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所見秦漢“多筆數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見秦漢论文,多筆數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秦漢出土文獻中有大量簿籍、符券類文書。這些文書中，數字的使用非常普遍。由於數字筆劃簡單，極易錯亂，爲了防止數字的訛誤或造假，古人對文書內容加以特殊標注、文字形態進行特殊改造、簡牘形制進行特殊處理。①另外，漢代還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會計”制度。②除此之外，後世被廣泛使用的多筆數字在秦漢時代也已初現端倪。③ 今天我們所見到的秦漢傳世文獻材料，在歷代傳抄刻印過程中，可能出現種種疏誤，未必是秦漢文字的本來面貌，而簡帛金石材料則能够反映秦漢文字的原始風貌，爲我們研究當時的數字使用情况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本文以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相比照，試圖探尋多筆數字在秦漢時期的使用情况，不當之處，請方家批評。④ 楊聯陞先生較早注意到中國經濟史上數字的使用。⑤李均明先生的《簡牘所見數碼的演變》系統討論了簡牘所見數字字形及其演變規律，不過該文并未涉及多筆數字的問題。⑥關於多筆數字的源起，宋代學者洪邁、程大昌、陸遊，明代學者陸容、顧炎武，清代學者周亮工、趙翼、俞樾、陳其元、饒登秩、葉名澧等人早已有所關注。⑦當代學者對此又有進一步探討，大致有如下幾種觀點：一，始自先秦；⑧二，始自漢代.⑨三，始自4世紀前後；⑩四，始自唐代；(11)五，始自武則天；(12)六，始自明代。(13) 前賢已經指出若干先秦秦漢傳世文獻中使用多筆數字的文例，但對出土文獻中的多筆數字的使用并未太多留意，下面分别論之： “壹”，《說文》：“專壹也。從壺，吉聲。”可見“壹”的原意是强調“專壹”。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倉律》：“駕縣馬勞，有（又）益壺〈壹〉禾之。”（47，圖1）又《工律》：“縣及工室聽官爲正衡石贏（纍）、斗用（桶）、升，毋過歲壺〈壹〉。”（100）其中的“壹”即寫作“壺”。 李均明先生指出，“一”字秦以後簡牘皆寫作“一”，僅見《額濟納漢簡》“一切”寫作“壹切”，又秦始皇二十六年銅詔版見“壹”的寫法。其實，秦漢出土文獻中“一”寫作“壹”的情况已經十分常見。上舉秦廿六年詔版銘文中的“壹”，是取專壹之意（圖2）。類似的文例又如銀雀山漢簡《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十》：“兵以專壹勝，以離散敗。”（壹962）整理者注：“宋本此句作‘專一則勝，離散則敗’。”(14)《孫子兵法·九地》：“散地，吾將壹其志”（壹125）。整理者注：“十一家本作‘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15)馬王堆帛書《經法·君正》也有“壹道同心”之語（壹17上）。 “壹”作爲數字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詩·召南·騶虞》：“彼茁者葭，壹发五豝。”鄭玄箋：“君射一發而翼五豬者，戰禽獸之命。”(16)鄭箋將“壹”釋作“一”。(17)詛楚文中有“繆力同心，兩邦若壹”之句，(18)戰國“秦駰玉版”又有“三人壹（一）家”、“壹（一）璧先之”（乙背，圖3）等文句。(19)戰國秦封宗邑瓦書中“十一月”也寫作“十壹月辛酉”（圖4）。(20)
“壹”作爲數字在漢代已經廣泛使用。李均明先生所說額濟納漢簡“壹切”，原簡作“壹功（切）蒙恩，勿治其罪人”（2000ES9SF4：1），(22)整理者注：“‘功’爲‘切’的誤寫，‘壹切’又作‘一切’，如《史記·酷吏列傳》‘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漢書·酷吏傳》作‘壹切禁奸，亦質有文武焉’。”(23)又如馬王堆帛書《十六經·前道》：“壹言而利之者，士也。壹言而利國者，國土也。”（壹131上）《戰國縱橫家書·蘇秦自齊獻書於燕王章》：“齊勺（趙）之交，壹美壹惡，壹合壹離。”（叁30—31，圖5）定州漢簡《論語》中“一”也有作“壹”者。如《雍也》：“齊壹變，至於魯；魯壹變，至於道。”（130）《子路》：“壹言而興國”（338）。(24)漢碑中也有數字“壹”的文例，如《西岳華山廟碑》：“是以唐虞疇咨四岳，五歲壹巡狩”。《白石神君碑》：“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壹。”(25)
“貳”，《說文》：“貳，副益也。從貝，弍聲。”(26)見“貳”的原意是“副益”。如《周禮·天官·大宰》：“乃施灋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鄭玄注：“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27)新莽印有“魏部牧貳印”（589，圖7）、“水順副貳印”（601）。這裏的“貳”，意與《周禮》同。與“專壹”相對，“貳”有不專一，有异心的意思。如《左傳》文公七年：“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28)由此引申，“貳”又有懷疑、不信任之意。如《爾雅·釋詁下》：“貳，疑也。”邢昺疏：“貳者，心疑不一也。(29)又如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令數匛環，百姓搖貳乃難請。”（135，145，圖8） “貳”作爲數字在先秦秦漢時代也已經使用。《易·繫辭下》：“因貳以濟民行”，孔穎達疏：“貳，二也。謂吉凶二理。”(30)《禮記·王制》：“喪不貳事”，鄭玄注：“貳之言二也”。孔穎達疏：“喪不貳事者，謂不爲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31)戰國“秦駰玉版”有“用牛羲（犧）貳（二）”、“用貳（二）羲（犧）”（乙背，圖9）。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朱己謂魏王章》：“今不存韓，貳（二）周、安陵必貤（弛）”（叁169，圖10）。均是將“貳”用作數字。
傳世文獻中有“參伍”一詞，常被釋作“三五”。《易·繫辭上》：“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孔穎達疏：“參，三也。伍，五也。”(32)《國語·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參，三也。伍，五也。”(33) 李均明先生指出，戰國簡所見有許多字可假借爲“三”字，如上博簡“參”、“晶”、“厽”、“參”等。(34)秦代“參”之類大致在表示分數時使用，漢代以後的用法也如此。文獻中的“參”確有用作分數者。如《左傳》隱公元年：“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杜預注：“三分國城之一。”(35)《史記·淮陰侯列傳》：“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36)又如居延漢簡：“
追逐格門有功還，畜參分以其一，還歸本主
”（E.P.F22：228）。“參”亦有用作倍數者。如張家山漢簡《算術書·負米》：“直（置）一關而參（三）倍爲法，有（又）直（置）米一斗而三之，有（又）三倍之而關數焉爲實。”(39） 不過，更多情况下，“參”可以作爲數字“三”使用。如清華簡《筮法》：“參（三）兇同”（7），“參（三）吉同”（9）。岳麓秦簡《算》：“
乘三分∟，二參而六=，（六）分一也；半乘半，四分一也”（0410，圖11）。張家山漢簡《传食律》：“車大夫粺米半斗，参食。”（233）馬王堆帛書《十六經·稱》：“天下有參（三）死”（壹156，圖12）。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八陣》：“用陳（陣）參（三）分，誨陳（陣）有蜂（鋒），誨逢（鋒）有後，皆侍（待）令而動。”（壹339，圖13）三川郡之“三川”，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蘇秦獻書趙王章》作“參（三）川”（叁227）。秦封泥又有“參川尉印”（二·二·3，圖14）。 簡牘契券有“參辨券”的形制，“參辨券”之名也出現在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和張家山漢簡《户律》中。這裏的“參”亦與“三”通。居延漢簡又有“叁千九百一十七”（299.9B+299.32B）的內容。(37)此處的“叁”已作爲帳目文書數字使用。
“駟”原意爲四馬，如《說文》：“駟，一乘也。”(38)“駟”可與“四”通。《禮記·樂記》：“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鄭玄注：“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39)王弼本、河上公本、嚴遵本、傅奕本《老子·德經》：“雖有共之璧以先駟馬”。“駟馬”，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壹52）、《老子》乙本（壹198下）、北大簡《老子》本（69）皆作“四馬”。(40)銀雀山漢簡《十問》：“駟鼓同舉，五遂俱傳。”（貳1558，圖15）整理者以爲“駟”即“四”。(41)
“伍”原指軍事或户籍的编制單位。大通上孫家寨簡有“五人曰伍”（126）的說法。又銀雀山漢簡《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九》：“五人爲伍，十人爲連。”（壹939）整理者注：“《周禮·地官·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44)《釋名·釋州國》也說：“五家爲伍，以五爲名也。”(45) “伍”可通“五”。“伍”，《說文》：“相參伍也。”段注：“參，三也；伍，五也。”(46)上引《易·繫辭上》：“參伍以變”，《漢書·律曆志上》作：“參五以變”。(47)‘伍子胥”，馬王堆帛書《繆和》作“五子胥”（46上）。出土文獻中常見“士伍”與“士五”通用的情形。如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内史雜》：“除佐必當壯以上，毋除士五（伍）新傅。”（190）張家山漢簡《户律》：“公卒、士五（伍）、庶人一宅”（316）。
在簡牘材料中尚未發現“陸”作為數字使用的例證。不過，“六博”又作“陸博”，如《西京雜記》卷四：“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50)“陸博”之“陸”，正是作為數字使用。《後漢書·馬援傳》：“今更共陸陸”(51)，清人饒登秩指出，“‘陸’，《樂府绿要》通作‘六’。”(52)
“七”與“十”的早期寫法非常類似，極易混淆。“七”爲橫長豎短的十字形，“十”爲橫短豎長的十字形。有些情况下，從文意推理，七與十不會混淆，但當七、十單獨使用，或七十、十七單獨使用時，則極易造成錯亂。大約從東漢開始，“七”字的豎筆開始傾斜和拐彎，但仍容易與“十”相混。 《墨子·貴義》：“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吴毓江《墨子校注》引畢沅云：“‘漆’，‘七’字假音，今俗作‘柒’。《藝文類聚》引作‘七’。”又引楊嘉云：“孔本《書鈔》九十八引‘漆十士’作‘士七十’。”吴毓江案：“明鈔本《書鈔》九十八引‘漆十士’作‘七十士’，與孔本异。”(56)“漆十士”的寫法，正是爲防止訛爲“十七士”而進行的特别處理。不過，今日所見《墨子》并不是先秦時期的原始面貌，當時的原始鈔本是否已經使用“漆”替代“七”，還存疑問。 據筆者所見，出土文獻中最早以“桼”替代“七”者，見於馬王堆帛書《十問》：“俗人芒生，乃持（恃）巫醫，行年桼十，刑（形）必夭貍（埋”（肆53，圖23）。武威漢簡《儀禮》簡“簡尾記葉數字之七，簡文皆作桼，而經文皆作七（長橫短直，近似十）。”(57)可見，《儀禮》簡的書手爲防止簡牘編號中“七”“十”相混，而特意使用了“桼”字（圖24）。漢鏡中有一類“桼言”鏡，(58)如洛陽西郊出土漢鏡：“桼言之紀從鏡始，長保二親和孫子，辟去不羊宜吉市，從金以往樂乃始。”(59)又如江蘇揚州出土漢鏡：“桼言之始自有紀，湅冶銅錫去無宰，辟除不祥宜賈市。”(60)其中的“桼言”即“七言”。 玉莽改制時，曾將“七”改爲“桼”字。新莽時期的馮君孺人墓，其主室中柱題記有“始建國天鳳五年十月十桼日”字樣。揚雄《太玄·玄攤》：“運諸桼政，繫之泰始。”范望注：“桼政，日、月、五星也。”(61)“桼政”，即“七政”。《方言》：“秦有
娥之臺”，“
”，華學誠匯證引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以爲即“七”字。(62)揚雄大約與王莽同時，“桼政”、“
娥之臺”的寫法可能正是受王莽改制的影響。 此外，簡牘材料中也有很多例證： ●甲溝候官新始建國地皇 上戊亖年桼月盡九月折傷兵出入簿（E.P.F25：2） 第十三隧長黨召詣官桼月癸丑蚤食入（26.12，圖25） 第桼隧長孫級
（E.P.T59：531） 入戍卒桼人 亖月盡五月亖日積二十一月（E.P.T68：202） 三月簿餘盾六十桼 校見六十桼應簿（E.P.F22：314） 後世常用的多筆數字“柒”見於《山海經·西山經·西次四經》：“又西百二十里，曰剛山，多柒木。”汪紱云：“柒即漆字。”(63)“桼”或“漆”用作多筆數字，要早於“柒”。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七就說：“柒字，晋、唐人書或作漆，亦取其同音也。”(64)
十（什、拾） 與“伍”類似，“什”也是户籍和軍隊編制的一種，十家或十人爲“什”。如《周禮·天官·官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義。”鄭玄注：“五人爲伍，二伍爲什。”(65)馬王堆帛書《經法·君正》：“號令者，連爲什伍，巽（選）練賢不宵（肖）有别殹（也）。”（壹16下）大通上孫家寨簡：“什以肩章别，伍以肩左右别，士以肩章尾色别。”（374）“左什肩章青，前什肩章赤。”（362） “什”常用作倍數或分數。如賈誼《過秦論》：“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师，仰关而攻秦。”(66)上引《漢書·王莽傳上》有“不能得什一”之句。又如馬王堆帛書《經法·亡論》：“所伐當罪，其禍五之。所伐不當，其禍什之。”（壹60下）銀雀山漢簡《尉繚子·三》：“令客氣數什百倍。”（壹508，圖27）又如《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古者什一而藉。”何休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67)銀雀山漢簡《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九》：“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作者朝（霸），什五人作者存，什四人作者亡。”（壹932）敦煌漢簡亦有：“糧食孚盡，吏士飢餧，馬畜物故什五，人以食爲命”（135）。 “什”又直接用作數字“十”。如《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68)大通上孫家寨簡：“虜什二人以上，拜爵各一級”（150—151）。居延漢簡：“出軍行將，兩適相當，頗知其勝敗與有功。願得射覆，什中七以上……”（E.P.T65：318，圖28）。 漢代也已經出現“拾”用作數字的例證。如張景碑：“作治五駕瓦屋二閒，周欗楯拾尺，於匠務令功堅”。王暉石棺題字：“故上計史王暉伯昭，以建安拾六歲在辛卯九月下旬卒，其拾七年六月甲戍葬，嗚呼哀哉。”（圖29）
綜上，秦漢時代已經出現的多筆數字有壹、貳、參、駟、伍、陸（或
）、桼、什（或拾）。後世通用的多筆數字中，肆、柒、捌、玖、佰、仟等字在秦漢時代均已出現，但尚未作爲數字使用。(69) 數目字的發明本是取其簡便，多筆數字却反其道而行之。多筆數字的使用，與書手的用字習慣有關。如馬王堆帛書、銀雀山漢簡、定州漢簡中，“壹”、“參”等多筆數字的使用較爲頻繁。而書手特意使用多筆數字的目的，一是防止訛誤，二是防止作僞。
總結秦漢時代的多筆數字的使用方式，可以發現如下特點： 第一，在律令、簿籍、醫方、算術等文書內容中，特别强調數字的準確性，以防錯亂訛誤。因此，在與這些內容相關的簡帛文字中，多筆數字使用的頻率較高。
第二，有的多筆數字使用的初衷并不是防止訛誤，但客觀上起到了防誤和防僞的作用，後來也作爲多筆數字使用。 王莽改字涉及的數字有“亖”（四）、“桼”（七）、“二十”（廿）、“三十”（卅）、“亖十”（卌）。從“亖”來看，“亖”字的使用較“四”更易訛誤和篡改，(71)可見王莽改字并没有防誤和防僞的用意，但“七”改作“桼”則客觀上更便於防誤和防僞。“桼”字在王莽之後仍繼續使用。如： 右□從吏孟倉建武五年桼月丙申假濟南劍一今倉徙補甲渠第七隧長（E.P.T59：574、575、576） 建武桼年四月以來
府往來書卷（E.P.F22：409） 建武八年桼月丁亥朔癸卯甲渠鄣守□□□□□□□□□（E.P.T14：14） 此外，吴孫皓天璽元年（276）所立《禪國山碑》和《天發神讖碑》中“七”亦皆作“桼”（圖26）。 第三，從字形來看，一、二、三、四、七、十等易混淆的數字，多使用多筆數字。五、六、八、九、百、千、萬則相對來說不太容易混寫，因此作爲其替代的多筆數字或者較少使用，或者出現較晚。 第四，從字義來看，多筆數字大多爲假借字。如“壹”“貳”“參”“駟”“伍”“陸”“
”“桼”“漆”“什”“拾”等。有的多筆數字原用作分數，後又用作多筆數字。如“參”“駟”“伍”“
”“什”等。(72) 李均明先生指出，簡牘所見每個數碼的演變軌迹都非常明顯，遵循一定的規律漸變；但亦能看到結構性突變的現象，這種突變是人爲造成的，最典型者發生在戰國與秦之間及新莽時期。前者是爲了實施標準化，而後者的主要出發點則是復古。我們注意到，秦始皇統一文字，王莽改字均是以國家强制行政力量改變人們的書寫習慣，借改字進行文化統一的意味十分强烈。而多筆數字的使用則是民衆在社會生活中長期摸索積累的自發行爲。 多筆數字在先秦時代即已萌芽；秦漢時代的使用範圍逐漸擴大，但尚未建立一套普遍認同且行之有效的多筆數字系統；這一數字系统大約在兩晋南北朝時期逐漸完備，唐代時已廣泛應用。多筆數字之所以在晋唐時期得以普及，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字書寫載體發生了改變。在簡牘時代，符券文書的刻齒制度作爲一項重要而實用的防誤防僞輔助手段，曾得以廣泛應用。(73)但隨着紙的逐步普及，依附於簡牘的刻齒制度不能繼續使用，這也客觀上促進了多筆數字的普及。 本文的寫作，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馬怡、北京大學歷史系熊長雲、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趙寵亮、武漠大學國學院許穎的幫助。後在“出土资料與戰國秦漠社會轉型研究”國際學術研讨會（2013年11月，杭州）上得到多位學者的指導。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亦提出了室贵的修改意见。謹此致謝！ ①特殊標注如各種抅校符號的使用；特殊改造如使用不同書體書寫文書，書手的書寫風格也可以防止僞造；特殊處理如封检和帶有刻齒的簡牘。 ②相關研究參見李均明《漢簡“會計”考（上）》，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3辑，北京：中華書局，1998，119-128頁；李均明《漢簡“會計”考（下），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31-51頁；朱德貴《漢簡與財税管理若干問題考述》，《九江師專學報》2001年第4期；王春淑《居延簡候燧會計文書考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朱德貴《漢代財政監督研究》，《中國社會經濟研究》2006年第4期；朱德貴《漢代郡縣鄉財政管理論考》，《内蒙古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朱德贵《漢代會計憑證研究》，《會計之友》2008年第10期。 ③“大寫數字”是今人區分簡筆數目字與多筆數目字的術語，古人并無“大寫”“小寫”之分。本文借鑒趙翼《陔余叢考》卷三○《數目用多筆字》的說法，徑稱作“多筆數字”。 ④本文所引出土文獻材料，均出自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編著《武威漢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陳公柔、徐元邦、曹延尊、格桑本《青海大通馬良墓出土漢簡的整理與研究》，《考古》編辑部編《考古學集刊》第5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293-315頁；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羅福頤主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424-435頁；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北京：中華書局，1994；[日]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京都：同朋舎，1994；陳松長《馬王堆帛書〈繆和〉、〈昭力〉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67-380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周曉陸、路東之編《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貳]》，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3。以下不再注出。 ⑤楊聯陞：《中國經濟史上的數詞與量詞》，其著《國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10-118頁。 ⑥李均明：《簡牘所見數碼的演變》，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論叢》第12辑，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390-401頁。本文所引李均明先生觀點皆出自該文，以下不再注出。 ⑦參見[宋]洪邁《容齋五筆》卷九《一二三與壹贰叁同》，北京：中華書局，2005，936-937頁；[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三《十數改用多晝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79，94頁；[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29頁；[明]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卷三《岱岳觀造像記》，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辑部編輯《石刻史料新編》，第1辑第12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9235-9237頁；[清]周亮工《書影》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8-59頁；[清]趙翼《陔余叢考》卷三○《數目用多筆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617-618頁；[清]俞樾《茶香室續鈔》卷一五《壹貳叁肆等字隋唐已然》，北京：中華書局，1995，762頁；[清]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卷九《官文書數目字》，北京：中華書局，1989，211頁；[清]饒登秩《古歡齋泉說》，丁福保編《古錢大辭典·總論》上册，北京：中華書局，1982，124頁；[清]葉名澧《橋西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33頁。 ⑧施安昌：《關於武則天造字的誤識與結構》，《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4期；王維坤：《武則天造字的分期》，《文博》1998年第4期。 ⑨楊宗義：《“大寫數字皆武后時所改”辨》，《辭書研究》1988年第2期。 ⑩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367-373頁；王宗祥：《大寫數字“起源於武則天”嗎？》，《咬文嚼字》2007年第10期。 (11)張玉蘭：《漢字金額大寫溯源》，《審計理論與實踐》1999年第5期；婁可樹：《帳目正式使用大寫數字當始於唐代》，《文史雜誌》2008年第5期。 (12)莊巨川：《大寫數字說由來》，《文史雜誌》1993年第3期；黄今許：《大寫數字起源於何時？》，《咬文嚼字》2006年第12期。 (13)侯嘉亮：《大寫數字的來歷》，《咬文嚼字》2004年第12期。 (14)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151頁。 (15)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24頁。 (16)[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召南·騶虞》，[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29頁。參見孫關龍《〈詩經〉中的數字》，《太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也有學者以爲，“壹发五豝”中的“壹”，當作“專壹”之意，參見袁長江《浅谈“壹发五豝”之“壹”》，《貴州文史叢刊》1999年第4期。 (17)又如《詩·小雅·小宛》：“彼昏不知，壹醉日富”；《何人斯》：“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壹者之來，俾我衹也”。 (18)郭沫若：《詛楚文考釋》，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9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316頁。 (19)李零：《秦駰禱病玉版的研究》，收入其著《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455頁。 (20)郭子珍：《戰國秦封宗邑瓦書銘文新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合編《古文字研究》第14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177-196頁。 (21)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240頁。 (22）又如“壹功（切）蒙恩，勿治其罪者”（2000ES9SF4：2，2000ES9SF4：3），“得蒙壹功（切），無治其罪”（2000ES9SF4：6），“壹功（切）治其罪”（2000ES9SF4：7）等。 (23)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83頁。 (24)又如《憲問》：“壹口天下，到于今……”（382）《衛靈公》：“有壹言而可終身[行者乎]？”（437）《子張》：“壹言以爲知，壹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594） (25)本碑文未有“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主簿程疵家門，傳白石將軍教，吾祠今日爲火所燒”之句，因此關於本碑的刊刻時代，歷代争論不休。洪适《隸釋》以爲：“漢人分隸固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有古意。此碑雖布置整齊，略無纖毫漢字氣骨，全與晋、魏間碑相若，雖有光和紀年，或後人用舊文再刻者耳。”銭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以爲：“或疑此碑爲前燕重刻，予觀其字體方整，已開黄初之先。漢隸遒逸之格，至此小變。然慕容僭僞，詎能辦此。况字體亦絕不類，要爲漢刻無疑矣。”今從錢大昕說。以上詳見高文《漢碑集釋》，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467頁。 (26)[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81頁。 (27)[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周禮注疏》卷二《天官·大宰》，《十三經注疏》，649頁。 (28)[晋]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一九上《文公七年》，《十三經注疏》，1845頁。 (29)[晋]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卷二《釋詁下》，《十三經注疏》，2575頁。 (30)[魏]王弼、[晋]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八《繫辭下》，《十三經注疏》，89頁。 (31)[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一二《王制》，《十三經注疏》，1334頁。 (32)[魏]弼、[晋]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七《繫辭上》，《十三經注疏》，81頁。 (33)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卷六《齊語》，北京：中華書局，200，219頁。 (34)陳偉武亦持相同觀點，參見陳偉武《試論戰國簡帛文獻中的數量合稱（初稿）》，陳致主編《簡帛·經典·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27頁。 (35)[晋]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二《隱公元年》，《十三經注疏》，1716頁。 (36)《史記》卷九二《淮陰侯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2622頁。 (37)原釋文作：“參千九百一七十”。根據文例，“一七十”當爲“一十七”。 (38)[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465頁。 (39)[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三九《樂記》，《十三經注疏》，1542頁。 (40)此據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贰]》，182-183頁。 (41)有學者以爲“駟”亦可理解爲兵車，見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84，149頁。 (42)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贰]》，107頁。 (43)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51頁，釋文52頁。 (44)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银雀山漢墓竹簡[壹]》，147頁。 (45)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清]王先謙補，祝敏徹、孫玉文點校：《釋名疏證補》卷二《釋州國》，北京：中華書局，2008，59頁。 (46)[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373頁。 (47)《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985頁。 (48)參見周自强主編《中國經濟通史·先秦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下册，1115頁；馮小紅、劉書增《春秋末年晋國六卿田制和税制再研究——以臨沂銀雀山漢簡〈吴問〉篇爲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2012年第1期。 (49)《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4071頁。 (50)[晋]葛洪撰，周天遊校注：《西京雜記》，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204頁。 (51)李賢注：“陸陸猶碌碌也。”見《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833頁。 (52)丁福保編：《古錢大辭典·總論》，上册，124頁。 (53)[魏]王弼、[晋]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五《夬》，《十三經注疏》，57頁。 (54)[魏]王弼、[晋]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五《漸》，《十三經注疏》，63頁。 (55)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贰]》，107頁。 (56)吴毓江：《墨子校注》卷一二《貴義》，北京：中華書局，2006，682頁。 (57)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編著：《武威漢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153頁。 (58)“桼”，前人多釋作“來”，誤。 (59)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洛陽西郊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3年第2期。 (60)王勤金、李久海、徐良玉：《揚州出土的漢代銘文銅鏡》，《文物》1985年第10期。 (61)[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劉昭軍點校：《太玄集注》卷七《玄攤》，北京：中華書局，1998，187頁。 (62)華學誠匯證，王智群、謝榮娥、王彩琴協編：《揭雄方言校釋匯證》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6，100、102頁。 (63)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增補修訂本）》卷二《西山經》，成都：巴蜀書社，1993，72頁。 (64)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七，94頁。 (65)[漢]鄭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禮注疏》卷三《天官·宫正》，《十三經注疏》，657頁。 (66)《史記》卷四八《陳涉世家》，1962頁。 (67)[漢]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一六“宣公十五年”，《十三經注疏》，2287頁。 (68)《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3090頁。 (69)《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上》說商人“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顔師古注：“仟謂千錢，伯謂百銭也。伯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爲一伯。”（1132頁）不過，《漢書》中的“阡陌”常寫作“仟伯”（《食貨志上》中其餘三處“仟伯”皆通“阡陌”）。王先謙《漢書補注》引吴仁傑曰：“此亦田畝之仟佰耳。蓋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千畝之收不過千石，而商贾操奇，赢取倍息，其所人豈止百石千石之得哉？《過秦論》‘起仟佰之中’，言其拔起於隴畝，正前所謂仟佰，而《史記索隠》乃以爲‘千人百人之長’，亦非也。”又引周壽昌曰：“吴說是也。言商賈無農夫之苦，有農夫之利，即下所云商人兼并農人也。”（北京：中華書局，1983，511頁）“仟伯之得”中的“仟伯”，當解作“阡陌”爲是。 (70)李均明先生以爲此法常用於戰國簡，此法也一直沿用至漢代。馬王堆帛書《二三子問》、《要》中，“二三子”連用時，“三”亦作“厽”。 (71)對於“三”“三”之誤，清人王引之、段玉裁、俞樾等多有論及。參見辛德勇《〈漢書〉趙佗“處粤四十九年”說訂訛》，《文史》2009年第4輯，收入其著《緃心所欲——徜徉於稀見與常見書之間》，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54-155頁。 (72)上引岳麓秦簡《算》中也有“四分一”“六分一”（0410）的用法，可見1/4、16的表示形式并不僅有“駟”“
”一種。因此，不能僅將“駟”“
”視作1/4、1/6的專有表達形式。 (73)相關研究參見[日]籾山明著，宫長爲譯《刻齒簡牘考略》，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譯叢》第1辑，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206-216頁；[日]籾山明著，胡平生譯《刻齒簡牘初探——漢簡形態論》，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譯叢》第2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147-177頁；胡平生《木簡出入取予券書制度考》，《胡平生簡牘文物論集》，臺北：蘭臺出版社，2000，99-120頁；馬怡《里耶秦簡中幾組涉及校券的官文書》，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91-205頁；邢義田《一種前所未見的别券——讀〈額濟納漢簡〉札記之一》，簡帛網，2008年4月1日；胡平生《中日學者合作調研里耶秦簡刻齒獲突破性成果》，簡帛綱，2012年10月12日；蕭燦《對里耶秦簡刻齒簡調研簡報的理解和補充》，簡帛網，2012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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