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务实”与“务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86(2006)03-0005-04
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兼具“务实”与“务虚”的品格。那么，究竟什么是“务实”、什么是“务虚”？国内外学者关于邓小平“务实”与“务虚”的研究状况究竟怎样？应该如何全面准确地认识邓小平的“务实”与“务虚”？深入研究这这些问题有什么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围绕这些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求教于学术同仁。
一、关于“务实”与“务虚”的内涵界定
“务实”，是指研究和从事某种工作时，不尚空谈，不搞形式主义，而是研究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名、只唯实，说实话、办实事、想实招、求实效。“务虚”，则是指在某项事业实际操作之前，先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政策上进行学习、思考、研究、讨论，目的是为了确定正确的思想，提出正确的理论，坚定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政策，以求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增强信心，鼓舞士气。大凡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有战略远见、有巨大贡献的领袖人物都兼具“务实”、“务虚”两个方面的品格和才能。邓小平也不例外，而且堪称“务实”与“务虚”的典范。
二、在“务实”、“务虚”问题上西方学者对邓小平有误解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外的一些学者，特别是国外的一些学者，往往只强调邓小平在“务实”方面的风格与贡献，而忽视了他在“务虚”方面的深刻与远见。即使谈到“务实”，也往往是片面的、表面的、肤浅的。例如，美国学者戴维·W·张，他一方面肯定邓小平是“务实的领导人”，但另一方面，他对“务实”的理解却是“没有界定明确的哲学深度，也没有独立的变量以形成一个紧凑的思想流派。”① 另一位美国学者阚哈叶赞扬邓小平是“推行务实改革的设计师”，然而他给“务实改革设计师”所作的评价竟然同“经商”联系在一起，他说邓小平是“现实主义者，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和一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② 还有一位美国学者石田雨，他对邓小平的“务实”风格理解得更偏窄，他一方面称颂“邓小平是务实风格的典范”，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务实”风格解释为“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这些结果是如何得来的”，乃至“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③ 而新加坡学者林住君对邓小平尊重实践的务实风格说得更绝对，认为邓小平“不以任何既定的、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价值系统为指导方针”、“完全不受任何既定的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束缚”，④ 仿佛邓小平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没有任何理论作指导，当然也不会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当然，也有少数西方学者尽管没有明确说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对邓小平“务实”风格总的看法还是较客观的。例如，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他不赞成“一些批评家说邓小平从来就没有什么原则和政治见解”，而明确强调：“邓小平是个注重实效的人，而并非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直在不懈奋斗。”⑤ 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也明确指出：“邓小平并非像欧美和日本一些人所说的那种‘实用主义者’。他是一位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信奉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并在延安时代学到若干道德标准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⑥ 不难看出，除少数人外，大多数外国学者对邓小平“务实”风格的研究，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不够。或因掌握文史资料不足，或因受世界观、立场和方法的局限。成果多数显得比较肤浅，许多研究结论都有失偏颇。由此看来，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和改革实践，深入研究邓小平的“务实”与“务虚”，的确非常必要。
三、国内学者对邓小平“务实”风格的研究成绩显著
围绕邓小平“务实”品格的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要比外国学者水平高得多，至少在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显著。而且已经形成共识。
一是对邓小平“务实”风格的科学内涵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国内学者普遍认为邓小平的“务实”风格主要表现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讲究真抓实干，追求实际效果，拿事实来说话，谋人民的实际利益。提倡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要求干部对群众要说真话，说实话；坚决反对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概括起来就是，把“按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作为“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二是对邓小平“务实”业绩有比较充分的肯定。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不论在民主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年代，邓小平总是善于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精神，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只要认真回顾一下邓小平的生平业绩，就不能不对邓小平的“务实”精神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民主革命时期，他在总结对敌斗争经验时强调：“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就是求实效。⑦ 他在太行山领导经济建设时，“凡是于人民有益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实行。”⑧ 包括“组织劳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节租佃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⑨ 可见，邓小平抓工作非常实、非常细，真是实实在在，细致入微。20世纪60年代初期，面对国家困难，邓小平指出：对“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和时事政策问题，各级领导一定要据实讲解，”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要根据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必须杜绝假、大、空”的“恶习”。从这些话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邓小平那种崇尚“务实”，憎恶虚假的鲜明态度。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邓小平还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意愿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借用民间谚语，联系历史经验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有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⑩ 这段话突出地反映了邓小平那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务实精神，而且它表明，邓小平已经把这种“务实”精神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认识。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正是因为邓小平勇于坚持这种“务实”精神，所以他才能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生产力落后，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因为邓小平坚持了这种务实精神，所以他亲自倡导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推翻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进行“拨乱反正”。正是因为他坚持这种务实精神，所以他果断地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是因为坚持这种“务实”精神，他才能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正是因为邓小平坚持这种“务实”精神，所以他才能把“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政治口号，发展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11) 正是因为邓小平坚持这种务实精神，所以他也不搞洋教条主义，坚决反对照搬西方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强调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实际”，“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几亿人口，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正是因为邓小平坚持这种“务实”精神，所以他才能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下，提出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外交思想，适时调整中国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是因为邓小平坚持这种“务实”精神，所以，面对一些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他才能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建议。例如，在处理南沙群岛等的领土主权问题时，一方面，坚持原则决不让步，强调我国拥有主权；另一方面，又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主张暂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空间。
总之，邓小平的“务实”精神，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改革发展稳定，在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建立了丰功伟绩。
四、邓小平不仅是“务实”的领导者，而且也是“务虚”的战略家
人们还应该看到，邓小平在“务虚”方面，同样也是功勋卓著的。他在“务虚”方面，突出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怎样“务虚”的思想和方法，论述精辟，极富战略远见。
早在1951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就是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就是要先“务虚”。1962年，他又进一步指出，开各种会议，要谈形势、要听报告、要学习思考、讨论，“这叫务虚，这个虚，实际上是实，思想认识会反映到实际中去，反映到工作劲头中。一定要议论大事，不要搞得狭窄得很”。(12) 可以说这段话道出了“务虚”真谛，概括地回答了什么是“务虚”，以及“务虚”的意义。1979年正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针对社会上和思想理论界出现的否定或歪曲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倾向，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邓小平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亲临会议发表了著名的长篇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在讲话中号召，要开好务虚会，就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就要“对形势、任务、党的方针政策和自己的工作的认识提高一步”。他还强调：“今后要从中央起，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思想理论工作放在正确轨道和重要地位上”。(13) 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此时邓小平进一步深化了对“务虚”的认识，主张“务虚”要侧重于学习理论，掌握武器，分析形势，思考大局，提高认识，研究对策。邓小平关于“务虚”的论述同样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要善于学习，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他说：“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根本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或者会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习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同志们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方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身”，“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在这里强调，最重要、最根本、最有用的“务虚”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二是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现代化事业”。邓小平在这里高度概括了“务虚”对整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三是强调用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他发人深思地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仰”。邓小平在这里突出地强调了“务虚”对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加强团结，夺取胜利的重要性。
四是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针对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忽视思想文化建设，他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79年他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在这里突出强调了“务虚”的能力和成果，既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五是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针对西方“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战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思想战线工作的好坏，“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由什么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邓小平在这里突出强调了“务虚”在防止西方思想文化渗透、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上的极端重要性。
六是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他说：“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并反复讲：要进行理想、信念、纪律和革命精神教育。明确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邓小平在这里突出强调了“务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的优势所在，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有效方法。
七是强调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983年，针对思想战线上出现的“精神污染”现象，他鲜明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邓小平在这里强调党的工作越是发展经济、越务实，就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要高度重视务虚。
八是强调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他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即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直接关系的思想理论问题”也要“认真深刻地研究”。他特别着重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同时还指出。“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14) 邓小平在这里为“务虚”打开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提出了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方法原则。
五、邓小平是“务实”与“务虚”统一论者
“务实”与“务虚”是辩证统一的，二者互为前提，互相转换。“务实”是针对“务虚”而言，“务虚”是针对“务实”而言。没有“务实”，就没有真正有远见的“务虚”；没有“务虚”，“务实”就可能是盲目的，甚至陷入庸碌的事务主义泥潭。“虚”务得好，就可以在“务实”中得到体现；“实”务得好，“虚”才能“务”得深刻，才能“务”出正确的方向，“务”出远见卓识。所谓精神可以变物质，物质可以变精神的道理正在于此。“务实”与“务虚”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在实践中实现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应该“用实践来检验一切”。(15) 只有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务实”与“务虚”，才能真正地统一起来。邓小平的“务实”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邓小平的“务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的伟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务实”与“务虚”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邓小平的很多文章著作，都反映出“务实”与“务虚”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要联系实际”。例如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践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否则，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生命力了”。上面提到的“要精”和“不能违背”、“要分析研究”，都是指“务虚”。而“要管用”，“联系实际”，“要和实际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则是指“务实”。邓小平经常强调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他强调为了“务实”，必须“务虚”。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精神动力”。那就是说，不“务”马克思主义这个“虚”，就没有中国革命胜利这个“实”。他强调要通过学习理论以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避免成为庸俗的实用主义者而迷失方向。就是说，“务虚”是为了明确方向、把握规律、高瞻远瞩、更好地“务实”。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通过“务虚”来坚定理想信念、弘扬民族精神、发扬光荣传统、培养高尚道德、严肃革命纪律，团结革命队伍，增强战斗力；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强调正确的“务虚”必须联系实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实际新的变化、新的需求，着眼于更好地为“务实”服务。最有代表性的观点，那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16) 可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贯穿邓小平全部思想理论的灵魂和精髓。正是因为坚持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务虚”、“务实”统一观，所以邓小平“务虚”而不空洞，“务实”而不迷失方向。一方面，“务实”使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创造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务虚”使之能创造性地发展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并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务实”与“务虚”辩证统一的思想，突出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强调“务虚”，必须毫不动摇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强调“务实”，指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强调要以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正是对邓小平“务实”与“务虚”辩证统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把党和人民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当前，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发扬邓小平“务实”与“务虚”辩证统一的思想理论，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其核心内容是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之实。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讲的“求真”，就是了解真情，追求真理，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以便制定和遵循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务实”，就是要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踏踏实实地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务出尽可能好、尽可能优、尽可能快、尽可能顺利、尽可能完善的实际效果。从实质上看，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求真务实”，不仅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务实”与“务虚”相统一思想的继承，而且也是在新的实践中的发展。在新的形势下，认真学习、研究邓小平“务实”与“务虚”的思想和风格，对于坚持求真务实，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②《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美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8年版。译文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89页，第392页。
③《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0年版。译文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405-406页。
④《海外人士谈中国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0页。
⑤《邓小平政治评传》澳大利亚1994年版，译文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第402-403页。
⑥日本《中央公报》，1986年10月号，译文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第191页。
⑦⑧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44页，第80页，第80页。
⑩(11)(12)(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3页，第3页，第296页，第133页。
(13)(1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4-167页，第169页。
(15)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所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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