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回到G－Z假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不平等论文,收入分配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11－0014－12
一、引言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中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已经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逐步转变为市场机制主导的、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原则。实践证明，分配制度的变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急剧扩大。根据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结果显示，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为210元，而到2006年实际收入差距则扩大至1735元。显然，如果这种态势不能得到有效抑制，它必然会危害到我们来之不易的经济改革成果。
正是由于收入分配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使得相关研究广泛而深刻。然而综观相关研究发现，国内有关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却十分薄弱，这显然与我国高速发展的金融业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根据上海证券报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06年底，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已近60万亿元，占全球份额逼近5％。在全球经济金融化趋势日渐增强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自然也会更加深入地影响收入分配。日益深化的改革实践迫切需要相关经济理论来指导，本文在此背景下，对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剖析，并实证检验了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不仅有利于进一步从理论上认清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积极作用，还将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理论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国外已把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其核心思想最早可追溯到kuznets（1955）提出的假说：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呈倒U型关系。[1] 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构建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讨论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该模型假设穷人与富人的初始财富不同，而进入金融市场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成本和营运费用，因此只有在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穷人才有能力进入金融市场。[2]由于金融市场参与者会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因此在早期阶段，金融发展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但当越过拐点后，越来越多穷人参与到金融市场，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直至收敛到平等水平。其实G－J模型可看作是kuznets假说的一种扩展形式。后来Galor和Zeira（1993）假定经济为跨期的开放经济，个人生存两个时期，技术是非凸的，可以采用技术简单的劳动或技术密集的劳动生产一种产品，通过两部门且代际间存在遗赠的跨期模型来分析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可以看出在Galor和Zeira（1993）的研究中，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呈负向的线性关系，这种关系本文称之为G－Z假说。[3]Banerjee和Newman（1993）建立了一个三部门的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来研究个人职业选择和财富分配的相互作用。通过动态模型证明了初始财富分配有长期影响，工资合同可以视为金融契约的原始替代。工资水平和个人职业选择由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条件来决定。依赖劳动力市场条件和初始财富分配，其他人或者自我雇佣或者不工作。[4]Aghion和Bolton（1997）基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性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模型，分析了资本积累的涓滴效应，结果表明：当资本积累率足够高时，经济收敛到唯一不变的财富分配状态；即使在放松管制时，涓滴效应导致唯一的稳定分配状态，政府仍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必要，将富人的财富转移一部分给中产阶层和穷人将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初始的资本积累过程有加剧不平等的效应，但是在后期将逐渐减小收入不平等的差距。可见，Aghion和Bolton（1997）也认为随着金融发展，收入分配呈倒U型变化。[5]
在实证研究方面，Paul Holden和Vassili Prokopenko（2001）实证研究认为金融发展能够减缓贫困，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是金融发展减缓贫困的一个必要条件，他们还强调了制度因素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影响。[6]Clarke，Xu和Zou（2003）运用91个国家1960－1995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金融中介的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其检验结果是：随着金融中介的发展，不平等差距会明显缩小。[7]Patrick Honohan（2004）运用中国、韩国、俄罗斯、英国的相关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深化降低了贫困比例，提高了人们的平均收入，从而缓解了不平等。[8]Beck，Demirguc- Kunt和Levine（2004）运用跨国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检验了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以及金融发展与贫穷减缓之间的关系，并使用99个国家1960年到1999年的数据分析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显著降低了贫困，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穷人收入的增长快于每单位资本的平均GDP的增长。金融发达国家比相对落后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减缓得更快。在控制了一些国家的特性和反向因果关系后，这些结果具有稳定性。[9]Jeanneney和Kpodar（2005）研究了金融发展、金融不稳定性和收入分配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可以减少贫困；金融不稳定性会抵消金融发展的积极性，从而损害穷人的利益；麦金农导管效应（McKinnon conduit effect）① 是金融发展减缓贫困的主要渠道。[10]Kpodar和Jeanneney（2008）认为金融发展直接通过麦金农导管效应减少了贫困，通过促进经济发展间接减少了贫困，并运用发展中国家1966－2000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穷人能够从银行系统得益。得出了3个主要结论：金融发展有利于穷人，它的直接效应要强于间接效应；金融发展伴随着金融不稳定性，金融不稳定损害了穷人的利益，部分抵消了金融发展的好处；麦金农导管效应是穷人从金融发展中得益的主要渠道。[11]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得出的结论也明显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根据其研究的内容，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直接考察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章奇、刘明兴和陶然（2003），姚耀军（2005）以银行信贷占GDP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我国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2－13]张立军、湛泳（2005）以M2与GDP比例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对金融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分析，证明了我国金融发展可能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14]杨俊、李晓羽和张宗益（2006）认为我国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全国、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主要原因是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不高，并具有信用约束，进入金融市场与享受金融服务存在一定的费用门槛。[15]李阳（2008）认为导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区域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以及政府行为的区域差异。要促进农村金融和经济发展，就必须结合区域经济相关理论，运用合理的区域金融政策，以保证农村金融的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进步。[16]陈伟国和樊士德（2009）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效应，即倒U型关系，且金融发展规模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加强农业贷款与提高金融发展效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7]
2.研究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温涛、冉光和和熊德平（2005）实证研究发现：中国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机构贷款比率还是金融证券化率的提高对农民收入增长都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反而导致了农村资金的大量转移和流失，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8]王虎和范从来（2006）研究发现中国的金融发展虽然对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但最终是显著拉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19]
从国内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国内的研究基本都是直接运用计量方法来验证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数量关系，而没有深入揭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同时，几乎所有的结论都认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具有负面影响，即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导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可见，国内学者得出的结论与国外学者所提出的经典理论存在较大的出入。如果深入分析并对比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会发现：国内学者在进行计量分析中所采用数据的时间跨度相对国外较短，如Beck，Demirguc- Kunt和Levine（2004）的时间跨度长达40年，[9]而国内学者所采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一般为20年左右，且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即金融发展在短期内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也许是正常的。因此，所采用数据的时间跨度过短并不能说明中国的金融发展在长期就不能起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同时，国内已有的经验研究在计量方法的运用中往往缺乏稳健性的检验。
本文在Calor和Zeira（1993）等人研究的基础上，[3]结合中国现实背景重新建立一个理论模型，以充分揭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并采用最新的数据以延长所采用数据的时间跨度。同时，本文还将在实证分析部分对同一检验同时采用多种方法，以使得出的估计结果更加可靠。本文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客观地观察中国金融发展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以便为中国下一步如何通过金融改革推动经济的长期有效增长，实现收入的合理分配并消除贫困提供依据。
三、理论研究
（一）基本假设
假设在一个两期的经济体中，存在跨代遗赠，且所有的投资是不可分的，消费品唯一，可以通过熟练或非熟练的劳动来提供。经济个体存活两期，一共拥有财富y，仅在第二期消费c，将剩余财富b遗赠给他的孩子：b＝y－c。
（二）模型推导
经济个体存在两种选择：（1）在两期中都为非熟练的劳动力，（2）在第一期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那么在第二期成为熟练的劳动力。然而，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将会局限于那些拥有足够遗产或通过外部信用获得人力资本投资所需资金的经济主体。假设对人力资本投资所需要的资金为h，贷款利率为i，借出利率为r，有：i＞r。
根据前文所构建的基本模型，可以得出，在信用约束的条件下财富分配的初始不平等具有刚性，而信用约束制约了穷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金融发展程度越低，信用约束就会越强，穷人难以从金融市场上获取资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收入分配差距将会越大。总之，在完善金融市场的前提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增加穷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从而能有效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从长期看，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应该是呈线性负相关关系。
四、实证分析
从上述理论模型分析结果可以得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具有积极的作用，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地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根据理论模型所做的分析，本文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来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检验。
（一）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
1.指标构建
（1）收入分配。在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测度上，由于我国的统计部门没有编算基尼系数，国内已有研究均采用城乡收入比率作为衡量指标，与其他指标相比，这一指标使用的数据更为客观，计算方法更为方便、直接，准确简洁地反映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状况。本文亦采用这一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为：INEQU＝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于该指标反映的是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倍数，该指标越高，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严重；反之，则表明收入不平等状况较轻。
（2）金融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反映一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为常用的指标有三种：M2与GDP比率（麦氏指标）、金融资产总量与GDP比率（戈氏指标）以及PC指数（私人部门在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与GDP的比率）。由于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资产形式多样化，第一种计算方法显然无法准确反映当前金融发展的特征；而第三种计算方法则显然与中国的实际国情不相适应，因为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银行系统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对于经济增长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国仅考察私人部门的信贷还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的金融发展（尤其是规模）状况。而第二种方法则可以克服这些缺点，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的金融发展状况。综合以上考虑，本文采用这种方法，具体的计算公式为：FIR＝（现金＋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债券余额＋股票市值）／GDP。不难看出，该指标数值越高，表明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3）经济增长。在反映经济增长指标的选取上，国际上较为常用的方法是计算人均实际GDP。本文在此基础上做出改进，处理分两个步骤：首先，采用以1978年CPI指数为100的定基数据去除我国人均名义GDP，得到人均实际GDP；接下来，对人均实际GDP取对数，作为反映我国经济增长的指标，即：LNGROW＝Ln（GDP／CPI）。取对数的目的在于使数据更为平滑和富于变化，有利于提高后面计量分析的稳健性。
（4）教育。根据上文分析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可以看出，除金融发展这个主要因素外，教育对于收入分配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教育系统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出来维持运转。由于教育会改变经济主体的财富禀赋和改变人力资本投入，从而改变收入分配状况，显然，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为了准确地考察金融发展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需将公共教育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分离出来，故本文将公共教育作为控制变量引入计量模型。
在政府公共教育投入这一变量的指标设计上，已有研究主要使用两类指标：小学入学率、中学入学率或政府对中小学的教育支出费用。由于我国较早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在此之后的小学和初级中学入学率明显呈“跳跃”性上升态势，因此，我国的中小学升学率不能完全反映政府公共教育投入的真实情况；且我国正处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期，教育投入指标不包括高等教育支出显然是不全面的。所以，通过改进第二种方法来计算政府教育投入，把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作为反映政府公共教育投入的指标，公式为：EDUC＝教育支出／财政总支出，这一比率比教育支出原始数据更能准确反映政府教育投入的变化情况。
（5）开放程度。依据Zhi－Cheng Liang（2006）的研究成果，[20]一国的开放程度对于收入分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一国的开放程度较高，那么外资的进入，无论是通过FDI方式或是金融资本形式，也会对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在计量模型中，本文将引入这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将其对收入分配作用进行分离，以便准确地考察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为此，本文引入对外开放程度变量。在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设计上，依据国际上相关研究常用的方法，采用对外进出口总额占我国GDP的比重来测度：OPEN＝对外进出口总额／GDP。
2.数据描述性统计
在构建了相关指标后，本文对这些指标的实际数据做进一步说明。除特别说明外，本文所选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资讯行数据库（INFOBANK），时间跨度为1978—2006年。由于篇幅限制，下面只给出金融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两个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图。
图2 收入分配不平等指标描述《1978－2006）
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是根据左图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比值得出。
从图2中可以看出，1978年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人均纯收入随即大幅提高。因此，在改革初期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快速下降；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特别在8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发生逆转，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步加剧，且愈演愈烈。
从图3左图金融发展指标的构成数据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呈现稳步增长的势头，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股票市场的创立，金融总资产基数呈跳跃性上升；同时，我国金融总资产的增速总体上明显快于GDP的增速，因此反映在金融发展水平这一比率指标上，一直处于快速升高的态势，仅在90年代中期有短暂的微弱下降。
图3 金融发展水平指标描述（1978－2006）
注：金融发展水平是根据左图金融资产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比值得出。
（二）实证结果
由于本文需要分析相关经济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采用协整的方法对变量相互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以揭示我国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实际效应。本文所有的计量分析均采用STATA10.0软件进行分析。
1.平稳性检验
本文所选数据都是时间序列，因此，首先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由于平稳性检验对于随后的协整分析至关重要，为了确保检验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两种不同方法：ADF检验和PP检验。其中PP检验是一种非参数方法，与ADF检验的统计量不同，PP检验通过模拟给出统计量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使得其统计量的构造更为稳健。
从表1可知，虽然检验的类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PP检验和ADF检验的结果摹本是相同的，只是在统计的显著性程度上有细微的差别。综合ADF检验和PP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所有的被检验变量的原始序列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但经过一阶差分以后，它们的差分形式都是平稳的，这表明本文选择的所有变量都是单整的，INEQU、OPEN、EDUC、FIR、LNGROW～I（1）过程。
2.协整分析
由于上述所有变量都是单整的，因此，本文可以利用Johansen多元协整分析来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各个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而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因此，在协整检验之前必须确定VAR模型的结构，确定由INEQU、OPEN、EDUC、FTR和LNGROW五个变量构成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数。滞后期的选择十分重要，不同的滞后期数得出的估计结果会有很大的出入。表2给出了不同准则下各滞后期的统计值。
根据表2中滞后期长度准则，所有的检验方法均选择滞后期为2的VAR模型。接着，采用Q统计量检验、White检验进一步检验滞后期数为2的VAR模型，发现其拟合优度很好，所得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可以看出，本文设定的VAR模型结构具有稳健性。
由前文单位根检验可知：INEQU、OPEN、EDUC、FIR和LNGROW时间序列均含常数项，相应的协整方程也应该包含常数项。根据前文设定的模型结构，本文进行Johansen多元协整分析。协整分析的前提是要先判断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估计结果列于表3。
本文首先通过特征根迹检验的方法来初步判断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估计结果见表3。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为了保证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通过最大特征根检验的方法来进行协整分析，其结果列于表4。
从协整方程可以得出：金融发展水平FIR的系数显著为负，且绝对值较大；经济增长的系数显著为正，绝对值相对较小；而其他两变量EDUC和OPEN的系数则不显著。这意味着在改革开放后到2006年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明显加剧了城乡收入两极分化。而金融发展则有效地降低了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同时，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与公共教育投入对社会收入分配没有显著影响。这一实证研究结论与本文第三部分的理论模型基本一致。在构建了协整方程考察各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以后，本文进一步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考察各变量之间的短期关系。
从上面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短期内，金融发展水平会显著增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同样经济增长也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其他要素如公共教育投入和对外开放程度对收入分配没有明显影响。其中，协整方程的系数较小，这意味着当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等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向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较慢。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实践很好地印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从长期看，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地降低我国城乡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随着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低收入人群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大幅度降低，他们可以从金融市场获得贷款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从而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改善原来的低收入经济状况。但是，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投资效果也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体现。短期内，由于存在还贷压力，原本收入较低居民（乡村居民）的经济状况可能会恶化，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暂时扩大。因此，正如本文实证研究所揭示的那样，金融发展在短期内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依据经典理论分析，政府教育投入是一种公共品，它对于初始财富禀赋匮乏的个人（穷人）来说是改变自身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重要途径。但较为疑惑的是，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我国政府的公共教育投入均没有显著地促进社会收入分配的平等性。笔者认为这是有其深刻内在原因的：（1）在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中，免费的义务教育经费只占较小的比例，而非义务教育的高等教育投入较大。与义务教育相比，显然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平性要低得多，因而在减小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自然十分微弱；（2）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义务教育属于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相比，其在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作用相对较小，因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自然也会小；（3）在公共教育投入中，地方政府占有较大比例。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政府的教育投入差别很大，富裕的城市地区的教育投入远高于贫穷的农村地区，因此，公共教育投入自然对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甚微。
虽然章奇、刘明兴和陶然（2003）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12]但是本文的实证研究却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在长期和短期内均对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从经济实际情况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我国依然处在工业化的加速阶段，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及城市化任务尚未完成，社会保障体系尚未有效覆盖广大农村地区。因此，在这段时期内，经济增长不但未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
此外，本文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对外开放程度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首先，我国的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领域，是有所保留的，外资进入受到一定限制；其次，外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几乎集中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金融服务主要面对城市居民。因此，对外开放不会明显影响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
简言之，我们可以清晰得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城乡两极分化趋势进一步强化；而在此过程中，我国政府的公共教育投入对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分配平等却作用甚微；但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可见，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抑制我国当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构建理论模型、清晰揭示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以中国1978－2006年的数据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经济增长对我国的收入分配具有负面影响，经济增长加剧了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是，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具有积极的作用，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降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这一结论与国内已有研究明显不同，但恰恰验证了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由Galor和Zeira（1993）提出的G－Z假说：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长期应该呈线性负相关的关系。[3]以上发现说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不是金融发展造成的。这一发现为我们正确地评估中国的金融发展提供了依据。
为缩小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并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以确保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从而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协调发展，中国下一步应该：（1）改变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同时不断完善相应制度，通过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形成主要依靠国内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大国经济模式；（2）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的金融发展，继续加快金融深化进程；（3）不断提高中国金融业的效率，从而使中国的金融业能不断降低利差或融资成本，使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能够获得金融服务；（4）继续为低收入者接受教育提供支持以增加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投资；（5）在加快中国“金融深化”的同时，更进一步地强调中国的“金融宽化”，不断扩大中国金融业的覆盖面，为较有能力或创业精神的中低收入者提供融资以使其中一部分人成为企业家创造机会；（6）进一步扩大中国金融开放，让更多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特别是进入中国的农村地区。
收稿日期：2010－06－18
注释：
① 麦金农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货币和实物资本之间关系的考察，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发达，投资主要靠内源性融资，货币和投资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所以投资和实际利率在一定条件下成正向关系。提高利率反而刺激投资，降低利率却压抑投资，麦金农把这种正向关系称为导管效应。
标签：金融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