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异化批判的三种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三种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6)04-0117-04
提出知识万能，往往容易被社会所认同；而提出知识异化，往往容易让人费解。事实上，知识的双重功能是同时存在的。片面强调知识万能，就会给知识异化提供场所；片面强调知识异化，就会给知识无用论增加理由。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提出知识异化，对于推动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形成爱护自然、爱护人类的良好氛围，建立人类栖居的天地神人和谐共舞的美好家园，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在此，通过三种维度，阐释知识异化，对于我们树立科学知识观大有裨益。
一、马克思的异化观
马克思指出：“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惟一的行动。因此，只要意识知道某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就成为意识的对象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意识所以知道对象的虚无性，就是说知道对象同它没有区别，对象对它说来是非存在，因为意识知道对象是它的自我外化，也就是说，意识所以知道自己（作为对象的知识），是因为对象只是对象的外观、障眼的烟云，而就它的本质说来不过是知识本身，这种知识把自己同自身对立起来，并因而把某种虚无性，即在知识之外没有任何对象性的某种东西同自己对立起来；或者说，知识知道，当它接触某个对象时，它只是在自己之外，使自己外化；它知道它本身只表现为对象，也就是说，对它说来表现为对象的那个东西仅仅是它本身”[1](p.127)。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对象性的某种东西”、“知识”之间有两种关系，第一种是指“意识”与“对象性的某种东西”之间相互适应，这种“意识”不能停留在虚无之中，而是以“知识”这种“惟一”的“外化”载体储存下来；第二种是指在“意识”和“对象”之间存在“障眼的烟云”，“意识”和“对象性的某种东西”之间不是真实的，“知识”具有“虚无性”，“知识”与“对象”的关系是“对立”的，或者说是异化的。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知识”与“东西”的对象化和异化两种关系。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这种异化，并力图使异化转变为对象化。这个任务是光荣的，又是艰辛的。马克思首先考察和批判了黑格尔异化理论，但在马克思那里仍然带有思辨哲学的痕迹；马克思明确赞扬费尔巴哈，在许多地方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局限，但又不能停留在形而上学水平，而是力图通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观，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过渡。
马克思把异化理论和资本主义现实结合起来，提出有四种异化：(1)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的力量；(2)劳动活动的异化，即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3)人的本质的异化，即把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4)人从人那里的异化，即劳动产品为他人所占有。正因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正是劳动的异化或异化劳动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原因。正是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工人同资本家的对立。马克思通过异化理论，分析了社会发展趋势，指出通过不断克服异化现象，使类本质“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今天仍然有重要意义。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新旧体制、规则、思想意识碰撞和交替的重要时期，何去何从，受多方面条件制约。其中，科学知识是渗透和影响各个领域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自然科学是有关自然本质的有规律性的知识，是表达自然规律和本质的理论体系。无论科学知识也好，还是技术知识也好，都是对客观事物、主客关系、艺术技巧所形成的各个概念的逻辑体系，是主客体之间的信息通道。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地点所形成的知识，仅仅是事物的一个部分、一个层次、一个方面、一个时间段内的知识，在改变条件的前提下，这种知识就会暴露它的不足和错误，这是知识异化的一个表现。从理论层面看，科学揭露的本质和规律是不可推翻的。但是知识的可用性和可行性是有限的，这就难免形成冲突和矛盾。换言之，知识的客观性和价值的多元性之间的关系必然形成异化现象。石油、矿藏等有限资源对一些人来说是价值，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无价值和负价值。草原、森林可以再生价值，但再生速度和人的需求含量可以形成良性循环，也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原子弹巨大的杀伤力及其所造成的辐射污染后果第一次得到了实战检验，人类真切地感受到了核武器像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自己的头顶之上。人类并非轻松地进入了核时代。据统计，前苏联曾经有8万枚核弹头，美国有6万枚核弹头，经过冷战后多年的裁军和反核扩散，目前美、俄两国的核弹头数量大概是1.3万枚，其他国家的核弹头大约2000枚。全世界核弹头按最低估计也有100亿吨爆炸当量，打200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规模的世界大战，可杀死约1000多亿人口，可使地球毁灭几十次。武器的科学化所带来的后果在人们的心灵上投下了可怕的阴影。
异化现象，并不仅仅是马克思的预见，而是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科技领域的焦点，也是整个社会的担忧；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隐患，在发达国家更甚。这在西方哲学和后现代主义那里也可以得到旁证。
二、西方哲学的知识异化观
哲学可以反思历史、论证现实、预见未来，实践又是哲学发展的客观依据，科学技术引擎的实践活动对哲学发展起主导作用。对这一点，自然科学家从他的特定角度对哲学、尤其是对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提出他们的意见。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类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认为，技术知识的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新工业革命也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地利用它就有可能发展到这个地步。居里夫人也说过，科学无罪，罪在于滥用科学。1955年，包括玻恩在内的52位著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迈瑙宣言》中心情沉重地告诫人类：“我们愉快地贡献我们的一生为科学服务。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生活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在向人类提供自杀的手段。”科学精神不能解决人的道德问题，原子弹被不道德的人利用，会出现什么结果，是人们很清楚的。而制造原子弹的原料是核反应堆生产“核电”所依赖的重要资源，“火电”的枯竭，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成倍增长的用电总量之间的对峙只能用“核电”来代替。与时代发展趋势相扭曲的“核弹”与“核电”之间的悖论证明，科技并非万能，如何驾驭科技，不是科技本身能够解决的。对科学知识一元性的应用是技术知识多元性的选择空间。而利弊得失往往是多元性技术的合理延伸。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精神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科学知识的高度珍视，是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精神允许人们糊涂，甚至提倡“难得糊涂”。而人在这种“难得糊涂”中应该分清是非，力图实现科学技术知识的应用与人类自身利益的关切之间的“双赢”。
不仅科学知识存在着异化，而且技术知识也是如此。Joost Mertens提出：“技术研究的目的是增加或改进我们的技术知识，以合理化现存的工具性(instrumental practices)，即对非预想的负效应的进步性淘汰。”[2]技术知识是科学知识转化为物质形态的中间环节，是指导人的技术行为，以实现有效性的规则。如果不淘汰负效应，就会形成知识异化。假如预见到未来异化的可能性，事先采取某些手段，就会转危为安。
科学家的分析，得到社会的验证。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与自然界发生了分化，甚至使社会整体性也发生了分化。既然益处、弊端兼而有之，势必引起不同的话语。早在18世纪，卢梭预见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性受到压抑，泯灭了人的本性的存在方式，使道德陷入孤独和沦丧，是形成社会奢侈腐败的主要原因。甚至可以说在笛卡尔的技术理性刚刚产生时，帕斯卡尔就深切地意识到了在技术中隐含的危机。他认为，技术理性是不可能完全认识和把握人生后果，人的心灵具有超出技术控制的自身内在逻辑，如果说理性主义以重思维为重要特点，那么人的心灵所关注的则是生命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别的。可以说，技术知识为人类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生活条件，科技知识对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使人类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依赖感日益加强，科技知识取代宗教的“神”而成为人类新的崇拜对象。人们坚信，凭借科学技术，可以认识客观规律，征服和驾驭自然，使自然界为人类服务，最终实现人的自我解放。但是，科学技术知识也有消极方面。克隆是一门新技术，但运用不当，将在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家庭关系等方面产生负面作用。战争武器具有强大的杀伤能力，而医疗技术往往步履维艰。因特网文化传播速度超前，但它也传播消极文化，一旦瓦解人的心灵，特别是未成年人的自控底线，其损失难以补偿。从这里可以看出，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需要社会科学来补充；科学技术对某一些人的益处，往往是使另一些人付出代价为前提。无疑，人们一方面在欢呼和歌颂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及其造福人类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也在纷纷议论着科学技术异化的问题。人们不无忧虑地数落着科学技术的种种负面作用，似乎现代科技已经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状态。不少论者根据事物发展的常理，喜欢用“双刃剑”来比喻科学技术的发展既造福人类又威胁人类的相辅相成关系。确实，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和正在对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产生越来越多的负面作用，诸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口膨胀、人际关系疏远和伦理道德畸变、人文精神丧失等等。现代社会正受到大自然的报复。更为可悲的是，技术知识没有像人们想像得那样给人类带来精神快乐，反而变成一种异己的力量束缚和主宰着人类，使人处于异化受动之中。在这种打击之下，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可行性的信念发生动摇。因此，重新审视和回答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意义问题显得极为必要。
引人注目的“全球问题”，使一些人产生了失落感，甚至提出了“技术悲观论”，他们消极地把“全球问题”仅仅归结于科技革命，对科学技术产生失落感。斯本格勒的“没落论”、汤因比的“挑战论”、海德格尔的“死亡论”、弗洛伊德的“压抑论”，都来源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这就使得他们的观点明显地带有非理性、反社会的倾向。伴随着技术知识过分发达而导致的知识异化，对技术前途问题的争论逐渐转变成对技术的批判，并日益形成派别林立观点众多的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的深刻的抨击，韦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卢卡奇对工具理性不良后果的揭示，席美尔对现代技术的物化和异化的批判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技术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并表现出对技术社会中人的处境的关怀。在西方哲学中，形成一股反理性主义的思潮。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经说过：“科学进展是一种悲喜交集的福音”；叔本华第一次大胆说出人的欲望、痛苦构成人的本质；尼采宣称酒神精神、人的本能冲动是人性最深刻的表露；柏格森强调“生命之流”，指出直觉通向实在之路；弗洛伊德揭示“无意识”是人真实的内心世界。他们否认理性与科学具有认识实在、把握世界的绝对权威，呼唤失去的人性、自我，把人从抽象的思辨的“理性王国”拉回到现实人间。
在批评之余，他们的用意是建设性的。他们批评了把科技进步当作医治各种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和赋予人类美好未来的万能法宝的错误观点。他们以多学科互动理论为出发点，以人性与自然相统一为基础，以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为核心来阐述当代世界的危机状态。尽管也不乏悲观言论，但它的主要目的要确立一种全球意识和全球发展战略，这便是人们今天所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知识的忧患意识在唤起国际社会对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关注上起了主要作用。然而，他们并没有真正找到滥用科学技术造成全球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把症结说成是社会及其统治阶层的“无知、自私”，把问题归结为人与自然、穷困与富足的关系，这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其主要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科技知识活动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没有看到科学知识的社会功能直接受到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制约，没有看到知识异化的可能性。这正像西方不少有识之士，如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佩西和亚历山大·金以及美国的哈迪等人认识到的那样，要解决“全球问题”，必须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及其权力机构，改变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以及我们的观念和行动方式。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要求在人类价值和社会制度方面来个根本转变。
以上诸种观点，从各种角度向我们折射这样一个规律：科学知识，是客观事物本质规律的理论表现，但把它与价值联系起来，就出现了科学技术的分裂和冲突，既有造福人类的一面，又有泯灭人性的一面。可见，知识转化有两个方面，有利弊得失的不确定性。知识创新，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知识转化还包括与此相关的另一方面，即消极、被动、为害于民的方面。这种观点，有它的理论平台。上面引用的西方观点，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抨击和警示。知识不仅向积极方面转化，还向消极方面转化，甚至在发达国家，有害于民愈演愈烈。西方哲学家的批评，用意是好的，即主张知识更多地向有利于民的方向转化。对知识的负面效应，人们可以在科学技术知识转化的多种可能性中进行筛选，预见科技活动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后果，对科技活动进行自觉的监督和控制，高度关切科学技术知识转化的方向和程度。后现代主义力图对此进行有益尝试。
三、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异化观
以罗蒂、霍伊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没有停留于一般观点的发泄和指责，没有满足对技术所造成的诸多后果的揭露，也没有局限在对技术理性单一的批判与否定上，而是进行有益尝试和踊跃探索，由后果挖掘产生的原因，对解决方法给予积极应答。后现代主义通过对工业文明的历史考察认为，技术理性在功能上是对科学的回归，通过技术的发展才能实现人性的回归，体现认识世界的宗旨，提高人的生存能力。但是，技术只是一种以支配自然为依据的有限的理性，它在寻找技术知识的客观根据、认识的效率、实现的程序和功能的合理性时，并不追问人生意义的生成方式，失去了对终极关怀的依赖，在向外部世界的攫取过程中迷失了自我而很难回归。所以，虽然技术知识本身是合理的，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可能由它来规定和解决。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主张，由技术造成的人与自然相互冲突的真正原因，在于技术知识和人文精神的分离。而这种分离的根源则在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要消解这种对立，使人类摆脱由技术所造成的困境，就必须彻底改造技术知识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文化基础，从而保证人类自身及其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
对技术知识的批判，后现代主义比其他技术批判理论更加深刻和富有建树。它把对后果的揭露推进到对前因的挖掘；对结果的批判发展到对前提的分析；由对外部的批判深入到内部的批判；由对局部观念的批判变为对根本范式的改变，从而把技术批判理论推到了更高的阶段[3]。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是按照这一思路提出自己的观点的。
后现代性的重要代表利奥塔在分析发达社会的知识状况之后指出，随着文化进入后现代时代，知识改变了它的性质和特点。其理论推导的内在逻辑是：先前理论家根据“现代化”来分析“前现代”的社会变迁，现在，又依据“后现代化”来谈论“现代化”的合理秩序。这是“后浪推前浪”的思维方式，而没有凸显前后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后现代状况下，科学知识成为“话语”，“共同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它所带来的“病态社会”、“单面人”、核武器扩散以及全球生态危机，激起了西方学者的激烈批判。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德里达、罗蒂等进一步发扬法兰克福学派理性批判的传统，指出人类已经步入“知识爆炸”的后工业社会，旧有的概念、规则不再有效，“一切的一切都是由支离破碎的片段组成的”。人们踏上了“不归之路”，多样性、非一致性、不完满性、不确定性、破碎性、否定性、反正统性已构成信息时代的本质特征和新的思维观念。主张用“游戏”的规则取代普遍的必然真理，用“流浪者的思维”横扫决定论的权威、拒斥整体的专制，他们把“摧毁”、“冲突”、“消解”看作是“一种生成”、“一种创造”，而“不再渴望业已永远失落的家园”[4](p.34)。
对科学知识异化正是对知识理性负面性进行批判而形成的一种思潮。尽管文明的发展趋势是社会理性化的不断强化，但是应当看到，理性化隐藏着它的陷阱，知识理性的强势意味着价值理性的陨落，意味着知识异化和人性的断裂。正如罗蒂说：“从柏拉图到卢梭，从笛卡尔到胡塞尔，整个西方哲学都设定先有善而后有恶，先有肯定而后有否定，先有本质而后有非本质，先有单一而后有繁复，先有必然而后有偶然，先有原本而后有模仿。这并非是形而上学态度的一面，而是其基本要求，是其最永恒、最深刻、最内在的程序。”[5](p.81)必须承认，科学技术是时代发展的杠杆，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引擎，当发现和应用新的科学技术的时候，某种矛盾、摩擦和不适应难免出现。如果仅仅强调负面作用，就会迷失方向，找不到回归路。后现代主义寻找新的思维方式，没有听天由命，也不诅咒宣泄，更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在解构的同时进行建构。尽管它只是提出了初步的框架和实施方案，其积极意义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同和肯定。尽管对成熟的理论形态的完成和最终目标的实现还缺乏现实可能性，从而使其思想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和相对主义色彩，但是，它努力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寻找人类走出困境的出路，这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却是十分可贵的。而“知识异化”的立意，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对科学知识进行考察，把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在此分析了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及其对未来知识发展走向的建议，与“知识异化”主题不谋而合。
以上，我们通过对马克思知识异化观、西方哲学知识异化观和后现代主义知识异化观的考察，可以看出，在现阶段，异化是存在的，知识异化是社会异化现象的重要环节。只有从“类”的角度出发，才能扬弃知识异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
［收稿日期］2006-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