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饥荒论文,变动论文,非正常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其严重后果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一直为国内外学人所关注，有关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也出现多种数据。笔者根据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等国内出版的权威著作，以及与此相关的书籍资料作如下梳理。
1959年至1961年的粮食状况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严重困难”，以1960年为最甚。据《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一书披露，1959年到1961年，三年粮食的平均产量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三年年平均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827.6亿斤，而平均每年征购的粮食则比1957年增加95.8亿斤，粮食征购占总产量的比例三年平均高达34.4％，其中1959年高达39.6％。这就在广大农村购了过头粮。1960年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分析说：“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连续三年的高征购，导致农村占有粮食大幅度减少。全国农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由1957年的589斤下降到1960年的429斤。1960、1961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1斤，重灾地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口粮。由于没有了饲料粮，牲畜大批死亡，1961年末骡、马、驴、牛的存栏头数为6949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8382万头减少17.1％；1961年末生猪存栏只有7227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14590万头减少一半以上。①
对当年饿饭的情景：饥饿——浮肿——死亡，顾准先生在他的“商城日记”中留有如下记载：
1959年11月4日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
刘引芝的父亲死了。
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
11月13日
红薯收获……。薯块水分多而淀粉少，脆弱极了，一碰就断……。民工路过，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11月20日
二顿均以红薯叶当菜。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
11月22日
第一天吃红薯叶，三顿，每饭一碗。晚间菜稀饭，加大碗红薯叶，翌晨拉肚子。20日吃红薯叶，量减半。
12月2日
我的胡萝卜挨偷了，被偷至少十几个。萝卜种至少又有一个大的被偷了。昨下午，一个妇女当着下棚许多人，偷胡萝卜。当群众饥饿的时候，如何看得住？
12月15日
昨天三稀，今天中午居然一顿干饭，而早饭特稀。可以补充的食物了然无存，清晨傍午，颇为饥饿所苦。
……
徐家断炊，赵家棚子砍公共食堂大锅，都是征购中的事。……估产过程中间，大力开展反对富裕农民路线，斗争私藏粮食，是今春所做的第一幕剧……。
12月17日
劳动队的肿病病员，一下子在一个月中，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夏天来时，肿病是极个别的，不过李国庆之类真有心脏肾脏病的而已。九十月间，七组：岳正中、李学海、刘代勤全肿了，人数增到四十余人。而今，一个月，一下加了三十余人。六组，除一二人外，全部肿了。
……
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也特别大，未死人前连黄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人，则死比例也不算小了。
一家连死几人之例，已听到的有：
柳学冠，母亲和弟弟。
张保修，哥哥和嫂子。
12月22日
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②
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一书中，记述了当年震动中央的另一饿死人事件——甘肃“夹边沟事件”。位于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改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1957年后专事“收容”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判以劳教的3000名右派）。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如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之后，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人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也就在这个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③
再就是四川省的情景。1960年3月，英国路透社转发了伦敦《新快讯报》的一则报道，称为“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事件，配发的照片是一名小个男子，手提白色灯笼，在天安门广场旁若无人地行走。照片旁注：这个男子显然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这则被称为“白日点灯”的事件迅速反映给了周恩来，周随即指示北京市委进行调查。这个“白日点灯”的人很快被查获，此人名叫何明渊，四川省达县人，审讯时供认，对当地的粮食征购政策和经办干部的作风不满，同村和邻村出现不少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就是由此造成的，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其妻因此而失踪。何明渊称，曾为当地情况先后到专区和省城三次上访，均遭无理拘押。无奈之下，到京制造“白日点灯”案，以影射现实形势“暗无天日”。北京市公安局派专人到四川省达县调查，证明情况属实。当彭真将调查结果向刘少奇报告时，刘少奇听后，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④
有关非正常死亡数字的种种说法
对这场灾难主要源于天灾还是人祸？人们仍有不同的认识。国内有研究者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气象部门把全国气象状况划为五个等级，叫做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就是说，结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公布的从1954年到1972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里，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比1954年、1957年、1965年和1970年、1972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⑤ 这个统计是根据水文总站历年的历史资料来说的，应该是有说服力的。因此，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薄一波在30年后回顾这段历史，就曾坦诚地承认：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⑥
中国从1959年到1961年所发生的全国范围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总数究竟是多少，迄今还没有一份官方的统计数字或研究报告。现有的半官方出版物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情况，大体有1000多万、2000多万、3000多万到4000多万的四种说法：
《当代中国的人口》一书对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状况有如下记述：
全国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达25.43‰，农村地区高达28.58‰。据有关部门统计，超过20‰的有675个县，其中超过100‰的有40个县。根据这一时期不够准确的统计数字，总人口的变化情况是：三年累计，按总人口计算减少135万人，按自然变动增加622万人，两者相差757万人。从1964年普查结果看，三年困难时期里这两个数字都有一定的问题。1959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里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现象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万，比前一年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加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人，增长率仍保持在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政府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减慢，特别是浮夸风盛行，有些地方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从1960年来看，总人口减少1000万人，自然变动减少304万人都偏低，实际人口减少还要多。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249万。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根据1964年普查资料计算，在1962至1964年的三年中，总人口增加数和自然变动数不一致，主要是1961年以前统计不准造成的。根据1964年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大约减少1486万。⑦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⑧
中国人口学研究者蒋正华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的专论中，估算1958年到1963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⑨
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1984年写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算中国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⑩
英国记者菲力普·肖特著的《毛泽东传》中说：“1959年和1960年，有大约2000万人死于饥饿……。1961年又有500万人饿死了。”据此，作者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其依据是：“1980年，中国的头号领导人胡耀邦公开承认饥荒的存在，确定死亡数目为2000万人。这一数字依据了常委会编纂的临时文件。以后一些西方作家和中国作家们提议说，总死亡数目为4000万人到6000万人。然而，这些估计都是在受损最严重的地区取得了数字后，再将之推广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后达到的数字，与那一段时期总的人口趋向的相互关联松散。在缺乏与之相反的结论性证据的情况下，2000—3000万额外死亡数字应当是最可信的。这个数字也的确是充足的”。(11)
贾斯柏·贝克先生著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认为，美国人口学家裘蒂丝·巴尼斯特博士在《中国人口的变化》中得出在1958到1961年的饥荒年间，中国“死亡人口比正常死亡人口超出三千万”的结论，“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可靠的估计数字”。(12)
曹树基先生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结论说：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45.8万。(13)
丁杼先生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文中，以中国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有了逐年出生数、正常死亡率和统计局发表的人口数，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非正常死亡数了。计算结果是：1959年非正常死亡数是212万，其中196万是农民。1960年至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分别是1778万、1190万和291万。连同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数，整个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数约3500多万”。(14)
丛进先生在《曲折前进的岁月》中认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加上前述减少的1300万，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15)
金辉先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的结论是：1959—1961年的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文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1949年至1965年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推论说：
1964年底总人口70499万。从1964年的总人口数按公布增长率逐年递减回去，就可以得到它：1963年底——68603万（70499÷1.02764）；1962年底——66390万（68603÷1.03333）；1961年底——64645万（66390÷1.02699），甚至更低。它比公布的1961年总人口数65859万少了1214万。
我们以1959年底的公布总人口为基数，按1960年、1961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比1961年的公布总人口多1295万人。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数字：1324万、1214万、1295万。三数平均为1278万。其与公布总人口净减数字1348万之和为2626万。
三年灾难的后果之一，是使中国少增长了6000—8000万人口。1959—1961年间非正常死亡2791万，加上1961年公布总人口数中抹掉的这1270余万，中国在1959—1961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16)
两本“中国人口”公布的数据
以上出现的不同数据，既有计算方法的不同，也有起止年代的不同（1959—1961，1958—1961，1958—1962，1958—1963），因而也就很难求出一个统一的数据。本文根据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另有全国除台湾、西藏以外27省市的分册）提供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的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按1957年正常年份死亡率的人数），计算出一组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以及据此推论出一组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参考数字。
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发表的数据(17) 是：
1957年中国死亡687万人，死亡率为10.80‰；
1959年—1961年中国死亡人数和死亡率为：
1959年970万人，14.59‰；
1960年1693万人，25.43‰；
1961年939万人，14.24‰。(18)
1959年—1961年三年共死亡3602万人。按1957年正常死亡率三年应扣除2061万人，余下1541万人为非正常死亡。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1957、1959、1960、1961年的人口死亡率与《中国人口》相同。但书中称：从1964年人口普查的结果看，这段时间（指1959—1961——笔者注）的实际死亡率可能还要高。1963年底全国人口数为69172万，1964年底为70499万，全国增加人口1327万人。而1964年全国自然增长率是27.64‰，增长人数应为1930万，比总人口增长数多出603万。这603万人的虚报数如何产生的？根据1964年6月30日普查时人数69458万人计算，上半年增加286万人，下半年增加1041万人，两者的比例显然不合理。问题就在于，这多出的603万是以前的死亡人口未销而留下的虚假数字。……这批死亡人数主要是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积累下来的。如果把这603万死亡人口考虑进去，1960年前后的死亡率可能要提高10‰左右。(19)
这样，上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的1541万人加上603万人，总计非正常死亡应为2144万人。
值得指出的是：非正常死亡情况最早出现在1958年（如四川、山东、河南，而甘肃1958年死亡率高达21.11‰），有的省份延续到1962年，如四川省1958—1962年平均死亡率高达34.03‰，普通死亡率仅为7.02‰。(20) 据原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1962年6月28日下午在中南海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汇报说，四川省1958年到1960年死亡1000万人（1957年的《户籍年报》四川省人口7215.7万，1960年底为6236万），1961—1962年四川大约还有250万人死亡，因此认为1958—1962年四川省饿死1250万人。据此笔者推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因大跃进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
尽管研究者对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的说法不一，但无论是一千多万，抑或四千多万，都丝毫不会影响到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共和国历史上这场灾难的严重性的估计。
附录：
《中国人口》各省、市、自治区分册公布的1958年——1962年间的人口死亡数和死亡率
北京市1961年死亡7.9万人，为1958年的1.56倍，死亡率升至10.80‰（1958年为8.08‰）。（李慕真主编：《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天津市1959年死亡55.094万人，死亡率为9.88‰（1958年为8.66‰）；1960年全市死亡人数59.485万人，死亡率为10.34‰；1961年全市死亡人数57.745万人，死亡率为9.89‰（1962年回落到7.36‰）。（李竞能主编：《中国人口》天津分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上海市50年代前期到1957年死亡率降至6.1‰；1959年至1961年上海市的粗死亡率略有回升，但与全国相比上升幅度很小，1959年粗死亡率为7.8‰。（孙竞新主编：《跨世纪的中国人口》上海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河北省1959年死亡人数462.364万人，死亡率为12.29‰（1958为10.92‰）；1960年死亡人数599.458万人，死亡率为15.84‰；1961年死亡人数516.288万人，死亡率为13.63‰（1962年回落到9.06‰）。
山西省1960年死亡人数23.94万人，死亡率为14.2‰（1958年为11.7‰；1959年为12.8‰；1961年为12.2‰；1962年回落到11.3‰）。（毕士林主编：《中国人口》山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96－97页。）
内蒙古自治区1959年死亡人数11.26万人，死亡率为10.99‰（1958年为7.94‰）；1960年死亡人数10.65万人，死亡率为9.45‰；1961年死亡人数10.32万人，死亡率为8.77‰。（宋迺工主编：《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辽宁省1959年死亡人数29.3万，死亡率为11.8‰（1958年为8.8‰）；1960年死亡人数29.1万人，死亡率为11.5‰；1961年死亡44.4万人，死亡率为17.5‰（1962年回落到8.5‰）。（宋则行主编：《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吉林省1959年死亡17.4万人，死亡率为13.4‰（1958年为9.1‰）；1960年死亡10.1万人，死亡率为10.1‰；1961年死亡16.9万人，死亡率为12.0‰（1962年回落到10.0‰）。（曹明国主编：《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
黑龙江省1959年死亡20.7万人，死亡率为12.8‰（1958年为9.1‰）；1960年死亡18.4万人，死亡率为10.5‰；1961年死亡20.6万人，死亡率为11.1‰（1962年回落到8.7‰）。（熊映梧主编：《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江苏省1959年死亡62.19万人，死亡率为14.55‰（1958年为9.40‰）；1960年死亡78.59万人，死亡率为18.41‰；1961年死亡56.63万人，死亡率为13.35‰（1962年回落到10.36‰）。（杜闻贞主编：《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浙江省1959年死亡27.91万人，死亡率为10.81‰（1958年为9.15‰）；1960年死亡30.39万人，死亡率为11.88‰；1961年死亡25.84万人，死亡率为9.84‰。（王嗣均主编：《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页。）
江西省1959年死亡25.30万人，死亡率为13.01‰（1958年为11.34‰）；1960年死亡32.01万人，死亡率为16.06‰；1961年死亡23.28万人，死亡率为11.54‰。（马巨贤、石淵主编：《中国人口》江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福建省：1959年死亡11.95万人，死亡率为7.88‰（1958年为7.46‰）；1960年死亡23.89万人，死亡率为13.34‰；1961年死亡18.81万人，死亡率11.89‰（1962年回落到8.23‰）。（傅祖德、陈佳源主编：《中国人口》福建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山东省1959年死亡98.5万人，死亡率为18.19‰（1958年为12.77‰）；1960年死亡124.8万人，死亡率为23.60‰；1961年死亡96.6万人，死亡率为18.49‰（1962年回落到12.35‰）。（吴玉林主编：《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河南省1958年死亡62.8万人（此前每年死亡人数在50－60万之间）；1959年死亡70.2万人；1960年死亡190.8万人；1961年死亡人数回落到48.9万人。（貊琦主编：《中国人口》河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湖北省1959年死亡46.04万人，死亡率为14.50‰（1958年为9.54‰）；1960年死亡67.03万人，死亡率为21.19‰（1961年回落到9.19‰）。（谭宗台主编：《中国人口》湖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湖南省1959年死亡478479人，死亡率为12.99‰（1957年为10.41‰）；1960年死亡1068118人，死亡率为29.42‰；1961年死亡618470人，死亡率为17.49‰（1962年回落到10.23‰）。（毛况生主编：《中国人口》湖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广东省1959年死亡43.51万人，死亡率为11.74‰（1958年为9.13‰）；1960年死亡59.36万人，死亡率为15.12‰；1961年死亡40.54万人，死亡率为10.67‰（1962年回落到9.32‰）。（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1959年死亡383952人，死亡率为17.49‰（1958年为11.74‰）；1960年死亡644770人，死亡率为29.46‰；1961年死亡422201人，死亡率为19.50‰（1962年回落到10.25‰）。（黄贤林、莫大同主编：《中国人口》广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四川省1958年到1962年，5年中平均每年死亡231.62万人，年平均死亡率为34.03‰。死亡人数最多的1960年，达到364.74万人，死亡率为59.97‰（1963年以后的13年间死亡率回落到年均10.38‰，年均死亡81.58万人）（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云南省1958年死亡44.20万人，死亡率为21.62‰（1957年为16.29‰）；1959年死亡34.34万人，死亡率为17.96‰；1960年死亡49.98万人，死亡率为26.26‰（1961年回落到11.85‰）。（邹启宇、苗文俊主编：《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贵州省1959年死亡35.03万人，死亡率为20.28‰（1958年为15.26‰）；1960年死亡88.62万人，死亡率为52.33‰；1961年死亡38万人，死亡率为23.27‰（1962年回落到11.64‰）。（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
陕西省1958年死亡19.99万人，死亡率为11‰（1957年为10.3‰）；1959年死亡23.58万人，死亡率为12.7‰；1960年死亡23.52万人，死亡率为12.3‰（1961年回落到8.7‰）。（朱慧珠主编：《中国人口》陕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页。）
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死亡27936人，死亡率为14.98‰（1957年为11.06‰）；1959年死亡31825人，死亡率为15.82‰；1960年死亡29331人，死亡率为13.90‰（1961年回落到10.71‰）。（常光主编：《中国人口》宁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甘肃省1958年死亡272455人，死亡率为21.11‰（1957年为11.32‰）；1959年死亡230375人，死亡率17.47‰；1960年死亡538479人，死亡率为41.46‰（1961年回落到11.47‰）。（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青海省1958年死亡27905人，死亡率为12.99‰（1957年为10.40‰）；1959年死亡40216人，死亡率为16.58‰；1960年死亡103582人，死亡率为40.73‰；1961年死亡26872人，死亡率为11.68‰。（翟松天主编：《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9年死亡115992人，死亡率为18.84‰（1958年为13‰）；1960年死亡104618人，死亡率为16.67‰（1961年回落到11.71‰）。（周崇经主编：《中国人口》新疆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注释：
① 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8页。
② 顾准著：《顾准日记》，北京，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6、21、33、43、48、51—52、58页。
③ 李玉霄：《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5期。
④ 沈河：《发生在1960年的“白日点灯案”》，上海《报刊文摘》2006年11月8日。
⑤ 转引自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上海《社会》杂志1993年第4、5合期。
⑥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73页。
⑦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8页。《当代中国的人口》直说，1961年以前的统计本身就不准。可以认为，1486万的数字也就很难认为是准确的。
⑧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转引自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上海《社会》杂志1993年第4、5合期。
⑨ 转引自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⑩ 转引自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1) ［英］菲力普·肖特著：《毛泽东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页401。
(12) 贾斯柏·贝克著：《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页。
(13)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表一：1958—1962年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安徽633万，四川940.2万，贵州174.6万，湖南248.6万，甘肃102.3万，河南293.9万，广西93.1万，云南80.4万，山东180.6万，江苏152.7万，湖北67.5万，福建31.3万，辽宁33万，广东65.7万，黑龙江19万，河北61万，江西18.1万，陕西18.7万，吉林12万，浙江14.1万，山西6万，合计：3245.8万。
(14) 文章来源：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great_famine.txt。
(15) 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页。
(16) 上海《社会》杂志1993年第3、4合期。
(17)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18) 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149页。
(19)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49页。
(20)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