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创新：出版传播的核心竞争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核心竞争力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 2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2)02-0122-07
一、编辑创新的理论表述
传统文化中有个故事，讲的是月下老人如何牵线搭桥，为男女做媒，配成婚姻，化而生人。人言成文，文以传人，人文相传，化为文明，以至于今。那“月老”就像一尊文化媒人，从远古的洪荒深处，蹒跚着步履，追寻着作者和读者，相互支持着、交互协同着走出一条人文相化之路。他们一路上画图造文，创构媒介，开启范例，把作者草创的稿本编辑成各种传媒载体，并推介给读者，互相交流思想情意，给后人留下日新又日新的文化典籍。这典籍，就是人借以文化，文借以人化，在人文相化中，形成高度的人文精神和文明素质，其中，充满着创造的活力，传播着先进的思想，创造着新新人类的新新文化世界。这里所谓的编辑创新，就是编辑通过创造性劳动，架构种种新的媒介载体来传播令世人耳目一新又一新的思想文化，从而不断推进社会变革，也更新着人类自身和世界本体。
新媒介犹如庞大的充盈着人类创新精神的公共空间结构。从媒介传播史的视角来看，这个结构是由古今中外的编辑家们协同作者和读者不断创新所构成的多种多样的媒介载体所累积、整合、架构起来的高速度、大广度、多向度、全信息交互流动的文化精神世界。
编辑活动本质上就是编者协同作者与读者，约定新规范，创造新媒体，架构新媒介，传播新文化，永远不断创新的人文事业。报纸编辑创造新闻媒体的实例，特别是网络新闻界面，其刷新速度之快，最能生动地说明编辑创新问题。那真是时时创新、日日创新、月月创新、年年创新的事业啊。从社会历史长河来看，一代一代的人，化出一代一代的文；一代一代的文，又化成一代一代的人。一代一代人文相化，使人日益明白了自己是谁，世界为何物，人为什么要造出一个社会，追求某种价值，铸出某种精神，创造理想的未来。
那么，什么叫编辑创新呢？比如说，编辑人员通过自己特别擅长的思想智慧和学养有素的知识能力，连续创造新而又新的传播媒介，架构作者与读者之间人文交互的精神大厦和文化广场。这就叫编辑创新，以编辑为主体的自觉自主的文化创新。
这样说，是不是会抬高编辑活动价值而贬低原初创意并像春蚕吐丝那样躬身生产草创品的创作活动价值呢？又是否会轻视无数的读者、观众和听众们，像群蜂酿蜜、蚁群集食那样默默涵化着他们的阅读创意，品赏出媒介的新味呢？中国特色的编辑学，研究讨论了60多年。早已在理论认知和实践经验上回答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当人们在文化传媒世界中发现了编辑主体，并进一步认识到编辑主体与创作主体和阅读主体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即所谓“主体交互性”之后，深入地考察了这三种文化主体之间辩证的媒介创构活动过程。把原创稿本的作者的草创活动与审选编构再创定本的编辑活动，并与阅读视听感应生发，欲求更新的读者接受活动既分析清楚、界定明确，又联系起来综合思考，逻辑地得出结论：从作者原生创意的“稿本”，到编辑审理、重构系统化的“定本”，再到读者接受“入乎其内”，并经过思想孵化“出乎其外”，呼吁再编创更新的供应阅读的“文本”，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媒介生产交互式链条，或称人文生产的三大环节。这是一个完整的媒介文化三相交互的生产传播链或螺旋式上升的盘旋塔。这三大环节，正如每个环节的主体之间交互流动一样，充分显示出媒介结构本身的交互性特征。媒介之间的交互活动是在时空历程中人文交互转换和连续流动的。三个主体角色之间的交互创造，产生出三种新的客体文本，即是媒介构成过程中的文化内容的交融和不断增生价值的创作—编构—感应生发的流程，最终是媒介生成的传播功能对其媒介价值的文化实现，即人类文明的增长和提升。
上述文字说明，我们要研究编辑创新，首先应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编辑创新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应当从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说起①，是麦克卢汉首先提出并要求回答什么是媒介的，即媒介就是讯息，就是人体的延伸，精神文化的交流。人类相互传播的、共创共享并受其支配的文化讯息内容，构成了各种媒介。包括它的符号、载体、形态、价值和意义，乃至整个的媒介环境和氛围，或者说媒介的全部存在与功能。那么又是谁创造出媒介的呢？麦克卢汉没有明确回答。似乎西方的学者至今也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倒是诞生仅仅63年的中国编辑学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认为媒介是由编辑创造出来，因为媒介主要是传达其编辑创意的文化媒体的总称。编辑主体的价值观，即“编意”，是编辑所传达的意图。编辑所创造的思想倾向、文化实力与社会效果，主要是通过媒介(包涵作者创造其内容的“作意”)被读者大众接受和反馈来实现的。以新闻编辑为例：改革开放十多年时，曾有记者采写过一篇关于“河南已成为能源大省”的精确数字报道，被编辑安排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第二、三条才是总理外事活动报道，书记某地视察活动的报道与图片。但第二天的河南省报转载这篇报道时，编辑却把它排在头版第三条位置。市级报纸转载时，则用小字排在报肩上。都没有配发相关的地方新闻，也没有配发评论。可见三家报纸的编辑创意和媒体价值观的差别是多么明显！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将“黑龙江粮食产量跃居全国各省第一”的报道，放在这天的黄金时段头条播放，也是节目编辑发现了这个报道高度的新闻价值，从而大胆创新了节目的编排时序。
如果说单篇报道、单篇评论作品的价值是由作者(记者)创造和刷新的话，那么版面整体或节目全段的价值和意义，则是编辑在设置议程、审选稿件、筹划版面时序，以及定位、标题、配图、使用字形、字号和色彩等系统组合中创造、刷新新闻媒体的。但广大读者和视听受众，从版面和节目中接受了什么，接受了多少？又感而生发出了什么，生发出了多少新意、新识或新的智慧和力量，也会不断地反馈给媒介的编者和原稿的作者，形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舆论力量。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版面或节目的新闻价值大于版面或时段中各个作品(部分)相加的总和。突出表现了整个媒体的价值高度——思想认识、政治倾向、舆论导向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这属于党和国家的核心文化力或软实力，主要是由编辑所主导的作者与读者们所交互汇集聚合起来的文化力量，是足以影响全国、全民族、全世界改革方向与发展趋势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在网络化的信息时代，先进的媒介传播技术，将媒介传播的速度、广度、信息的量度，目标的向度、精准度、强力度……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编辑创造媒介的任务，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要求也更高了，编辑不断创新的难度和理想的追求也更紧迫了。某些世界传媒霸权国对媒介的垄断更迫使我们必须不断推动编辑创新观念，掌握编辑学理论和新的传播技术，在文化传播、思想理论和社会舆论的“传媒战争”中，摆脱精神上的被动状况，转变文化上的无力状态，而挺立于人文精神自强不息、战无不胜之地。
编辑是通过创生媒介表达自己的“编意”并实现其编辑价值的，是通过创新架构各种媒体来传播其编辑思想的。广大编辑人，即编辑主体所天天、月月、年年不断创造刷新的正是蕴含着一切相交的、互动的文化内容所生存其中的各种各类的传播媒体，即整个统称的媒介。在媒介结构整体中，各种媒体之间的关系是多向度的、交叉的，互补互动、协调发展的。这种特性，我们称之为“媒介交互性”。作为学术术语，这是同英语形式的Intersubjectivity(主体交互性)、Intertextuality(文本交互性)、Intermediationality(媒介交互性)一致的，“文本交互性”又被译为“互文性”。“媒介交互性”也可简称为“互媒性”。为了大众易于理解和通用，中文术语还是称“媒介交互性”[1]271为佳。
第二，编辑主体不断创新的媒介所特具的交互性，主要是发明设置编排体例、缔造结构形态、革新传播方式等。中国传统编辑活动所讲究的“发凡起例”“搜集分类”“审断删选”“编次列序”“造端立体”“标目编构”“序跋导读”“增订款识”“版权记录”等等。凡属于搜集开发信息、分类整理、选题立项、规范体例、立定标题、编目排次、结构书刊等媒体框架形成媒介整体，并能存储于世，传播后人的事业，就是编辑活动。古代“目录学”“版本学”研究的就是编辑创造的“版本价值”或者“文本价值”。
以编辑为主体的媒介创新，与以作者为主体的著作创新和以读者为主体的感发创新是既相联结而又有区别的。作者独出心裁的原始创新与读者感应生发的接应创新，不同于编辑中介所组织的三相交互性创新。编辑创新的重点或要义，是能产生最大交互性的，多向快速、传播久远的媒介结构整体，而不是单纯的文化内容的解释、载体的复制技术或媒介产品的经营管理。三种主体，三个阶段，三样性质、功能、价值不同但和谐统于一体的生产对象，决定着媒介创新的编辑缔构特质。
第三，学者研究理解与阅读阐释创新，虽然不同于编辑创新，但却是编辑创新不可忽视的。前几年，有位朋友曾在评论“审读创新”问题的时候，举出过一个例子。说的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情景诗“经过多少个编辑，出现在多少种出版物上，已无法统计，可是有谁做过认真的考证呢？一般是人云亦云，认为‘乌啼’就是乌鸦叫，‘愁眠’就是反映惆怅的心情罢了……终究没有合乎逻辑的诠释。直到20世纪80年代，上海两位编辑为此到枫桥一带考察，经过向当地老人调查访问，才弄清楚。原来在枫桥以西早先还有一座桥，叫乌啼桥，一百多年前坍塌了，人们也逐渐忘掉了它的曾经存在；而枫桥对面不远处的一座山，古时曾叫愁眠山。这样，张继这首咏景寓意诗的意境就清楚了，上海两位编辑根据自己的查访，重新注解了这个名篇，就实现了自己的编辑创新”[2]。
好的“重新注解”等于“编辑创新”吗？恐怕不好这样说。对古诗、古文、古史典籍“重新注解”的人太多了，但他们大多数却不是编辑。他们是读者、教师、或研究学问、做评论的人。他们完全有自己对古诗注解、阐释、随意读讲和创意发挥的权利。但这不一定是“编辑创新”。当然，新时代的编辑在重新创编新的唐诗版本时，应当充分吸纳这些阅读创新的成果，借以编创更新的唐诗文本。
“乌啼”“愁眠”之解，其实这只是编辑个体从事的审读阐释创新，严格讲应属于阅读创新或实地调查研究与考证的学术创新，是编辑代替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对苏州一带古地理历史进行考证所做出的解释创新。应该说苏州当地的老读者最具这种创新的条件，当地教师在教学研究中对这首诗歌文本的“注解创新”或更有可能。如果一个出版社的专门职业编辑经常孜孜于对诗句中的古代地理调查、民间访问而作出新的“注解”或“考证”，恐怕就不太可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更广阔、更多样的编创新媒体的工作上。职业编辑的必尽职责，主要是对他本职所做的媒体进行创新，即编构新书、新报、新刊、新的影视和网络界面等出版物。如果你当社长、总编，会把这种对诗句的历史地理考证，或注解创新任务交给你的编辑，并要求他们必须完成吗？虽然这种考释理解创新十分需要，也很有价值，但它不应是，或主要不应是属于编辑的创新任务。编辑一天到晚忙不完的编辑工作(选题策划、组稿审稿、修稿编稿、校对复审、排版印刷、经营发行、计算效益、与作者沟通、到市场调研、与出版社领导和各方面商量……)，哪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出差访古、调查、研究、考证和做注解等事情呢？他不可能把研究员、教师和读者的工作一齐担负起来。一般情况下，编辑也不可能把读者阅读时产生的新见解、新领悟都负起责任来。读者自有自己阅读创新的自主和自由。这叫“诗无达诂”“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一千个读者可以创新一千个哈姆雷特。本事再大的编辑也不可能把古往今来一切读者的创新都包揽起来，真要是都包揽起来了，阅读也就没有创新的余地了。因此，上海这两位编辑所做的创新，只是他们兼作考证、注解等研究工作的特殊贡献。但将这种特殊贡献吸纳到新编的唐诗读本中，也算是一种功德。不过，特例不能代表一般，编辑对媒体的自主创新才是最主要的编辑创新之道。过去历史上编辑各种不同唐诗版本的编辑，大多并未亲自对每首诗作如此的实地考证、查访、注解，但他们也都有各自的编辑创新，如《全唐诗》的编辑创新，突出特点在“全”，而失诸审校不严。《唐诗三百首》的编辑创新，突出特点是精审严选，针对大众普及，但注释过简。虽然它是千百位唐诗编辑者中，编得最好，传播价值最高的一种唐诗媒体。应该说《唐诗三百首》是继《诗三百》《文选》《古文观止》以来流传最久远、影响最广大的一种唐诗文本。这位编辑家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年)也是一位专家型的编辑，其创新原则是“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他的《唐诗三百首》收录了有代表性的313篇唐诗，古诗、五七律绝、乐府、民歌等诗体较全，语浅意深，音韵铿锵，适合初、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至今流传不衰。胡震亨《唐音统籖》与《唐音癸籖》的编辑创新，突出特点在比较、在籖注、在精准、在学术研究。各种不同的唐诗编本大都各有其编辑创新之处。好的唐诗编辑只需把前人创新之处，包括学术研究创新、考古论证创新、阅读理解和注释创新等各类成果吸收过来，针对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对象的需要编辑出更新的唐诗文本，超越前人编定的文本。否则的话，马未都解释“床前明月光”的“床”是胡人上马或坐凳用的“马扎”，也可算是编辑创新了。记得一件趣事，有一位工程师曾到庐山香炉峰实地考察，测量香炉庙后山上下来的水流，测后，他卷起皮尺，大怀不解地说：“一段瀑布也不过十几公尺高，显然是条山水沟嘛！哪里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呦！”其实这是他的审美视角不对。不知道李白作此诗时并未置身庐山，而是在鄱阳湖西岸码头，或在停泊着的船上，或在香炉峰下的路边，“遥望”香炉峰对面的“前川”。这“前川”并不在香炉峰，而是在它前边的汉阳峰。汉阳峰是庐山群峰中最高的山峰，下雨天，巨大的水流直泻而下，雄伟壮观。如果晴天无雨，瀑流太小，则露出被冲刷得晶莹明亮的石壁，在太阳照射下闪闪发光，也似飞流直下。李白的观感经过诗人的夸张，既壮且美。有人说这里写的是庐山三叠泉瀑布，更不对。三叠泉是上到庐山牯岭之巅，然后再下到几千阶的深沟里仰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们喜好“钻貌草木之中，窥情风景之上”，也未见有人登上牯岭歌颂庐山的。宋代以降，苏轼登上过庐山，大约是在牯岭一带的寺院里，写过《题西林壁》。他四面观看，大约转过不少湾，也未见有描写“飞流直下三千尺”那种瀑布的。唐代李白时，庐山尚未开发出能爬上牯岭的路。恐怕他不可能登上庐山，再下到沟底去看三叠泉。我觉得这样理解，才是对《望庐山瀑布》一诗的阅读阐释创新。阅读创新，提高一点说属于学术研究性创新，或语文教学鉴赏创新，而不是媒体创新或对整个媒介的编辑创新。所以，学术创新或阅读创新并不等于编辑主体所特具的编辑创新或媒介创新，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不同，不能不区分清楚。
如果说上述观点是对“普通编辑学”和“大编辑、大媒介、大文化”的交互创新课题所作的理论表述，那么，我们不妨再从编辑活动的历史实践上，对编辑创新问题再做些典型案例分析，作为编辑创新的实际根据，以证明编辑学的上述理据。
二、编辑创新的历史实践
孔子是中国文化史上影响至今的头一位编辑大师。任何文化创造物中原本都浑然存在着一定的搜集、取材、编次、分类和架构等活动要素，在原创作意的创作主体意识冲击下，这些文化要素被融入草创稿本中，而后，编辑主体为了传播，再经过特别的审理编构，重新创造出新的媒介审定本。孔子一生的实绩就是创造性地编出了儒家学说的定本“六经”，又称“大六艺”。他的主要编辑方法是“发凡起例”，“分类立体”，对三代圣王所作的讲话记录、文告、宣言，宫廷史官和乐师的记载、祭天祭祖大典上礼乐机构演奏的大曲和民间百姓口头传唱的歌诗，先王们管理社会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人文相化的媒介传播、教育言论，以及圣贤们观天察地推及人间卜卦行事的思维逻辑等人文现象，进行收集、分类、审辨、汰选并编排次第，分别例定出六种文本。孔子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人文遗产中，发乎繁文杂籍，立起类例典范，著之于竹帛，形成《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性媒体，作为传授士人学者的简牍式文化媒介模本。这是孔子架构起来的系统的媒介体系。远非那时教学中练习的“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课程体系可比。孔子背负着“治乱”的历史使命，为时为政而创编图书文化结构。他以“先王之道，仁义之政”参酌古今，创编“六经”，以“传于后、播于外”，实现文化传播价值，铸成了儒家学说。这是前人所无，孔子开山辟路独创的儒学媒介结构，虽然这也使未被收入“六经”的不少上古文献，泯灭殆尽，仅有极少数文献片段被其他学派零星收录传世，后来也多被纳入儒家学说体系之中。
“六经”的编辑创新，成就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第一个完整的人文学说体系。其中的《易经》是上古哲理和逻辑学；《春秋》是上古新闻经典和从孔子的编辑观中萌发其端的史传记叙之学；《书经》是上古社会政治学；《礼记》是上古经济制度和交往礼仪学；《诗经》是三代民间歌谣与贵族宫廷演奏的雅诗和颂歌；《乐记》是上古娱乐人民、教养性情的音乐艺术学，可惜当时缺乏记录歌曲音乐旋律的标准符号，只保存了歌词文字。没能编成完整的音乐媒介，致使后来失传。孔子创构的这个学说体系，主要是通过他一生的编辑活动构建起来的完整而稳定的媒体结构，具备极大的文化传播功能和社会价值。这套东方古文化代表的一整套图书结构，其编辑架构的主导思想有四个特点：第一，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第二，不语怪力乱神，攻乎异端；第三，学正道，思无邪；第四，言而成文，传之久远。在四项编辑原则的指导下，孔子缔构成以“六经”为标志的整个图书媒介体系。但在后来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六经”又滋生出许多较小的学说体系，形成了新的文化媒介。例如经学(今文经、古文经)、史传学、文字学(小学)、诸子学、集学和校雠学，以及种种百家杂说。例如后人对《春秋》的研究，就离开“新闻经”而分出了左、公、谷三传，他们以“传”治“经”，竟将新闻记事的《春秋经》治成了史传之学。后来，中国学术创新之道常被堵塞，发展迟缓，吃这个“重史轻理”学风的亏不小。缺乏理论，以为“一切皆史”，“论从史出”。到了胡适，学西方新学，但西化之路走不通，还是回来弄史，把一切学科，都治成史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和学术创新。
《春秋经》原本就是中国上古最老的一种新闻媒体。春秋时代除了“周春秋”以外，各诸侯国闹独立，也各编有自己的新闻记录类“春秋”，就像诸侯国的年度新闻记录。孔子编辑、流传至今的鲁国《春秋经》中，一年的新闻记录大约有七八条，至多十三四条，相当于今天《人民日报》每天第一版的新闻量。当然，这可能是经孔子对春秋实录删削过的重要新闻，正像唐朝孙樵看到的《开元杂报》是对《开元录》删削后重新编排过的那样，《春秋经》中最有名的一条是“鲁隐公元年”记录的：“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五个W俱全，完整地记录下周边的郑国所发生的一件重大新闻事实，符合新闻的要义。如果说这是一句话构成的“新闻”，那么左丘明的《郑伯克段于鄢》就是典型的史传作品，有点像现在富有人情味的深度报道或有强烈思想倾向性的新闻评论。当然，这也是新闻与史传两种“文本交互性”的一种表现。
把《春秋经》当作新闻报道来看，可能始于宋代。王安石看《春秋》就不以为是“读经”，而认为是看“断烂朝报”，大约指它一年只记十几条新闻，远不如宋代朝廷的邸报或市井小报的信息量大。而且缺乏时事评论，还不如《墨子》引述的《周春秋》中的时事评论多。尽管“周春秋”中的思想评论，往往是借神鬼之力，以后世报应等结果而“刻之于甲骨”、“铸之于盘盂”、“镌之于山石”、“记之于竹木”，鉴戒于后人的。鲁《春秋》对于事件的评论主要表现在孔子通过编辑文字加工和语言修辞，来褒贬人物、臧否事件和评说是非，从而把儒家的价值观、伦理观和编辑者的思想态度、道德情感等倾向赋予了《春秋》，让后人读起来能更好地辨别真假是非和判断善恶曲直，富有思想理论意义。春秋时代，社会变革，人文思想活跃，是个理论创新的好机遇。人们精神自由，观念开放，可以“百家争鸣”，独创新说，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繁荣，社会改革。但自秦灭六国以后，华夏众多部族集群，急需建立共和发展的社会秩序，迫切要求国家统一。始皇立法，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治以三同。但民心反暴，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连汉初靠黄老之学起家的统治者都弃老尊儒，复兴人文。学者们虽然大大鼓吹“经学”，但“五经博士”却对“今文经”“古文经”争得没法收场，只好大家都去立传治史，于是开启了一个史传之学大发展的绝佳时代，直到隋唐。似乎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道路，往往呈现出“经学创新开其端，史传发明结其果”的文化特点。到了唐宋时期，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众多民族汇聚中国已久，杂华居处，互通婚姻，经济、政治与文化环境难割难分。华夏诸多民族基本上形成为一个大的国族，即多民族共立一国，虽可改朝换代，但都以中华大帝国为共主。这是中华国族最突出最强烈的文化特色。以后，不论是印度佛教、欧美基督教的中传，还是元蒙大汗、清朝皇极入主中华，都不但没能改变众多民族统一合成的大中国，反而更加增强了中华国族的传统文化。中华国族的这个传统，也是近200年来，东西方所有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联合起来也分裂不开，攻打不垮的。因为这种国族文化的根，深深扎在中华各族人民的心里，自会生长出不断发芽开花结果的草木和“天行健，自强不息”的国民。
三、编辑创新是出版传播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图书编辑史发展到宋代，并没有因为出现了报纸的空前繁荣而走向萎缩，相反，从孔子后1500多年以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图书出版高峰。朝廷出书，官员出书，书院出书，私商出书，文化传播业空前兴盛。造纸和印刷技术的发达，推动宋代时的中国达到了封建社会顶峰时期的编辑创新和出版生产的最高高度。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大师通过编辑《二程遗书》、编辑《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特别是他与吕祖谦合作编辑北宋程颐、程颢、周敦颐、张载四子的《近思录》等代表性名著，发凡起例，再次开创了从战国、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直到北宋千余年间的儒学典籍编辑创新之路。朱熹一改汉代一家“独尊”的孔孟经学，成就了以“广大为心、践履为实”的中古新兴的儒家理学体系。朱熹一方面花大工夫精研以“五经”为代表的孔孟儒学学理，一方面接受北宋“中原文献之传”，特别是二程、邵雍、张载、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吕本中、吕大器、吕祖谦等相门家族南迁时所“载而之南”的“嵩洛关辅诸儒之源流”，将《易经》哲理置于五经之首，又从《礼记》中审选出《中庸》《大学》，特编为二书，剩下《周礼》作为经济制度与管理之学。这样，以“理”治“经”，吸纳前人多派儒家学说之长。“泛观广接”，多察“物情事理”，“公平观理而撤户之小”②，终于减约掉汉儒“独尊”经学以来的繁杂歧解，赘言腐语，完成了对“四书”章句的集注和重建新的宋儒学术结构。特别是通过创造性地编辑《近思录》，架构起以《四书》为标志，以程朱理学为旗帜的新儒学学术体系。这一系列的“四书五经”媒介结构，影响所及，极为深远，传流于金、元、明、清以来八百八十多年之久。化及更多的北方少数民族融入中华，出现了多民族共建一国的文化一统局面。汉满蒙回藏等众多民族共同将中华文明水平提升到一个更新的高度。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其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民族”的范畴，实质上讲的是“中华国族”，即以“中国”为主体的华夏众多族群的共同国家整体。孙中山提出的“中华民国”则更明确地表示“中华各民族共同建立一个国家”的思想意义，这种思想影响力近百年来远播于亚洲和欧美。中华国族虽然不断受到外来殖民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侮辱欺凌，但却分裂不开瓦解不了中国，倒是激起了中华大国各民族的共同反抗，面对外来分裂势力的策反、挑拨，反而团结得更紧密，反而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灭亡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21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机械印刷的报纸与期刊杂志和音像媒体以其特有的生命活力横空出世，现代编辑出版业大大兴盛起来。同时也造就出一支新时代的编辑队伍。这新的编辑队伍更以其革命性的编辑创新，推动了更多新媒介的大交互、大发展。全面地推动着高速流动的信息时代日新月异。有人公布“网络数字”说明：“现在人类一年创造的信息量达到18亿兆”，“全世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创造新的数据”。2011年6月，Google日历记下一条：“Twitter现在每天发送的tweets达到了两亿条。Twitter自己说相当于8163本《战争与和平》的字母数量”。如果要把一年18亿条信息储存起来，需要5750亿台32GB的ipad来储存，要花掉34.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中、日、英、法、德七国全年GDP的总和。如此庞大无比的信息量，如果用文本储存的话，就要把8163本《战争与和平》堆放成1470英尺(448米)高，接近台北的101大楼③。对于受众来说，超饱和的信息量，会使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不知该怎样选择才能适合自己的需要。必须由设身处地为他们服务的、各种媒体的编辑们，事先把大量的信息，根据不同的性质内容进行分类、审选，并按照不同类型读者的需要，编辑创造出各种新的媒介，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否则，过多的超量饱和的信息会像迷雾一样使广大读者迷失其中，只知人在此山处，云深路隘不知处。
试想一下，我国百年多来的媒介结构，是怎样由那个革命创新时代坚持新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编辑们所创造出来的？我们当下这60年来的编辑们又是怎样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主动的创新精神，营造着、缔构着我们当下更多新老媒体交相互动的媒介集群，从结构整体上推动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繁荣！一向被视为“无名英雄”隐匿在背后“为人作嫁”，乞求他人为“衣食父母”的编辑们，今天不是以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站立在媒介创新、文化创新的人文“主体”大军之中了吗！由此来观照我们的编辑出版学，岂不正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编辑的文化创新正是出版业的核心竞争力。
［收稿日期］
注释：
①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传播学家，著述甚丰。1964年，他的成名作《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出版。1999年此书由何道宽译为中文《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先在四川一家出版社出版，后又修订译文，由北京商务印书馆于2000年出版。
②见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卷8《续金华丛书》。
③见《大河文摘报》04版网络前沿，摘自《中国网友报》2011年7月4日Bell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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