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三个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维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笔者看来，唯物史观应包含如下三个维度①。一是结构的维度。唯物史观由诸多范畴，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又分为政治上层建筑与观念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分为观念上层建筑与一般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意识这些范畴构成的关系结构，大体可以表述为如下图式：
上述图式乃后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系统化了的唯物史观理论图式与形式结构，特别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其中，↑表示决定关系，↓表示反映或反作用关系。但仅仅揭示决定与反映关系是不够的。这些概念范畴本身只是从属于启蒙主题尤其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且本身就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术语。它们如何构成唯物史观的理论表述？它们之间的复杂的关系结构，如何由唯物史观的理论原则所定向？均是需要深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显现的问题。而笔者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结构维度的理论效价其实是由如下两个维度所确定的。
二是批判的或方法的维度。对物的关系的批判必须转化为对人的社会关系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同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关联在一起。上述概念范畴及其理论框架，实际上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环节呈现出来的，既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黑格尔的观念论区分开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也是对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解构，其实质是对启蒙及其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解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因而马克思要求从市民社会出发去解释国家，而不是从抽象的国家观去解释市民社会，社会存在作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亦即“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②，从而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要揭示的恰恰是：诸种社会关系如何通过其内在的矛盾冲突从而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如何通过阶级解放经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从而达到人类解放？唯物史观必然要定位于政治理论与批判性的社会哲学。在这里，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关联着的政治批判，不只是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以及黑格尔的抽象国家观区别开来、且仅仅关乎于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政治批判”，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历史的和实践的批判。因此，第一个方面的那些概念术语及其关系，连同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如果还没有深入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依然还是对物的批判，而不是物的关系背后的人的关系的批判。
三是人学的或历史的维度。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建构，从属于其终极的哲学人类学关怀，表达为文化与历史学话语。人既是历史的起点，也是历史的目的，因而马克思不仅把感性的个人当作历史的前提，也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看成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历史唯物主义同马克思在哲学革命意义上提出的旨在解放人的主体性的新唯物主义是内在相通的。因此，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演进必须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诸如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论与人的发展的三阶段论，都只是从一个侧面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启蒙的问题，就在于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分解开来，从而陷入线性的和单一的历史进步论。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当然是实践意义即现实历史意义上的统一，并由此确立终极的人类解放论，这是在扬弃启蒙过程中向启蒙的更高程度的回复。正是第三个方面使得第二个方面超越第一个方面，唯物史观不只是一种实证主义以及经济决定论，而是总体的现代性理论话语，这不仅要求展开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且要求面向哲学人类学以及启蒙的基本价值展开自我批判，突显现代激进政治的主题，从而使唯物史观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的上述三个维度中，大体说来，结构维度构成话语系统，方法维度构成硬核，人学或历史维度构成目的。启蒙恰恰是基于第一个维度的某些方面，但却绕过了第二个方面径直诉诸第三个方面，即从经济决定论绕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直接过渡到人类解放论。启蒙诉诸空想社会主义不是没有原因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二个方面不只是方法，还具有理论定向功能，因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关联于资本主义批判及其意识形态批判。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马克思扬弃了启蒙传统及其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被理解的前提。为恩格斯等人所命名的“历史唯物主义”显然是针对启蒙传统与空想社会主义传统而言的，乃唯物史观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恩格斯深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主义批判的社会革命与历史观变革意义。拉布里奥拉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③。拉布里奥拉无疑是在科学社会主义语境中讨论问题的。当然，方法须从属于目的，因此，第二个方面必须向第三个方面开放，就是说，资本主义批判连同意识形态批判，应当生成历史性，并通向哲学人类学，即通向人类解放论。因而，彻底的激进主义如托派所谓“不断革命论”，或如直接主张恐怖主义的“行动哲学”，都是抽掉了哲学人类学维度及其历史进步向度的结果。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坚决反对的。由此看来，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绝对化，并非唯物史观的主张。
马克思恩格斯在有关唯物史观的诸多表述中不同程度地强化了唯物史观的三个维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做了首次表述。在进一步阐述其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方法论之后，通过对人自身历史过程的生成与逻辑的双重叙述，马克思剖析了物质资料生产、人自身生产以及精神生产的基本规律及其层次，进而阐述了分工以及世界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给出了这样的历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④这种历史观不是侧重于具体的经济政治结构，即不是前述第一个维度，而主要是基于政治批判与历史批判展开的社会政治哲学(并非经济学层面)。马克思要确定的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样一个基本的社会政治哲学理据，马克思是在不同于黑格尔观念论主导的政治哲学语境中展开其唯物史观的。这也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得以展开的地平。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从属于马克思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批判的。而且，作为新唯物主义，马克思特别强调唯物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区别：“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⑤。由此，马克思直接指出，唯物史观的定义不是提升人的意识，甚至不只是“批判”，而是革命，并且其实践目的一定是带来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革命。
在《共产党宣言》中，社会革命的观点既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联系起来，也同工业革命以来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因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激进的实践诉求愈加突显。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如此阐述唯物史观：“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⑥
唯物史观的最为经典的表述则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⑦。这里揭示的正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结构，所强化的看起来是唯物史观的结构维度。这个结构也是社会革命得以展开的动态结构，马克思声称，这样的动态结构，乃是他有关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学说的内涵，是其早年《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困惑”的理论结果。因此，《序言》的表述同此前的表述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只不过这里更清晰地显示：社会的实质性变革，如何体现为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变化。
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作过诸多精要的表述。他自己在晚年致布洛赫的信中称在《反杜林论》与《费尔巴哈论》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为详尽的阐述”⑧。恩格斯是在如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的：一是从唯物主义的历史演进论证历史唯物主义，即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素朴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之后且同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即辩证唯物主义同构的新的历史科学，即“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⑨；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论证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把辩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起来，而且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作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理论基础，并同剩余价值学说关联起来；三是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基础，而此前已经明确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则全面深入到对社会历史问题的从容而精细的讨论与分析。这使得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更加自信。
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概括颇值得重视，他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⑩可以看出，在遵循前述有关唯物史观表述的基础上，恩格斯更加强调社会存在学说，层次也更加简捷(11)。与此同时，其表述已倾向于国家与社会结构的理解与建设，而不是先前一直强调的社会革命。这实际上是一种显著的变化，同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变化也是一致的，连同晚年马克思对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的关怀一起，均值得深入探究。晚年恩格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特别强调不能把唯物史观还原为经济决定论，并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12)。
近年来，有学者主张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唯物史观的表述当成经典表述，以取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表述，原因在于，前者特别显示出唯物史观乃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直接成果(13)。这个观点应当说很有见地。的确不能把《序言》中的唯物史观表述看成是唯物史观的唯一表述。《形态》的表述，连同《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表述均十分重要，其中，《形态》的表述更为明确地表达了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决定关系，且一开始就是从经济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入手来阐释历史，这种让结构从属于方法及其功能的论述清晰地呈现了唯物史观的结构与层次，完全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静态的描述。因此，《形态》特别好地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第二个维度。但必须注意的是，《序言》表达的结构本身也是动态性的，并且还提出了作为唯物史观的本体基础，即“社会存在”概念。《序言》的宗旨的确是进一步明确了有关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而进一步展开的恰恰是唯物史观的理论结构。因此，如果说《形态》一开始就把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看成是唯物史观的入口，那么，这一关系的稳定的表述却是在《序言》中完成的，正如马克思在1843年就已经明确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实是在其长期的《资本论》研究中才得以具体落实的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说，《形态》与《序言》有关唯物史观的表述是相通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把《序言》的表述视为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并无问题。
人学或历史维度则贯穿于唯物史观的各种表述中，也是马克思形成唯物史观的动力，比如青年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重视，他从启蒙传统中承继下来的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历史进步的信念，乃其唯物史观的硬核，此外还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觉的哲学人类学及其世界历史时代的清晰视域，《形态》中的“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以及历史进步观，《共产党宣言》中的人的全面发展，《资本论》中的“自由人联合体”、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相表里的哲学人类学话语以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东方关怀及其历史意识、晚年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维度的辩护。人学以及历史维度是近些年唯物史观探讨中强调得较多的维度，兹不赘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无疑强化了唯物史观的人学维度，并以人本化的“唯物史观”对抗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化的“唯物史观”，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另外两个维度。在卢卡奇看来，“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成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典型基础”(14)。卢卡奇这里其实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了资本主义自我辩护的理论，并默许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及其历史持存性。他反对如考茨基等“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一切历史的理论，从而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对理解经典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当性，并强调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基于哲学人类学，卢卡奇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但他并没有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给予必要的重视。柯尔施敏锐地洞察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乃“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组成部分”(15)，但他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主题，却不是在物质生产关系，而是在社会意识与精神文化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抽掉生产方式，也就抽掉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地平。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与文化霸权学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均是从属于卢卡奇与柯尔施开创的范式与论域。其实，这也弱化了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导致唯物史观的人学与结构两个维度之间的紧张。阿尔都塞提出“认识论断裂”并不奇怪，因为他其实是遵循并且强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既有逻辑。但阿尔都塞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同样并不敏感，正如他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确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话语的同时，也在无意中“做实”了经济决定论。政治批判一直是阿尔都塞的主题，这使得其理论结构带着浓厚的激进性质。阿尔都塞推进了从实证主义到结构主义的转变，并导向激进的现代政治主题，由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之后，法国政治传统再次复活，并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这样一来就产生两个附属的理论效应：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力度的减弱。生产方式的淡出是问题产生的主要背景，而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实质是将原先在生产领域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符号层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批判，而是解码。二是辩证唯物主义话语的再度复兴。这一变化，与上个世纪西方左翼运动的兴起有关，在这一运动中，来自于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对西方激进左翼理论界产生了实质影响，而70年代法国左翼理论界空间理论的崛起则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套话语的传播。人们注意到，受阿尔都塞(以及列斐伏尔)的影响，齐泽克、巴迪欧以及后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强化和重述辩证唯物主义话语。
与此同时，当代思想正在以各种方式批判和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如哈贝马斯、吉登斯以及鲍德里亚、大卫·哈维等)。然而，这些学者们程度不同地舍弃或修改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且舍弃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让各种批判受制于后现代状况以及总体的物化状况，以弱化甚至解构人的或历史的维度为代价。诸种批判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都存在着从唯物史观向启蒙的回溯，如哈贝马斯明确强调重启现代性及启蒙工程，吉登斯则在对启蒙的理性精神进行批判性检省中重新厘定现代性，而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则是借空间以及地理视域，从而将唯物史观与作为启蒙哲学基础的法国唯物主义建立起了某种联系。这些回溯努力，包含着在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技术条件下的激进政治何以可能的反思与追问，但在更大的历史视野内，在生产方式层面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然应当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主题(激进政治经济学确实在努力展开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其力道与影响，却难以同上述诸种批判和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相比)，一个庞大的甚至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体经济，依赖于马克思当年在生产方式层面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依赖于经典唯物史观，这一点在近年来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得到全面印证，并应当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构中体现出来。其实，这一方向上的任何努力，都应当考虑如何实现唯物史观的三个维度内在地贯通与统合。
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之所以成为今日西方激进左翼理论界的焦点问题，与激进左翼理论界的困境与焦虑是分不开的，这一困境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西方左翼理论界的自我启蒙。阿伦特曾把马克思之不同于西方政治传统的思想表述为三个方面：“劳动创造了人类”；“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我们看到，这三个方面，恰恰都是针对唯物史观对启蒙的超越和扬弃关系而言的。通过上述分析，阿伦特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看成是柏拉图主义的一个现代翻版。阿伦特的批判基础依然还是保守主义，在批判马克思方面，与列奥·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以及以赛亚·伯林、哈耶克等现代自由主义是相通的。唯物史观在扬弃启蒙传统时，也扬弃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而保守主义同自由主义的联手，则形成所谓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新保守主义。在新古典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主导的当代政治哲学语境中，由唯物史观支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传统一直处于退守状态，不是没有原因的。是退回民粹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是归顺自由主义，还是进一步走激进路线，构成了目前西方左翼理论界、特别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焦虑，而从目前的情形看，这种焦虑注定要持续下去。
注释：
①在拙作《再论唯物史观与启蒙》(载《哲学研究》2011年第3期)中，笔者尝试提出了理解唯物史观的三个维度。限于篇幅没有完全展开，这里撰文再作拓展，以就教于方家。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③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麟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⑤同上书，第92页。
⑥同上书，第25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8页。
⑨同上书，第24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11)由于悼词形式的原因出现的这种简捷，不能理解为恩格斯有意简化唯物史观的层次与结构。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13)参见安启念《关于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两个问题》，《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
(1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2、316页。
(15)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16)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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