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管制与工业竞争力关系的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管制论文,竞争力论文,关系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19世纪，西欧工业化所导致的资源环境问题就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批评。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工业化向全世界更多国家的扩展，自然资源的更大规模开采和利用，以及一些国家工业集中地区环境的过度破坏，使得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资源环境与工业增长的矛盾日趋突出，要求节约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一些人甚至认为，只有实现经济“零增长”，才能将人类经济活动（主要是工业生产）控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以承受的限度内。而另一些人则主张，必须放弃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即彻底改变200-300年以来的发达国家工业增长技术路线，另辟蹊径，例如，主张采用所谓“中间技术”（既不是传统技术，也不是工业化国家的先进技术），才可能应对资源环境问题的严重挑战。否则，整个人类终将无法在这个“又平，又挤，又热”的地球村中生存下去。但是，无论主张零增长或者另辟增长路线的呼声如何强烈，世界工业化的步伐似乎总是我行我素，不可阻挡。问题的实质是，推动工业化的根本经济机制是市场经济制度，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显然难以自发地解决资源环境与工业增长的矛盾，于是，必须求助于政府的干预。其中，实行资源环境管制是政府干预的重要方式之一。问题是，从经济学意义上说，管制是必须付出成本的，对于被管制对象（主要是企业），实际上必须承担由于政府管制而产生或者转移的成本。那么，各类管制方式所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成本（包括因管制而转移给企业的成本），将对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对各工业部门的竞争力的影响，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一、工业化时期的资源与环境问题
1.工业化的技术实质是对自然资源更高效率的开发利用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近200-300年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最伟大的时代，这一时代被称为“工业化时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将经历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业化和工业社会，不仅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巨大涌流，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在工业革命以前，即使是最富有的消费者所能拥有的商品种类，事实上也没有超出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商品范围”（威廉·鲍莫尔，2004）。而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其最终标志就是人的寿命预期显著提高。“1300-1425年时期的英格兰人的预期寿命为24岁左右，可能与罗马帝国时代相当，而到了1801-1826年，英格兰人的预期寿命已经提高到41岁，到1999年达到77岁”（马丁·沃尔夫，2008）。
无论如何定义“工业化”和“工业社会”，其最基本的特征总归是工业生产特别是制造业的高速增长并成为主导产业，工业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社会观念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追求效率和效益成为经济运行的“中轴机理”。
工业生产及其“效率至上”的“中轴机理”，在技术上的体现就是对自然资源的更大规模和更广泛的开发利用。从17-18世纪世界工业化的萌发直到今天，世界上主要只有两个国家长期成为过世界工业化的领头国，一个是英国，另一个是美国。
从19世纪30-80年代美国经济超过英国以来，美国工业化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起先，其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条件之一是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特别是日益密集的铁路网络的扩展。这使得美国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突出地表现出来。美国占有充足的原始森林和灌木林，1800-1850年期间，美国在木材使用方面开始处于领先地位，在制成品的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木材。20世纪，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经济史学家说：大规模开采自然资源，成为美国工业主要的燃料来源、基本的建筑材料和重要的化工原料，以及难得的工业材料。特别是进入“石油时代”，美国经济发展得到极大推动，成为拥有世界霸权的超级经济强国。
戴维·莫厄里(David Mpertu)和内森·落森堡(Nsyjsm Rpdrmnrth)在《20世纪的技术变迁》（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2008）中写道：“美国20世纪的技术变迁应被视为在依托众多有利的和独特的初始条件的背景下产生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中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中技术变迁的方向和意义是在美国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这一事实的作用下形成的，这对现代工业化至关重要。”他们经过各方面讨论后写道：“我们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自然资源禀赋和制度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在肯定美国20世纪非同寻常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轨道以及取得非同寻常的成果方面都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如果确实如经济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自然资源和制度创新是美国工业化领先于世界的两个重要因素。那么，其他国家会如何呢？世界上很少有像美国那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国家，而且，即使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例如一些石油生产国）也未能获得美国那样的工业化成就。那么，资源缺乏的国家如何实现快速工业化呢？
2.“资源”与“废物”的区分取决于工业技术水平与工业需求规模
尽管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有很大差别，但是，任何国家只要走上工业化的道路，都绝不可能背离“工业化的技术实质是对自然资源更高效率的开发利用”这一基本规律。工业生产不可能是“无米之炊”，不可能不消耗自然资源。而且，地球上的物质之所以区分为“资源”和“废物”，根本上取决于工业技术水平和工业需求规模。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物质，如果在现有的工业技术条件下可以经济地（即有效率地）得到大规模利用，就是工业“资源”；而如果在现有的工业技术条件下无法经济地得到大规模利用，就不是工业“资源”。所以，如果没有工业技术能力，地球上的大多数物质都不是“资源”；而只要工业技术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地球上甚至太空中的任何物质都可以成为“资源”。例如，在前工业时代，石油绝不是“资源”，而当代，石油却是最重要的资源。将来，随着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其他物质包括今天的各种“废物”都可以成为重要资源。
例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说：现在，“就连石油公司的总裁们也开始讨论起‘石油时代的终结’了。”有研究者认为“我们正在迈向一种‘以生物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基因取代石油’，不仅会成为许多种原材料和产品的重要来源，还会成为重要的能源。”“估计美国国内以生物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最终可以实现“美国90%的有机化学消费和50%的其他液体燃料的需求”（阿尔文·托夫勒等，2006）。
总之，如果没有工业开发利用能力，所有的物质都不是“资源”；而随着工业开发利用能力的提高，人类并不会走到资源枯竭的历史尽头。当然，在一定的工业技术水平条件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许多自然资源确实都是具有稀缺性的，而且，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可能使某些自然资源的供应严重短缺，表现为其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以至使经济和社会难以承受。所以，节约资源会成为对工业活动的特殊要求。这种要求不仅是一般效率意义上的需要，因为工业活动本身就具有高效率利用资源的内在动机；而且是为了应对一定技术条件下某种基础性工业资源总体供应不足的挑战。
不过，即使在面对上述问题时，也不能违背“资源”与“废物”的区分取决于工业技术水平与工业需求规模这一基本规律。例如，石油是当代最重要而且最需要节约使用的工业资源，但是，其前提也是存在大规模的工业需求。如果工业需求大幅度减少，石油的过剩（表现为价格下跌）也会成为严重的问题，例如，产油企业生产能力闲置、严重亏损、失业率上升等。所以，工业资源问题归根到底是工业技术能力和工业需求问题。2008年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2007年直到2008年上半年之前，全世界还都在为原油价格的飙涨而惊恐；但2008年下半年，形势就急转直下，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需求量骤减，原油价格暴跌，而使世界陷入供过于求的极大痛苦之中。
3.环境是工业发展的条件，同时也是工业改造的对象
工业生产活动不仅要消耗自然资源，而且，也必须以一定的环境为基础；同时，工业活动也会改变（改造）环境，包括改善优化环境和污染破坏环境。由于环境容量是有限的，所以，环境也是工业活动的一种重要资源。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特别是向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推进，工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即对工业集中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正越来越引起严重关注。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许多环境学家看到了工业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以历史为鉴，他们相信，如果为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第三世界国家沿着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前进的话，这就造成一场环境噩梦。最后，作为解决发展与环境之间矛盾的办法，‘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出现了，可持续发展是一种追求不污染增长的幻想，它基于环境质量优先的价值观，同时反对传统的工业价值观，诸如物质主义，追求高消费和高耗能等。但到目前为止，可持续发展与其说是一种可实现的概念，不如说只是一个理想。”“总之，工业行为是不可避免污染的，各种各样的污染总会强加给全球生态系统巨大的负担，尽管这个负担的严重程度还有争议”（乔治·斯蒂纳等，2002）。
因此，工业化对环境改造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发展工业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包括提高环境质量，所以，工业越发达，环境质量应该越高，变得更适于人类生存。确实，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是：人口总是倾向于向工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移动。另一方面，工业活动会污染甚至严重破坏环境，所以，环境也是工业生产必须“消耗”的一种资源，在一些情况下，或者超过一定的限度，环境甚至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在一定的工业发展阶段，人们宁可承受较大的环境污染代价来换取工业成就；而到了工业发展的较高阶段，环境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环境和工业发展的关系从来是一个高度争议的问题，尽管抽象地说，两者都十分重要。
《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写道：“笔者参加了在波兰波茨南举行的联合国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会场内唇枪舌剑，会场外，绿色和平组织也与当地工人‘掐’了起来。当时，该组织在当地煤矿旁进行一些和平示威活动，包括写标语、挂旗子等，劝告当地关闭煤矿，停用火电厂，改用清洁能源。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遇到的最大阻力不是当地警察和厂矿保安，而是当地工人。双方发生严重肢体冲突。”这位记者评论说：“要说干净整洁，穷人和富人都喜欢。但问题是，不论是风能和太阳能，设备的投入都非常惊人，得花巨资，谁来埋单。但是，‘绿色和平’负责人只是说：钱并不重要，关键是要保护环境。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有钱的人可以说，钱不重要，但对穷人来说，却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绿色和平’可以从发达国家募得大笔经费，但对于以解决人民温饱为首要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哪个能说一句，钱不重要？”（任建民，2009）。其实，十分常见的现象是，贫穷地方的穷人，可以毫不犹豫地离开被城市人誉为“宜居之地”的乡村，而涌入绝对不可能被评为“宜居之地”的工业城市。他们并没有觉得失去了什么，至少是深信自己的选择是充分理性的行为。但是，富裕起来的人，却宁可远离拥挤和繁华的城市，付出交通成本的代价，到山青水秀的远郊甚至乡村居住，去享用未被污染的环境。这说明，环境质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甚至对不同的人群是有不同的价值和需求的。是工业化所实现的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环境质量的价值和需求不断提高。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工业化才使得环境成为具有更高价值的“资源”；而如果没有工业化，环境并不是什么值得让人特别珍惜的“资源”，即使是环境优美风景如画之地也并非适合居住，甚至可能是难以到达之处。
4.工业以高效开发利用资源环境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现象
面对全世界似乎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并且是对工业活动越来越尖锐的批评和指责之声，我们应有怎样的科学认识？问题可以反过来问：如果不发展工业，甚至停止工业活动，资源和环境问题就不存在，或者就可以解决吗？如果不发展工业，地球上所有不开发的“资源”实际上都成为无用之物，只有观念意义，根本没有实际价值。例如，非洲有丰富的工业性矿藏，但如果不开发出来，那么，非洲将永远贫穷。同样，如果不发展工业，地球上“环境”最好的地方，正是那些人类无法生存或者生存条件极为艰难的地区；如果是人类集中居住却没有工业基础，则再好的“环境”也必然变成环境恶劣的地区。例如，如果没有煤、油、电、汽，人们只得砍伐树木用作薪材，青山绿地终将成为荒山野地，根本不可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因此，从人类发展的长过程看，工业化是在本质上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如果没有工业化，人类生存和居住的地球环境将不可避免地趋向恶化，这是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所以，工业化绝不是导致资源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而是人类摆脱资源约束和环境困境的必由之路。
当然，任何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必须付出成本的，人类要根本性地摆脱资源环境困境，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坚决而高效率地走过工业化的历史。探索一条有效开发利用地球物质，使之“前赴后继”地不间断进入工业活动，并且将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控制在可承受限度之内，使优化环境成为工业活动方向的工业化道路。
二、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与环境问题
1.资源开发利用是中国工业化的初始条件之一
尽管在中国是否“地大物博”的问题上存在非常不同的意见，而且，相对于巨大的人口规模，没有人认为中国工业化可以长久地走依靠自然资源优势的道路，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是中国工业化的初始条件之一。中国绝大多数工业生产集聚地区，在历史上都是某些工业资源的丰富地区或者易得地区。如果不是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的工业生产活动可能更集中于沿海地区，而矿藏资源更多分布于内陆地区，并不能证明中国工业化并不依赖于“地大物博”。而恰恰说明，只有工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包括由其所决定的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和工业需求的不断增长，才使得无论是沿海还是内陆的物质资源都可以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条件。中国工业化的技术路线同西方工业化没有本质的区别。
因此可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至少是在其工业化的初期，都是高度重视本地区的自然资源状况的。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都是各地区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然，承认资源开发利用是工业化的初始条件之一，并不是说资源是唯一条件。工业化的本质需要资源，更需要的是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工业化过程的基本特征主要不是资源投入的数量，而是有多大的技术能力能使得地球物质更多地成为资源。也就是说，在“资源开发利用”这个词组中，工业化更强调的是“开发利用”。因为，如果没有开发利用能力，也就无所谓“资源”，即使是卖“资源”也得有基本的工业条件。也正因为这样，如果走上单纯依赖资源的道路，即形成“资源依赖”路径，也是不可取的。
2.巨大人口规模和全球化规则的不彻底性所产生的资源环境矛盾
与一般国家相比，中国工业化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有13亿人口，劳动人口要占世界总劳动人口的1/4。当进入工业化时期，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化方向转移，必然要进入工业生产领域，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劳动人口将以工业生产为生计。但正如马丁·沃尔夫所指出的，“富裕国家的选民希望保护自己对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诀窍的特权地位，结果，与19世纪晚期相比，如今的全球化的最大不同是对于移民的限制”（马丁·沃尔夫，2008）。
这样，中国工业化所处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与发达工业化国家当年处于同今天的中国同样的工业化阶段时是非常不同的。工业化要求经济全球化，彻底的经济全球化应有四条基本原则：贸易自由化（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自由流动）、投资自由化（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技术流动自由化（技术的国际自由交易转移）和移民自由化（劳动力的国际自由流动）。但今天的现实则是“跛足的全球化”：只强调贸易和投资自由，技术转移受限，特别是国际移民严格受限。因此，13亿中国人不可能通过完全的经济全球化机制来实现要素在世界范围的高度有效配置。
于是，尽管中国在总量上完全可以称得上“地大物博”，但在人均意义上却是一个土地和资源缺乏，环境承载压力巨大的国家。问题是，除了工业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也就是说，占世界总劳动人口1/4的中国劳动人口中的大多数必须进入工业领域，进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而工业产品所面对的国内市场的人均收入将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所以，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产品必须出口进入人均收入较高水平的发达国家市场得以实现。实际上，其经济实质就是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出口的方式，实现劳动力的有效国际配置。
因此，在中国国土上，巨大的工业生产规模与有限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必然形成严重的不平衡现象。目前，尽管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工业生产和出口规模大幅度扩张，但是，中国人口占世界21%-22%，所生产的GDP还不足世界的6%，却已经感受到了十分“拥挤”的状态。前面的路还要如何走？难道中国工业化的路已经走完了吗？很显然，中国工业化还远远没有完成。如果不继续走过工业化的历程，中国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均无法解决，其中也包括资源和环境问题。
3.以资源解决资源，以发展保护环境
如前文所述，地球物质并无天生的“资源”和“非资源”即“废物”之别。决定的因素是现实的工业技术路线和工业技术水平，能够使得哪些物质可以和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性开发利用。而任何工业生产活动的实质都是实现物质形态的转化，即将一定形态的物质转化（采掘、加工、制造、包装等）为另一定形态的物质（产品）。所以，工业化的基本逻辑是以高效率的方式开发和利用资源，以科学技术的运用来解决资源稀缺问题。与传统农业相比，工业是一种更加节约资源的生产方式，它远比农业更节省土地和水资源；而且，工业使得对传统农业毫无用处的物质大规模地“变废为宝”，成为可贵的资源。例如，如果没有工业技术，煤炭、石油、矿石等都是无用之物，而工业的发展却使它们成为财富的源泉。
那么，在中国所要继续推进的工业化进程中，这一基本逻辑将仍然成立，即必须以更高效率的工业开发和工业利用方式，来解决中国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而绝不可能用放弃工业化的方式，或者不再使用工业资源的方式，来解决资源问题。实际上，这一基本逻辑在发达国家中也仍然得以坚持。例如，欧洲一些国家相继规定了节能义务。“英国于1994年第一个引入了节能义务，意大利2002年引入（推迟到2005），比利时佛兰芒地区2003年，法国同意引入国家义务，于2006年开始实施。”“它们需要应用一些节能技术在若干时间内将能源消耗减少到一定程度，这些技术应能够提供与其替代的技术能提供的相同水平的能量服务（如照明、室内温度和生产水平）。换句话说，应该通过节能技术投入而不是通过减少能源使用来进行节能”(Corrado Clini et al,2008)。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以放弃工业文明的方式来实现资源节约，而是要通过工业资源的更有效开发利用，来实现和保持工业文明的成就。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应对环境问题，即必须以发展来实现环境保护。因为，除了继续推进发展，完成工业化进程，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方式来解决13亿人口的中国环境保护问题。必须承认，以发展来实现环境保护和优化，不是一条平坦而轻松的道路。经济发展不可能不影响环境，因为，处于工业化的现阶段，不可能不使用煤炭、石油、钢铁、化学产品等，而这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污染。但是，持久地改善和优化环境的努力，实际上也绝对离不开工业技术基础，包括煤炭、石油、钢铁、化学产品等的开发和利用。
4.科学认识所处时代，应对资源环境挑战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整个世界对于当前发展阶段的产业核心科技主导路线及其与产业发展路径之间的关系尚没有深刻的认识。关于当代产业的技术支撑基础，特别是关于高技术产业的运行规则和可行的商业模式，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因此，在实践中必然产生一系列矛盾。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是关系到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未来10-20年产业发展路径的最大“谜团”。如果不能解开这一“谜团”，那么，一系列现实问题将长期困扰着我们，恢复投资信心将遇到深刻的障碍。例如，高技术产业为什么会让社会失去投资信心，导致创业股（“新经济”股）崩盘，而且，至今起色并不显著？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所谓“新经济时代”，传统产业（例如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仍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高技术产业却没有表现出中流砥柱的力量？高技术产业具有非常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经济学特点，那么，怎样的市场竞争规则和商业模式才能使之不仅在科技上具有先进性，而且在经济上也具有可行性（具有商业投资价值）?高技术产业具有比传统产业强大得多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性质，这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会导致怎样的经济现象，特别是利益冲突和产业冲击？国家政策应如何应对？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短短30年来，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传统制造业到高新技术产业，中国走过了传统产业各个发展阶段和高技术产业迅速崛起的整个工业化历史。从产业发展的演进阶段看，中国已经逼近世界工业化的技术路线前沿。因此，世界工业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也必然尖锐地摆到中国面前。于是，美国和中国这两台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都必须回答“向何处去”的问题。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现阶段世界经济的“根系”仍然是发达而强大的传统产业和生长中的高技术产业的复合体。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尽管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但是，其整体经济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传统产业，当房地产业发生严重问题，整个经济体系也将陷入危机。所以，任何“创新”包括“金融创新”，都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这一现实基础。金融虚拟经济的扩张最终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坚固基础。如果实体经济基础发生严重问题，将危及整个金融虚拟经济大厦的安全。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性质是：在总体上循着世界工业化的总体路径持续推进，是世界工业化合乎逻辑的历史延伸。中国工业化不可能逾越世界工业化过程所须经历的各主要发展阶段，也难以另辟蹊径实行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工业技术路线，更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背景和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规则。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又是人类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总之，处于工业化时代，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方式必须是积极进取的，而绝不可以是消极回避的。必须经过的道路是绕不过去的，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是逾越不了的。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基本现实。一切都必须面对现实，承认现实，科学地应对现实挑战。
三、资源环境管制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条件
1.化石能源消耗是资源环境问题的突出因素
以上的分析表明，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尚没有走过工业化阶段。尽管人们已经开始谈论石油时代的终结，但实际上当代产业发展仍然处于石油时代的颠峰时期，即使是对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传统产业，房地产、汽车制造等，仍然是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石，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同时，当代世界也确实进入了新经济崛起的时期。总之，当前的世界经济所处的是一个传统产业仍然坚实强大与高技术产业正在崛起相交织的时代。
传统产业具有需要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化石能源消耗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可以说，整个世界经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以化石能源为基础。以化石能源以及直接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相关产业为主体的工业活动，同资源环境的关系必然面临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的物质，终究有其枯竭的一天；二是化石能源的消耗过程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三是化石能源消耗所导致的污染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甚至全球性，即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化石能源消耗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将危及人类生存。因此，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和在世界更多国家和更大范围的扩展，工业生产活动的大规模扩张，资源节约，特别是节能（主要是节约化石能源）和环境保护就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重要问题。
2.资源环境管制的方式和基本思路
众所周知，不仅化石能源消费，而且许多工业生产过程都会产生污染。如果污染所造成的所有损失都可以计入工业企业成本，那么，一方面与其他要素的消费一样可以由企业自行消化成本；另一方面，企业既然支付了全部成本，也就不产生需要特别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工业企业可以支付所有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则化石能源的消耗也好，工业环境污染也好，都不成其为特殊问题，完全可以由市场价格机制自行解决。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这样的条件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对资源环境的一定干预措施，即进行管制。其主要理由：一是化石能源，特别是石油已进入即将枯竭的时期，而其他接续能源的开发尚待时日，所以，如果没有可以替代化石能源的新能源的充分供应，就必须特别节约使用化石能源尤其是石油，以延缓其供应使用时间；也就是说，即使按照现行价格和供求状况是“经济的”使用，由于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也是不足取的。二是工业活动所造成的污染具有外部不经济性，使用者没有充分承担成本，所以，必须限制其消费。三是环境是一种“公共品”，自发的价格机制难以发挥有效调节作用。
以上三点其实都可以归结为“市场失灵”的表现，而从市场失灵又可以推论出政府干预的必要。这就是实行资源环境管制的一般理由。而且，通常认为，政府干预的方式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命令—控制式，即由政府规定哪些行为须禁止或被限制。第二类是经济方式，即将外部非经济性（即外部成本）内部化（例如，征收环境污染税）。第三类是产权方式，即将产权边界清晰化，从而可以产权交易的方式实现市场功能（例如，排放权交易）。
这三种管制方式的理论逻辑是不同的。第一种方式的理论逻辑是：由于对于资源环境实施的政府管制属于“社会性管制”，而不是“经济性管制”，所以，管制目标的设定主要取决于对社会价值的判断而不是经济的成本—效益计算。也就是说，为了环境质量和能源节约，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效益，作为获得社会效益的成本。而在现实中，通常采取技术准入标准和政府行政审批等措施，即不达标准或者未被许可就不得进行生产。第二种方式的理论逻辑是：政府“帮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将行为的外部性成本转而计入内部成本。让行为人为其所造成的外部非经济性影响充分付费。第三种方式的理论逻辑是：政府“制造”出市场经济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即让“公共品”具有私人产权的明确界定，而使得原先既不可交易也没价格发现机制的污染行为（气体排放），具有了私人品的产权边界，也就可以进行交易并具有了价格发现机制，从而可以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而达到合意的均衡状态。
从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看，第三种管制方式是最理想的；第二种管制方式是可取的；第一种管制方式是迫不得已的。但在现实中，第一种管制方式是最易行的，而且容易产生管制机构利益，因此，往往成为政府部门进行资源环境管制的首选方式。第二种方式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和责任原则，即谁污染谁付费，谁消耗谁承担。但是，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可能超过企业承受能力，而企业却难以进行机会选择。而且，这种方式的价格发现（成本确定）往往是行政性的（或者是法律规定的），所以，很难真正实现有效的污染—付费和消耗—承担的对应性。第三种方式是精巧的，特别是，可以保证行为人（企业）的可选择性和“公共品”（环境）的可交易性，而且，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社会性目标的实现是由低层次的决策者（企业）来达到的，而不像第二种，特别是第一种方式需要依靠高层次的决策者来实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社会性目标。
因此，在选择政府管制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相反的思路：一种思路是，认为越是重要的尤其是强调社会价值的目标，越应该依赖于高层次决策者，这就越可能获得管制效果。例如，如果重要，就由市政府审批；更重要，就由省政府审批；最重要，就由中央的部门审批。按照这一思路，管制内容越重要，被管制的行为越严重，就越是提高管制机关的行政级别（例如，将环境保护部门从副部级升格为正部级），或者将原由较低级别的机构管制的行为转由更高级别的机构来管制（例如，将一些项目的原市级或者省级行政部门的审批权上收到中央的行政审批部门）。另一种思路则是：认为只有形成了可以由尽可能低层次的决策者（企业）进行自主选择的机制，才能最有效地实现所要达到的管制目标，包括社会性管制的目标，所以，管制制度设计和改革的方向是尽可能减少行政性审批，特别是高层次的行政性审批。一般来说，中国文化更倾向于前一种思路；西方文化更倾向于后一种思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倾向于前一种管制思路；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倾向于后一种管制思路。
3.政府管制的局限和管制改革
众所周知，尽管政府管制是必要的，但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要保证政府管制的充分有效，就必须满足十分严格的条件，而实现这些条件可能比实现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更困难。所以，当强化政府管制的政策思路倾向强化到一定程度后，几乎所有国家又都走向放松管制的方向。因此，管制改革似乎是一个永远没有终结的过程，只不过是，有时候，管制改革的含义是强化管制；另一些时候，管制改革的含义又变为放松管制。就像是钟摆从右边摆到左边，太左了再摆向右边，然后，又再向左边摆动。似乎总是找不到恰到好处的“最优”状态。
从逻辑上说，有效的政府管制至少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管制措施应是透明、可信、可预见和持续的。被管制部门如果不知道政府想要达到的结果，就不会采取政府所期望的行动。所以，政府必须给被管制部门明确无误的管制信息。而且，被管制部门还需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其他选择，即如果采取其他行为，可能有怎样的后果。二是管制应具有直接性。即管制政策应直接针对市场失灵的具体现象，尽可能不要采取间接性措施，而且，要让管制的间接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三是管制措施要有激励相容性。即政府应尽可能诱发所期望的行为，使被管制部门的行为在管制制度和政策下会更倾向于达到政府管制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四是纠正的可行性。管制是需要付出成本的，管制所获得的效益至少不应低于所付出的成本。所以，如果实行管制，就必须确信相对于不实行管制，实行管制可以得到显著的净收益。也就是说，实行管制措施后，如果情况得到了确切的改善，而且所付出的成本不是很高，政府的管制行动才是合理的。进一步的要求是，对于情况改善的程度应是可以识别的，也就是说，能够有有效的监测和评价方式来确认实行管制措施的实际效果（马丁·沃尔夫，2008）。
很显然，要全部满足以上条件是不容易的。而且，实行管制还有一个假设条件，即实行管制措施的政府部门是“利益中性”即完全是以社会利益为目标函数的。也就是说，管制部门没有自己的利益，所有的管制行为完全出于为了实现期望的管制目标。也很显然，这一条件是更难完全达到的，在现实中，行政管制总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行政管制机构的自身利益。也就是说，管制部门的利益偏向性甚至管制腐败现象是很难完全杜绝的。这也是管制制度需要不断改革，或者，社会公众总是呼吁管制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4.管制差异及其后果
在进行一般的管制研究时，通常假定管制政策会无差异地涉及所有的相关被管制者（企业）。其实，情况远不是如此，特别是实行资源环境管制，总是存在各种管制差异性。
(1)资源环境管制的地区间或者国家间差异。即有的地区或国家管制强度高，有的地区或国家管制强度低。由于存在这种差异，通常的情况可能是，被管制企业从管制强度高的地区或国家转移到管制强度低的地区或国家，例如，高消耗、高污染的企业从发达国家（地区）向不发达国家（地区）转移。
(2)资源环境管制的企业类差异。即对有些企业实行较强的资源环境管制，对另一些企业实行较弱的资源环境管制。例如，有些国家（地区），对大企业实行更高标准的环境管制，而对小企业实行效低一些的环境标准。实行较低的管制标准，实质上就是进行一种补贴。
(3)管制措施可及性差异。即由于管制能力或其他可能的原因，对所有的被管制对象（企业）难以实行完全一视同仁的管制强度。有的企业受到较严格的管制，有的企业可能违犯了管制政策也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罚。这样，政府管制就可能造成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待遇，进而影响企业间竞争的公平性。
由于存在管制的差异性，所以，资源环境管制及其强度会对各国（地区）和不同企业的竞争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下文将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因此，人们担心，各国及各地区是否会发生管制（或监管）竞争现象？如果有这种现象，那么，管制竞争的方向是竞相降低环境标准（恶性竞争）还是不断提高环境标准（良性竞争）呢？
通常人们担心可能会发生环境管制的恶性竞争，因为较低的环境标准可以提高本国或本地区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例如，人们常常指责地方政府放纵本地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并认为那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一种表现。但有学者指出：“所谓环境监管发生恶性竞争的证据不足。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监管正变得越来越严格，部分是来自政治压力。实际上很明显，污染的大气和水源在吸引跨国公司的时候是很不利的条件，因为这会导致外国的职业人员不愿意前来工作和居住。”“在高收入国家，同样确定无疑的是，环境保护标准在过去二三十年正在竞相提高，而不是恶性竞争。随着监管的加强，地方的空气和水源的质量大有提高”（马丁·沃尔夫，2008）。
四、资源环境管制与产业及企业竞争力的关系
l资源环境管制与产业竞争力的长期关系
从统计分析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资源环境管制和产业竞争力都表现为不断提高。我们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工业生产的“清洁度”也不断提高。因此，可以确信，环境改善与产业竞争力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这种正相关关系是否表明两者之间具有正向因果关系，则是更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于环境监管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环境成本通过税收体制‘内部化’了，强迫企业加入自己的生产成本，但在世界市场上，其他国家的企业可能没有负担类似的环境成本。如果它们之间出现竞争，那么环境监管严格的国家的企业就必然要面临系统性的劣势。”
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是：“假设某个国家的所有企业都必须为污染行为缴税，再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资本回报率和所有产品的价格都是由国际市场决定，那么，这些企业就必须支付较低的工资，污染越严重的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就越低。但问题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同样技能的人得到的工资是相同的。于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必须因为污染税的实施而进行调整，这会带来三方面的变化：这个国家整体上的真实工资水平将下降，以补偿环境改善的收益；该国的企业将更多采纳有利于减少污染的技术设备；污染较严重的企业将会萎缩，向国外转移。但实际上，由于上文讨论过的原因，后一种效应并不明显。总之，这些变化对于国家的竞争力都没有影响。相反，污染税和监管政策将取得计划中的成果——降低污染——部分是通过改变产业结构，部分是通过改变技术特征，从而增进全体国民的福利。只不过作为这种福利提升的部分代价，相对于产品和服务的真实工资水平将下降”（马丁·沃尔夫，2008）。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从总体上来看，环境管制强度的提高并没有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至少是，经过30年的长足发展，较低的环境标准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已经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不仅是与环境管制强度的提高同时发生（两者具有正相关关系），而且，中国制造业已经有能力接受更高的环境标准，甚至把提高环境质量作为提升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方式，即两者间确实存在企业可以感觉到的正向因果关系。
2.资源环境管制的可行性取决于企业竞争力
尽管如上所述，资源环境管制与产业竞争力具有长期的正相关性，而且，也可以观察到两者的正向因果关系，但是，对于被管制对象来说，资源环境管制毕竟是一种增加的成本，实际上，如果管制可以对企业不增加成本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实行管制了。因为，如果管制目标本身就能直接提高产业竞争力，那么，企业就会自己去实现，而没有必要让政府采取管制措施来促使企业执行了。所以，至少是在短期内，政府实行的资源环境管制措施总是会增加企业的内部成本。企业必须有能力消化这样的成本，并且不使其竞争力受到难以承受的不利影响，才能生存下去。而企业以及整个相关产业是否有能力消化资源和环境成本上升，其中包括资源环境管制成本上升所产生的压力，又取决于企业竞争力的强弱。
一般来说，如果实施一项资源环境管制措施，例如，提高环境保护标准或者增加资源和环境税，对于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不仅在短期内可以承受成本的提高，而且有能力尽快实现技术和管理调整，以适应高标准的管制要求。但对于竞争力较弱的企业，就可能因难以承受成本提高的冲击而难以为继。所以，资源环境管制强度的提高，特别是环境保护标准的提高，对产业和企业群体都是一种强制性的“精洗”，产生优胜劣汰的作用。
问题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国的产业和企业对于资源环境成本提高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当资源环境成本提高，一些企业因无法承受而被淘汰，资源环境成本提高的幅度越大，因无力承受而被淘汰的企业就越多。而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承受有多少企业被淘汰的冲击，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即如果很多企业都难以承受，则这样的管制强度和标准就是不可行的。
也可以这样理解，对于产业和企业来说，资源环境管制短期是成本增加，长期则是技术促进。因此，关键是从短期影响为主到长期影响为主的过渡期路径。也就是说，资源环境管制所导致的成本增加既不能过高，让许多企业难以承受；也不能过低而使管制所产生的技术进步激励的强度过低。从理论上说，既要让大多数企业能够承受，又要让企业有相当的压力来提高技术水平，就是资源环境管制的适当强度。
3.管制的一致性和有效公平竞争
资源环境管制不仅关系到管制目标的实现以及产业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而且，关系到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公平性。不适当的管制，可能因过多地减少了市场竞争主体的数量，导致实际上的市场垄断而影响市场竞争的有效性；也可能因过分淘汰了市场竞争中的弱小者（例如，小型企业），而影响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特别是，如果管制政策的实施具有不合理的非一致性，即执行人自由裁量权过大，实施管制政策有严有松，“睁一眼闭一眼”，或者管得了的管，管不了的不管；甚至因管制腐败而导致管制一致性的严重破坏，则必然严重损害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如上文所述，由于种种原因，管制的差异性总是存在的，而且，从长期来看，资源环境管制的差异性所产生的不利后果也许并没有人们所想像的那样严重，但是，不仅就一般而言，而且，特别是在我国所处的体制转轨时期，非正常的管制差异的严重存在，必然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其突出表现：一是由于没有实现管制的一致性，使得管制目标无法实现，违反管制标准的企业从严格实行管制政策的地区转移到不严格实行管制政策的地区。二是发生逆向竞争现象，即严格执行管制政策的企业反而不如不严格执行甚至完全不执行管制政策的企业，前者竞争不过后者，导致优汰劣胜，即“劣者驱逐良者”的后果。三是资源环境管制政策的实行成为“寻租”领域，企业不仅可以向监管者行贿而获得豁免，而且，监管者也可以对被监管对象进行要挟而获得不当利益。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要求管制的一致性，也不等于绝对不应有一定限度的差别性。例如，中国国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用完全一致的标准来管制全国所有地区的资源和环境，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且，即使是在同一个地区，对大企业和小企业是否就应该实行标准完全一致的资源环境管制标准，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假定大企业的技术水平高、经济实力强，能够承受更大的成本上升压力；小企业的技术水平低，经济实力弱，难以承受很大的成本上升压力。如果要求绝对的管制一致性，那么，管制标准是应该针对大企业的现状还是小企业的现状？如果针对大企业的现状，小企业因无法生存而大量被淘汰，失去了发展权和发展机会；而如果针对小企业的现状，大企业因没有什么压力而放弃节约资源和更高水平地保护环境的努力，进而影响管制目标的实现。所以，在中国，面对政府的政策措施，常常会有“不要一刀切”的呼吁。政府往往也不得不承认，确实不应该“一刀切”。但是，如果既要严格管制，又不搞“一刀切”，即承认管制差异甚至执行者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则上述管制差异的弊端就难以避免。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谨慎权衡的两难问题。
可见，资源环境管制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与产业和企业竞争力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产业和企业竞争力从本质上决定着资源环境管制制度和政策的实行状况。也就是说，只有达到了一定水平的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状况，才可能实行一定强度的资源环境管制。反之，适应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状况的资源环境管制，不仅能够达到目标，而且，可以长期地促进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而要做到后者，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如何实现管制条件下的有效公平竞争”问题，因为，有效公平竞争是提高竞争力的最根本途径，即从根本上说，竞争力源于竞争。所以，政府实行资源环境管制，最根本的目标：一是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可行目标；二是维护有效和公平的竞争秩序。尽管从短期看，两者间可能会有一些不一致性，但从长远来看，则两者具有本质上的高度一致性。
五、结语
与工业化以前的社会相比，工业化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类以采掘、加工和制造的工业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进行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和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并以此为前提和基础，实现了制造能力的极大提高和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实际上，正是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持续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自然物质成为具有经济利用价值的工业资源。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工业创造了资源。因为，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持续提高不仅使原本无所谓“资源”和“废物”之别的各种地球物质“前赴后继”地成为可以投入工业生产过程的“资源”，而且，工业的发展也是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如果没有发达的工业，人类不可能长久和根本性地获取自然资源的恩惠和有效地保护地球环境。但是，工业在创造资源的同时也大规模地消耗着资源，而且，工业生产过程也不可能不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如果不能平衡工业对资源和环境的积极贡献同消极影响之间的关系，在工业化过程中也会由于对资源的无度低效开发利用，以及由于对环境的掠夺性破坏，而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资源环境灾难。特别是，由于推动工业化的最基本机制是市场竞争机制，而市场竞争机制的“效率至上”原则和机理，并不能天然和自发地解决所有的资源有效配置问题，尤其是难以解决涉及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和公共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市场机制失灵现象。因此，需要政府干预，其中，资源和环境管制是最常见的政府干预方式之一。政府若要有效地实行资源环境管制，须基于一定条件，采取可行的措施。而资源环境管制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企业的竞争力。因为，管制总是有成本的，只有当管制所产生的成本能够被大多数企业所承受或消化，而不至于普遍地和严重地损害工业企业的整体竞争力，管制措施才是可行和可持续的。我们的研究表明，工业具有非常强的创新能力，即使资源环境管制产生了较大的成本负担，只要给工业企业留有进行适应性调整和实现技术及管理创新的时间和空间，工业竞争力的提高与资源环境管制强度的增强，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统计数据表明，近10多年来，中国工业竞争力与资源环境管制强度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在中国工业竞争力不断提高的同时，中国工业生产活动也正在变得更“清洁”。当然，这并不否认，当前，中国工业发展仍然处于资源和环境形势相当严峻的时期，工业生产活动正在变得更清洁的事实，并不表明现在的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水平。相反，由于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必须继续走过重化工业更大发展的大规模消耗资源阶段，而且，与发达工业国相比，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工业生产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仍然相当严重。正因为如此，加强政府的资源环境管制并提高管制有效性，仍然是现阶段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十分沉重的问题。
实行资源环境管制，必须高度重视管制方式及强度与产业及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有效可行的资源环境管制方式，应既要确保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政策目标的实现，又要有助于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长期提升，特别是要保持公平竞争规则下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适度合理的管制强度，应既要对企业行为形成有效约束，又不能过分超越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现状所决定的最大限度承受能力，特别是要实现经济效率准则和社会效益准则的合理平衡。总之，科学认识和合理处理好资源环境管制与工业竞争力的关系，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现实政策问题。
标签：化石能源论文; 工业生产论文; 石油污染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石油资源论文; 工业污染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石油投资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环境保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