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经济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这既包含了国际市场带来的机遇和经验，也包含了我们谨慎探索符合国情发展道路的种种努力。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上，中国采用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在发展进程中“后发优势”理论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环境的恶化，开辟国内市场、转变发展方式以适应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已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新走向。
一、“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利弊分析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产业的转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原则为依托，借鉴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经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发展战略上对出口产业采取了倾斜的扶持政策，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并对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寄予了较高的期望[1]。毋庸置疑，“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国内需求相对狭小的情况下，对GDP的提高、外汇储备的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审视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既有其优点，也有其明显的不足之处。
一般认为，一国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超过25％，就认为该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而我国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远超过这一比率，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外汇储备巨额积累、国内经济更加依赖国际市场和货币政策效果降低等问题。
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带动下，我们出口的国内产品较多，从而积攒的外汇储备也更多。但过多的外汇储备本身意味着经济资源的低效率运用，同时还会对国内经济的发展产生联动影响。因为我们的外汇储备代表着尚未兑现的“纯购买力”，而这部分“纯购买力”既买不了国内商品(它就是国内商品换回来的)，也买不了国际商品。本来这部分购买力是可以用于购买国际产品的，但在现行的鼓励出口的汇率制度安排下，央行出价最高，把它卖给央行更合算。
由外汇换来的以人民币形式存在的“纯购买力”一旦行权，必然要寻求与之相对应的物品。当然我们可以为这部分购买力找一个其他的出路，周其仁教授认为把原来不在市场上的资源拉到市场上进行买卖，使之成为商品就需要货币来流通了[2]。但是，这部分新流通起来的商品和劳务的去向在哪里，国内还是国外？如果是国内，在经济发展方式和相应的体制未得到根本转变，从而人们的购买力未得到有效增长的情况下，国内是不具备消化这部分商品和劳务的能力的。如果是国外，我们知道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现阶段我们把资源全都以低廉的价格出口到国外，等到日后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再来进口资源，届时能有这么低廉的资源供我们进口吗？如果说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它对这部分“纯购买力”的吸纳作用受到限制的话，笔者认为，与人们的新增的有效需求相对应的商品和劳务的增长则可以看成是一个不断长大的“储钱罐”，也许是这部分“纯购买力”在不变革现行体制的情况下的一个可行归宿。因为新增有效需求的增长，一方面要求产品市场的不断细化和创新，另一方面则要求经济实体购买力的增长。如果将国外居民的新增有效需求看做是外生变量的话，我们的问题则将转到如何扩大国内居民的有效需求上。
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与“后发优势”的结合
如果说“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一条进入国际市场的道路的话，那么“后发优势”理论则昭示了在这条道路上如何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充分发挥本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化以发展中国经济的问题。
1.“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与“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是指相对于先发展国家，后发国家由于较晚进入市场而获得的先发国家不具备的各种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在亚洲“四小龙”身上可以寻觅到“后发优势”的影子。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多少自己发明的技术，他们的技术创新更多地体现在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上，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改良，这使得他们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在发展道路上，中国也采用了引进技术和外资的方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与“后发优势”的结合下产生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地位的取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贫困人口的绝对减少，我们确实在两者的结合中获益良多。
2.警惕“后发优势”转变为“后发劣势”
虽然这种模式在特定背景下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适合中国长期采用和坚持的模式，特别是在目前依赖国际市场遭到的阻力不断升级、国内市场开辟又很棘手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已大打折扣。尤其是作为世界上最具开发潜力的市场之一，中国不仅有庞大的消费市场，而且有庞大的消费群体，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于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杨小凯讲的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问题。“后发劣势”是说后发展国家可以在没有改变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对先进国家的技术模仿来实现快速发展。由于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会导致长期发展的失败。因为仅有经济基础的改变，而上层建筑不随之变化的话，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3.制度成本降低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在现行的发展模式可以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形下，我们是不是对影响经济发展的短期因素考虑得太多了，而忽略了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因素？从长期来看拉动经济增长的应是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提升以及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革新，等等。
众所周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出口、投资和消费，而驱动经济增长的“两个车轮”则是技术和制度。像中国这样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无可厚非，但在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在发达国家广泛应用之后，中国能否将它引进到经济发展进程中并加以利用，则取决于中国是否拥有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中国现在的制度体系是否为新技术的引进及再创新铺平了道路呢？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的分工浪潮，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大本营。从施正荣的“微笑曲线”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国际分工中我们挣得的是一个利润最低的席位，而且这个利润最低的制造业大本营的地位正面临着具有后发的“后发优势”的诸如印度、泰国、俄罗斯等国的挑战。这些具有后发的“后发优势”的国家比我们有着更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在要素价格已被压得很低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继续拼价格了，继续拼价格意味着要继续压低工人的工资和资源的价格，而且这样换来的出口还会面临着进口国的贸易制裁，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降低使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上，并努力发展第三产业。
4.产业结构调整的路障——制度环境的牵制
众所周知，第三产业将是今后发展的重点方向，因为第三产业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和破坏相对较小。但为什么中国的服务业却成为经济发展的短板呢？一方面是由于“后发优势”理论本身就蕴涵着后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进程缺乏连贯性会呈现制造业高速增长和人们消费能力受抑制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制造业比第三产业对制度机制的依赖较弱，第三产业交易的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服务”或“许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第三产业是很难得以发展的。现阶段，中国的信息披露制度、媒体和舆论的作用、产权保护、法制环境等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在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中国得以发展的只能是像制造业、建筑业等对产权保护和法制环境依赖度较低的“重型”工业。而经济发展向重化工业倾斜，自然会减弱企业创新的动力，使得一部分企业安于做简单加工，并靠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赚钱，成为为外国“卖硬苦力”的“血汗工厂”。我们一直强调产业结构调整，也许在产业结构调整之前我们应在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制度环境上做一下文章。
三、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消费内驱型”经济发展模式
从国际环境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次贷危机表明：长期采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迟早要出问题。因为过于依赖出口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有其极限，不可能无限期地被外国贸易伙伴接受，也易触发贸易冲突。金融危机的爆发带来的国际环境的转变和近年来发展带来的国内环境的转变，促使我们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短期我们肯定面临着外需“量”的萎缩，中长期外需的结构也将会发生大的调整。从国内环境来看，由于近几年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如耐用消费品需求相对日常生活用品需求的增长，公共产品需求相对私人用品需求的增长等。综合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转变，我们认为中国转变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消费内驱型”已是必然。
1.“消费内驱型”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居民有效需求的增长
国内居民有效需求的提高，是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导向型”转为“消费内驱型”的前提和关键。因为国民有效需求的增长要求产品市场和“财富分配市场”的均衡发展。
在产品市场上重点应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挖掘潜在的消费需求，并对产品进行相应创新，如建设现代休闲、娱乐、会展中心，以吸引富人消费。同时也应全力发展高端服务业，如个人理财中心的构建等，以及发展生物科技、生物制药中心和低碳经济研究中心，以期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寻求增长点。
在“财富市场”上既有财富的创造问题又有财富的分配问题。居民财富的来源可分为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主要指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在财产性收入上，要使国民均等地享有可以带来财产性收入的各项资源。在劳动收入方面，近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高，而且相对来说是下降的。可以说，在国内消费水平低这一问题上，我们所面临的不是居民的消费比率低的问题，而是居民消费总量不够的问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作用下，国民收入分配越是不平衡，全国性的平均消费倾向就会越小，这也是消费难以和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十二五”规划强调要建立健全新型收入分配体系，由过去的追求“国富”转变为追求“民富”。由“国富”到“民富”的转变对缩小贫富差距、拉大内需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有重要意义。那么如何实现由“国富”到“民富”的转变？
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上，我们要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结合起来。政府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的高低既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有关，又与劳资双方的议价能力有关。马克思认为，“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据有平等权利的劳资双方，工资的最终敲定取决于双方的议价能力。目前，一方面企业的工会更多代表企业和政府的利益，劳动力交易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明显向企业方倾斜；另一方面工人之间的竞争更有利于企业方以低廉价格购买劳动力。在这种情形下，应允许工人自发组织的工会的发展，使工人作为一个集体垄断劳动力的供给市场，进而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与此同时，政府还要增大国有企业的分红力度，并将这方面的财政收入用于充实社保基金，这也可以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失问题。
此外，也要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虽然市场机制推崇效率而非公平，但在某些方面市场比政府能更好地引导资源的流向，进而可以更好地引导利益的分配。例如，在现行利率还未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一方面现行的负利率实际上是对消费者的一种剥夺，使财富更多地转移给国家；另一方面低成本的资金大量注入大型企业，特别是垄断国有企业，这种对利率的管制实际上是对企业的一种变相补贴，这与“十二五”提出的由“国富”到“民富”的转变是背道而驰的。
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方面，应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责，减少政府行政费用支出，不断增加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建立统筹城乡的和谐社保体系，以消除因上述顾虑对居民消费的消极影响。
2.“消费内驱型”经济增长方式运行的前提——相应制度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具体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的产权制度、资源配置方式与宏观经济政策，它既可能是由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内生决定的，也可能是由主要的政治力量外生决定的。既然制度可以由主要政治力量外生决定，如果在处理制度安排上政府的职责不偏离服务社会和确保社会成员均等享有发展机会的硬约束，那么对市场运行起促进作用的制度安排在政府主导下开展是可行的。
在产权制度的安排上，政府要建立能够刺激科技研发和技术应用的产权保护措施，为技术创新创造体制环境。对技术而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技术创新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3]。另外产权的界定可以使原来在市场之外的行为，通过市场的作用加以解决和纠正。自20世纪以来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是生产性服务业，服务业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对制度环境有较高的依赖性。生产性服务业可以为制造业、农业等生产性事业提供产前的设计、研发，产中的采购、管理和产后的营销、维修服务、供应链管理等，它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与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并行的生产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也有利于改变原来依托资源和劳动力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格局。如果现行体制不从原有模式中转变过来，我们将继续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下游，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者，并成为“卖硬苦力”的“血汗工厂”。原有贸易发展模式中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缺乏技术，我们只能生产竞争性产品，进而在贸易中缺乏谈判能力。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技术的研发、高端附加值的生产，是以一个良好的经营制度环境为前提的。产权的保护、信息披露制度、新闻媒体的公正性、法律的健全和透明、权利主体间的分权与制衡，则是一个良好制度环境的前提。
在现行制度环境下，政府还保留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过大配置权，这使得靠近权力中心的人拥有更多的资源使用权，进而带来了处于权力中心和外围的人们的财富分化问题。同时，也使得市场引导资源流向效益更高地方的作用的发挥受到抑制[4]。
四、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
政治体制改革涉及中国基础制度的制定，而由基础制度决定的市场游戏规则又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的取向和财富的分配。制定明确公正的游戏规则是政府的应有职责所在。而明确的游戏规则不仅会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公正的游戏规则也会使得微观主体的才能得到自由发挥。一个低成本的经济运行体制加上微观主体能力的自由施展，创造财富的通道自然就会顺畅，接下来的财富差距问题则可以通过社会福利来解决。审视现行政治体制，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改变将政府绩效考核和GDP增长挂钩的考核标准。这一考核标准不改变则很难使政府放手对经济资源的配置权，也很难实现政府职能由主导经济向服务社会的职能转变。一个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政府，应该使经济中的制度更加明确和公正，进而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费用，而不是参与到经济发展中，既当守门员又当裁判员。
第二，废除户籍制度。无论是工农业“剪刀差”还是户籍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剥夺了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应分享的经济增长成果及权利。一是户籍制度的存在阻碍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同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二是大量的农民工由于工作不稳定，加之缺乏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安全感，户籍制度的存在遏制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开拓。三是户籍制度加剧了城乡割裂，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第三，保护产权，放宽市场准入标准，为企业的创业和投资营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法律体系。
第四，在劳动力市场议价能力明显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状况下，通过工人自发的工会组织提高工人整体的议价能力。这是解决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比例过低的一个很好途径。
过去的30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发展之中，并充分利用和发掘国际市场。在原有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受阻的情况下，转变发展方式、重新探索发展方向成为中国不得不思索和解决的问题。从市场的广度和人口的密度来讲，过去30年中国对国内市场的重视和发掘是不够的。无论是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转变的需要，还是从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来讲，我们都应转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内驱型”转换的过程中，旧有的体制如何退出、革新、再定位是关键。这关乎由“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内驱型”发展模式转变的平稳过渡问题，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之所以强调是“消费内驱型”而不是“内需驱动型”，是因为现阶段人们普遍把扩大内需等同于加大投资，等同于加大政府投资。投资过度增长会进一步加大我国的产能过剩，在内需还未得到实质性改善的情况下，产能过剩会进一步加大对出口的依赖。“消费内驱型”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出口和投资，特别是企业的自主投资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是要在变革相应阻碍人民财富增长的体制制度的情况下，释放国内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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