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情时序 文律运周——论社会时尚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序论文,世情论文,文艺论文,社会论文,时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1)01-0078-007
一、性质界定：文艺社会学、文艺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交叉域
在论及文艺本质问题时，美国当代文艺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在其代表作《镜与灯》中提出了著名的“四要素说”，即认为文学（文艺）活动是由作品、作者、世界和读者共同构成的。这一观点概括了文艺活动构成的主体、客体、施者、受众，因而得到东西方文学界较为普遍的认同。一些学者，如刘若愚、叶维廉等还基此进一步缕析完整的文艺活动所可能涵盖的其他质素，如沉淀于历史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等等。上述论断的意义，不啻是全面概括了文艺活动的诸种要素，而且还在于，强调了作者、世界、读者等文艺外部因素之于完整文艺活动的重要性，这与“新批评”理论家一味倡扬的内部研究论调显然大异旨趣。
艾氏关于文学过程“四要素”的观点，是作为其论述浪漫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理论前提而指出来的，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他提出文艺创作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却是中西文艺理论史上一个渊源流长而又十分重要的命题。中西方关于这一命题的阐释，构成了文艺社会学的丰富内涵。一般而言，对文艺同社会的关系，文艺社会学主要从两个方面着眼考察：一是“追溯社会、经济以及时代变化的文化模式是如何影响着各个时代的艺术的；反过来艺术作为某个时代和社会的化石，又是如何把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的文明模式映照出来的”；二是“探索社会是如何被艺术影响的，或者说，艺术对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个成员所起的作用是什么”。[1](P33)概言之，一是社会生活对文艺创作的影响，二是文艺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反作用。这样互动的两个方面，在中西方自孔子、柏拉图以来的文艺论作中均有体现。孔子说：“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又提出著名的“兴观群怨”说，成为后世“经世济用”儒家诗学的逻辑起点。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著名的“摹仿说”，成为西方两千多年来众多艺术理论派别所尊奉的圭皋。历史演移和时代变迁，不但没有遏止文艺与社会关系命题的流向，反而以各种观念丰富其理论内涵。此中最大的一次逆转似乎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的兴起试图割裂文艺与其外部社会（作者、世界、读者）的直接联系，但六七十年代以来随接受美学、阐释学一并复兴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批评似乎又在宣布文艺社会学研究不可动摇的合理意义。
在既往的文艺社会学构成中，社会时尚、风俗与文艺关系的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镇，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成为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不同于文艺与宗教、哲学、政治、道德、心理学等意识形态范畴或学科领域关系的考察，风俗时尚对文艺创作影响的研究一直被置于一种多元交叉研究的状态中。比如，谈及地理环境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即要介入自然美学、文化地理学；论到民俗风情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就涉及到民俗文化学、民俗文艺学；当对社会时尚和文艺描写中的风情民俗进行对比时，又必须开展艺术创造心理学、比较文艺学的研究；而在论述文艺创作对社会时尚的反作用时，接受美学、文艺价值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又要发挥效用。总之，有关社会时尚对文艺创作影响的探讨，是一个多角度展开、涉及诸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这一交叉研究现象，一方面显在地说明社会时尚影响文艺的复杂性、多向性，另一方面又隐性地暗示出展开这一研究的多种可能。当然，就其整体属性而言，无疑还在文艺社会学、文艺文化学相交叉的范围之内。
二、历史描述：社会时尚影响文艺创作的简要回顾
如前所言，关于社会时尚与文艺创作互动关系的论述，见诸中西方不同历史时期的典籍中。在中国，由于儒家“礼乐教化”诗学的影响和框囿，这一命题的探讨与其说停留在艺术自身的天地内，毋宁讲更多地落实为经世济用的践行中，即强调由文艺作品观民治得失，使其发挥辅政、聚民、安国、兴邦的大任，这样，纵使焚书坑儒不断，“文字狱”接连发生，文艺仍旧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注：曹丕：《典论·论文》。）。这一思维显然承袭于《礼记》所阐明的“礼乐型艺术论”及孔子论及文艺功用的“兴观群怨”的语录。事实上，孟子由此衍生出的“知人论世”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作家身世、时代因素在理解作品中的作用。当然，中国历代强调的是文艺的实用功利，尤其是它的伦理价值，因此班固一方面指出文学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能“观风俗，知薄厚”（注：班固：《汉书·艺文志》。）；白居易则大力吁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艺作品应“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2](卷一，P1)，从中我们不难听到儒家先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抒发的回音。实用的文学价值观与批评方法论从古代一直沿袭迄今，近代梁启超的小说群治观、现代毛泽东的政治标准论，都是这一论调在晚近的自然延续，只不过添加了更新的社会内容和政治目的。
不同于中国的是，文艺社会学在西方既有较为明晰的发展脉络，也有相对稳定的学科范定。而有关社会时尚对文艺创作影响的论说，被作为这一学科的重要一域，受到众多学者的注意。考察那些相对成熟的观念我们发现：西方美学家自18世纪起就已密切关注文艺创作和审美趣味所受地理气候、民俗风情、时尚潮流、历史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孟德斯鸠和斯达尔夫人都曾较为系统地论述过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生活包括文艺创作的影响。作为一个反宗教神学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孟德斯鸠更多地谈到地理因素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决定作用。他从启蒙思想家的立场出发，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纬度的高低、地域的大小，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气质、风俗、道德、精神面貌、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孟德斯鸠的这一“地理说”直接影响了斯达尔夫人的“社会制度说”。1800年，斯达尔夫人在其《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一文中指出，判断一部作品，必须考虑到作品产生的社会、政治、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环境，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在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她由此比较了北欧文学与南欧文学的不同之处及其自然环境和宗教方面的成因。在10年后的《论德国》一书中，斯达尔夫人进一步考察了德国文学的社会民族特性，认为文学决非天才作家的个人创造物，而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体现着具体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内容，人们对一部作品的不同评价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差异，因此“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存在着不同的美学和诗学标准”。
在迄今为止的文艺社会学著作中，丹纳的《艺术哲学》无疑占据着至为重要的位置。丹纳有关影响文艺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论，是上承斯达尔夫人的“社会制度说”，并在孔德实证哲学和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直接催发下诞生的。丹纳在广泛考察英、比、荷、意、德等国的艺术创作和各类艺术史尤其是美术史之后，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文艺创作发生发展规律的观点。丹纳认为精神科学、文艺研究和自然科学在方法上颇为类似，对所有文艺流派应当一视同仁。基此，他提出了以“艺术整体”观念来研究艺术作品的独特见解。丹纳所认定的艺术整体有三种：一是个别艺术家创造的全部艺术品，二是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所属的流派，三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同一个时代的人或同一个社会中的公众之精神和风格的总体。上述诸整体中，以第三种为最重要；因此丹纳一再强调，“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3](P32)。而这个最重要的整体又可以具体化为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因素。种族包括人的先天的、生理的、遗传的因素，环境包括地理的因素，时代包括文化的因素；种族是内部主源，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是后天动量。我们从丹纳的论述中可以归纳出他的艺术逻辑：艺术的特质在“模仿”，但“艺术应当力求形似的是对象的某些东西而非全部”[3](P19)；艺术的目的是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主要特征是与“精神气候”相吻合的，这一精神气候即是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质而言之，就是种族、环境和时代。从上述推演中我们发现了丹纳关于艺术本质及发生发展的艺术辩证法，社会时尚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在丹纳那里被举至一个极高的位置。
作为文艺社会学母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时尚如何影响文艺创作这一命题也曾被不同时代和国家的艺术史家所论述。在这方面，居约(1854-1888)的《从社会学观点看艺术》、格罗塞(1862-1927)的《艺术起源》、希尔思的《艺术起源——心理学及社会学探讨》等也都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时尚与文艺创作关系的理论假说。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批评中的诸多论见更直接和深入地阐述了这方面的一些辩证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4](第1卷，P2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然条件及精神气候对人类文明进程影响作用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时尚与文艺创作的内在联系。
三、自然环境与时代风尚：社会时尚影响文艺创作的两个向面
社会时尚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具体显现在地理气候、民俗风情、历史事件、时尚潮流等众多因素的交合中。尽管这些因素复杂多样，时变时新，但大体集中在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两个方面。的确，如很多艺术史家所论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尚，向来是影响文艺创作及发展的两个重要的外部因素。但人是自然化的人，自然又是人化的自然，正如人同自然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样，进入人类视野中的物质因素也是与精神因素相互消长、彼此勾连的。因而我们在探讨影响文艺的外部因素时，既要发掘自然环境和时代风尚各自的独特性及不同作用，也应看到它们有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内在联系。研究人、地、文化关系的文化地理学普遍认为：“自然条件或自然环境与文化，特别是物质文化，并且通过物质文化与行为文化同精神文化发生联系。”[5](P7)
自然环境对文艺创作及审美文化的影响，至少集中地显示在两个方面。对于艺术家个体来说，这一影响显示在对艺术创作内容与表现主题的选择上。一般而言，生长地环境风俗和儿时的生存记忆，会对艺术家成年后的创作起到巨大的影响作用。艺术高于生活，但首先是源于生活，而童年的生活更会提供给艺术家以鲜活的社会记忆。艺术家们往往会把这一记忆当成创作的重要素材，进行挑选，加工成艺术作品。生活内容如此，自然环境亦然。文艺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对自然山水环境的描写，故乡主题也由此成为其中一个永恒的母题。孔尚任说：“盖山水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注：《古铁斋诗序》。）清人沈德潜也说：“余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注：《艿庄诗序》。）作为一地之人，必为其地所化，同时也必然积累起表现本土景物风情的优势。有这样一首诗可以显明地佐证这一点——
惊奇于太湖的美／我才恍然醒悟／我是该回去了／回到那一望无际的平原／回到那裸露着胸脯的黄河岸边／接受那风沙的灌溉／像一匹马那样，负重、坚忍／难怪这些天／我的粗犷总和江南的细腻／摩擦／我是习惯了那风沙猛烈的温存／习惯了像马一样地／举步，或者狂奔／习惯了让工作／无情地抽打我的马背／如同黄河／嘶叫着／把那贫瘠的土地／拉进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年景／……我必须回到／连诗也顾不上写／连快乐也需要抓紧时间／那以严峻和慈爱／层层包裹我和我的小城／在这里，我被／这长亭短亭的清雅／这无牵无挂的悠闲／弄得不胜疲劳了[6]
这道《在太湖想黄河》的作者陆健，是一位生长于北方的新生代诗人。诗人在惊羡太湖秀美的同时，更钟情于黄土高坡的壮美。家乡的一景一物，早已培养起诗人的审美习惯。因此，江南秀色的反衬，勾起了诗人对另一种粗犷之美的怀念，于是有了这首《在太湖想黄河》。
自然环境对艺术创作的另一影响是促进不同艺术风格与流派的形成。艺术流派的形成因素众多，如共同的艺术旨趣，对相似题材的反复关注，以及一批有着共同艺术信念的艺术家等等，但自然环境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人所共知的熟语，橘桔之变的故事也旨在说明环境对于物种的决定性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和环境的辩证关系中，首先是环境创造人，然后才是人改造环境。正是因为地理环境所具有的物质决定性，所以艺术史上才出现了以地缘分化为区别的不同艺术流派。首先，不同国家和民族在艺术表现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同一国家和地区也还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区。在中国，以长江为界所形成的南北两大文化区系在艺术表现及审美意识上的差异，已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同。比如，音乐上有“北音”、“南音”之别，绘画上有“南宗”、“北宗”之分，书法上有“南派”、“北派”之说，服饰上有“南冠”、“武冠”之称，文学上也存在着南北风格的差异。[7]西方也是如此，斯达尔夫人就曾专门论述过西欧文学的南北两派，认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存在着，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前者以荷马为鼻祖，后者以莪相为渊源”，它们各有自己的精神面貌。”[8](下卷，P121)如果再细加考察这种文学或艺术风格上的南北分化，我们又能看到比之更小的风格差异，即艺术流派的存在。这些艺术流派无不打上突出的地域烙印，即如日本学者竹内敏雄所称的“地理的风格”。仅以中国现代为例，“白洋淀派”和“山药旦派”，或以其浓重的冀中风韵，或以其鲜明的山西特色，而成为独具一格的文学流派。此外，像鲁迅的浙味、老舍的京味、艾芜沙汀的川味、冯骥才的津味、沈从文的楚味、贾平凹的秦味等，也以他们各自的风格成为文学史长河中独领风骚的“这一个”。他们创造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形象，不仅为20世纪中国文学长卷增添了新页，而且也成为后人研究当地风情的可贵参照文本。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对于文艺发展的社会条件，刘勰很早就作出了这样的论述。（注：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虽然像新批评派曾指出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语不应被理解为“文学在任何特定的时代都‘正确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9](P93)，但是，作为社会存在之一的文学却难以彻底割裂与时代风尚的联系。问题的关键不是时尚对文学有无影响，而是有何影响，以及以何种方式产生影响。就总体而言，我们至少应看到这样几条影响的线索。其一是社会生活内容对文学创作题材的引导。作为生活于具体社会环境中的人，作家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关注到身边的生活内容。外敌入侵，便有御侮文学；时风闲适，便有“鸳鸯蝴蝶派”文学；从军马上，会写出慷慨激昂的边塞诗；“文革”过后，会有含泪带血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行世。其二表现在时代风尚对艺术门类的影响上，即某一文学体裁或类别特别兴盛于某一时代。在中国，先秦散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曾分别领一代之风骚；在西方，也有“表现时行特征的时行文学”，这种文学所表现的时代特征“越经久越深刻，作品占的地位越高”。[3](P32)这种“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状况的形成，固然有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所推进，但生活时尚的总体决定作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元明清杂剧、小说的盛行与当时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文化消费的日益大众化就密切相关。其三是时代风尚对作家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产生作用。丹纳曾经说过：“要了解艺术家的趣味和才能，要了解他为什么在绘画或戏剧中选择某个部门，为什么特别喜爱某种典型某种色彩，表现某种感情，就应当到群众的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中探求。”“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的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3](P7)丹纳的论断似乎绝对，但并非没有道理。作为艺术作品的创造者，艺术家格外看重其读者和观众的反映。因此，作品诞生前，在内容题材和艺术形式的选择上，他们必然要面对“假想的读者”。读者的趣味引导了作者的趣味而改变了写作的风尚，这在文学史上已并不鲜见。
四、突破与反弹：文艺创作对社会时尚的反影响
追溯社会、经济以及时代变化的文化模式是如何影响着各个时代的艺术，研究艺术作为某个时代和社会的化石如何映照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的文明模式，是艺术社会学不可分割的两个研究角度。事实上，文艺创作不仅受社会时尚的决定性影响，而且也对社会时尚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文艺以这一方式实现对社会时尚的反弹。这一能动作用具体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表现之一，文艺创作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关系。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从物质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出发，赞同社会时尚对文艺创作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又指出二者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象。马克思那句经典的名言如今已众所周知——“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4](第2卷，P112)马克思所说的“不成比例”，应被理解为既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这一论断，对于我们有节制地认识社会时尚对文艺的作用、反对某些庸俗社会学观点甚有意义。艺术史上，有不少文艺创作突破地理环境和社会时尚影响的例子存在。这种“突破”，有时表现为同一民族、同一地域的作家在艺术上取得不同成就，有时反映为一些作品不受社会时尚的影响，有时也表现为所受影响不大，有时甚至还以“反阶级”、“反社会”“反潮流”的面目卓然出现在文坛。作家突破社会影响，超越狭隘阶级立场，一般缘于其对社会本质的超前认识和阶级局限性的超越欲望。在追求艺术本真的过程中，社会、阶级、伦理的局限性可能跟艺术的终极旨归产生剧烈冲突，因而不可避免地被艺术家放置到低于艺术价值的层面。服从于艺术自身的逻辑，艺术家可能打破作品人物命运的预设，或把对本阶级及所处社会环境的批判当作艺术表现的任务。因此，虽然出于同一阵营，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生活环境，不同艺术观念的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并不一样。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巴金等作家，就把对本阵营的反叛、对既存社会秩序的质疑当成自己的艺术目标，创作了一批不朽的作品。在这里，作家本人的艺术观念、生活理想与艺术旨趣，对其艺术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艺术这个女神面前，个体的“小我”与整体的“大我”在激烈地碰撞冲突；在这一冲突过程中，艺术家完成了个体生命的升华和艺术价值的提升。20世纪现代派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无疑可看作艺术创作对社会的一次集体的“反影响”。
表现之二，文艺作品对读者趣味和社会时尚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作家不仅受社会的影响，他也要影响社会。艺术不仅重现生活，而且也造就生活。”[9](P101)就艺术创造的目标而言，表达自我和影响读者无疑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向面。虽然读者如何受到艺术的影响而行动，是一个颇难论证的经验论问题；论证它，至少需要足够的艺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不过我们还是能从社会人物的思想回忆和一些理论家的表达中探得蛛丝马迹。正像韦勒克、沃伦指出的，“人们可以按照作品中虚构的男女主人公的模式去塑造自己的生活。他们仿效作品中的人物去爱、犯罪和自杀，也许这作品就是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或大仲马《三个火枪手》”[9](P101)。孔子对诗歌“兴观群怨”作用的综合表达，梁启超对“小说界革命”的竭力倡扬，也在这一点上与韦氏的上述论断有着暗然的契合。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对于中国的一代人而言，苏联作家的作品曾给其以多么深刻的思想濡养和生活指导，尤其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人格精神，更是激励了一代青年为了理想而不惜牺牲一切，进而根本性地确定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念。再如，80年代初“摇滚乐”刚刚风行于中国流行乐坛时，无数青年人狂热地效仿；在撼人心魄的鼓点声里，听众们感受到的是一种灵魂内部的张扬。正是伴随着“摇滚乐”、迪斯科的震撼鼓点，80年代的中国青年开始高张起个性解放、自我凸显的旗帜，引领起新的生活观念和消费时尚。
文艺对社会存在着影响，但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这种影响。一般而言，艺术作品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力较老年人来得大，因为他们缺乏生活经验，“天真地把文学作品当作是生活的翻版而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是生活的诠释”。[9](P120)正是基于对艺术作品描绘生活能力的过分估计，庸俗社会学者才把艺术看成是生活的直接的、镜子式的反映。新批评派学者认为这种把文学艺术当成生活的镜子、翻版或社会文献的研究方式并无太大的价值，的确是一种并不过分的警策之语。
最后要指出的是，不论是社会时尚对文艺创作具有如何的影响，以及文艺作品对社会时尚产生如何的反作用，其影响和作用一般都不是直接发生的，而需经过一定的中介环节。这个中介即是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在社会时尚和文艺创作发生联系的过程中，这种审美文化心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深入地探讨社会文化心理的发生机制及表现方式，不是片言只语能够概括，而需以另文进行专述。
[收稿日期]2000-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