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盛顿论文,共识论文,斯蒂论文,格利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华盛顿共识”及其推行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全球化及其异议》(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书中对“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华盛顿共识’是个祸根，它促使世界其他地区过快地进行开放，让实际上需要对经济实施刺激的穷国实行紧缩政策。他声称，这样的举动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动荡，进而促成了1997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还导致俄罗斯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时候就进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市场原教旨主义”被认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基本意识形态。斯蒂格利茨对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强硬地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做法持一贯的批评态度。最近，他在《美国展望》发表了《对全球主义的异议》一文，指出：“国际金融机构一直在推动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既是不良的经济政策，也是不良的政治政策；它建立在与市场运作有关的立论之上，这些立论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是不成立的，更不用提发展中国家了。”
斯蒂格利茨教授所指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以一种人们不太熟知的面孔即“华盛顿共识”出现的。按照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华盛顿共识”是指这样一种教条：“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华盛顿共识”这一提法最早是由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90年总结出来的。据介绍：1990年4月，约翰·威廉姆森总结出旨在解决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华盛顿共识”。此后，它成为指导“七国集团”和国际金融机构把握世界经济的信条。“共识”的核心为“自由市场和币值稳定”。
“华盛顿共识”主要有十点内容：(1)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中央银行的预算赤字，即实行紧缩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2)关于公共开支的轻重缓急次序，应主要集中于初级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有高经济回报率和改善收入分配的潜力的领域，削减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3)税制改革，主要是拓宽税收基础，减少边际税率以刺激积极性，其实质就是扩大税收而减收企业税。(4)金融自由化，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最终实现由市场决定的利率。(5)实行统一汇率并确保其竞争性以促进非传统出口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货币贬值。(6)贸易自由化，由关税取代数量上的贸易限制，即消除非关税壁垒而实行低关税。(7)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开放，取消各种障碍。(8)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9)政府必须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10)确保资产所有权(J.Williamson,1996)。
曾经饱受休克疗法之苦的波兰前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经济学博士格罗泽高兹·科勒德克这样描述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这种观点最初“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危机提出来的，是在华盛顿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与美国财政部双方同意的一项政策建议。华盛顿共识中有这样的话：‘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化，尽可能最快地私有化，并且在财政和金融方面要采取强硬措施！’这种政策建议已被（主要是由IMF和世界银行）应用到进行经济转轨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中”。
二、“华盛顿共识”的实际绩效不佳而招致非议
“华盛顿共识”施展其威力的试验地有两块：一块是原苏联东欧经济转轨国家，一块是遭遇金融危机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在前一块试验地上，斯蒂格利茨做了这样的描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经济持续坍塌，产出下降了一半。即使是在郁闷的苏联时代末期，也只有2%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却目睹了贫困率激增到50%，超过一半的俄罗斯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些美国财政部和IMF的信仰者仍然坚持认为不是太多的疗法而是太少的休克。直到最近，IMF和美国财政部终于承认疗法被低估了——但它现在又坚持声称它一直是这样说的。”“休克疗法”已经声名狼藉了。斯蒂格利茨总结道：休克疗法有的是太多的休克和太少的疗法。科勒德克的结论比斯蒂格利茨更干脆，认为所谓“休克疗法”，实际上是“只有休克，没有疗法”。
“华盛顿共识”在金融危机国家这块试验地上遭到攻击的“火力”更猛。猛烈的批评先是来自右翼的萨克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曾作为一个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顾问，近距离目睹了“华盛顿共识”的执行者IMF多年来“辛勤耕耘的业绩”，他向人们描绘了“一个屡战屡败的IMF”：1985年在玻利维亚、1989年在波兰、1992年在爱沙尼亚、1996年在保加利亚、1995年在墨西哥和阿根廷。萨克斯总结道：“IMF永不犯错误的面具掩盖了其平庸的记录，这种平庸还被一些代价确实很大的失误所强化。当然，这些错误几乎从来没有被公开过。”在萨克斯眼里，IMF有一个护身法宝，即成绩总是自己的，而问题永远是别人的——“当IMF计划在一个国家发生问题时，原因很容易地就被归咎于这些国家的政府未能遵从IMF官员（秘密的）充满智慧的指教。”“IMF是美国财政部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工具。……更为危险的是，IMF的力量也源于这个机构精心构筑的永不失误的形象。IMF在发展中世界能够为所欲为，是因为公开与IMF的观点相左就会被国际社会视为拒绝接受正确的金融行为规范本身。”
斯蒂格利茨则从IMF在干预中的“错误操作”这一层面来批判“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认为，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IMF进行了不良的操纵。当危机结束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为自己进行了辩护：“衰退的结束证明了这个机构政策的有效性。”但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是狡辩：“任何一次衰退最终都会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只是使东亚的衰退最深、持续的时间更长，并且情况更严重。事实上，最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示的泰国，比走更具独立性道路的马来西亚和韩国的表现要差得多。”2001年12月阿根廷金融危机爆发，IMF又惹来新一轮的批评。对于阿根廷的危机，斯蒂格利茨认为IMF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在拉美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支持阿根廷采取限制性的财政政策。在东南亚危机中，该组织犯过同样的错误，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的一些媒体也加入到论战中来。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月7日发表文章认为美国为阿根廷的经济崩溃火上浇油。文章指出：“阿根廷的经济崩溃是美国试图向发展中国家施加的一刀切模式最近的一次失败。”“美国向外输出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充当执行者的这种经济模式是这样运作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向外国投资者敞开经济——允许将银行、公共事业公司及其他任何资产出售给开价最高的外国竞拍者，应当平衡本国预算、限制政府职能、规范工资标准以及限制社会支出。”文章提醒人们注意，当美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时，美国自己却并不这么做。“美国不断对这些国家说：‘照我说的去做，但不要学我的做法。’19世纪，它制定了高关税政策保护新兴工业。政府广泛参与经济发展——从农业、无线电广播直到飞机业，无不干预。”
看来，“华盛顿共识”有双重标准的嫌疑，其所宣扬的“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良的经济政策和不良的政治政策。
三、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的系统批判
斯蒂格利茨于1996-1999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这个位置上，他亲眼目睹了全球经济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亲眼目睹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财政部如何应对这次危机，并对IMF和美国财政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不当做法提出了系统的和尖锐的批评，也为这些批评付出了代价——被迫辞去了世界银行的职务。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矛头所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针对经济政策民主化和金融贸易自由化的论调，斯蒂格利茨的回应是：“从理论上讲，这个基金会（指IMF，引者注）是支持它所帮助的国家的民主制度，但在实践中，它通过强制实施的政策一直在破坏民主过程。当然，从名义上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强制实施’什么，只是‘谈判’接受援助的条件。但是，谈判的所有筹码都在谈判的一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且几乎不给对方足够的时间去达到广泛的一致意见或者向议会或国内社会咨询。”“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中，国际经济政策的文化却是不民主的。”
其次，IMF总是向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发出紧缩财政支出、限制总需求、平衡预算的指令，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是有悖于经济学常识的：在“民间需求暴跌的环境下，强烈限制总需求的财政政策有可能造成其发展进程的严重紊乱”。斯蒂格利茨认为IMF所表现出的家长式作风是殖民心态的新形式：当工业化国家面临衰退时，便实行扩张性的货币、财政政策；而发展中国家面临衰退时，IMF却要求其实行紧缩政策。”
其三，在债务问题上，斯蒂格利茨明显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出于一个经济学家的道义感，他揭露说：“IMF将美国——它最大股东的利益凌驾于其他贫穷国家的利益之上，忘记了IMF最初的宗旨是为了帮助这些穷国而不仅仅是美国的利益。”他指责IMF总是把出现债务危机的责任推给债务人，认为：“出现债务危机的责任不仅在借方，而且在贷方，不应只由债务人承担损失责任。”“许多批评家在把责任完全归之于这个地区一些国家的政府时却忘记了这样一点，即每一笔贷款不仅要有借方，也要有贷方。对投资分配不当，借方和贷方共同负有责任。”“债权人在处理风险方面一般都比贫穷的借款人更有经验，因此，失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债权人造成的。”
最后，关于“华盛顿共识”中的“政府角色最小化”的论调，斯蒂格利茨反驳道：“问题不在于干预过多，而在于干预不足或干预不当。”“这些国家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之所以出现，不在于政府干预过多，倒是干预过少，而且也是因为这些国家本身背离了以前几十年已证明非常成功的政策。例如，有几个国家在放宽金融限制时处理不当，它们在建立健全的管理框架之前就取消了限制，包括取消对银行向房地产业贷款的限制。”
四、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批判的启示
首先，客观地讲，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首先都是由于这些经济体自身业已存在的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被引发所致，这是内因。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最大教训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否则，一旦出了问题，又不得不有求于人，就很难不任人摆布。我们常说：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是我们分析任何问题时都不能偏离的基本方法。本文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对IMF在历次金融危机中的做法，来展示一下狂热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在许多情况下，确实是由于IMF的生硬介入，把事情搞得更糟了。
其次，即使已经发生危机，也不是只有被迫接受IMF强加于人的苛刻条件这一种选择。斯蒂格利茨要人们走出这种误区：“只有一种选择的说法是骗人的。阿根廷有做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在与IMF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打交道时，也不能惟IMF的命是从。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主任马丁·费尔德斯坦告诫人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令人痛苦的全面改革计划给与新兴市场国家惟一的告示就是不要再请求IMF援助了。马来西亚恰恰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它的情况与泰国和印尼的差不多。一般情况下，除非万不得已，否则，苛刻的改革计划使得成员国很难与IMF合作。”
最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促进我们再次严肃思考这样一个老命题：外汇管制到底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还是必须立即割弃的沉疴？世界上根本没有纯而又纯的自由市场制度，即使存在这样先进的非移植不可的制度，在取消了限制之前，也必须建立健全的管理框架。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对一个正在努力向“好的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鼓吹“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不是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