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适应——基于重庆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庆论文,农民工论文,视角论文,差异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13(2012)03-0065-08
收稿日期]2011-11-29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背景
在社会流动的大背景下，农民工是一个引发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群体，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研究成果都非常丰富，关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与之相近的表述还有“农民工的市民化”、“社会融合”等。梳理现有的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大概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适应状况：如王春光(2001)用“半城市化”来表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适应情况，朱力则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2)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田凯(1995)和朱力(2002)都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包括3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或文化层面，马西恒(2001)认为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入可能依次经历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三个阶段；(3)影响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分析：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影响因素分析大致可以概括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社会排斥三个视角，如项飚(2000)、渠敬东(2001)、刘传江(2004)等都注意到了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在外来人口融入过程中的作用；而李强(2002)潘泽泉(2004)分析了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社会排斥在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过程中的阻碍作用，人力资本视角关注教育程度及职业培训(赵延东，2002)、工作经历(曾旭辉，2004)对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影响。已有的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代际差异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就业领域(杨竹、陈鹏，2009、陈藻，2011)，另外，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或城市适应的成果比较多，但全面分析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代际差异的研究还比较少。
通常的关于两代农民工的认识都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讲更“精英”，其身上的城市特征更多，更能接受城市生活方式，但这些差异是否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适应水平上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导致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影响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的因素是否相同，如果不同，这背后又反映出什么?鉴于以上这些考虑，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调查数据，对两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进行测量，并对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的因素进行比较。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资料来源于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课题组在2010年7月分别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所做的调查。调查对象满足以下三个条件：跨区(县)流动、大专学历及以下、农村户口的农民工。按照“差异最大化”原则，运用拦截方法在重庆主城区(沙坪坝、渝中、江北、巴南、南岸、北碚、渝北、九龙坡)和珠三角(广州、深圳、东莞、中山)各访问了450个农民工，回收有效问卷820份，其中重庆413份，珠三角407份，有效回收率为91.1％。
(二)概念界定
本研究中关于两代农民工的界定采用王春光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划分标准，将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的农村户口外出打工者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为第一代农民工。本研究的调查时间为2010年，依据这一标准，第一代农民工为年龄在30岁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年龄为30岁及以下。在本调查中，两代农民工的样本构成情况为第一代304人，占调查总数的37.07％，新生代农民工516人，占样本总数的62.93％。
(三)变量及描述
1、因变量及描述统计
因变量为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在“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课题组所使用的调查问卷中，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问题有15个，将这15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后，提取了四个因子(见表1)，根据因子所反映的内涵将这四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文化适应、职业适应、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提取新的因子后，用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出社会适应的综合得分，用这个得分来表示两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水平。
经过计算，全体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的得分为3.20，第一代农民工的适应水平为3.27，新生代农民工的适应水平为3.16。t检验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这说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存在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的适应水平要高于新生代农民工。
2、自变量及描述统计
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位置的改变，而是伴随着职业、生活、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转变，这种转变过程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作用于不同的农民工身上就显现出不同的社会适应水平。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影响因素：
(1)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水平和是否会说当地话，一般研究认为，女性比男性的城市社会适应水平要高一些；婚姻状况对社会适应也会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要结合家庭结构及家庭迁移情况来进行分析，影响的方向不确定：教育程度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标志，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有着正向的作用；收入水平越高，在城市生活的自由度就越高，他们更有能力享受城市的各种便利，对城市生活会比较认同，社会适应水平也会比较高；会说当地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工来源地与打工地在文化上相同或接近。这对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2)家庭情况：家庭经济情况越好，农民工在外出务工前在家乡时的生活方式更趋向于城市，这一点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但这并不一定就说明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越高，也有可能在进入城市打工后，与原来在农村的相对优越的生活相比会形成更大的心理反差，反而不利于其城市适应，其影响如何有待数据进行验证；很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配偶随同外出对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家庭式的流动会让外出务工者在心理上得到一种归属和认同感，但鉴于家庭生活的内容相比于个人而言要更多一些，因此在城市中遇到的不便或障碍也可能更多，这会让他们觉得受到一种排斥，反而会降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
(3)工作状况：职业是个人获得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以及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工作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个人的城市适应水平，在工作状况中，主要考虑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找工作途径对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影响。
(4)城市生活状况：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除了取决于农民工自身因素以外，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如何以及城市对他们的接纳程度如何也会影响到其适应水平，其中，地区是一个重要因素，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城市调查所得，这两地农民工的构成情况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城市适应水平；在城市生活时间的长短可以反映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熟悉和认同程度、与当地人的交往情况等，在城市生活时间越长，所获得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相对会越多；以往研究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情况也会影响到他们的适应水平和留城意愿，拥有住房产权者比没有住房产权者的城市融入意愿和实际的城市融入水平都要高很多，另外，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居住空间的人际关系状况，这种人际关系对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可能会有一定影响；与当地居民的交往情况可以反映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与当地居民交往越多，说明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越高。社会适应水平也越高；在务工地参加社会保障情况，农民工在务工地参加医疗、工伤、养老等保险的情况如何，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工就业的正规程度，另一方面参加各种保险也可以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增强其在城市生活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当地政府的帮助，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不仅取决于自身，还取决于务工地对农民工的接纳与帮助程度，获得当地政府的帮助有助于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的提高。
三、两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回归分析
本文一共建立三个回归模型来分析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的影响因素，并对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导致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不同的代际差异原因。
从模型1可以看出，在个人特征中，对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有影响的因素有性别、收入和是否会说当地话，其中男性比女性的城市适应水平要低8.7％，收入每提高100元，城市适应水平相应地提高0.83％；会讲当地话的比不会讲当地话的城市适应水平要高14％。工作因素中，对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企业规模，100人以上的企业是100人以下的企业适应水平的90.5％，这可能是因为小企业中人际关系更为密切的缘故。城市生活状况因素中，地区、城市生活时间长短、住房情况、与当地人的交往均对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重庆农民工适应水平比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要高16.3％：平均在城市生活时间增加一个月，适应水平提高0.19％；租房子住的是借住亲友家和购房者适应水平的84.54％，与当地人交往越多，城市适应水平越高，交往频率平均每增加一个等级，城市适应水平就提高12.08％。
从模型2可以看出，在个人特征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学历越高，城市适应水平越高，高中以上的适应水平比初中及以下适应水平高16.07％，在个人因素中，性别、婚姻状况和收入水平对老一代的城市适应水平无显著影响。在家庭因素中，配偶一同外出的城市适应水平比个体外出的适应水平高16.65％。在工作因素中，是否有职业资格证书对老一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影响显著，有证书的比无证书的适应水平高17.59％，企业性质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无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即使是在正式部门就业，农民工个体的身份仍然是非正式的，他们大多是体制内企业中的合同工或临时工，因而正式部门的保障他们是无法享有的；企业规模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有负向显著影响，企业规模在100人以上的比100人以下的适应水平低16.3％。在城市生活因素中，城市生活时间、住房状况、与当地人交往情况对老一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均有显著影响。城市生活时间每增加一个月，适应水平提高0.23％：租房者比借住亲友家和自购房者适应水平低14.79％；与当地人交往情况增加一个等级，城市适应水平提高7.77％。
新生代模型显示，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性别、收入水平、打工地、住房状况、与当地人交往情况、得到当地政府帮助的频率六个因素。其中，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比女性农民工低11.75％；收入水平每提高100元，城市适应水平提高1.30％：重庆的新生代农民工适应水平比珠三角地区高19.60％；借住亲友家和购房者的适应水平比租房住的城市适应水平高15.97％，与当地人交往程度每高一个等级，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提高14.23％，经常得到当地政府帮助的比偶尔得到政府帮助的新生代农民工适应水平高13.77％。
比较模型2和模型3可以发现，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的因素存在着一些差异：
性别对老一代农民工适应水平无显著影响，但对新生代农民工有显著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处于适婚年龄，面临着择偶和成家的经济压力，因为传统的男性“养家人”角色导致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适应水平要低于新生代女性，而老一代大都已经成家，不存在这方面的压力，因而不存在适应水平的性别差异。
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的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但对新生代则没有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全社会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低水平层次的教育程度差异对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的影响力正在减弱，老一代农民工大多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外出打工的，当时高中学历对于外出务工者来讲属于高人力资本，这种较高的初始人力资本使得他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能够获得一个较高的起点或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得到较多的向上流动机会，这对于他们的城市适应水平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讲，他们出生于1980年代以后，大约于199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城市，这一时期全社会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高中与初中教育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区别已经不像之前那么明显，因此，教育程度的差别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并无显著影响。
收入水平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这说明老一代农民工经过在城市的多年生活以后，对城市的期望已经不仅仅在经济方面，仅经济状况的改善并不能有效地提高其城市适应水平，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时间不长，他们与城市的交往多限于工作和个人日常生活方面，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这两方面满意度的提升有着直接作用，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赚钱能力。
配偶随迁对老一代农民工有显著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则无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两代农民工通婚圈不同，本次调查数据显示，老一代农民工外出时已婚的占60.20％，也就是说他们大都是在婚后外出的，配偶与自己来自同一个地方，通常的情形是一个人先外出，后来配偶才随迁，而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前已婚的仅有5.23％，与25.64％的已婚比例相比，意味着在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79.6％都是外出后才结婚，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与配偶都是在打工时相互认识，然后结婚，在结婚前就生活在同一城市，因此，配偶是否一同外出对他们的适应水平影响就不如老一代农民工那么明显。
在与工作有关的因素中，是否有职业资格证书对老一代农民工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则没有，老一代农民工在外出前大都为农民，在外出时普遍没有获得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他们的证书大都是在工作过程中获得的，因而证书与所从事职业相关度比较高，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到城市务工，他们的职业资格证书许多都是在学校期间(如中专、技校、大专)取得，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职业资格证书更多的是一种初始人力资本而非专业人力资本，因而资格证书对他们的作用不如老一代明显。企业规模对老一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有显著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则没有。
地区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影响显著，对老一代则不然，这主要跟两地农民工构成不同有关，从数据来看，重庆的农民工大都来自重庆和四川两地，这两地占到重庆所有农民工的79.32％。从文化环境看，重庆的农民工打工前和打工后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而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相对于重庆来讲，珠三角地区农民工面临的文化冲突要高得多，而新生代农民工因进城时间普遍比较短，在短时期内要适应差异较大的文化存在着一定困难，因而珠三角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比重庆新生代农民工适应水平要低。
在打工地生活时间长短对老一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有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则不然，这可能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时间普遍较短，平均时间为2年，而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时间平均接近6年，城市生活时间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尚未显现出来。
得到政府帮助频率对新生代农民工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对老一代农民工则无影响，这与两代农民工希望政府能够提供的帮助和政府实际提供帮助内容差异有关，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两代农民工对政府帮助的期望有所不同，对于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更希望政府提供住房医疗(74.67％)、子女上学方面(48.36％)的帮助，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希望政府提供住房医疗(72.87％)、职业培训(39.92％)、发布招工信息及就业方面(39.14％)的帮助，就目前各地政府所提供的实际帮助内容来看，都是跟就业相关的居多，这方面的帮助更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因此，政府的帮助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适应水平，而对老一代农民工则帮助不大。
通过模型2和模型3的比较还可以看出，对两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都有显著影响的有住房情况和与当地人的交往情况两个因素，但影响程度却有所不同。住房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比老一代要明显，购房和借住亲友家与租房者相比，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提高了14.79％，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提高了15.97％，鉴于农民工在城市中购买住房大都属于自住型，而且买房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在城市购买住房一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强烈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住房对于新老两代农民工适应水平的差异意味着新生代比老一代农民工有着更为强烈的留城意愿，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生在农村，但缺乏真正的农村生活经历，他们从学校毕业进入城市或农村同样面临着适应问题，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还有家乡情结的话，而新生代农民工可能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归宿是在农村，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未来放在城市，在本研究中涉及农民工留居意愿的数据也显示，有56.86％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留在城市，而老一代农民工倾向于留居城市的仅为38.59％。如果将县城也包括在内的话，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返回农村的仅为11.57％，老一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31.88％。与当地人的交往情况这一因素同样对两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都有显著影响，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一些，与当地人交往程度提高一个等级，新生代农民的城市适应水平提高14.23％，而老一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仅提高7.77％，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看重与当地人的交往，注重为自己将来在城市的生活积累社会资本，他们很多现在的选择都是未来取向的，目的在于为以后在城市更好地发展做准备，而老一代农民工年龄较大，在城市中生活时间普遍较长，已经过了为未来积累的阶段，他们更关注一些现实的东西。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分为文化适应、职业适应、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四个方面，比较了两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的差异，并对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进行了对比，现将本研究的发现总结如下：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城市适应水平要低，虽然从表面上如衣着打扮、生活习惯、休闲方式等方面看新生代农民工似乎更接近城市生活方式，但这并不能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天然地与城市更为接近，相反地，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的道路比老一代农民工还要更远。
初始人力资本和专业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的作用存在差异，从教育程度和职业资格证书这两个因素对两代农民工的不同影响可以看出，在全社会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初始人力资本对提高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的作用在降低，而以工作经验、工作技能和工作能力形式体现的专业人力资本对提高农民工职业适应的作用更明显，因此政府在为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时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拓宽现有职业技能资格考核和鉴定的范围，主动组织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鉴定，以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目标会随着他们在城市生活时间的增加和生命周期的演进而发生变化，许多研究一致认为，老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以“生存动机”为主，是为了赚钱，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进城动机主要是发展。但本研究通过对两代农民工适应水平影响因素的比较后并不完全支持这一观点，虽然在进城初期，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有着更多的经济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联系早已超越了经济方面，他们与城市的交集已经非常广泛，户籍、医疗、子女教育都是其现在关注的焦点，这些方面的制度障碍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评价。而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年轻身体健康、子女年幼或尚无子女，对于这些因制度而造成的排斥感受尚不明显。他们的关注主要是经济方面，这从收入因素从两代农民工的不同影响可以体现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代农民工存在着根本的差异，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增长，他们会面临与老一代农民工同样的问题，因而如何消除附加于户籍之上的教育和医疗制度所造成的排斥显得非常重要。
能否在城市中拥有稳定的居所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的重要因素，因而需要政府将解决农民工居住问题纳入城市住房体系，逐步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问题。另外，鉴于与当地人交往情况对两代农民工的适应水平均有显著作用，因而在住房设计时要注意居住空间所体现的社会意义，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并不是简单地为其提供一个物理的居住空间，而且要注意创造有利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的环境，消除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因此在对外来人口的居住规划上，要注重一些有助于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交往的一些公共空间的开发，防止在解决住房问题的同时造成新的农民工与市民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