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死亡”抑或“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艺术终结论”相连带的是“文学终结论”。由“文学终结论”又衍生出了“文学性的蔓延”、“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文学的危机”等一系列人们论争的命题。本文试图清理其中核心的理论问题，以助于理解“文学终结论”及其理论意义。
一
把“文学终结论”这一文论话题引入中国，并产生极大影响的是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1997年，他的《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王逢振编译）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第4期。文章指出，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新的技术正创造着新的生活方式和感知方式：“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现在甚至出现了从看电视或看电影转向电脑屏幕的迅速变化。”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日益萎缩，这必然会影响到文学和文学研究。2000年，在北京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希利斯·米勒再次就此命题作了大会发言，并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了《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一长篇论文，详细阐述了“文学终结论”的观点。希利斯·米勒的核心观点是：“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只是符号体系中一种成分的称谓，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媒介或者模式出现，任何形式下的大学院所共同的、有组织的、讲究实效的、有益的研究都不能把这种媒介或者模式理性化。”实际上，他的这一论断不过是对其精神宗师、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相关论点的进一步阐述而已。这篇论文在我国引起了普遍关注并引发了激烈讨论，比较文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一问题的论争，于是，“文学终结论”便由一种来自西方的学术资讯延伸为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局势的学理判断，并且成为重要的学术前沿话题之一。
对于文学被说成是“终结”了并让位于图像的说法，童庆炳撰文表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文学终结论”的观点过于极端和武断。因为，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在于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以及对文学的美的追求，而不在于媒体的变化；此外，文学边缘化并不意味着文学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是与先前作为“时代晴雨表”的主导地位相比，不再那么显赫而已——这实际是文学的一种常态，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理由把这理解为文学的终结。童庆炳进一步指出，文学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场域，这一独特的审美场域的奥秘在于文学语言之中，“文学语言所构成的丰富的整体体验，不是其他的媒介可以轻易翻译的”；文学语言所传达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那种丰富性和多重意义，那种独特的审美场域，依靠图像是永远无法接近的”。① 李衍柱认为，“世界图像”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不是世界悲剧的来临，而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使各民族的文学艺术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也有益于提高读者（观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世界图像”的创制和普及，并未改变文学存在的根本前提，即需要文学和创造文学的主体——人；“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它未来的历史使命，始终同语言共生共存，语言与审美意识的产生和存在，是文学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前提”。②
金惠敏认为，由于“中国化”和“国际化”间的“语境差异”，我国的文论界误读、误解和误批了《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为此，他撰写了《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一文，试图重新解读希利斯·米勒提出的理论命题。该文指出，人们没有充分注意到希利斯·米勒情感态度及其理论见解的悖论性，对于希利斯·米勒何以断言文学和文学研究走向终结的理论和根据的把握也不够深入，电信技术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图像网络文化的冲击不过是表层原因。为什么发达的电信技术必然会带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危机呢？金惠敏以“距离”说为线索，试图探寻出“文学终结论”的深层根源，以解析希利斯·米勒悖论式理论命题的复杂意味，而不动声色地将“文学终结论”置换成了“文学危机论”。在他看来，文学是以“距离”为必要前提条件的，电信技术的发达，造成了人与对象之间的“趋零距离”，这才构成了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威胁，带来了文学的危机。③ 金惠敏把“文学终结论”的理论命题还原到了国际理论语境，还原于希利斯·米勒和德里达自身的理论思路，其阐释富有理论张力和启示意义。
赖大仁也解读了希利斯·米勒的文学研究“终结论”。他认为，米勒看到了当今文学和文学研究所发生的根本性转向，即传统意义上的、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正转变为一种越来越成为混合体的新形态，而传统的文学研究（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而展开的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正转向混合型的文化研究。④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言，它在本质上是更依赖于距离。这里的“距离”可作两种理解：一是物理性的、时空意义上的距离，这种距离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语言媒介的传达方式中产生的；二是表现在文学的内在精神的层面，即人的心灵对于生存现实的想象性超越——文学的世界是一个超离于我们生存的此岸世界之外的一个彼岸世界，正是这种距离的存在，才使文学成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只有把文学的语言‘陌生化’距离与精神审美的想象超越性距离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对‘文学即距离’命题的完整理解。”正是这两种意义上的“距离”的消失，才使当前的文学存在着危机，不仅是“文学性”的危机，更是“文学质”即文学精神的危机，这实际反映了人现实生存的片面性与精神匮乏。为此，赖大仁激烈抨击了文学的图像化，把它当作当代社会生活存在的问题在文学上的彰显，视之为文学危机的根源。⑤ 不过，他同时又指出，文学及其文学研究是否走向终结，未必由某些现实条件（如电信技术）所决定，重要的是有对文学与人的生存之永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以及与时俱进、顺时变通的开放性态度。这样就有可能使文学和文学研究绝处逢生，获得新的生机和开辟新的前景。⑥
金惠敏、赖大仁的观点引发了论争。管怀国认为，文学“危机论”是一个伪命题，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前文学的发展与变化，“对他们头脑中固有的、传统的、以文字阅读为主要接受方式和主要审美方式的文学的‘标准形态’形成了冲击”。事实上，文学形态的变化是伴随着生活与时代的变化的，建立在电信技术之上的文学在品质上不一定低于语码文学；“在技术面前的悲观主义是没有必要的， （危机论者）如果不是杞人忧天，也许正反映了对自己所熟悉的言说方式有可能沦为边缘化的一种恐惧”。⑦
单小曦指出，以上观点的论争都聚焦到了一个前提性问题：如何认识电子传媒时代文学存在的现实状况？当务之急，是对当下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现实进行具体而切实的研究。他认为，随着电子传媒成了当代社会权力场中的强势行动者，当代东西方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发生了分化和重组现象，这深深地影响到了文学场的存在结构和文学的实际存在状况，即西方19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纯文学”或自主性文学观念为指导原则的精英文学生产支配大众文学生产的统一文学场走向了裂变，统一的文学场裂变之后，形成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生产场按照各自的生产原则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各行其是、既斗争又联合、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的多元并存格局。基于这种文学场的裂变，今天并不存在着一种包罗各种类型、意义笼统、价值取向相同的文学， “文学终结了”、“文学边缘化了”诸说都是脱离现实、缺乏具体分析的理论言述。今天的文学主题不是什么上升和下降的问题，而是在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中走向转型、分化、重组，寻找新的文化定位和确认新的文化身份的问题。⑧
显而易见，“文学终结论”所凸显的是文学在当今时代所遭受的冷遇，即从中心走向边缘，其生存空间日趋缩减。余虹从后现代总体文学状况的角度切入“文学终结论”，指出后现代条件下的文学边缘化有两大内涵：第一，在艺术分类学眼界中的“文学终结”指的是文学失去了它在艺术大家族中的霸主地位，它已由艺术的中心沦落到边缘，其霸主地位由影视艺术所取代。第二，在文化分类学眼界中的“文学终结”指的是文学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科学上升为后现代的文化霸主后文学已无足轻重。在此意义上，“文学的终结”是某种现实的真实写照。不过，余虹同时指出，作为分类学意义上的艺术文化门类，“文学”的终结（边缘化）是否掩盖着无处不在的“文学性”统治？他着重描述了后现代条件下“文学性”在思想学术、消费社会、媒体信息、公共表演等领域中确立的统治及其表现，提出重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克服社会转型期文学研究危机的关键。他认为，“文学性”不能作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解，而应置于消费社会的语境下作出审时度势的全新判断；由于文学性在后现代的公然招摇和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与支配，又由于作为门类艺术的文学的边缘化，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当然应该转向跨学科门类的文学性研究。后现代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总体文学的状况，它将“文学”置于边缘又将“文学性”置于中心，面对这一巨变，文学研究的对象要完成两个重心的转向：其一，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性”研究，在此要注意区分作为形式主义研究对象的文学性和撒播并渗透在后现代生存之方方面面的文学性，后者才是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其二，从脱离后现代处境的文学研究转向后现代处境中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对边缘化的文学之不可替代性的研究。⑨
由“文学性”的蔓延问题，引发了“日常生活审美化”、“文艺学边界”问题的一系列论争。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从“审美”的维度，还是从“语言”的维度来看，“文学性扩张”的言论其实漏洞百出，它并非文艺学扩界的有力论证。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文艺学扩界与否实在是细枝末节的事，文艺学所谓的“自我救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艺学的发展问题；随波逐流，成了西方文化话语的附庸，或是当下消费文化的生产者、促销者，或是将自己的创造活动沦落成为20世纪初鲁迅先生曾经严加讥讽的“噉饭之道”，这样的文学和文艺学研究才真正是灭亡无疑、万劫不复的。⑩
二
英国社会学家、传媒研究专家约翰·汤普森指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象征形式的广泛流通起着根本的、越来越大的作用的世界中。在所有社会中，象征形式——语言陈述，姿势，行动，艺术作品，等等——的产生与交流是且始终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的特点。”(11) 对于汤普森所谓的“现代文化的传媒化”，罗兰·巴特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形象不再用来阐述词语，如今是词语成为结构上依附于图像的信息。这一转变是有代价的，在传统的阐述模式中，其图像的作用只是附属性的，所以它回到了依据基本信息（文本）来表意，文本的基本信息是作为文本暗示的东西加以理解的，因为确切地说，它需要一种阐释。……过去，图像阐释文本（使其变得更明晰）。今天，文本则充实着图像，因而承载着一种文化、道德和想象的重负。过去是从文本到图像递减，今天存在的却是从文本到图像递增。”(12) 为此，将现代传媒引入文学研究，考察传媒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寻求其中最具学术潜质和有可能接近文学本性的研究领域，成了近年来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之一。但是，这种研究在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过度阐释”的误区。如，过度强调传媒对文学的影响，过分突出传媒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而忽视了现代社会变迁对文学的制约作用，忽视了文学自身特征和发展的规律。“现代传媒带来了现代文学，但也消解着文学，现代传媒比较注重对民众的思想启蒙，但却忽视审美的启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已经失去了审美的功能，而让位于社会文化和宣传功能。”(13) 事实上，无论是“机械复制”时代，还是在“电子媒介”时代，我们都同样看到，技术逻辑使艺术作品降为文化用品，成为一种消费的符号；艺术的精神消弭于冷酷的消费逻辑中，“而从属于代替作品的格式”，即文化工业提供的同质化模式。在同一化模式下，不再有差异和冲突，不再有本真的存在体验。“人们内心深处的反应，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感到已经完全物化了，他们感到自己特有的观念是极为抽象的，他们感到个人特有的，只不过是洁白发光的牙齿以及汗流浃背卖命劳动和呕心沥血强振精神的自由。”(14) 因此，麦克卢汉提醒说：“只有……站在与任何结构或媒介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才可以看清其原理和力的轮廓。因为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将其假设强加在没有警觉的人的身上。预见和控制媒介的能力主要在于避免潜在的自恋昏迷状态。为此，惟一最有效的办法是懂得以下事实：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时候就会产生，正如旋律的魔力在旋律的头几节就会施放出来一样。”(15) 对于“文学终结”论者来说，“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是值得警惕的。
法国当代哲学家德勒兹指出：“哲学与时代有一种本质的关系：他总是反对他的时代，总是对当前世界的批判。”(16) 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西方“艺术终结论”中的“终结”一词不单意味着“死亡”，它具有复义性：既有“取消”、“结束”之义，又与“开始”、“再生”相互联系在一起；“艺术终结论”不仅仅是现代艺术的危机，更是现代性的危机，彰显了西方现代人对于自己的处境与遭遇的生命追问，其中深刻的批判精神是我们所要汲取之物。(17) 进而言之，“文学终结论”的论争实际涉及了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元问题”，即该学科中首要的、第一位的问题，也是整个理论体系中最根本的、贯彻始终的核心问题，它是解决本学科其他一系列理论问题的逻辑起点。这样，文学艺术的“终结”问题实际上便聚焦于一点：在当今的电子传媒时代，文学艺术具有怎样的存在理由？
文学艺术到底能为人们提供些什么意义呢？在后期的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看来，文学艺术是人的自由天性的一种独特实现方式，文学艺术的根本意义在于使人多样化的、可能性生活得以呈现；文学艺术是否带来了“真正的发现”——这是文学艺术之所以赢得虚构特权的资格。伊瑟尔指出，文学艺术文本的核心特征是虚构性，文本生产在本质上是一种作为跨界行动的虚构；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学，是因为文学艺术作为虚构、一种跨界行为，使人的无穷生命潜力得以呈现。他说：“如果人类本质的可塑性，包含着人类自我本质的无限提升，文学就变成了一种呈现‘可能存在’或者‘可能发生’的纷繁复杂的多种事物的百花园”；“文本游戏使自我呈现之不可能性，变成了一种超越无限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限制的”；(18) 文学艺术“让我们走出藩篱”，让我们“通过另一种自我的可能与自我对话”，使自由人性、人的可能性无限扩张，所以我们需要文学艺术。英国小说家毛姆曾经做过这样的自我分析：“对一件艺术杰作，人的反应究竟如何？比如，某人在卢浮宫里观看提香的《埋葬》或者在听（瓦格纳的）《歌唱大师》里的五重唱时，他的感觉如何？我知道我自己的感觉。那是一种激越之情，它使我产生一种智性的、但又充满感性的兴奋感，一种似乎觉得自己有了力量、似乎已从人生的种种羁绊解脱出来的幸福感；与此同时，我又从内心感受到一种富有同情心的温柔之情；我感到安定、宁静、甚至精神上的超脱。”(19) 情感本身便是一种思想运动。20世纪的小提琴大师梅纽因说：“音乐之所以生存并呼吸，就是为了昭示我们：我们是谁？我们面对什么？在巴赫、莫扎特、舒伯特等人的音乐中，存在着一条我们自己与无限之间的通途。”(20) 意大利符号学家、哲学家安贝托·艾柯也指出：“正是从小说中，我们才能找到赋予自己存在的意义的普遍公式。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总在找一个与我们的来源有关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自己如何出生，又为何活着。”(21) 这些朴实无华的见解道出了事情的本质。的确，作为人类自由天性的一种实现方式，文学艺术是人们实现精神自由的独特方式；文学艺术的本质也就是一种可能性生活，是对可能生活的观念性实现、过程性开启，它超越了世间悠悠万事的困扰，摆脱了束缚人类天性的种种机构的框架，而使人类成为自身，使我们“过上另一种生活”。“真正的艺术必定会卷入生命和人类存在的意义之类的问题的探讨，这些艺术使我们面对着‘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要求。”(22) 真正的文学艺术应融入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使我们的存在变成一种“方式”、一种“艺术”。当一个社会一旦不再重视文学艺术，也就等于是致命地自绝于曾经创造并保持了人类文明精华的推动力。
康德曾经指出人与动物不同，就在于人不仅“感觉到自身”，而且还能“思维到自身”；人不像动物那样只求自己活得好，他还会考虑为什么活着？怎样活才有意义？康德说得好，每个人的审美判断都充满着他自己所具有的人性。真正的现代艺术是专注于个体的各种可能性的，“（现代）艺术品中所潜藏的意识是从社会分离出来的意识，……这些冷漠的艺术品依旧忠实于反对存在的荒谬的个体，因此保留了先前伟大艺术品的内容”。(23) 因此，本雅明从波德莱尔的一段话中对“诗人”进行了定位：大都市里的“拾垃圾者”。波德莱尔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此地有这么个人，他在首都聚敛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丢失、被它鄙弃、被他踩在脚下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他仔细地审查纵欲的编年史，挥霍的日积月累。”(24) 新康德主义者齐美尔则指出，随着文化的现代发展，个体性这一文艺复兴的最重要成果正在被经济、科技和知识成果所压抑，金钱和效率等非人性的东西成为社会生活的支配性因素：“历史的发展已经达到真实的创造性文化成就与个体文化发展分道扬镳的时代。”(25) 福柯要人们对“现在”持平和的心态，不要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时代当做“仿佛恰好在历史中处于断裂期、或顶峰期、或完成期、或曙光重现的时期”；“我相信，应当谦逊地对自己说：从某个方面讲，我们生活的时代并非在历史上独一无二，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好像从这个时代起，一切都会完成并重新开始”。(26)
因此，在这样的时代，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这样的时代，文学艺术这一滋养“个体的心灵”的自律性领域，与整体性物质文化和日常意识形态构成了互补乃至对立。中国古人追求的便是一种艺术的人生观，“这就是积极地把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似的创造，使他理想化，美化”。(27) 正如新儒家思想的代表徐复观先生所指出的：“艺术是反映时代、社会的。但艺术的反映，常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顺承的反映，会发生推动、助成的作用，因而它的意义，常决定于被反映的现实的意义。……中国的山水画，则是在长期专制政治的压迫，及一般士大夫的利欲熏心的现实之下，想超越向自然中去，以获得精神的自由，保持精神的纯洁，恢复生命的疲困，而成立的；这是反省性的反映。顺承性的反映，对现实有如火上加油。反省性的反映，则有如在炎暑中喝下一杯清凉的饮料。专制政治今后可能没有了；但由机械、社团组织、工业合理化等而来的精神自由的丧失，及生活的枯燥、单调，乃至竞争、变化的剧烈，人类还是需要火上加油性质的艺术呢？还是需要炎暑中的清凉饮料性质的艺术呢？”(28) 无疑，反省性反映的文学艺术所表达的个人化的感性经验有着颠覆整体意识形态体系的价值，它经过个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发酵最后通往一个个独立的读者，培育出一个个独立的人格，最终作用于社会和大众。在审美超越活动中，人所特有的情、智、意志及想象力，浑然一体、交融运作，使作为“生命的惟一主人”的“我们自身”真正具有了无比崇高的尊严。我们只要坚持文学艺术的这一古老的美学追求，文学艺术必然会继续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作出贡献，一种筑基于个人自由之上的新的社会伦理便会降临。只要文学艺术的这一古老的美学追求没有丧失，文学艺术仍然向我们呈现多样化的、可能性生活，使我们“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本身”，那么，文学艺术将永远不会“死亡”或“终结”！
注释：
① 参阅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文艺报》2001年9月25日；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和文学人口——和文学终结论者对话》，《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② 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③ 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④ 赖大仁：《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米勒文学研究“终结论”解读》，《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
⑤ 赖大仁：《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兼谈当前文学的危机》，《学术月刊》2005年第5期。
⑥ 赖大仁：《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米勒文学研究“终结论”解读》，《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
⑦ 管怀国：《文学“终结论”是一个伪命题——与赖大仁教授等商榷》，《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
⑧ 单小曦：《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场裂变——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⑨ 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⑩ 吴子林：《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11) ［英］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导论》，高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页。
(12) Rolangd Barthes,‘The Photographic Message',in Susan Sontag(ed.),A Barthes Reader,New York:Hill and Wang,1982,pp.204～205.
(13) 周海波：《传媒时代的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21页。
(14)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7、157页。
(15) ［美］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2页。
(16) 张汝伦：《思考与批判》，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497页。
(17) 参阅吴子林《“艺术终结论”：问题与方法》，《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
(18) ［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19) ［英］威廉·毛姆：《毛姆读书随笔》，刘文荣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65页。
(20) ［美］耶胡迪·梅纽因：《人类的音乐》，冷杉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21) ［意］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俞冰夏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49页。
(22) ［美］阿诺德·豪塞尔：《艺术史的哲学》，陈超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73页。
(23) ［德］霍克海默：《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朱立元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01页。
(24) ［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99页。
(25) ［德］齐美尔：《桥与门》，涯鸿等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94页。
(26) ［法］福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503页。
(27) 宗白华：《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宗白华全集》第l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04～205页。
(28)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叙》，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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