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明威的死亡情结_海明威论文

论海明威的死亡情结_海明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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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海明威,人们常常仅与《老人与海》中的那个驾小舟闯大海捉马林搏凶鲨的古巴老渔民相联系,并以此对海明威产生许多关于雄壮与阳刚的联想。其实,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生平与创作都与死亡有着不解之缘,形成了浓重的海明威式的死亡情结。不难理解,作为生命个体,尤其是喜欢冒险并有着复杂经历的海明威,不可避免地多次与死亡擦身而过,受到过死神的捉弄并惶恐地感到死之凄凉、死之可怖、死之无常和死之不可捉摸。作为文学家的海明威,他无法回避对人生细致的捉摸和深刻的领悟后产生的苍凉虚无的悲哀,也无法回避由于衰老多病不再寓于文学想象力而产生的无奈和窘迫,所以不得不用死亡维持盛誉去实现另一种圆满。因此,死亡情结之于海明威,如同靡菲斯特之于浮士德一样,形影不离,终身相伴。

1918年,海明威赴欧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进入意大利境内的交战区为救护队开汽车时被炮弹炸伤,在医院治疗20个月,仅从腿上就取出弹片237块,重伤的后果是严重的失眠和内心深处长久的恐惧。20 年后,他谈起此次受伤时仍心有余悸:“事实真相是,我的伤深入骨髓,结果确实给吓坏啦!”(注:马尔科姆·考:《海明威,这头老狮子》,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世界文学》,1979.1,第266页。)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以记者身份奔赴前线,目睹了西班牙内战中的生生死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又以记者身份奔赴于各个战场,在前线的一次汽车事故中,他头部受重伤,伤口共缝了57针。其间,又因飞机失事造成严重脑震荡。1949年,他被猎枪的枪塞打伤了眼睛。1954年,他去非洲狩猎,遇飞机坠毁幸免于难。海明威屡遭劫难,虽说大难不死,但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的心头,生活中稍稍有些异常就会引起他不吉的联想。1928年,父亲自杀对他产生很大影响。若干年后,母亲把父亲自毙的那支左轮手枪交给他时,在卡片上附言:“也许你愿意保存它。”他怅然若失:“我真不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什么兆头。”(注: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93.2,第145页。)可见,传奇般的经历和独特而又复杂的遭遇,强化了海明威对生命的理解,后来的沉病重疴丰富了他对死亡的想象,形成了他对死亡情结有着神经质般的敏感和宗教式的神秘。

无疑,死亡对于海明威来说,具有最大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一直苦苦地纠缠着海明威。作为作家,他自觉不自觉地带着对死亡这个永恒主题的偏爱,在作品中大量涉猎这一领域。美国评论家H·B Bates曾说过:“实际上海明威只有一个主题——死亡。”(注: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93.10,第151页。)甚至有些评论家把海明威戏称为“制造死亡的工程师。”(注: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93.10,第151页。)海明威自己在《午后之死》中也说过:“一切故事,讲到相当长度,都是以死结束的;谁要不让你听到那里,他就算不上一个真正讲故事的人。”在海明威的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中,充满着厮杀、鲜血和死亡,这反映了海明威内心世界里死亡的阴影。海明威认为死亡是人们无法逃避、无法超越的最大也是最可怕的真实,它具有一种巨大的莫名其妙的神秘力量,它在瞬间剥夺了人们的一切权利,撕碎了人们的一切主观想象和盲目乐观。死亡是一种永恒,而爱情、友谊、人生,只不过是一堆“粪土”。总之,人们不要陶醉于人为的其乐融融的大团圆梦幻里,死亡正像躲在灌木丛中死盯着猎物的猎狗,随时随地会毫无理由地不分是非不问青红皂白突袭式地咬噬着活蹦乱跳的鲜活生命,人们权且苟活,不过是暂寄一隅而已。所以,海明威用众多的文学形象向人们诉说了这一人生体验。

在《印地安营地》里,作者描写了小尼克随同父亲前往印第安营地为产妇接生,目睹产妇的丈夫因为忍受不了妻子剖腹产的痛苦,割断自己喉咙而死。主人公尼克·阿丹姆斯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他是作者众多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人物。他从纯真无知到创伤累累,历经了对现实与死亡的思索以及死亡情结的形成。在短篇小说中,童年的尼克总在目睹鲜血、痛苦、不幸和死亡,于是发出意味深长的疑问:“为什么他要自杀,爸爸?”“很多男人都自杀吧?”“爸爸,死很难吗?”小尼克思考着他这种年龄也许不该思考的问题,他为此而困惑不解。

在《杀人者》中,尼克接触到了另一种形态的死亡。尼克听到两个暴徒要暗杀一个前拳击手的谈话。他无法对暴行保持缄默,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那个拳击手。然而拳击手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保护自己,宁愿待在家里等待杀人者来杀自己。拳击手束手待毙的举动,使尼克感到一种透不过气的恐怖,“我要离开这个城市。”“想到他等在屋子里,明明知道自己将要被杀死,我受不了,这太可怕了。”拳击手接受了命中注定的死亡,而尼克却为此感到恐怖而决意逃避。然而,尼克能逃向何方?他告别了少年时代,投入战争。在毫无理性的战火中,他不仅要接受别人死亡的现实,还要面对脊柱受伤的现实。从《无忧虑的河流》中我们得知,尼克逃避在沼泽中一个幽深、黑暗、寓于悲剧色彩的高地上。

在《弗朗西斯·马康贝短暂的幸福》中,有钱而没有精神的美国人弗朗西斯·马康贝与妻子千里迢迢到非洲去狩猎狮子,美貌的妻子却背叛了有钱的丈夫。当丈夫由弱者变为强者,在几步之内击毙野牛的同时,妻子却把枪管对准了丈夫,丈夫与妻子的枪先后响起,野牛与丈夫也先后毙命。短暂的幸福与永恒的死亡像两根绳子结成的一个死结,本来是相互排斥的两件事儿,可在这里却成为拆不散的一个整体。

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主人公哈里的大腿上生了坏疽症,他厌倦地躺在帆布床上,心里非常烦躁,痛苦地等待着结束生命,似乎已感到了死神逼近的脚步声。临死的哈里非常具体实在地感受到了死神那可怖的形状及强大的力量。海明威借主人公哈里死前的幻觉,描写了死神的模样:“它呼呼地喘着气,慢慢地挨到他身上来,它不具有任何形状,只是占有空间,它爬到哈里身上,把全部重量都压到他胸口。”在作者笔下,死亡是非常恐怖的。

在海明威的长篇小说中,也大量地描写了死亡。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太阳照样升起》,写美国记者杰克·巴恩斯在欧战中下部受伤而丧失了性爱能力,丧失了作为男性的第二个生命,虽生犹死。《永别了!武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为背景,写英国籍女护士凯瑟琳死于难产。作者通过男主人公亨利之口,表达了对死亡的理解:“在这世界上,人人都受折磨,倒也产生一些勇敢的人。倘有受折磨而不屈服的,就会被他人害死,不管你是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还是最有勇气的人,都免不了一死。你如果不是这几种人,迟早也得死,只是世界并不急于要你的命罢了。”

纵观海明威的生平、作品、著述以及评论家提供的资料,不难看出,海明威的死亡情结已于本世纪20年代形成,并贯穿整个创作和人生之路。鉴于此,在他笔下,世界就是大战场、大斗牛场、大拳击场,充满着你争我夺和相互厮杀,因而也充满着血与火,充满着残酷与罪恶,充满着痛苦与死亡。而人的生命在这个世界里显得非常脆弱,非常渺小,充满着失败的磨砺和死亡的痛苦。然而,如果把海明威的死亡情结仅仅凝固在上述观点中,我们就还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死亡情结。海明威之所以成为海明威,还在于他描写主人公面临死亡时,总是由内心的恐怖逐渐变得坦然,进而达到超脱,呈现出有序的发展变化状态,或者是这三种情绪无序地、杂乱地混在一起,呈现在同一个层面上。在他看来,感受到对死亡的恐怖,进而产生对死亡的超脱,不失为人生的快慰。

人类无法超越死亡,这是确凿无疑而又无可奈何的自然规律。海明威总是试图在对死亡的审美观照中,暂时拉开与死亡恐怖的距离,暂时忘却一下认定死亡时所产生的痛苦与烦躁,进而完成对死亡的精神战胜,实现心理和精神上的满足。所以,海明威的死亡情结,不仅包括对死亡的意象作刻意、真实的描写,对死亡的恐怖作大胆的渲染,而且也包括对死亡进行有距离的审美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奥战场的一次战斗中,海明威受了重伤,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冒着敌人的枪弹把一个昏迷的意大利伤兵从血泊中一步一步背到红十字急救站……(见《打不败的人》)。可见,人的主观愿望和主观意志,可以推迟和避免死亡的来临。有一次,他与妻子玛丽在去美国西部的途中,即将分娩的玛丽因胎儿异位导致左侧输卵管破裂,海明威把她送到附近医院,又正逢主治医生钓鱼未归。玛丽血管破裂,脉搏消失。实习医生要海明威向妻子作临终告别,但海明威拒绝向奄奄一息的妻子告别,立即披上实习医生的工作服,戴上面罩,让实习医生在玛丽的手臂上找血管,清除输血管里的杂质后,再把针头插入血管给妻子输血。玛丽终于恢复了脉搏的跳动。这时主治医生回来了,又给玛丽输了4次血,最终使她死里逃生。一星期后,他连续几个星期一直考虑这个问题:“与其说听从命运的摆布,不如说可以向它挑战。”(注:卡罗斯·贝克:《迷惘的一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815页。)死亡虽然是可怕的, 但人在死亡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不应仅仅消极地接受它,而要保持积极的态度,表现出人的生命的张力与活力。即使在既定的劫数面前,也不应消极顺从,而应积极面对,体现出应有的精神风采。人乃血肉之躯,焉有不灭之理?躯体总要归于尘土的,然而人的精神却会超然于尘世之外。由于海明威对死亡有着深层的感悟,于是我们看到了作者在描写死亡时使作品的内涵所具有的哲理深度。

在《弗朗西斯·马康贝短暂的幸福》里,作者借作品中的人物威尔逊之口,慨然说出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下)》中的一段台词:“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在乎:人只能死一回,咱们都欠上帝一条命;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年死了明年就不会再死。”弗朗西斯·马康贝有过幸福,虽然短暂,但也毕竟成了男子汉。他死而无憾,死没有剥夺他的勇气和荣誉,相反证明了他人格的尊严。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哈里面对死亡,用回忆往事引起的快乐,来转移临终前的痛苦,以接受死亡的超然态度,来冰释对死亡逼近的恐怖。此时,未可知的死神他也想象得并不丑陋:“你千万别相信死亡是镰刀和骷髅,它很可能是两个从从容容骑着自行车的警察或是一只鸟儿,或者是像猎狗一样有一只大鼻子。”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更是言之凿凿、铿锵有力:“人可不是生来给打垮的。你可以消灭一个人,可就是打不垮他。”

海明威曾对他的传记作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父亲是自杀的。我年轻的时候还以为他是个懦夫。但后来我也学会了正视死亡。死亡自有一种美,一种安定,一种不会使我恐惧的变形。”(注: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92.4,第156页。)在海明威的死亡情结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如下内容:人既然都有一死,那么就应死得洒脱一些,死得有风度一些,要保持应有的精神风范。死的结果无足轻重,而死的态度、死的仪式才是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多为具有阳刚特征的男性主人公,分别以斗牛士、士兵、拳击手、猎人、渔夫等面目出现。他们往往缺乏文人的优雅,也不太讲文明社会里的礼仪,他们只是一味地去拚、去干、去死。也正因为如此,1961年7月2日早晨,海明威演出了他一生中最为惨烈的一幕:他用心爱的猎枪顶住前额,然后勇敢地扣动板机,炸掉了自己的大半个脑袋。他用激烈的方式补充说明了他的死亡情结的全部内涵。

综上所述,被文学史家和评论家常常提起而又语焉不祥的海明威的死亡情结,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对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和不可抗拒性的充分认定,有时甚至是过分强调;另一方面,既然死亡难以避免,就应积极面对,以一种超然态度去迎接死亡,“把死亡当作一种美的事物来接受”(见《父亲和儿子们》),借此实现人生的圆满并以此产生愉悦和满足感去减轻、忘却死亡的痛苦。

海明威的死亡情结,对社会、人生的影响是复杂的。首先,对死亡的过分认定甚至强调,必然导致海明威本人悲观主义价值观的形成。而名人效应作用,又将悲观主义波及到社会,这对20世纪已疲软的西方思想界无疑是雪上加霜,在西方人本已痛苦的心灵上引发了更多更大的痛苦。其次,死亡情结凸现了生活的本质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20世纪西方社会的人格化。两次大战毁灭了青年人的美好理想,摧毁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为正义真理而战实际上是一个欺天瞒日的大谎言、大骗局。广大的、受政府的诱惑而奔赴战场的年轻人受尽愚弄,吃尽苦头。战后,他们拖着伤残的躯体,揣着滴血的心灵,躲进角落里舐着身心的伤口,咀嚼着受骗的苦果。文化道德的进一步堕落,使年轻一代善良的心灵和事业心、责任感、道德感无从归依,人们丧失了长期以来栖息、修身养性的精神乐园。数代人孜孜以求、钻研不息、为人类更好地生存而制定的某些社会契约,越来越走向反面,成了钳制人折磨人的异已力量。人们正面临着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无异于面对死亡陷井。生活其间的西方人,人生的痛苦和辛酸,心灵的凄凉与悲惨,自不待言。他们普遍感到大难临头,在劫难逃。因此,海明威的死亡情结,不仅是对人生冷酷的真实面对,也是对社会冷酷的真实揭示。再次,他的死亡情结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精神超脱。这种精神超脱细细捉摸起来,乃是西方文明史上弘扬个性传统的余脉。自文艺复兴以来,强调个体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最根本的特征。在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为弘扬个性、歌颂人性。显然,海明威所处的时代,“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那高度膨胀的老调不复重弹,死亡的阴影云遮雾障。这就使西方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考虑保存个性的方式,以找回被死亡阴影所掩盖的现代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实现人生意义的另一种圆满。与其凄凄惨惨、死乞白赖地寻求无价值的存活,何如积极面对,视死如归,表现出一种完美的生命价值?所以,面对死亡,也是西方人文主义意识在混乱的世界中表现出的一种最为美丽和悲壮的姿态,不过,是有些无可奈何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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