产品的期望值分别为186、184和186。此时，企业不能简单选择期望值高的A产品或C产品，而是要在后果不确定情况下考虑表示波动大小的方差或标准差，（注：标准差σ是方差σ[2]的平方根， 方差是离差平方的加权平均值，离差是实际值与期望值的差。）选择波动小即风险损害小的产品。根据给定的条件，解得A、B、C 三种产品的标准差分别为：σ[,A]＝28、σ[,B]＝21、σ[,C]＝61。虽然A、B、C 产品的期望值的差别不大，但波动差别却较大，从波动小风险小的角度考虑问题，企业自然应当选择生产B产品。 但是当没有客观的事实和经验得到客观的概率时，风险决策就是完全意义的不确定性决策，决策之成败就要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概率或他的个性了。譬如决策者主观认为A、 B、C三种产品的三种需求均以0.4的等概率发生，它们的期望值分别为232、222和240，标准差分别为57、49和 93，决策人是谨慎者将会选择生产B产品，决策人是乐观主义者或敢于冒风险者将会选择生产C产品。 在实际经济过程中，对于一些概率和事件皆不确定但一旦发生其后果总是灾难性的风险事故，可以通过向保险公司买保险来避免损失；对于经营中的竞争和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也可以通过经营相关性小的产品的多样化来规避，以避免一损俱损；但这些都不需要反复决策。我们总是要记住：对于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方法、新市场、新的投入来源和新的组织形式这样一些创新的风险事业，其风险则不能通过买保险来消除，决策者总是要时时进行风险决策，承担以自己的知识和个性为前提的风险决策的后果。
风险在时间上的未来性，决定了主体预期的重要性。在上述关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决策的讨论中，似乎只要主体具有完全的信息，预期合理，当事人的目标就能够充分实现。这一问题在进入到经济学家的讨论中，把它变成了政府是否有必要进行宏观管理的问题。西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公众都是有理性的人，公众掌握的信息比政府的信息更充分，公众在作预期时不会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只要政府“不出奇制胜”搞突然袭击，公众的预期就能使自己及时地调整工资和价格，从而能够抵消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经济就能实现均衡；经济的波动只能来源于意外的自然事故和政府的政策突袭；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没有必要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建立在市场总是能够连续地迅速出清这个假定前提下的，而实际情况却是在“长期合同”等条件下，工资和价格是“粘性”的，即使公众能够做到合理预期，工资和价格也不能连续迅速地对市场失衡作出反应和调整，因此，在经济失衡时，政府对经济施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干预是有必要的，也是会奏效的。经济主体的理性程度具有从有限向无限趋近的性质，加之经济事件本身具有偶然性因素，因此，经济过程的不确定性和非均衡就具有必然性，政府对经济实行宏观管理就具有合理性。当然，在设政府不做突然袭击的前提下，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也有一个不断向理性化完善的问题。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依据，来源于政府对包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口与就业变动、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和实际收入变动、零售物价、消费物价和投资品物价变动，存贷款和货币发行变动，财政收支变动，外贸进出口变动，股票市场变动，和经济周期变动等等多种复杂因素在内的宏观经济形势预测。我国的宏观经济预测是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产物，当初，从国外引进了一些预测方法，作了一些中长期预测，从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中短期预测的需求日益增加，加强了对年度和季度等中短期经济形势的预测，取得不小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譬如：由于预测对象固有的波动大、不稳定性质或特点、概率几乎为零的突发事件、包括统计数据和预测人员素质在内的预测工作管理方面的问题，使得预测分析水平不够高，还不能全面反映经济运行机制，有时预测误差较大；在中央不断向地方放权让利后，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差别造成中央与地方的预测信息不对称，结果形成中央根据自己的预测采取行政措施“一刀切”，地方则各行其是、我行我素的局面；一些预测者希望经济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运行，在预测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会给定模型的外生变量即参数以自己的意愿值，以便求得模型所要决定的内生变量符合自己的期望，要求经济“应当”按自己的模型运行，而对国家、部门、地区、企业和个人的实际经济活动或行为不作深入调查研究，等等。（注：资料来源：刘国光、李京文主编，刘树成、汪同三副主编《经济蓝皮书·199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
在任何社会组织管理中，对于条件稳定和概率大，且重复发生的、例行的、确定性的、且危害性后果较轻的事件，主要是对之进行程序化的管理：即采取一系列合乎逻辑的步骤和标准方法，规定活动的时间顺序和步骤，譬如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到哪做，由谁来做，怎样做，等等都有固定的模式。程序化也需要对付紧急情况，不然则成为死板和障碍，但一般地说，程序化管理的特点是限制人们行为的自由和思维的创造性，是基础和低层的管理或机械性管理，它要求在管理中建立规章制度、标准的操作规程和数学模型，进行计算机处理，要求在程序化制度中的组织成员养成按程序化工作的习惯。而对于条件不稳定、概率较小、获益较大但可能受损也较大的事件，则要运用非程序化管理。非程序化决策来源于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使得每作一次新的非程序化决策无章可循，因此，决策要取决于决策者的经验判断和创造力。非程序化决策多见于高层管理，且又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性和随机性，最容易出问题，故非程序化决策是全部管理决策的难点和关键。非程序化的管理，是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管理，需要智勇双全，是高层的或创造性管理。程序化的管理若变成非程序化的，结果是扯皮、摩擦和低效率；但若不确定性事件能够纳入“程序化”管理，不确定性的危害就能降低。譬如：凡事皆预测，制定灵活的计划，通过防止性措施来降低有害后果发生概率，如打预防针；或准备好减轻不测事件发生不良后果的手段，如治疗疾病，抗灾救灾，等等。
非程序化决策的困难首先是来源于客观环境因素的不确定性。为了减少对未来事件中损益的无知，认识和控制未来事件的不确定性，使行动计划与可能发生变化的条件和环境相协调，充分估价行动计划实施的后果和价值，就必须对未来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的因素、变化的趋势、范围和影响进行估计。这就要求对未来进行预测。预测的依据主要来源于：预测者和其他组织或个人过去的经验，过去各种不同类型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即将出现的事件，譬如行将出台的一项经济政策或一项已完成设计的新技术或新产品。前者依赖于对旧信息的占有量，后者依赖于对新信息的占有量。预测者作预测必须要明确预测的任务、对象、目标和问题，提出一些基本的前提和方法，然后从现状和历史的角度调查和收集国内外的有关信息。预测的本质是计划性的，要把未来不确定性引起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点，就必须使计划具有灵活性，预测需要收集和处理信息，预测收集和处理的信息越多越准确，计划自然越灵活。但若一味把未来的问题考虑周全，延迟计划设计的完成时间和执行时间，当断不断，就有可能坐失良机，计划的灵活性是需要付费的，因此，如果一味强调灵活性，信息搜寻的成本和信息处理的成本太高，以致支不抵收，这样的计划的灵活性就是低效率的。好的计划应当量力而行，不留缺口，而留有余地。由于任何计划都是对所要完成的工作所作的许诺，因此，要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就应当谨慎许诺。许诺的大小与实现许诺的时间成正比，与实现许诺的可能性成反比。由于，许诺的时间长了，预测等等所需的费用会增加，这在经济上不合算，时间短了又有可能把风险给遗漏掉，因此，期限的许诺是不可忽视的关键。一个合理期限的许诺，需要根据内外环境计算好每一个项目、任务完成所需要的时间，每项计划不能许诺太多，许诺的愈多，实现许诺所需的时间愈多，技术和资金、物质资源供给的难度会加大，完成任务的难度也就会加大；有时可以把时间定得长一点，许诺的内容少一点，但尽力通过提前完成任务来缩短期限。
非程序化决策的困难除了在客观上来源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之外，还有一个主观上的重要来源，即决策者的主观因素，这个因素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决策者的个人心理素质，这包括个人对事物的感知和价值判断。个人的感知系统和价值观或道德与行为准则是在个人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各人的感知因各人的经验和经历不同而相异，因而在对待同一件事物上，譬如在对待诸如权力与责任、财富与成就、创新与保守、谨慎与冒险、对与错、真与伪、善与恶、荣与辱等对立事物方面，每个人的反映和评价很可能是大相径庭的。当面对一件事物时，对这件事物的不同的价值判断，会引导决策者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从而对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同一个人，因环境或认识的变化，对待同一件事也会因时因地发生态度上的变化，个人心理上的这种不确定性自然会使非程序化的决策受到决策者主观因素的干扰，而变得困难起来。二是个人在群体决策中受从众心理的支配。在一个组织内，除非独裁决策，否则非程序化决策很少由个人来支配，因此，在集体决策中，各决策成员的心理、舆论和情绪会影响最高决策者或最后决策者的决策倾向。单个人的独自决策，会受到知识有限、经验不充足的限制，集体决策则可以利用集思广益的优点弥补这些缺点，使决策比较周密或全面。但集体决策很容易受从众心理的干扰。从众心理在主观方面产生于个人怕因标新立异而被孤立的紧张感，产生于个人在决策圈中的地位偏低以为“人微言轻”不如随大流，产生于知识不足和信息不全而自信心不足不如人云亦云，产生于在重大问题上过分注重“协调”；从众心理在客观方面产生于决策圈过分强调“团结和统一”，以为有不同意见就是不团结不统一，产生于班子的主要领导人专横跋扈、不民主。当一个组织内决策者个人的心理素质和决策圈的群体决策心理素质脆弱时，正确的意见就会在这种心理氛围中湮灭，要想在这种环境中对不确定性问题作出正确的非程序化决策，那自然也是格外困难的。
不确定性产生于客体的偶然性变化和主体能力的相对有限性，也就是说，事物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决策者个人、集体心理因素的干扰或不确定性，使得非程序化决策的风险更大了。由于不确定性的客体根源不依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降低非程序化决策中的风险性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因素的改善。为此，决策主体一方面要通过一定的步骤和方法，使非程序化决策本身规范化，减少随意性，譬如找准问题，“找症”在前，“下药”在后，以及列举所有可行的方案，对所有的方案进行评价和比较，选择最佳执行方案，等等；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即对进行非程序化决策的高层管理者班子的德、智、行素质建立制度约束和制度保证。这一点，在我国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还比较落后的状况下，随着改革的深入，愈来愈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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