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层制和关系网络：学校中权力与资源的配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关系论文,学校论文,资源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学校逐渐成为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机制
当下的中国社会，与学校有关的两个方面的现象是不能不提到的，一是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的普及很大程度上就是学校数量和学校规模的扩大）以及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学校成为中国数量最多的组织之一，而且在学校系统中有几亿学生和几千万教师及教学辅助人员，这些人可以被看成是与学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人，这些人的背后又有多出好几倍的人，通过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而与学校有间接的利益关联，我称这些人为“学校利益涉及者”。如此看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被卷入了学校这样一个系统中去。学校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和学校数量的增加同时发生的学校之间的极大的分化。除了原有的学校系统里面存在的基于年龄的差异和学习内容的深浅引起的小学校、中学校、大专院校的差异以外，每一个层次的学校也都产生了分化，比如小学里边的实验小学和普通小学，中学里边的职业中学和普通中学，普通中学里面的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1950年代，我国在中小学实行重点学校制度。直到1990年代，由于重点学校恶化了升学竞争，加剧了教育不公平，基础教育的重点学校制度被取消。但是又被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代替，比如现在提出建设1000所示范中学），又比如大学里边的部属高校省属高校之分、重点大学与普通大学之分，最近几年搞的“211”工程和“985”重点资助高校（一年8个亿）与其他高校之分等。从地域分布上，有城市学校、县城学校与乡村学校之分。从学校性质上有民办学校、公立学校之分。从办学条件和收费标准上有贵族学校和平民学校之分。这些不同的学校占有的资源有多有少，质量有高有低，又都针对不同的群体。从这些学校出去的人，走到社会里，都以各自从学校里获得的资本为基础，进入社会各个阶层，从事不同的职业。不无巧合的是，学校的分化正应和了社会结构的分化。
关于学校的功能，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理解，其答案也是不一样的，经济学上的人力资源理论认为学校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政治学上认为学校能够灌输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有利于社会保持一定的秩序和稳定，教育学上说学校教育能够促进个人的成长和道德的养成，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想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谈一谈学校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最近20多年已经发生，并且正在发生着猛烈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转型，这个转型影响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生活，反映在职业方面，就是1.职业的种类日益增多，现在早已不是“三百六十行”的时代了，职业的更新速度加快，过去的一些行业消失了，新的行业出现了，过去的朝阳行业变成现在的夕阳行业；2.职业之间的差异（工作方式、薪酬、福利、声望等）扩大了；3.是职业在一个人的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它成了把人区分到不同阶层的主要指标（以前的时候，不是具体的某一职业，而是一个人的工作单位影响一个人的生活，你只要有一个好单位，你就衣食无忧了，所以我们一般喜欢问一个人在哪个单位工作，而不是问你从事什么工作）。因为职业的分化和分布引起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这就是同时进行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凝固化，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凝固都与社会流动有关，分化是社会阶层的流动，凝固是社会阶层的不流动。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规模社会阶层结构变动是由体制改革引发的。如农村的改革促发了农民的分化，由此有了务农的农民、经商的农民、务工的农民以及富裕的农民和贫困的农民之分；城市中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由此有了国有企业工人、三资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之分，以及不同种类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国有企业的改革，则带来了上千万的失业下岗工人的出现；而中产阶层、企业家阶层等原来我们这个社会中没有的结构成分的出现，更是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由过去的“五民（工、农、兵、学、商）社会”演变成现在的由“十大社会阶层”[1]构成的社会。
然而，在最近的几年中，由体制变化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流动却在明显减少，社会流动越来越变得常规化。而在常规化的社会流动之中，最重要的流动机制已经与学校教育联系在一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未来的社会中，学校将会越来越多的取代体制改革成为我国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说到学校教育与社会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看上去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学校教育是社会阶级再生产的机制，是一种定型化机制[2]。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1970年出版了《教育、文化与社会再生产》。他的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教育制度的看法。在过去人们主要将教育看作是传授知识和技能、颁发文凭的机构。但布迪厄在这部著作中令人信服的说明，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因为正是通过学校，家庭背景的差异甚至对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熟悉程度的差异，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异，这样教育就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另外的一些研究，表明了教育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是一种流动化机制。这种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就有充分的表现。[3]我们都知道，在宋代之后，科举制就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机制，一个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突出，考取了某种功名，就可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而在现代主要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基础的西方社会中，教育和文凭的获得无疑也是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4]上述两种观点，表面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又都有诸多的实例来支撑，这实际上表明了学校的双重作用，即一方面学校能够使社会阶层定型化和凝固化，比如说农村孩子因为生长在农村这样的环境里（父母都是农民），只能到各种条件都不好的学校学习，从学校里出来以后，他们又回到农村（从事和父母一样的职业）；一方面学校又能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流动，比如有些农村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里，从事和自己的父母不一样的工作，有着和自己的父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注：在这里，我想以自己和同村的一些人的经历来说明学校的这种作用。我粗略算了一下，从1980年到2003年的23年间，包括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在内，我们村通过考学（以前的中专、大专、本科）而走出去的有31人，其中中专12人，专科7人，本科12人，中专大多数是在1995年以前考取的，本科大多是在1998年以后考取的。这些人现在大多数已经工作，有在银行里工作的、有在报社里工作的、有在法院里工作的等。在这些考出去的人之中，只有一家的父亲是工人，但识字不多；一家的父亲是民办教师，其余的都是地道的农民。这个例子只是部分说明学校促进了一小部分农村孩子命运的改变，不足以说明中国的学校教育对于大多数农村少年来说是一条改变命运的途径。实际上学校之间的差别对于农村孩子的流动的阻碍作用大于其促进流动的作用。）。而在具体的情景中，针对具体的人，学校是促进了流动，还是造成了凝固化，则又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我的看法是学校教育对于下层人们来说几乎是唯一的促进流动的渠道，而对于中上层人们的流动来说，它只是渠道之一。
由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学校教育与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有重要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的追问，学校与社会流动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机制，这就需要一个中介才能把二者联系起来，就是说学校给一个人提供了什么，才能促使这个人流动，有人说是知识和技能、有人说是文凭，有人说是社会生活的技巧，其实这些都可以用资源（注：在这里，资源不仅指物质性的收入、金钱、住房等，也指非物质性的技术、知识、力量、吸引力、文凭、荣誉、机会，还包括一些事件，比如选举、一年一度的测评等。如果非要分类的话，学校中的资源大略有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关系资源。这四种资源之间可以转换，而且它们的重要性并不一样，比如说学校中的文化资源就比经济资源重要，政治资源（权力）最重要，它可以转换为其它三种资源，关系资源有利于对其它三种资源的获得。）来概括。简言之，学校给人提供了一些资源，有了这些资源一个人就可以满足流动的需要，比如说，一个大学生在找工作的自荐材料上，要列明学历（文凭）、学习成绩（知识）、奖励（荣誉）、参加何种社会实践（经验）等等，用人单位根据这些情况决定取舍。这样，我们也可以解释国家为什么办学校了，一是根据社会分工的原则，国家通过学校生产某些其他机构不能生产的资源；二是国家通过学校配置资源（因为一些资源总是稀缺的），达到社会控制和整合的目的。
二、社会资源配置的三种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运行就是资源配置的过程。当前，我国的研究者一般认为，在转型期的中国，有三种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即权力授予方式、市场交换方式、关系网络方式。[5]
所谓权力授予方式，是指社会资源由国家行政权力（各级政府机构）及其一系列制度安排（比如户籍制度、人员管理的档案制等）所配置。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个人都受到这种方式的支配和制约。这种方式被认为普遍存在于1949—1978年改革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并且是重要的资源分配方式。受这一方式的影响，社会资源的分配为社会成员的资源获得呈“刚性”特点，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个人没有资源，只能依靠国家的分配。改革以来，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这种资源分配方式并不会很快消失，这种权力授予的资源配置方式仍然相当程度的发挥作用，影响着很多社会成员的资源获得。也有人认为，随着中国市场因素的增加和扩展，权力授予关系将不再占支配地位，虽然这种关系自然会一定程度的存在于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6]但目前，这种方式（或者其变种）依然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
所谓市场交换方式，即社会资源主要依据商品交换规律及其市场规则进行分配；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的资源获得主要依赖于市场交换关系手段。市场交换资源的制度基础基于契约和各种法律法规，社会结构的前提是成员流动性高、结构呈开放性，而且个人对资源拥有支配权。一般认为，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普遍存在于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在中国，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出现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转型时期。社会上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比如私营企业主）的出现和分化，可以看成是这种资源配置的直接结果。在对中国某些地方的研究证明，党的领导干部的收入在相对下降，国营部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降低[7]。这也可以看作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加强、权力授予的资源配置的作用减弱的结果。笔者的看法是，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地方，权力授予和市场交换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作用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乡镇就比在城市权力授予方式的作用越强，在事业单位就比在企业单位市场交换的作用。
所谓关系网络方式。社会关系网络是指由社会成员之间构成的特殊社会关系组成的稳定的体系，如果认为资源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关系的那头总是系着资源的话，那么社会关系网络配置资源的方式就是借助于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机制，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方式。有人认为，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并且特别作用于东亚社会及儒家文化圈中[8]。费孝通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就指出，中国人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差序格局”，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9]由此可见不管是在传统中国，还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如上述，学校是国家配置资源、个人获得资源的机构，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学校如何获得资源的，它又是如何把这些资源进行分配的呢？这就是本文下面将要讨论的问题。
三、学校中权力和资源配置的双重路径：科层制和关系网络
笔者非常同意学校是一个为了某种目标（尽管学校的目标常常是非常模糊的，不像企业那样，它的目标比较单一，就是一门心思赚钱）而人为设计的机构或者组织的提法，这在中国尤其如此。正如我们一贯的看法，现代学校组织不是在中国自发产生的，而是按照西方国家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既然是模仿，就肯定按照某种说得清、道得明的一些规范来操作的，就是说我们是按照那些明文规定的方法来操持学校的，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西方学校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微妙的纠葛就很难被模仿。所以说，我们首先要把看成是一个正式的、制度化的，也即按照科层制的原则实践的组织。而且学校也确实表现出了越来越科层化的趋势。虽说人们也在寻找科层制的替代方式，但好像都不理想。
（一）科层制
虽然学校的目标多样而又模糊，但学校毕竟是有目标的。学校确立了目标是一回事，确保各种资源被用于学校的目标的实现又是一回事。学校是一种社会构造或曰具有一定结构的人类群体，而构成这个群体的成员是行动者。学校的主体是人，学校里有学生、教师、非教学人员等，学校只有在人的行动中才能被理解和解释，如果把学校看成一个行动者，那它的行动就是上述“三种人”构成的群体的行动，既然是群体的行动就需要某种协调，没有协调也就没有群体行动。通过协调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也就是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协调是目标达成的重要因素。而协调是通过规则来实现的。任何行动（包括个体的和群体的）都需要一定的规则，规则制约与限制人的行动，这就意味着行动秩序。科层制就是协调群体行动的一种规则，现代学校也是一个在科层制规则下运行的组织。
“科层制”是现代国家在行政和生产管理中广泛实行的一种专业组织形式，它所包含的内容不仅涉及机构设置和原理，更重要的是机构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层制”的特征并没有其存在的弊端和屡遭诟病而停止其扩张的势头，正如布劳所说，科层制的特征在现代生活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10]科层化是一个历史趋势，它一直持续着直到现在，这样的趋势反应了两个过程，用更科层化的组织代替较少科层化的组织，在组织的发展中增加其科层化的程度。[11]我想像科层化在中国扩张的路线图是，行政组织→生产性组织（工厂、公司等）→非生产性组织（医院、学校等）。事实上，学校已经是这个线路上的一个环节，就是说科层制已经成为学校实践中主导性的制度原则。
根据韦伯及其支持者的分析，科层组织可以说是近代西方社会“工具理性”的其中一个最高表现，作为一个理想模式，科层组织是一个强调在手段上和行事方式上，力求效率的人类组织形式；而要达到效率的方法就是尽量使组织内的一切活动都在预测和计算之中，并完全受到控制。科层组织实现控制的方法是一方面令组织内的活动被分割为多个工作程序——一般称为“科”，以达到容易控制和审核的目的。另一方面，就是把权力的支配与从属作明确的划分——一般称为“层”，科层组织内的分权是强调下属对上司的权威的服从，以期达到层层管治的有效控制。现代学校教育虽然不像大工厂里的“装配线”一样活动，但在工具理性、科层主义、科学管理思想的主宰下，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明显地被结构成追求效率与控制，并强调可计算性与可控制性的科层组织。[12]按照科层制的逻辑，学校对每个成员的工作任务进行具体分工并有专业性分配，对每个成员的职权等级有明确规定，并要求不同工作岗位之间因必须的交往而形成的关系体系与已定的规章制度相吻合。有人不无夸张的这样描述学校说：“学校中的一切都必须是可以看得见的，每个人必须被置于观察的范围之内，再细小的事情也要有规范。严厉的纪律是现代学校的重要特征，在这里不存在不受规范约束的地方，不存在不受规范约束的行为。”[13]我们以一个乡镇中学为例来说明，科层制的含义主要有两点，一是权力分化的层级性社会结构，学校本身就是教育行政体制中的一级，县教育局（乡镇党委政府）、学校，学校的正副校长由县教育局任命，学校的中层领导由校长推荐，报教育局备案，有乡镇分管教育的副乡长（或镇长批准）。还有学校内部的层级性结构，校长、校长办公室、教导处（总务处、政教处、团工委、工会、电教办公室）、年级组（三个年级组）、班级（教师）、学生。上述机构既有“层”的意思，同时也有“科”的意思。学校内部的层级结构和学校与上级教育行政机构之间的层级结构是联系在一起的。学校科层制第二个含义表现在技术支持方面的一些具体设计上，诸如经费与人事安排、各种规章制度、职务权限、组织手段和信息传递等，这所乡镇中学规定了几十万字的规章制度，事无巨细都有章可寻。
（二）科层制与学校中的权力和资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是权力的同义语，在中国的现实里，权力总是和资源不可分离。学校就是当权者的权力工具，是与资源配置相关的政治体系。如果我们把权力配置看作是学校制度设计的结果，那么，权力分配是使学校正常运作的有一种方法。一般认为，权力与“两个或多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有关。在这种关系中，某一方的行为受到另一方行为的影响。有人给权力下的定义是：“A对B拥有权力，意味着A能够让B去做某事，而没有A的要求B是不会去做此事的”[14]。在这个定义中，“他”可由“她”来代替，而“A”与“B”也未必就代表个人，也可能是组织或者机构。这个简单的定义实际上反映了“权力”的本质。它暗含了一个经常被忽视但却非常重要的意思，即（1）权力这个变量是相互关联的；（2）权力如果没有实施就没有任何意义。个人或团体不可能孤立的拥有权力，权力必须与其他人或团体发生关系时才有意义。如果我们在学校中引进“资源依赖”这个概念，权力的关联性就可以看的很清楚，上级部门由于掌握学校需要的资源，就有了对学校的权力。学校（有自主招生权的大学）与学校（中学）之间、个人与学校之间也是这样子。彼得·布劳将权力依赖形成的条件归结为四点：1.对方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源，而自己不拥有对方必须的资源。2.自己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取这些资源，而对方可以从多个地方获取所需资源；3.自己无法放弃这些需要；4.自己无法强力迫使对方提供这些资源，当互动双方的一方满足这四个条件时，就不得不依附于对方，而对方由此获得了权力。[15]这是有道理的，由此，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国家对学校的控制程度与国家对学校所需要的资源的垄断程度成正比，学校成员对学校的依赖程度与学校对学校成员所需资源的垄断性成正比。因为学校拥有其成员需要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又是低替代性的，所以学校对于学校成员拥有权力，而这些资源的配置由校长说了算，所以校长对学校成员有了权力。同样因为学校对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所掌握的资源的依赖，上级行政部门对学校就有了权力。从这个意义，可以把学校中的权力看成是在配置各种资源的过程中能够顺利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
上面说的是权力不是独自就能产生的，权力关系不是在人们的简单互动中建立起来的。学校中的权力来源是：一是特殊的技能，这既是一种权力来源，又是一种权力基础，当个人将通过专业培训等机制获得的专业技能带入学校时，专业技能便转化成了权力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学校中的教师都有权力，因为他们都在专业的学校接受了专业的培训，比如语文、英语。学校的层次越高，教师基于专业培训的权力也就越大。二是职位或结构性的岗位（这是科层制的题中应有之意），职位是在特定的就职者上任之前设立的，与具体的人没有关系，比如教导主任相对于一般教师有权力，但是张三不是教导主任了，他就失去了作为教导主任的权力；第三个权力来源是对学校规则的利用，了解并懂得利用学校规则的学校成员能够使他们在权力关系中成为获胜者，同样懂得规则的学校在于上级机构和其他组织的讨价还价中就有了砝码。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学校中的权力与资源是一体的，权力连着资源，国家通过科层制配置权力和资源，进而对学校和学校成员进行控制。或者说科层制是学校中配置权力和资源的途径，也是个人获得权力和资源的一个途径。
虽然科层制在学校内部调节和控制中的功效还是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科层原则在学校内部享有不可否定的地位，当然，科层制并不能包打天下，一些非规范性的程序还是存在的，它们要么是对科层体制的补充，要么是穿插于科层体制的空隙之中，由此导致了学校实践的复杂性，关系网络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如果说科层制的特点是“对事不对人”的话，那关系网络的特点就是“对人不对事”。
（三）关系网络与学校中的权力和资源
一说到学校，人们自然会想到它是属于正式的制度，我也是按照科层制的理论或者学校是正式组织机构的观点去观照学校的。既然学校是一个有意为之的机构，那它首先就有一个目标，制定了目标以后，接下来根据目标把任务分解到不同的部门中去，为了协调不同成员、不同部门之间的工作，也为了能使信息从上到下的传达，又指定了每一个部门的领导，对校长负责。并且制定了详尽完备的规则，规定了每一个职位的职责和义务、奖惩措施等，这一点在几乎所有学校都会看到。但是有实际学校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学校实际上的运行并不“按既定方针办”，很多学校的规则形同虚设。几乎所有的规则都没有被很好的执行过，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提出了关系网络的观点来解释这种现象。由于学校中的职位和角色是由活生生的人来担任的，因此，尽管正式制度明确表达了特定职位和角色的行动规范和准则，却无法规定实践中的特定的关系网络的种类和质量，而不同种类和质量的关系网络会对学校实际运行产生不同质的影响。[16]关系网络是由社会成员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它的构成元素是社会关系，也就是社会行动者之间通过互动形成的联结。这种社会关系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基于出生而获得先赋角色以及由此结成的先赋性关系，还有一种是基于求学、当兵、就业而获得的获致角色以及由此结成的获致性关系在一定的空间里的关系网络往往既包括前者、又包括后者。按照科层制的原则来看，学校中的关系网络主要是一种基于正式职业关系的获致性关系，这从彼此之间交往时“某某老师”的称谓中可以看出。传统的学校理论并不是不讲人际关系的影响，但他们把人际关系仅仅局限于学校内部的普遍的人际关系，学校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充其量是学校内部的人际关系，比如语文教师和数学教师之间的关系，教师和实验室仪器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多的受正式规则的调节，也还是科层制下面的关系。
我们这里说的关系网络有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处在一个由纵向上的等级制链条和横向上与其他组织或者机构构成的关系的复杂网络之中，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是学校资源的唯一供应者，学校只管与上头（纵向）搞好关系就可以了，水平方向上与其他的机构基本上不相往来。眼下的学校受社会转型的影响，国家不再是唯一的学校资源供应者，学校获得资源的渠道拓宽了，学校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考虑，既要一如既往的搞好上层路线，又要搞好与周围的组织（兄弟学校、企业、机关等）的关系。关系网络的另外一个层面是指学校成员的关系网络，这个关系网络又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一部分是在学校内部，还有一部分在学校外部，外部的关系决定了内部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以某一个乡镇中学为例来说明，学校的成员一般都是学校所在地周围村庄里的人，并且学校成员的流动性小，除少数人调到县城或者更大的城市里，一般都要在一个地方呆到退休。学校成员在学校里是同事关系，在学校外边很可能就是一种亲戚（转折亲）关系，就算不是亲戚，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也成了相熟的人，这样的话，学校外的先赋性关系自然就渗透到学校内的获致性关系之中去了，使后者成了拟先赋性关系，进而影响学校成员的行为。
关系网络对学校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意义，与权力和资源的配置有关。就一所学校来说，一定的关系网络可以为学校争取来必要的资源。现实中，你经常会发现，在某一种资源的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有的学校从上级部门那里获得的资源多、而有的学校则少，这很可能就是关系网络在起作用，这一点已为一些研究所证实。[17]在学校内部的权力和资源的配置中，关系网络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由于学校对学校工作性质的不明确性，更是给关系网络发挥作用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为了获得权力和某些自己需要的资源，学校成员往往不是诉诸正式规则，而是动员关系，用关系的力量获得资源。我到XX学校去收集资料，巧的很，学校里正在进行学校中层领导的选拔工作，其中需要从老师们当中补充政教处主任和团工委书记两个干部。按照工作能力，应该是C和D两位老师，经过一定的程序（民意测验、自我陈述、教职工投票、上级任命等）以后，结果是A老师和B老师，一个是政教处主任，一个是团工委书记。据知情人的叙述，他们都有关系，其中B 的亲戚在教育局的某一部门负责，他给校长打了招呼；另外B的未婚妻的父亲又是这个学校的会计（他知道学校主要领导的底细）；另一个人是通过县城所在地的镇长对学校校长作了工作，为什么校长听另外一个镇的镇长的话，因为这个校长正想调到县城学校里去，而必须镇长同意。这个例子虽然简单，但说明了：1.学校中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关系网络包括先赋性和获致性的两种；2.关系网络作用的方式是一种关系的动员以及交换和互惠；3.关系网络发挥作用往往是和正式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在对正式制度边界的突破和变通中完成的，换言之，关系网络这样一种特殊主义的结构在现实当中一般并不与科层制这样一种普遍主义的制度形式进行对抗，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活动所必须的基本空间，关系网络很难从正式的制度中抽离出来。因为权力和资源的来源是正式制度，但配置往往是关系网络起作用。这一点也是关系网络作用机制的特点，如果说科层制是学校运作的台前机制的话，关系网络就是学校运作的“幕后机制”。学校的实际运作是这两种机制作用的结果。我们在研究学校的实际运行时，强调关系网络的影响作用，并不是有意忽视它的负面作用。其实它和科层制一样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它既然是存在的，就有其合理性，起码它可以减少人们活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人们的预期。也许当利用关系网络来获得资源的成本高于正式制度的构建和执行成本时，它就会消失了。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科层制的学校，按照科层制的原则规定了差等性的责任和权限，以建立学校顺利运行所需要的秩序，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着资源的流动和传递。在学校中，同时存在另一条权力和资源流动和传递的路径，就是关系网络。学校成员是在由正式制度和关系网络构成的相互交叉的两层结构中规划自己的行为、确定自己行为的策略的，学校也是在这两种结构的共同作用下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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