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日本论文,轨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50年间，是日本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也是日本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1945年8月15日，日本当局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日本当代文学是在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关头起步的。与战后社会发展的步伐大体上相适应，战后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由于日本是在周围岛屿已被美军占领的情况下投降的，在日本投降后美军又几乎单独占领了日本本土，所以从1945年8月15日起日本便处于美国占领之下，直到1952年日美单独媾和为止。在美国占领初期，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革除了封建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使日本从军国主义国家变为没有正规军队的国家，从封建法西斯帝国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改革，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这次改革并不彻底。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世界格局和亚洲格局（如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等）的变化，美国在占领后期改变对日政策，决定把它在亚洲的战略基地从中国大陆转到日本列岛，于是为复活日本垄断资本开方便之门，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武装日本，并在这个基础上与日本签订一系列条约，建立了所谓旧金山体制。
在美国占领时期，由于战争的严厉思想统治破产，长期受到沉重压抑的各种思潮兴起，文学方面也呈现出多种流派和倾向并立的景象。
从时间上看，战后最早出来发表作品的是一批战前已经声名显赫的老作家。他们在战争期间大体上保持着沉默，没有积极参与其事，没有狂热鼓吹战争，因而也没有什么良心上的伤痕。如志贺直哉的《灰色的月亮》、正宗白鸟的《战争受害者的悲哀》、永井荷风的《舞女》、谷崎润一郎的《细雪》和川端康成的《重逢》等，都属于战后发表的第一批作品之列。这些作品虽然缺乏新鲜味道，可是表现出一种安定情绪，有的还对战争表示不满。
作为文学团体，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新日本文学会。该会成立于1945年年底，发起人几乎都是战前的左翼作家。它一面继承战前无产阶级文学的传统，一面适应战后的新形势，努力扩大队伍，成为一个民主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口号也由无产阶级文学改为民主主义文学。属于新日本文学会的作家写出了不少观点鲜明、思想坚实的作品，批判了侵略战争的罪恶，描绘了战后革命运动的发展。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和《知风草》、德永直的《妻，安息吧》、中野重治的《五勺酒》、佐多稻子的《我的东京地图》等是其中较为有名的。
适应战后新时代而初登文坛的一批新作家被称为战后派。战后派以《近代文学》杂志的理论为指导，即主张艺术至上，尊重人权，反对政治干预文学。属于战后派的作家和作品为数颇多，有代表性的如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和《脸上的红月亮》、梅崎春生的《樱岛》和《崖》、框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和《永远的序章》、武田泰淳的《审判》和《蝮蛇的后裔》、中村真一郎的《在死的阴影下》、埴谷雄高的《亡魂》、岛尾敏雄的《岛的尽头》、大冈升平的《俘虏记》、福永武彦的《塔》、加藤周一的《在那晴朗的日子》、三岛由纪夫的《戴着假面具的自白》、安部公房的《墙壁——S·卡尔玛氏的犯罪》、堀田善卫的《广场的孤独》等。战后派文学具有不同于战前文学的新因素，即在思想内容上既重视表现社会，又强调表现自我；在艺术表现上力图突破传统的方法，广泛吸收西方各种现代流派的方法。
由于战后初期社会混乱不堪，旧的权威和秩序业已崩溃，新的权威和秩序尚未建立，人们对于现实感到惶惑不安，对于未来感到一片茫然，于是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无赖派便应运而生，并受到许多读者的热烈支持。这派作家对于传统和权威抱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具有明显的颓废倾向，同时努力革新创作方法。坂口安吾的《白痴》、太宰治的《维永的妻子》、《斜阳》和《丧失为人资格》、织田作之助的《星期六夫人》和《世态》、田中英光的《野狐》、石川淳的《黄金传说》和《废墟上的耶稣》、石上玄一郎的《自杀向导》和《黄金分割》等，是无赖派的代表作品。
作为日本特有的小说形式，私小说在日本的根子扎得既深且牢，有人甚至称之为日本小说的故乡。因此当战后派那些新鲜的、费解的作品相继出现并风靡文坛时，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优秀的私小说作品产生出来，赢得了不少读者的心。尾崎一雄的《小虫种种》和《瘦了的公鸡》、外村繁的《梦幻泡影》和《最上川》、川崎长太郎的《抹香町》、上林晓的《在圣约翰医院》和《滞乡记》、檀一雄的《律子之爱》和《律子之死》等可以作为代表。
风俗小说的流行，也是这时文坛上不可忽视的现象之一。提起这类小说，人们便会想起丹羽文雄、舟桥圣一、井上友一郎、石坂洋次郎和北原武夫等人的名字。这些人在战前业已成为作家，战后则随着文学的社会化和世俗化，确立了流行作家的地位。《讨人嫌的年龄》（丹羽文雄）、《雪夫人图》（舟桥圣一）、《绝壁》（井上友一郎）、《绿色的山脉》（石坂洋次郎）和《神圣家族》（北原武夫）等小说，将战后社会呈现出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风俗图景尽力收入，为那些不满足于私小说狭小世界的读者提供了新的精神食粮。
在小说领域里，除上述团体和流派外，井上靖的《猎枪》和《斗牛》、田宫虎彦的《画册》、井伏鳟二的《本日停诊》和《遥拜队长》、阿部知二的《黑影》和《朦胧之夜》等，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收获，不应略而不记。
在这个时期，文学评论也呈现出活跃的态势。这是因为人们面对百废待兴的新局面，试图总结以往文学走过的道路，探讨今后文学应走的方向。围绕政治和文学关系等问题所展开的近代文学方面（主将是平野谦和荒正人）和新日本文学方面（主将是中野重治和宫本显治）的论争，追求理性认识的花田清辉和福田恒存的评论著作，中村光夫、伊藤整和平野谦等人对私小说等传统文学的探讨，桑原武夫、高桥义孝、竹山道雄、中野好夫、中岛健藏和竹内好等人关于日本文学诸问题的广泛研究等，构成这时评论范畴的主要内容。
二
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日本逐步由美国占领状态转为独立自主状态。1952年旧金山体制的建立，使日本在法律上取得了独立自主；但这种独立自主仍然是形式上的和不彻底的。之后，日本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经济上，由于实行自立的政策和朝鲜战争的刺激，到1955年已大体恢复到战前水平，随后便开始经济起飞。在政治上，随着社会党的统一和自民党的建立，革新和保守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形成；而1954年鸠山内阁的上台则表明资产阶级新兴势力已经具有独立掌握政权的能力，不再需要天皇、财阀和地主的联手统治了。在这种背景下，日美于1960年签订了新条约，使美国结束了半占领状态，使日本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自主。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巨大进展，文学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呈现出适应新形势的新趋向。
这时胸怀伟大梦想的战后派逐渐失去了热情，开始从文坛第一线退却，所谓“第三批新人”随之登场。第三批新人文学不象战后派文学那样具有明确的目的意识性和丰富的社会思想性，而是着重描写日常的现实生活，并且部分地继承了私小说写作方法，逐步地与私小说接近起来。属于第三批新人的重要作家作品有安冈章太郎的《阴郁的欢乐》、《坏伙伴》和《海边光景》，吉行淳之介的《骤雨》，小岛信夫的《美国学校》，远藤周作的《白人》、《黄种人》和《海和毒药》等。
在50年代中期登场的一系列新作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石原慎太郎和大江健三郎。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讴歌不良青年的放浪生活，反映了在经济起飞的背景下，一部分青年人丧失远大理想、追求安逸享乐的现状。大江健三郎则通过《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华》、《饲育》和《拔芽打仔》等反复表现青年人对压抑自己和束缚自己的社会现实的不满，显示出不平凡的才华。此外，开高健、小田实、曾野绫子、有吉佐和子和仓桥由美子等一批新秀也从这时起陆续显露头角。
老一代作家的创作这时仍在文坛上占有一定地位，如谷崎润一郎的《钥匙》和《细雪》、永井荷风的《今年秋天》、室生犀星的《杏子》、川端康成的《千鹤》和《山音》等。这些小说在艺术技巧方面更加圆熟，但在思想倾向方面却较为复杂，如谷崎的《钥匙》曾引起一场争论，川端的《千鹤》和《山音》也带有若干颓废色彩。
新日本文学会的作家这时也在继续执笔写作，并且不断有成果问世。德永直的《静静的群山》、中野重治的《五脏六腑》和《梨花》、佐多稻子的《绿色的林荫路》和《齿轮》等，从种种不同角度描绘了社会的画面，展示了个人的成长，揭示了现实的矛盾，不乏启迪意义和教育意义。
原有的战后派作家到了这个时期虽然不再象以往那样热情澎湃和锋芒毕露，但是他们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不少人仍时常有新作付梓，并且在思想上显得更加深沉，在风格上显得更加老成，在技巧上显得更加熟练。野间宏的《真空地带》和《骰子的天空》、大冈升平的《野火》和《花影》、椎名麟三的《在自由的彼方》和《美丽的女人》、武田泰淳的《风媒花》和《森林和湖泊的节日》、堀田善卫的《历史》、中村真一郎的《夜半乐》、梅崎春生的《沙计时器》、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安部公房的《野兽们向往故乡》和《第四间冰期》等，均属具有一定价值的作品。
此外，圆地文子的《女人的坡道》、幸田文的《流逝》、石川淳的《紫苑物语》、丹羽文雄的《蛇与鸽》、石川达三的《人墙》、井上靖的《明天的人》和《天平之甍》等小说，虽然显示出各种不同的倾向，但都应在这个时期的文坛上占有一定地位。
当论述这个时期的创作成果时，我们自然也应提到诗歌领域。作为战后诗歌新动向的代表，“荒原”派对诗歌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该派出版的《荒原》月刊和《荒原诗集》成为培育新诗的园地，而鲇川信夫的《死去的男人》、田村隆一的《四千个日日夜夜》等诗集则堪称其有代表性的成果。他如山本太郎的《步行者祈祷歌》、吉冈实的《僧侣》、大冈信的《记忆与现在》等诗集也是50年代的产物，只不过风格有所不同罢了。
在文学评论界，这个时期不是象上个时期那样形成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激烈论争，而是倾向于更广泛地占有材料，更冷静地思考问题，更细致地进行论述，更有力地说服读者。属于这方面的成果有本多秋五的《白桦派文学》、福田恒存的《人是富有戏剧性的》、奥野健男的《太宰治论》、江藤淳的《夏目漱石论》、山本健吉的《芭蕉》、中村光夫的《二叶亭四迷传》、平野谦的《艺术和现实生活》、小林秀雄的《近代绘画》等著作，尽管其评论未必完全公允，但却含有不少独到见解，不失为一家之言。
三
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从1960年起，出现了所谓“岩户景气”，使实际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10%，构成了日本有史以来的空前繁荣，人们的注意力开始从政治转移到经济上来。经过“1965年萧条”之后，日本继续推行高速增长政策，经济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从1966年起，日本国民经济总产值平均名义增长率超过17%，大大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到1968年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国民的个人收入也逐年大幅度地提高，在群众中掀起了消费革命，人们开始追求娱乐和享受。这对日本的社会、生活、风俗、文化以及文学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人将其归结如下：从表面生活现象来看，一是由于电视等的普及，宣传工具日趋发达；二是由于公共住宅和小汽车的普及，日常生活形式发生变化；三是由于劳动时间的缩短，娱乐休息意识增强。从内在生活根底来看，一是“性”的价值产生变化，即所谓性解放；二是传统的“家庭”意识变质和解体；三是新的人与人间的冷淡关系所造成的孤独和不安意识（参见《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与此同时，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逐渐减少，个人的日常生活上升到首要地位；但当人们面对日常生活时，又感到社会犹如一片沙漠，个人犹如其中的一颗沙粒。
社会政治运动减少下去，个人日常生活上升起来，乃是原属第三批新人的作家继续活跃的社会基础。他们更加突出地表现“日常”这个主题，有时回忆战争以前的光景，描绘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因为他们以为在那种和平条件下和天真气氛中能够最充分地体现日常生活的真面目；有时则描述今天的现象，即目前正在展开的日常生活光景。前者如安冈章太郎的《花祭》，后者如吉行淳之介的《黑暗中的节日》和小岛信夫的《拥抱家族》。
随着日常生活的抬头，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的“性”问题自然也被提到更加显要的地位上来。有的西方作家甚至认为，在这个时代，“性”是留给文学冒险家的唯一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了。这块处女地显然引起了日本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流派倾向的作家的兴趣。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吉行淳之介的《沙上的植物群》、川端康成的《睡美人》、谷崎润一郎的《疯癫老人日记》和河野多惠子的《蟹》等小说，分别从各自的立场审视这个问题，从各自的角度表现这个课题。
从1960年前后起，周刊杂志以及其他大众传播媒介迎来了它们的活跃期。这显然是为了适应新的日常生活意识和日常生活方式的需要。而与大众传播媒介几乎同时蓬勃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学形式则以推理小说最为红火。尽管战后的推理小说早已存在，但在此时获得长足进展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以松本清张为首的一批社会派推理小说作家掀开了日本推理小说史新的一页，提高了日本推理小说的思想艺术水准。松本清张的《点与线》、《零的焦点》和《沙器》，水上勉的《雾与影》和《荒野的墓标》，有马赖义的《松鼠与美国人》，黑岩重吾的《赤裸的悖德者》，梶山孝之的《黑色的试车》等，堪称有代表性的成果。
面对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影响，在1970年左右，日本文坛上又先后形成了两个具有对立倾向的流派，即“作为人派”和“内向一代派”。前者因同人杂志《作为人》而得名，以力图恢复人的本来面目为己任，认为文学应当热情而积极地正视现实的问题，表现现实的问题，主要作品有高桥和巳的《悲哀之器》和《邪宗门》、开高健的《光辉的黑暗》、小田实的《现代史》、柴田翔的《那么我们的日子》、真继伸彦的《鲨鱼》等。后者则以不关心政治，不理解社会，而埋头于自我的小世界之中为特点，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态度是冷淡的和消极的，主要作品有古井由吉的《杳子》、后藤明生的《夹击》、黑井千次的《时间》、阿部昭的《司令的休假》和柏原兵三的《德山道助还乡》等。
在评述这个时期的创作时，还应提到其他一些流派和倾向的作家所取得的成绩。例如：战前业已登上文坛的丹羽文雄的《一路》，50年代在报纸小说和历史小说方面获得好评的井上靖的《淀殿日记》和《风涛》，属于新日本文学会的中野重治的《甲乙丙丁》和佐多稻子的《溪流》，战后派作家野间宏的《青年之环》、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和安部公房的《沙女》，女作家野上弥生子的《秀吉与利休》、平林泰子的《不毛》、濑户内晴美的《田村俊子》、有吉佐和子的《华冈青州之妻》和曾野绫子的《无名碑》，社会批判文学作家石川达三的《金环蚀》和山崎丰子的《白色巨塔》，私小说作家尾崎一雄的《梦幻记》、外村繁的《航标》、藤枝静男的《空气脑袋》和上林晓的《白篷船》，始而从事推理小说创作继而转向乡土文学创作的水上勉的《雁寺》和《五号街夕雾楼》等，均应在这时的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时期的评论继续朝着踏踏实实研究问题的方向发展，同时不断扩充研究的领域，不断增加研究的深度，因而出版了不少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发表了不少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文章。举其要者如下：奥野健男考察现代文学史和作家的《现代文学的基轴》，筱田一士从传统与前卫的衔接点上寻找文学空间的《传统与文学》，山本健吉作为诗歌历史研究成果之一的《柿本人麻吕》，平野谦从事文学批评的集子《文艺时评》和关于战后文学演进的著作《我的战后文学史》，龟井胜一郎一生集大成的著作《日本人精神史研究》，竹内好的重要评论结集《竹内好评论集》，本多秋五以战后派为中心的文学史专著《物语战后文学史》和评论《战后文学史论》，濑沼茂树关于战后文学的评论《战后文学的动向》，等等。
四
从7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稳定增长时期。之所以发生这个转折，首先是因为1973年爆发的中东战争和随之而来的世界石油危机。石油危机迫使日本不得不重新考虑和改变自己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不得不适当放慢自己的经济发展速度，从高速增长变为稳定增长。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调整是必要的和及时的；正因为如此，日本才得以长期保持比西方发达国家为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现在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其总体经济实力超过其他西方国家而仅次于美国，并且在不少方面业已超过美国。
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时期进入稳定增长时期的转折，对于社会生活、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都产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影响。就文学而言，其影响最突出地体现在这个时期刚刚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身上。他们的创作力求更加紧密地贴近稳定增长时期的社会现实，更加直接地反映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有的努力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以便达到回归传统文化的世界，如中上健次的《岬》和《枯木滩》；有的热心宣传西方文化的影响，企图将西方和日本等同视之，如村上龙的《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有的着力表现人们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孤独体验，如增田瑞子的《麦杆笛子》和《单体细胞》；有的重点表现人们在繁华的大都市里的失落感受，如村上春树的《听风歌》、《挪威的森林》和《跳，跳，跳》；有的精心描绘当代青年独特的青春生活和青春体验，如吉本芭娜娜的《厨房》和《满月》；还有的则在语言感觉、作者视角、艺术手法、浪漫情调和国际视野诸方面进行创新，如岛田雅彦的《献给温柔左翼的嬉游曲》；等等。
除上述新作家外，自从战争结束以来陆续登上文坛的一批一批作家在这个时期仍然继续执笔创作，尽管他们大体上还是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和沿着自己的既定道路前进，不过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稳定增长时期社会现实的影响。以下所列是各个方面有代表性的业绩：在新日本文学会方面，有佐多稻子的《树影》和《时光流逝》。在战后派方面，有安部公房的《樱花号方舟》。井上靖的新作，有历史小说《孔子》和随笔小说《我的母亲》。第三批新人的新作，有安冈章太郎的《流离谭》、吉行淳之介的《眼珠》、小岛信夫的《分手的理由》和远藤周作的《死海之滨》。大江健三郎写有乌托邦小说《同时代的游戏》和《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水上勉写有《北国女人物语》和《金阁燃烧》。推理小说的新收获，有松本清张的《封闭的海》、有马赖义的《月光》、黑岩重吾的《混沌的星星》、森村诚一的《证明》三部曲和《恶魔的饱餐》三部曲。私小说的新收获，有尾崎一雄的《彼日此日》、藤枝静男的《某年之冬，某年之夏》、川崎长太郎的《追忆》、上林晓的《青铜像的头》、檀一雄的《火宅之人》。属于“作为人”派的作品，有开高健的《花谢的黑暗》、小田实的《瓜岛》、柴田翔的《始终站着的明天》、真继伸彦的《青空》。属于“内向一代”派的作品，有古井由吉的《梳子之火》、后藤明生的《墙壁之中》、黑井千次的《群栖》、阿部昭的《千年》。山崎丰子新出版的作品有《不毛地带》和《两个祖国》。
在评论方面，这个时期也有所扩展和深入。如系统总结和评析日本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可以举出松原新一等人合著的《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小田切秀雄的《现代文学史》、筱田一士的《日本的现代小说》、久松潜一等人合著的《日本文学史》（增补新版）等；研究日本文学和世界文学关系的著作，可以举出吉田精一的《日本文学的世界性》、桥本万太郎的《日本文学在世界》等；关于日本文学流派的研究著作，可以举出相马庸郎的《日本自然主义论》、吉田精一的《浪漫主义研究》、无赖文学研究会的《无赖派的文学》等；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著作，可以举出小林秀雄的《本居宣长》、五味智英和小岛宪之合编的《万叶集研究》、源氏物语探究会编的《源氏物语探究》、荒正人编的《漱石研究年表》、三好行雄的《芥川龙之介论》、进藤纯孝的《川端康成传》等。
五
综观半个世界以来日本文学的发展轨迹，笔者以为它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文学流派和倾向众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可谓多姿多采，千变万化。
翻开当代文学史，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不断涌现出来的新流派和新倾向，其间常常形成此起彼伏、相互更替的局面，后者或者一面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一面又是对前者的部分批判和否定，或者干脆与前者针锋相对，是对前者的彻底否定。例如：一般认为，战后派是真正能够代表战后文学新意的流派，它在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上努力扩大视野，将个人命运和社会命运密切联系起来；在艺术表现上则尽力突破专写个人身边琐事的私小说手法。但继第一批战后派和第二批战后派之后登上文坛的第三批新人作家却不大喜欢战后派的作风，以为他们的小说不容易理解，与自己的世界有距离和隔阂，于是便以纤细的感觉和市民的意识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再强调什么社会性和政治性，逐渐地接近了私小说。这是一重否定。又如：1970年前后同时有两个流派出现在文坛上，即作为人派和内向一代派。作为人派的成员大多出生于30年代，少年时期体验过战争和战败的痛苦，青年时期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并与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政治运动有直接关系。因之，他们对第三批新人的创作倾向表示不满，反对所谓日常小说，明确提出社会小说的主张。可是，内向一代派又成了它的对立面。内向一代派作家对于社会现实不大关心，专门寻求自身内部和日常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后来则渐渐把小说的场面局限于家庭内部了。这是再一重否定。
二、从创作方法来说，当代文学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较大，采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较多。
与战前文学相比，战后的文学受到了西方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流派更普遍、更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流派、不同倾向和不同作家身上表现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有些作家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即几乎全部采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方法进行创作。以安部公房为例。他曾将自己在思想上和方法上的变化分为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共产主义三个阶段，但事实上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恐怕始终没有从他身上消失，尤其是在创作方法方面，其影响是相当持久的、深刻的，甚至于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所以难怪有人指出，他是个极力要把日本当代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切断联系而和西方当代文学联系起来的作家。那么这条道路行得通吗？事实说明是行得通的，他所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便是行得通的证明，他所获得的国内声誉和国际声誉也是行得通的证明。至于行得通的原因，其一是因为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社会性质相同，所以作家可以“西化”；其二是因为所谓“西化”并不是绝对的，充其量也仅仅限于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和反映的问题仍然是日本的，否则他的作品便丧失了赖以存身的土壤。第二种类型是有些作家采取了“东西结合”的方针，即力图把继承日本文学传统和学习西方现代流派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以川端康成为例。他的创作方法经历了新感觉派、模仿意识流小说和走自己道路等三个时期，并在第三个时期确立了一面继承日本民族文学传统（特别是古典文学），一面汲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方法（特别是新感觉派和意识流小说）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我受过西方现代文学的洗礼，也曾试图加以模仿；但我在根底上是东方人，从15年前起就不曾迷失过自己的方向。”事实证明，他的创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获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可见这条道路也是行得通的。第三种类型是有些作家仍然坚持按照传统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方法进行创作，同时也在艺术手法上受到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流派的若干影响。他们的创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们的道路也是行得通的。总之，西方各种现代流派对日本战后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并且有日益扩展的趋势。
三、当代文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与战前文学相比，战后的文学发展更快，成就更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数量日益增多，即作家队伍迅速扩大，作品产量迅速增加，较之战前有成倍的增长。第二是质量日益提高，即文学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在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上，在艺术表现的多样化和成熟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超过了战前的水准。第三是影响日益扩大，即战后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大大地超过了战前。这表现在日本当代作家获得各种国际性的奖金，担任各种国际性的职务，成为国际上的知名人士，作品在世界各国翻译出版的越来越多。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先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便是日本文学国际影响扩大的标志之一。那么，当代文学得到以上成绩的原因何在呢？我觉得恐怕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以战前文学为基础。自明治维新起，日本文坛便向西方开放，大力介绍西方文学理论，大量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使得战前文学面貌焕然一新。这就为战后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战前文学尚处于学习模仿阶段，表现为紧步西方后尘，西方出现一个文艺思潮和文艺运动，日本也跟着出现一个文艺思潮和文艺运动；那么战后文学则进入了独立自主阶段，表现为虽然也接受西方影响，可是不再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二是政治的自由为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战前文学是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严酷统治下艰难地前进的，许多带有进步倾向的作家作品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尤其是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处境更加艰险，前进更加困难。战后文学则处在比较自由的政治条件下，一般来说各种流派和倾向的文学都可以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因而前进的步伐大大加快了。三是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的经济在战后发展迅速，如今业已成为经济大国，这就为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出版机构、书店等的迅猛增加，既对文学创作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又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与此同时，经济的繁荣又推动了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普及，而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普及也要求文学的相应发展，所谓人人都是读者，家家都有书库的局面已经形成。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四、当代文学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包含着许多危机。
当代文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这固然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当代文学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包含着许多危机，这同样是不容忽视的。究竟什么是当代文坛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呢？我以为粗制滥造作品的存在，色情文学的泛滥，颓废文学的影响，文学不能适应社会新发展的需要，文学的商品化趋势日益严重等等便是。由于各种宣传报道机构和大众传播媒体的大量增加和迅速发展，粗制滥造的作品也有了更多的活动场所和更大的存在可能。由于腐朽道德观念的广泛影响，适应人们低级需要的色情文学大量泛滥起来。由于社会思想意识产生危机和西方文学没落流派传入，形形色色的颓废文学应运而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高速发展，作家往往感到不能适应，似乎旧的目标已经丧失，新的目标又尚未确立，于是失去了创作热情，写不出适合社会发展新阶段所需要的作品。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高度发达阶段，要求几乎所有的东西商品化，同时也要求文学作品商品化，这又给文学的发展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必然会对文学的前景产生许许多多的影响。以上这些都是日本文坛所存在的亟待解决而又一时难以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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