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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世纪英国罗拉德派运动上承14世纪威克利夫宗教改革，下启16世纪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不仅在英国史上，甚至在欧洲史上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罗拉德派运动 约翰·威克利夫 亨利八世 约翰·胡司 马丁·路德 宗教改革
中世纪英国罗拉德派运动是14世纪威克利夫宗教改革运动的继续[1]。罗拉德派以其“威克利夫的追随者”、“威克利夫学说的传播者”、“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推动者”、“清教主义的远祖”等载入史册。不仅在英国史上，甚至在欧洲史上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透过英国罗拉德派运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世纪后期英国史上从威克利夫宗教改革、罗拉德派运动到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发展的主线。目前，关于罗拉德派运动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本文拟就罗拉德派运动及其历史地位作一初步探讨，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 罗拉德派运动的发展
《大英百科全书》对“罗拉德派”的释文是“给予那些坚持源出于约翰·威克利夫理论之宗教信条的人的称呼”[2]。
随着13、14世纪英国工商业的长足发展，市民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已是民心所向。但是，由于罗马天主教会的控制，这一要求却受到严重阻碍。14世纪后期，英国著名神学家、哲学家、教会改革家约翰·威克利夫率先擎起了宗教改革的大旗，揭开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接着，罗拉德派推波助澜，使这一运动延续达一个多世纪。
这场运动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罗拉德派运动的出现与迅速发展时期（14世纪80年代至15世纪初）。大约公元1380年左右，在牛津，支持威克利夫的学者尼古拉·赫里福德组织小组，是为最早的有组织的罗拉德派[3]。在牛津大学，以这些人为首组成“世俗党”，坚决支持威克利夫，宣传威克利夫学说。由于教俗统治者的共同镇压，1382年，许多威克利夫信徒被驱逐出牛津。但是，牛津运动失败后，罗拉德派运动并未停止，它在牛津以外的各地城乡继续发展，力量不断壮大，“贵族公开领导了他们的运动，把自己的城堡作为罗拉德派教士的避难所”[4]。在这一时期，罗拉德派的活动形成三个中心，其中以伦敦的罗拉德派运动影响最大。1395年，国会下议院中的罗拉德派分子向议会提出了反罗马教会的《十二条款》[5]，条款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罗拉德派教义及其主张。1414年，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领导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在罗拉德派运动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后，贵族撤销了对罗拉德派的保护，运动失去了有身份的党徒，“日益成为穷苦和没有文化的人们的运动”[6]。1431年，威廉·培克斯起义就主要是城乡纺织业发展地区的工匠运动。
（二）罗拉德派转入地下活动时期（15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1431年起义的失败，标志着罗拉德派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时代的结束。罗拉德派在完全失去骑士和下院的支持后，在反动的僧俗封建主的严厉镇压下被迫转入地下活动[7]。1457年，林肯主教管区的罗拉德派信徒结成秘密会社，发誓推翻“敌基督徒”[8]。此外，这一时期的罗拉德派信徒也常常秘密聚集在一起阅读《圣经》，从中感受他们是上帝的选民[9]。
（三）罗拉德派运动的复兴时期（16世纪初）。16世纪初的英国已处于宗教改革的前夜，反天主教情绪不断高涨。大约在1500年左右，罗拉德派运动开始复兴。特别是路德新教传入英国后，罗拉德派的活动更加活跃，罗拉德派逐渐与新教合流，“一部分罗拉德派转变为新教徒”[10]，中世纪英国罗拉德派和罗拉德派运动的历史宣告终结。但是，这种终结“不是因为它被消灭，而是因为它溶合到另一教派中去了”[11]。这种溶合促进了亨利八世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经过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英国最终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控制，实现了教会独立和民族独立。
二 罗拉德派运动在英国史上的作用
（一）极大地动摇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为英国民族教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罗拉德派在威克利夫之后继续倡导教会改革，不论是罗拉德派的教义、主张，还是对《圣经》的翻译和研读以及罗拉德派运动，都极大地震撼了天主教会对基督教义的曲解和天主教会的独尊地位。它打破了天主教会对人类得救权的垄断，教会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不复存在。罗拉德派对秘密忏悔、偶像崇拜、朝圣、耳语式告解、为死者祈祷等所谓圣礼制度的猛烈攻击，对化体说的公开否定，以《圣经》权威取代教皇权威，对《圣经》的英文翻译，都是罗马天主教会所不能容许的。然而，威克利夫学说、罗拉德派教义主张以及他们的活动却日益深入人心。从威克利夫时代到到16世纪，“这一漫长的时期，许多人虽没有改变信仰，但却受到了反罗马教会思想的影响，或者虽然没有行动，但已改变了信仰”[12]。到16世纪，昔日罗拉德学校的后继者们积极改宗新教[13]，一部分罗拉德派信徒变成了新教徒。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宗教改革运动，“当亨利八世使英国脱离罗马时，全国未经革命就接受了改变，威克利夫信徒或许会说，他们已多多少少为这件事铺好了道路”[14]。因此，不能仅仅强调威克利夫和威克利夫学说与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联系，而忽视罗拉德派教义主张和罗拉德派运动的“桥梁”作用。历史证明，威克利夫宗教改革和罗拉德派运动共同为英国民族教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二）沉重地打击了英国封建王朝的统治。
从14世纪后期到16世纪初，罗拉德派的活动与起义，不论是公开的或是隐藏的，始终是这一时期英国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1381年起义后，罗拉德派的力量迅速壮大，牛津运动、伦敦运动、1414年起义、1431年起义相继发生，又先后遭到镇压。其间，国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规，特别是1401年的“焚烧异端分子法案”，开始以火刑处罚异端分子。一些人被处以火刑，一些人被迫放弃了信仰。不过，据估计，从1380年至1520年间，宣布放弃罗拉德派主张的人数在千人以下[15]，更多的人很快避居各地，继续传道。1414年的奥尔德卡斯尔起义虽然很快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但对亨利五世的统治却是一个沉重打击。奥尔德卡斯尔起义的爆发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次反罗马天主教会进而反封建的规模较大的起义。据记载，除了奥尔德卡斯尔爵士和诺格·艾克顿爵士率领的队伍外，还有波克、兰开斯特、沃卫克和迪比诸郡派出的分遣队[16]。1431年起义失败后，罗拉德派转入地下，但依然存在到16世纪初，绵延了至少150年。席卷了从亨伯河以南至索默塞特几乎大半个英格兰的罗拉德派运动，从思想上说是神学的、宗教的，但在行动上却是反罗马教会的、世俗的。
（三）直接推动了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
罗拉德派的教义及其主张直接影响了16世纪初英国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成为了英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者和推动者。1529年至1540年，亨利八世及其国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与罗马教皇决裂，下令禁止英国教会向教廷缴纳岁贡，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最高首脑，拥有任命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没收罗马教会在英国的大量地产，确立新教的一套神学教条，自上而下比较成功地完成了英国的宗教改革。这次改革之所以发生并获得成功，教皇迟迟不批准亨利八世的离婚问题仅是次要原因，它的深刻的根源在于从威克利夫以来至少150年间那正在形成的英吉利民族国家对罗马教皇的经济、政治与司法控制的不满情绪。因此，除了英国王权不能容忍教廷继续干涉英国内政，新贵族和资产阶级要求夺取教会财富，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英国人的民族意识日益增长等原因外，长期的反罗马教会的理论和实践已或多或少为亨利八世的改革铺好了道路。
首先，罗拉德派的教义及其主张为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制造了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早为16世纪的学者所肯定。从弗克斯的著作(Acts and Monuments)中，不难看出罗拉德派与16世纪宗教改革的联系。威克利夫、赫里福德、莱宾顿、艾斯顿、斯温德贝、索特雷、巴德贝、奥尔德卡斯尔等等都以其功业载入了英国宗教改革史册[17]，他们是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真正的先驱者。旧日罗拉德派的后继者们积极改宗新教，他们从其先辈那里寻找理论根据以表明他们是新传统的继承者。为此，16世纪初，英文《圣经》被刊行，许多罗拉德派著作相继出版，一些著作还被改写，在新的环境下获得了新的意义。罗拉德派对天主教会牧师职责的谴责和纠正，对于化体说的大胆否定，对于《圣经》至上权威的强调以及反对偶像崇拜、朝圣和教会捐赠等罗拉德派的教义及其主张，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完成了舆论和心理上的准备[18]。英国著名史学家克里斯托菲尔·费尔认为：如果说宗教是一种改变人们在他们本身的外表、社会和世界的话，那么，它早在一个世纪更早时已经开始于罗拉德派，而这种宗教改革在英国的男人和妇女当中还远未达到使新教成为完全统治的地位[19]。
第二，如果说威克利夫学说和罗拉德派教义及其主张为16世纪宗教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那么罗拉德派运动则为这次宗教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其间，虽然罗拉德派屡遭镇压，但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它渗透到了英国社会各阶层中，坚持宣传自己的教义和主张。1523年，伊拉斯莫在致教皇阿德里安六世的信中说：“威克利夫信徒曾一度被国王的强力征服过，但仅仅是征服，而没有根本消灭掉。”[20]15世纪中叶以后，虽然被迫转入地下，但反对罗马教廷的思想却依然深入人心。16世纪初，罗拉德派重新活跃起来，他们对宗教改革的极大热情和积极态度，推动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新教改革扎根最快最牢固的阶级和地方，正是罗拉德派占多数的那些阶级和地区”[21]。
第三，罗拉德派促进了路德教的重要内容被承认。亨利八世本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正统宗教的推崇，博得了教皇的赞赏，并获得了“信仰的维护者”的称号。路德教传入英国之初，亨利八世不仅把路德的著作列为禁书，而且“促使他为教会的七件圣事写了辩护文”[22]。然而，到1533年，这位“信仰维护者”便与教皇决裂，使英国教会脱离了罗马，而且把路德新教中的“唯信称义”等内容纳入国教教义中，这是14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社会一直存在着的反罗马天主教会情绪发展的结果。何况，路德教义中的“唯信称义”等内容是为罗拉德派衷心拥护的，在他们看来，路德教义和他们所信仰的教义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路德教传入，反教情绪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亨利八世也明白，反抗罗马教廷，还不得不利用当时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罗马教会力量——罗拉德派。
（四）罗拉德派是十七世纪清教主义的远祖，“这不但是指它的宗教方面，而且就其为士绅的一个运动说，是小的资本主义的先驱”[23]。
16世纪，随着英国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专制制度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在宗教方面，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仍不满经过改革后的国教会，不久便在国教会里形成反对派。他们要求建立“廉价教会”，清除国教中天主教的残余，并摆脱王权而独立，因而被称为“清教徒”。罗拉德派强调《圣经》的至上权威，斥责天主教教皇、主教和所有教阶制度，否定炼狱的存在，攻击化体说，主张信徒过清贫、节俭的生活，“蔑视铺张和世俗快乐”[24]。他们的这种信仰主张和坚决态度已经远远超出路德所主张的限度；这些教义符合正在发展中的资产阶级所要求的廉价教会和民主教会组织的精神；崇尚节俭、过简朴生活还形成为后来清教主义的重要内容。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罗拉德派拥有一个真正的英国教派的全部特征，以后代表了清教徒教义的一种类型，具有潜在的、顽强的性质。
（五）促进了英国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
不论是罗拉德派对《圣经》的翻译，还是罗拉德派的著述，都促进了英国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由威克利夫倡导、罗拉德派第一次完成的拉丁文《圣经》的英译本的刊行，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圣经》的研读和解释，“反映了英国人生活上的一次深远改变”[25]。在14世纪以前，英国的文化是拉丁文化或法国文化，拉丁文是学术用语，而法文是朝廷及法律用语。随着城市的发展，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到14世纪末，在部分地靠着法兰西语言和拉丁语言而丰富了自己词汇的伦敦方言基础上，共同的英语正在形成，英语变为通行的口头语言和文学语言。事实是“德国和英国的语言文学通过《圣经》翻译被深深地影响了几个世纪”[26]。
不仅如此，罗拉德派还以英文为工具，写出了许多宗教小册子、布道文和讽刺性论文。随着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扩展，英国人民的反天主教情绪不断高涨，大量的罗拉德派著作纷纷出版，不少罗拉德派著作被改写，或增加了新内容以适应新的宗教改革形势。这不仅为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制造了舆论，而且促进了英国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
（六）罗拉德派的贡献还在于“敢于同势力强大的罗马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可贵精神，在英国人民中间保存了下来。他们心中树立起一条准则，这条准则决定了不列颠民族的命运”[27]。
在英国历史上，罗拉德派虽然屡遭教俗统治者的残酷迫害，然而罗拉德派长期的活动与起义却从未停止。即使15世纪中期以后转入地下，罗拉德派却依然存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了捍卫威克利夫学说和罗拉德派的教义主张，不少虔诚的信徒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可歌可泣！一个民族有了这种精神，便会不畏强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 罗拉德派运动在欧洲的影响
中世纪英国罗拉德派的教义、主张和罗拉德派运动的影响也不仅仅是英国范围内的，它还波及到了欧洲其他国家，特别影响了波希米亚乃至德国的宗教改革。
约翰·胡司（约1371—1415年）在波希米亚掀起的宗教改革与英国威克利夫宗教改革及罗拉德派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罗拉德派是威克利夫学说直接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威克利夫学说对胡司宗教改革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罗拉德派的活动来实现的。
由于教俗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一些威克利夫信徒逃到了波希米亚，其中有个叫彼得·潘恩的信徒，从宗教法庭逃出后到了波希米亚，成为胡司派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28]。加上捷克与英王的联姻（1382年），两国的频繁往来，使“威克利夫的著作很早就从牛津传到了布拉格”[29]。当时的波希米亚青年，很多人到牛津大学留学，而当时的牛津大学正是罗拉德派活动的中心和大本营。一些留学生取得或转抄了威克利夫的作品，并带回波希米亚。胡司的门生、布拉格的杰罗姆，1399—1401年留学牛津，带回了威克利夫的《三人谈话录》、《论圣餐》等著作。胡司直接受其影响，他对威克利夫著作中的许多观点深表赞同，并承认自己是威克利夫的学生。1414年在康斯坦茨会议上受审时，胡司公开声称：“我想威克利夫会得救。我认为，要是他被罚入地狱，我的灵魂会追随他而去。”[30]1402年，胡司出任布拉格大学校长，教士会议要求将布拉格大学中甚为流行的威克利夫的文章和言论清除出校，遭到胡司等人的断然拒绝。1408年，胡司被开除教籍。在以后的许多年中，胡司写了他的主要著作，或为拉丁文，或为波希米亚文，“几乎全受有威克利夫的启示影响”[31]。权威学者认为，他的重要著作《论教学》在观点上“与威克利夫的同名著作完全一致，实质上可以说只是后者的翻版”[32]。胡司也反对幻想式崇拜、耳语式的告解和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他以威克利夫和罗拉德派为榜样，积极倡导用方言和民族语言作礼拜和传道，并亲自用波希米亚语翻译了《圣经》。胡司正是“站在他的捷克先辈们所准备的基础上，而且利用了英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利夫的学说”[33]。威克利夫学说对胡司宗教改革产生的这种深远影响，不仅应归功于威克利夫本人的贡献，而且应归功于罗拉德派的活动。正是罗拉德派直接继承并传播了威克利夫学说，使之得以对日后的宗教改革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如果说威克利夫学说和罗拉德派教义对胡司宗教改革的影响是直接的，那么它对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1483—1546年）宗教改革的影响则是间接的。“威克利夫的理论通过胡司的著作和胡司派信徒的手抄本促进了后来的宗教改革”[34]。威克利夫学说及其罗拉德派教义，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建立民族教会和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廉价教会的先驱者。罗拉德英文《圣经》是反对天主教传统《圣经》的渊源。1516年，伊拉斯莫译出的英文《新约圣经》出版，它更是马丁·路德译出的德文《圣经》的滥觞[35]。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集威克利夫和胡司理论之大成，他的著作和演说，许多是以威克利夫和胡司的思想理论为依据的。1523年1月，亨利八世给萨克森选侯的信中说：“路德派新教是不折不扣的威克利夫主义”[36]。在1524年4月的沃姆斯宗教会议上，路德受到谴责，认为他“只是重蹈威克利夫与胡司的覆辙……”[37]。当然，威克利夫与路德虽然主要思想是一致的，但也有很大区别，威克利夫的学说没有超出中世纪范畴，而路德则是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威克利夫作为开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之先河的宗教改革家，其宗教改革思想深深影响了此后长达两个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其间，罗拉德派的活动与起义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16世纪，罗拉德派运动的复兴，“有助于为16世纪接受路德思想开道”[38]。17世纪的英国教士兼学者富勒在写到威克利夫学说的传道者（即罗拉德派）时说：“这些人是反对敌军的尖兵，后来上帝派路德接替了他们。”[39]与此同时，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反过来又促进了英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16世纪初，路德教传入英国，罗拉德派以满腔的热情欢迎新盟友。1523年，伦敦主教童斯达尔写信给伊拉斯莫说，路德教并不是“什么有毒的新奇东西，它只是给大群威克利夫异端派添加新武器而已”[40]。罗拉德派促使亨利八世承认路德教义中的“唯信称义”等重要内容，从而推动了亨利八世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
在中世纪后期的英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了一个多世纪的罗拉德派，以其活动和成就，在英国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是也必须指出，罗拉德派也和中世纪西欧其他异端派别一样，不论它是多么激烈地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反对封建的统治秩序（其中的激进派），但它毕竟还是唯心主义的宗教思想体系。事实上，在基督教处于万流归宗地位的那个时代，人们不可能真正摆脱神和宗教幻想的束缚。因此，不论什么形式的异端，都不会真正给人们指出取得自由、平等、解放的道路，这是由宗教本身的消极性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在充分肯定罗拉德派和罗拉德派运动的积极作用和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
注释：
[1][7][8]G.Leff《中世纪后期异教》，纽约1967年版，第585页、605页、605页。
[2]《大英百科全书》第14卷，伦敦1964年版，第340页。
[3]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页；M.Mckisack《十四世纪1307—1399》，牛津1959年版，第517页。
[4]J.R.格林《英国人民简史》，纽约1988年版，第259页。
[5][34]Anne Hudson《英国威克利夫信徒作品选集》，剑桥1978年版，第24—29页、4页。
[6][21][24][40]阿·莱·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下册，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72页、173页、172页、173页。
[9][16]M.H.Keen《中世纪后期的英国》，伦敦1975年版，第243页、245页。
[10]F.E.霍利迪《简明英国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注。
[11][12]M.屈威廉《威克利夫时代的英国》，伦敦1920年版，第350页。
[13][17][18]Margaret Aston《罗拉福派与宗教改革》，《过去与现在》第49期（1964年）。
[14][30][31]《从威克利夫到路德》，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8卷，1977年台北版，第173页、245页、246页。
[15]Edmund King《中世纪的英国1066—1485》，牛津1988年版，第242页。
[19]C.Hill《从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1530—1780)》，企鹅丛书，英文版1980年，第17页。
[20]G.E.Culington,J.H.Jackson《英国史》，剑桥1954年版，第170页。
[22][29][32][39]G.F.穆尔《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8页、207页、208页、334页。
[23]希尔顿、法根《1381年的英国人民起义》，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94页。
[25][38]莱登·罗柏兹、大卫·罗伯慈《英国史》上册，台北1965年版，第234页。
[26]Kurt Aland《基督教会史》上册，费城1985年版，第388页。
[27]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334页。
[28]弗朗蒂舍克·卡夫卡《捷克斯洛伐克史纲》，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56页。
[33]鲁勃佐夫《胡司战争》，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1页。
[35]R.Lockyer《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不列颠(1471—1714)》，伦敦1979年版，第47页。
[36]N.H.奥西诺夫斯基《托马斯·莫尔传》，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6页。
[37]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台北1977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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